| 为了纪念迈克尔 杰克逊:欣赏他的《童年》,感受他有过的心愿... |  | | | | | | | Written by Michael Jackson，Composed by Michael Jackson，Produced by Michael Jackson |
[随笔诗]-彩云舒：听着你的歌声
一道飞逝的闪亮
骤然划过
繁乱的星空
煞白的亮痕
已是无影无踪 我能听到
你的玩笑声
我能看到
你梦幻的世界
同你去一起寻觅？ 我听到。。。
你歌声中的倾诉
童年梦幻的憧憬
和高飞的渴望 我耳边萦绕着
你的歌声。。。
我在想是否
你找到了你来的那个世界？
那里你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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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I'm searching for the world that I come from
'Cause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In the lost and found of my heart...
No one understands me
They view it as such strange eccentricities...
'Cause I keep kidding around
Like a child, but pardon me...
People say I'm not okay
'Cause I love such elementary things...
It's been my f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Childhood
I've never known...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I'm searching for that wonder in my youth
Like pirates in adventurous dreams,
Of conquest and kings on the throne...
Before you judge me, try hard to love me,
Look within your heart then ask,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People say I'm strange that way
'Cause I love such elementary things,
It's been my f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Childhood (Childhood)
I've never known...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I'm searching for that wonder in my youth
Like fantastical stories to share
But the dreams I would dare, watch me fly...
Before you judge me, try hard to love me.
The painful youth I've had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 (作词/作曲/制作: 迈克尔 杰克逊）
童年
你可曾见过我的童年？
我在寻找我来的那个世界
于是在我内心的迷离和期待中
我一直在寻觅
没人能理解我
人们视我为怪癖...
因为我总是开玩笑
像个孩子，请原谅我... 人们说我不很正常
因为我喜爱如此幼稚的东西...
它已注定了我的命运
可补偿我的童年
我不曾有过的童年... 你可曾见过我的童年？
我在寻找我童年的幻梦
就象海盗在做
统治者和国王的冒险梦 在你议论我之前，试着去爱我
请你扪心自问
你可曾见过我的童年？
人们说我不很正常
因为我喜爱如此幼稚的东西...
它已注定了我的命运
可补偿我的童年
我不曾有过的童年... 你可曾见过我的童年？
我在寻找我童年的幻梦
分享神奇的故事
我梦寐以求，看到了自己在飞翔...
在你议论我之前，试着去爱我
我曾有过痛苦的童年
你可曾见过我的童年？
如翻译有误，敬请指正。
| 彩云舒/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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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劼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
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中国人权双周刊》 | | 你行. 从秦始皇一直骂下来.接下来就是名人李劼了. 顺便把这个李大炮也骂一顿,明儿一早,你心情就好了. -- 捂被子笑 怎样治疗民族愚昧？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重贴按：
这篇文字原来的题目是<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最先在此坛分段贴出，为我赢得了无数仇人。后来我修改了一下，改成现在这个题，收集在那时拟议准备出版的书中。因为打算卖钱，就没有把改定稿再贴出来。后来和前斑竹07致气，我把原来那文字也删成了空帖。昨见回首先生谈论敝民族是否“最善于诡秘奸诈”，遂想起了此文，现在刨出来重贴，算是参与讨论那个问题吧。其实我早说过好几次了，敝民族的特点可用一副对联来描述：“满肚子坏水，一脑门糊涂”。我还郑重建议敬爱的党中央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大标语换成这副对联，至今中央太忙，还没来得及照办。大概今年会有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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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治疗民族愚昧？
芦笛
一、题解
这篇文章的徵求意见稿在网上推出时，网友一致大哗，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这种提法表示不满。从他们的意见里，我发现在许多人心目中，“愚昧”似乎等于“弱智”，因此，说中华民族愚昧，似乎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民族。
这里我想澄清一下，我认为，我理解的愚昧，就是不善于理性思维，遇事冲动，专干蠢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坚定地认为，以主体而论，中华民族确实是个愚昧的民族。她的愚昧就算不是世界第一，恐怕也是名列前茅。但民族的愚昧不是先天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几千年来统治者孜孜不倦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而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原因。如果我真的认为本民族是治不好的天生弱智，也就不会再劳神写这种文字了。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居然还会引起读者误解，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
还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究竟何所指。许多读者多次质问我：你动不动就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中华民族怎么怎么，完全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难道你自己不是中国人？某些水平较高的读者也说：你这种豪断，毫无社会统计资料支持，完全就站不住脚，是毫无意义的叫骂。
这些人不明白：我说中国人、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时，指的是一种主流趋势，也就是社会成员主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特徵，并不是一网打尽、不留孑遗的全称判断。这种主体判断虽然不可能以统计学资料作为证据，但都是建立在铁的事实上的。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分散零星的个例，而是在时间坐标上一以贯之，在空间坐标上囊括大批中国人甚至全民的主流社会活动。对这些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暴露和理性批判，也决不是什么无聊叫骂或是毛共式“大破大立”的“大批判”，而是为国人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日后重犯类似错误的建设性批评。这里面的道理老祖宗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看见邪路何在，以后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了。讳疾杀医，只能说明咱们这个民族确实是蠢到了姥姥家。
二、难堪的事实
在我看来，咱们的愚昧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愚昧，一种是因缺乏应变能力、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在面临危机时蠢劲大发作，以内分泌腺体和唾液腺代替大脑，去悍然自杀的愚昧。前者主要涉及到社会精英，后者则席卷全民。两者的表现和后果都不一样，但发生机制是一个，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伸而已。
精英愚昧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思想残障大国。中国是世上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历来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以文明积累时段和人口比例而言，中国应该出产最多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和大艺术家，可惜，如所周知，中国自秦朝以后再没出过大思想家，而且根本就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如今这世上的主义和学说有万万千，可惜没有一种是咱们中国人想出来的。两千多年下来，咱们这块风水宝地上出过的大哲学家就只有老子和庄子这么两个人。
更令人气短的是，尽管在今天看来，老庄思想之幼稚、原始、混乱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然而却至今是咱们的无上国宝，不但为现代知识分子顶礼膜拜，而且是居然是政治家如毛泽东辈改造社会的灵感来源。可惜，论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老庄不但根本不能和大致同时的乔达摩（释迦牟尼）同年而语，而且似乎也远不及略后于他们的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西方今天还有谁在引用古希腊哲人的语录，以为那些粗浅说道是什么万世不磨的真理，就一定会变成愚人节笑话。不幸的是，干这种事在咱们这儿反倒成了一种显示高深学问的方式，是一种“玩深刻”、充哲人的捷径！这种独有的“哲学的贫困”现象，似乎本身就说明咱们应该是国际上的“智力扶贫”对象。
精英愚昧只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停滞不前。更可怕的还是是全民愚昧。后者多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大发作而引来民族灾难，造成社会大踏步后退，甚至文明的毁灭。
在面临外敌威胁时，人民的本能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谋国的负责人当成汉奸予以打倒。中国是世上唯一一个在大敌当前杀掉甚至吃掉国之干城的国家。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都是外国历史上找不到的悲剧英雄。这种惊人的愚蠢以义和团的骚乱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蒋抗日”造成的祸害最为深广。后者我已在《悲剧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剧》中讲过，这里且看看义和团那种全民愚昧造成的灾难。
和官方洗脑宣传相反，拳乱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挺身而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本质上，它是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典型、最充份不过地反映了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挑战时，颟顸死硬的中华民族采取的无比愚蠢的应对态度。当时海禁已开，列强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势力范围、通商港口甚至租界，但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在中国驻军，也没谁有什么具体的侵略或征服中国的计划。总而言之，中国并无亡国之祸。冲突之起，只不过是闹“教案”：当时能进入中国内地的鬼子只有传教士，这些人到处传教，发展了许多村民入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愚民的愤怒。因为都姓“二”，二毛子中当然也有二流子混在里面，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本来不是什么压迫与反抗的问题，完全可以达成理性妥协。但愚民们在守旧士绅们的鼓动下却因到处流布的谣言（诸如教堂收养弃婴是用小孩心肝合药，教士偷割中国人的眼睛去作药等等）起来组织义和拳排外造反。
乱事始于山东，因得到守旧仇外的地方官支持而蔓延开来。后来袁世凯调任总督，便大杀拳匪。拳匪于是逃到直隶，在那儿因受到官方庇护而如野火燎原。当时慈禧想废了光绪，已经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强喜欢光绪的开明，便表示不同意。慈禧非常愤怒，在她看来，废立是爱新觉罗家事，岂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只得隐忍不发。不料大阿哥之父急于让他儿子登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自己退休。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名义收编，赐名“义和团”，在名义上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正规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这义和团和曾文正公率领的民团不同，它真正是人民武装。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韬六略，良帅勇将，而是特异功能和天兵天将，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扶清灭洋”的响亮口号，而是杀人放火发国难财，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诸如烧教堂、砍电报线杆、扒铁路、将落在他们手上的个别一、二毛子围殴致死，等等。当这些匪徒奉旨进京去“灭洋”时，灾难便降临到北京城中。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立刻便被抢掠一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一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爷才逃过大难。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为这，更因为慈禧对各国宣战并派出拳匪和聂、董的正规军围攻各国使馆，才引得八国联合出兵，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人员。
当灾难降临之日，便是人民革命显出它难以思议的愚蠢之时。彼时重机枪已经发明，但拳匪们成竹在胸，因为那不过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来的孙大圣、猪八戒、红孩儿、关公、张飞、赵子龙等正神毫不费事地破去。刀枪不入的拳匪的尸体狼籍遍地，然而别说东交民巷使馆区，就连西什库教堂那弹丸之地都没给打下来。等到鬼子救兵来了，拳爷们便勒令全城军民早上不许洗脸，晚上不许点灯，道是“三天不点灯，鬼子就吹灯；三天不洗脸，鬼子就玩完。”这种愚昧，老芦无知，还真是从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来。
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灾难。待到联军打进来，闯下泼天大祸的匪徒们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聂士成将军率部与敌人血战，直至壮烈殉国。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一两银子，列强从此在首都驻军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毁，以便日后鬼子可以随时挥师扑入北京城来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气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们还在国际社会上输了理：谁让你纵容暴民，杀害非武装的传教士和受国际公法保护的外交人员？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拳乱最严重的恶果是，它使得中国财政破产，激化了内外危机，为晚清改革的流产埋下了孽因，使辛亥丑剧一发而不可收，将中国沉入血海长达半个世纪。
可笑亦复可悲的是，这愚蠢空前却非绝后。60年代后期，神州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义和团”和“红灯照”。现代匪徒们冲进英国代办处，揪斗外国使节，纵火烧毁英国代办处。姚登山等人在夺了外交部的权后，给英国下最后通牒，勒令对方在几天内撤出香港。在香港，匪徒们摇着小红书，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流血冲突。90年代末期，暴民们又一次袭击美国大使馆，放火焚烧成都领事馆。直到最近，还有著名网络作家出来歌颂拳乱的“正义性”，说明咱们的愚昧真是世代相传，坚不可摧！
在处理内部危机时又何尝不是这样？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堪压迫，起来造反作乱，将家园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坏中。造反头子们只想“彼可取而代之”，却从来没有能力在改良制度上打点主意，突出这种“乱──治”循环，以至一个世上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历两千年而毫无尺寸长进，反而在缓慢退化，让后起的欧洲人赶了上去。
愚昧的造反干了两千年，最后便迎来了中共统治，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可悲的是，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深重灾难，并不主要是因为领袖们的恶毒或丧心病狂，却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愚昧绝伦的暴发痞子，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干出了史无前例的最高最活的蠢事：全民总动员消灭麻雀；全国到处建起炉温连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来“炼钢”，为此把锅碗瓢盆、甚至农具砸了，塞到炉子里去炼出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用“老虎灶”喷出来的水蒸气制造万能的“超声波”；在报上证明人其实不需要睡觉，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弄出来的“车子化”和“滚珠轴承化”（用手推车代替扁担，连山区都不例外）；在大车上装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来；每亩地施万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谷子上；放火烧去森林来制“炼钢”用的“焦炭”；把农家版筑墙或土坯墙推倒作“肥料”；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修筑水库；在建设重大工程时发明出举世无双的“边设计边施工”；建起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钢厂来才发现根本没有电力来源；修起三门峡水库才发现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国所有的街道、企业和商标名字都实行“革命化”；废除医院分科和医护分工，不许医护人员戴口罩，否则就是看不起工农兵；用《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人和脑部受了器质性损伤的麦贤得同志；用针灸“治疗”天聋地哑，让“治好”的聋哑人喊“毛主席万岁”还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近视眼；普及大寨县，毁去果林，在山区到处修梯田；让军垦战士口诵毛主席语录，跳进为台风席卷的海浪中，用肉体凡胎去保护大堤……
许多人习惯于把所有的丑事都赖到我党头上去，以此来为民族开脱。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领袖。共产主义确实是进口来的灾难，但有趣的是，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就跟鸦片似的，一进来就和中国人民一拍即合，丝丝入扣，到现在都没法摆脱它的蛊毒。相比之下，要把西方文明的精髓诸如人道主义引入中国，就比登天还难。正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符合咱们的愚昧传统，它才在短期内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中国，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而且，同样是搞共产主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苏共和中共的治国之道，立刻就能洞见两者之间质的差别。苏共搞的是秉承了欧洲理性文明传统的“智慧型共产主义”，它的失败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是违反人性的；咱们干的则是秉承从陈胜吴广开始的愚昧野蛮传统的下三滥的文盲痞子型共产主义，它的一度昌行，全靠人民那惊人的愚蠢。这种“共拆滥污主义”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无比深厚的民意基础，以至于当政府权威不存在之时，它仍然能自动运转，以同样所向披靡的声势磅礴于全九州。
文革高潮中党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第一次不受政府管束。彼时有个疯子出来推广“鸡血疗法”，据说可以治疗数百种为中西医束手无策的病。这疗法非常简单，就是抽刚叫的小公鸡的血打到人体中去。该“疗法”一推出就风靡全国，连小芦的同学都有几个去以身试法，弄出了无数的过敏患者。此后又出来什么“饮水疗法”，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这疗法更简单：每天清晨直着脖子愣灌下两升白开水下去就成了。据说这样就能有病治病（同样是治几百种病），无病防病。该疗法同样也是风行全国，小芦也同样有朋友身体力行。这之后又是“甩手疗法”，每天早上起来来回猛甩手臂，这次小芦的大半同事都陷了进去。此后类似的把戏层出不穷，每次都在全国形成狂热风尚：数其大者，计有“磁疗手表”（在手腕上带块磁铁，据说能治百病）；红茶菌；鹤翔庄催动的群魔乱舞（据说那叫“发功”）；张香玉大师的“宇宙语”、“宇宙歌”；登在大报上，为全国人民虔诚学习、奔走相告的“全真教最后的传人”的呼风唤雨、穿墙入室；登在《东西南北》上，满城争说、津津乐道的“狐狸精奇案”；“水变油”；《易经》热；风水热……等等，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蠢不胜举！
毫不夸张地说，在神州大地上，你随便抛个什么“乐山大佛藏宝案”那种最低等的骗局出去，都会招来无数善男信女趋之若骛。咱们这个民族，确实是“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偏偏就是憎恨理性的声音。
必须指出，上文最后列举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疯事蠢事，根本就与政治无关，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式的“唯美主义”式的纯净的愚蠢，既未经政府提倡发动组织，亦未由暴民组织强制推行，完全是全民自觉自愿的高尚献身行为。西方当然也有这种蠢事，据说里根总统夫人南希就虔诚相信占星术。但这儿的区别是，中世纪以后，这些把戏在西方从来就没有形成咱们那种席卷全国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上面这些铁的事实，恐怕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也不能否认。只要良心未泯的人恐怕都得承认这么三点：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么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光是这种心态本身，似乎就足以说明敝民族究竟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了。
三、蠢才是怎样炼成的？
我已经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谈过，论智力，中华民族并不弱于任何别的民族，但为什么我们还会干出这一系列的惊人蠢事来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咱们的传统社会对个体进行了一种化智为愚的系统工程。
造成民族愚昧的社会历史传统原因有多重，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我在《中国需要的是常识》、《培养奴才和蠢才的中国教育》、《中国人会思维吗》等多篇文章初步探讨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外科手术是“精神自阉术”，由此造成了两千年“知识”分子们的“智力自闭症”，进而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绝对封闭系统。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已经把“精神自阉术”的宗旨说得清清楚楚：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
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
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
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虽以熹之不敏，
……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阕略，以俟后之
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
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这位老先生在这儿说了些什么呢？第一段话是诋毁孔孟之道以外的一切学科：文学艺术没用，佛教和道家这些异端是空的。至于其他教人打天下或作官的谋略权术、星象占卜算学，以及一切技术学科，则统统都是“惑世诬民”、祸国殃民、使仁义不得伸张的祸水。就是这些祸害使得读书人听不到“主旋律”的精华，小民们无幸活在盛世，没法变成沐浴圣上深恩厚泽的向阳葵花，于是就造成了孟子死后（所谓“自是以来”）的连续乱世，让世道人心达到了堕落的极点。
第二段是先拍当代皇帝的马屁，然后说明他把《礼记》中《大学》那一章抽出作为单独一书的用意，是为了帮助政府和家长们“化民成俗”，对子民进行洗脑，帮助士人阉割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尽管他所作的工作不过是编辑和注释，但就连这点毫无原创性的智力活动都把他吓得灵魂出窍，“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犯了对圣经的大不敬罪。
由此可见，变成国教后的儒教的核心思想（说明：这里不是指原始儒家学说特别是孟子的学说），就是认定公元前557 年出生的原始人孔丘是“万世师表”，穷尽了世间一切真理。除了孔孟之道，所有一切学科都是祸国殃民的灾难根源。读书人绝对没有权利运用自己的大脑，甚至不能随便开放自己的感官，运用自己的肌肉，必须“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他们活在世上唯一可以作的事，就是把“小红书”记得滚瓜烂熟，用它来改造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化民成俗”，“修己治人”，造出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同世界来。
凡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主义和这种背时宗教的传承关系。我这里不是全面否定儒家，只想指出两个事实：
首先，儒教内在的思想专制倾向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光大，构成了后世通过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实行精神“一元化”的传统基础。
其次，儒教内在的那种蔑视与排斥与圣贤之道无关的一切学科的反智主义，被后世暴发痞子发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概谁都能看出我党“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之类蔑视一切智力活动的胡话，和朱老夫子“无用”、“无实”、“惑世诬民、充塞仁义”、“晦盲否塞，反覆沉痼”的指控是何等的一脉相承，而“外行能够领导领导内行，并将永远领导内行”、“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等胡话，其实也不过是儒家信奉的以圣贤之道“修身”后便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己治人”的畸形发挥而已。
因此，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采纳为国策后，儒教这种精神自阉术便一直延续了两千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官定意识形态（先是圣贤之道，后来是“三民主义”，再后是毛主义，现在是“民族主义”）不但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而且竟然成为中国人一切智力活动的唯一灵感来源。所有潜在的对它的质疑都被知识分子们自觉地扼杀于萌芽状态中。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会合力扑杀。知识分子们不但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自己大脑的使用权，改用两三个死人的大脑，而且还剥夺别人的“用脑权”，从而有效地将一切中国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冻结了两千年。
从维护农耕社会的安定团结角度来说，这精神自阉术造成的智力自闭症的确是一种伟大发明。就是它缔造了传统中国人的最适生活方式，真的造出了一个无比纯净、万世不易的“大同世界”。两千年下来，咱们连一个货真价实的异议人士都没有出过。勉强算得上“名教叛徒”的，只有其实并未跳出如来掌心的“问孔刺孟”的王充，放浪形骸的阮籍稽康，以及心仪秦皇的李贽。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式智力封闭系统的特点，那就是：当它不与其他系统发生相互作用时，它能把全社会变成一个高度自稳系统，以牺牲社会进步和思想更新为代价，实现长期的高度的安定团结。但这种社会是一个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无机系统，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靠惰性旋转的巨大飞轮。当它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时，就必然缺乏凡是生物都能表现出来的应变调适能力，使得社会精英因毫无思想准备的强力震荡而陷入智力麻痹，听任甚至带领愚民们起来，用内分泌腺体代替大脑胡作非为。
而这就正是在近现代中华大地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剧。没法用圣贤之道去“化民成俗”的鬼子打了进来，举国急需调适应变图存。原始的老祖宗为后人精心设计安装下的高效自稳装置，此时却成了高效瘫痪剂，从根本上麻痹了咱们的学习和改良能力，于是国人便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年天国中，跌进了“天剧变，道无能变”的痛苦尘世。圣人的教导早已经成了国人“思维”活动的唯一灵感来源。如今咱们想靠两千年前的死人那早已风化的脑袋，来为活人指点高招，把具有优越文明的洋鬼子杀个落花流水，岂非痴人说梦？这种不可能的任务，使大多数知识分子陷入了“智力重症肌无力”。就是这种麻痹，使得从拳匪开始直到中共的痞子造反变成了民族应变的主要对策。本来，从陈胜吴广开始，用杀人的体力劳动代替改良社会制度的脑力劳动，以杀官造反来痛快淋漓地解决社会危机，从来也就是咱们的伟大传统之一。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麻痹了。虎门要塞一声炮响，英国鬼子给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思路。两千年来第一次，我们有了突破精神自闭系统的可能。先进的中国人从此开放了自己的大脑，引进了种种异端邪说，试图改造自己的国家，迎头赶上先进的世界文明。不幸的是，这些假洋鬼子们只是少数人，敌不过占民族主流的阿Q 们。虽然假洋鬼子们一度在晚清改革、国府十年建国时期占了上风，迎来了近现代史上的两度辉煌，但这两次出现的难得曙色却又两度被占人口大多数的愚顽痞子们无情地扑灭，使中国文明不但没因为西方文明的刺激而获得重生与复兴，反倒被自己人痛加摧残，濒于毁灭。
因为这以砍脑袋代替用脑袋的英明战略取得了权力斗争的伟大胜利，坐上龙庭的超级痞子便得意忘形，将背时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发挥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出有哪个天子运神劳思，去教导生活在气候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的九百多万平方公里上的农民，怎么根据同一严格规范种地，更找不到谁因为交了白卷便作了弄潮英雄（只有野史所载金废帝根据官员的阳物大小决定其职位高低的轶事差相仿佛）。当这种白痴天子的胡言乱语成了新时代的圣贤之道，学生们手上的茧子成了毕业文凭后，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便别无出路，只能统统“欲作卫东，挥剑自宫，作哑装聋，变成冬烘”。“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待到老人家鹤驾西归，神州大地上岂但没了资本主义的苗，连一切常识的苗都给铲得干乾净净，只剩下连天荒草，遍地愚氓。
“喜看杂草千重浪，遍地愚民下夕烟”。自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的封闭系统后，因外来文明冲击造成的精英麻痹，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铺天盖地的痞子蠢动，终于完成了全民族智力的彻底堕落。
四、江山代有蠢才出
伟大领袖断了气，中国这才有了点活气。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坨。在他的领导下，假洋鬼子们又再度战胜阿Q 们，开始了国家第三次改革开放。不幸的是，先帝爷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弄得国家五痨七伤。如今的假洋鬼子们历史包袱实在太重，改革起点比起过去来实在太低。于是他们便只能在保证已是百病丛生的国家不至堕入大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为了给一个濒于散板的大国打上“桶箍”。他们便饮鸩止渴，干起自相矛盾的事来──一面靠煽动仇外思潮来提供民族内聚力，一面靠对外开放以推动社会进步。
这种倒行逆施制造出一种奇特现象：当年的“北拳南革”再度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不过角色却反串了。当年的拳匪是无知的华北农民，革命党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如今“扶清灭洋”的拳匪却是首先被洗脑的知识分子，而潜在的革命党人却是备受改革冲击、渴望“均贫富”的工农大众。面临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进入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工农大众越来越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盼望着新的人民救星领导他们起来造反作乱，再来一次“均贫富”，而国外某些丧心病狂之辈也在策划暴力革命。面对国外祥和友好的大环境，爱国志士们却在幻觉中看见“新八国联军”正向中华大地浩浩荡荡地开来。
这其间，竟没有一个革命同志问过自己：难道暴力革命就是解决社会危机的良方？难道均贫富就只能靠毛泽东？哪怕只有亿分之一的可能，暴力革命触发了核内战怎么办？我们敢冒这亿分之一的风险么？也竟然就没有一个爱国志士问过自己：那外敌的威胁究竟是想像的还是现实存在的？“新八国联军”在哪里？仇外固然痛快，但它究竟是坑害国家还是帮助国家？如果中国再次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咱们还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年勾践面临吴国的真正威胁，为了国家振兴都还能低首事仇，咱们今天却因为幻觉造成的怒气，就要去自绝经脉，堵死那股唯一的救命活水！
不难看出，这种愚蠢的政策孕育着来日的大灾难。改革派是在干对着自己的脚背放枪的蠢事。仇外与开放不可得而兼之。人民仇外、政府开放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人民与政府的对立。再将这种愚蠢政策推行下去，政府迟早要陷入知识分子新拳匪和工农大众新革党从左右两面的夹击，催生新一轮人民革命。这种革命绝不会是争民主自由的社会革命，只会是“均贫富”的传统把戏。就算它不引起核大战，也只能再为中国迎来又一个毛泽东。如此一目了然的事，举国就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光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时至今日，咱们依然还是那个愚昧到几乎无药可医的民族。
上面说的绝非危言耸听。自台湾第一次大选，美国派航空母舰震慑中共可能的轻举妄动，北约在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发生，台湾第二次大选触发的台海危机，一直到911 事件发生，在这一切历史事件中，中国人民显示出来的越来越疯狂的战争歇斯底里，已经充份说明他们已经照单全收了政府给他们灌下去的迷魂汤，假戏真做到了马上就要走火入魔的地步，政府正在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同时失去知识分子新拳匪和工农大众新革党的同情。再不紧急刹车，“人民政府”迟早要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极而言之，如果中美关系不幸恶化到当年美苏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进行核大战摊牌的地步，如果哪个国家领导人胆敢像赫鲁晓夫那样，在毁灭前的最后一刻退了下来，他就一定会被挟民意自重的军界强人推翻，而中国也就从此堕入军人统治的九幽十八狱。
五、疗愚方
新时代的全民愚蠢，其表现和过去的没有多少差别，制造机制也完全相同：靠的都是封闭国民的大脑。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是一种高度自稳、长治久安的系统，靠的是用圣贤之道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洗脑，“化民成俗”，把圣贤的教导变成人民不假思索的本能行为。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其他文明世界的客观条件，为这个奴才教养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重重高墙。因为这种“心治”的成功，后世的君主如毛泽东自然要用独特的方式加以效法。这就是中国被他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密封罐头的基本原因。
后毛时代的君主们虽然跟着那个超级痞子打天下，但毕竟吃过两天洋面包，稍微有点世界知识（请参阅《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有关万吨轮的议论），知道“世界革命中心”是什么样的井蛙，为了实现现代化那个民族世纪梦，乃毅然决定打开国门。但对统治者来说，这么做其实就是慢性自杀，因为“心治”的前提是全民信仰官定意识形态，而后者的前提是必须把国家放在一个密闭的罐头内。
果然，当罐头打开后，全国人民有幸第一次看见国外那个妖魔世界，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便如西汉古尸般见风而化，引起了深重的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导致六四悲剧的出台。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当局便代之以同样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民族主义”。为了保证它不被再度颠覆，统治者们便使用了半封闭的折衷办法，效法当年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物质和科学技术上将中国变为一个开放系统。为了长治久安，这有限度的开放是绝对必需的，非此不足以满足人民那日益增加的消费需要，因为今非昔比，国人已经看见了西方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但为了维持新时代的“心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封闭人民的大脑。所以，虽然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要搞民族主义，不要搞马列主义”，但它仍然是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容挑战、不许质疑的官定“圣经”。国内传媒中从来见不到、听不到反对者完整地陈述自己的理由，与提倡者进行剧烈活跃的思想交锋。
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尴尬，必然要酿出上面所说的那种大难来。这里的内在矛盾，随便哪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一目了然：国家需要良好的对外关系以保证经济繁荣，向人民买静求安，而人民却被官方意识形态造成了疯狂仇外、甚至盼望政府用核弹收拾美国强盗的群氓。纵是绳伎红娘子转世，谅她也没这本事来走这钢丝！
冲出这自己造就的围城的办法，我想，还是只能放弃设置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作法。的确，如今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还在搞“政教合一”，由政府充当道德权威，设置全民必须信仰的意识形态。政府应该谨慎地、逐步地对外开放国民的大脑，同时加强国家的法治建设，用法律代替教义作为人民的行为规范。而要做到这一点，咱们知识分子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那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愚昧，率先冲出围城，停止智力自闭，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一个开放系统，放弃自己的预设立场，压下内心的本能的反感和恶心，仔细地听听持异议者们的理由何在，想一想人家说的有没丁点道理。不要在听到相反意见时就不假思索地作出本能的排斥反应，将对方恨之如仇雠，主动效法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些烧死布鲁诺的卫道士们，在精神上奋勇“烧死”反对仇外思潮的汉奸。
知耻近乎勇，知愚近乎智。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向外面生机勃勃、海阔天空的大千世界开放自己的大脑，用上帝赐给人类的最高杰作去大胆拥抱一切智力上的挑战与刺激，这才是智力提高的前提，这也是当年大多数老祖宗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我们再不能像他们那样混帐，把国家再一次毁在自己的无边愚昧里。开放，只有开放，才是治疗愚昧的良药。
２００２年２月４日
/罕见奇谈 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
芦笛
老芦上网，第一不是来辱骂本民族，第二不是来鼓吹民主自由。主要动机很简单，第一是反对仇外思潮，第二是来作“盛世危言”，告诉大家别看眼下物质繁荣，其实大乱就在眼前，新一轮人民革命正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孕育，而仇外思潮和因之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只能加深民族矛盾，再度化中华大地为屠场。
要说清这些问题，首先就得打破弥漫于全民之中的虚骄自得心态，指出中华民族的愚昧之处，这就是老芦最引人痛恨的地方。老芦不是圣人，给人莫名其妙地骂多了，自然要露出牙齿来。《马屁之邦》就是这么给刺激出来的。快两年了，老芦天天在网上跟人寻相骂，打相打（沪语），大违初衷，内心早已说不出的厌倦，屡萌戒网之念。
忽一日看见林奸思云《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出笼，在国内读者中引起了山呼海啸一般的共鸣。这种祸国殃民的煽情玩意居然引起如此强烈的正面呼应，给我内心带来的强烈震撼真是难以尽述。深沉反思之余，我发现自己写文章只求痛快淋漓，“高屋建瓴”，结果只能引起政见相同者的共鸣，却唤起意见不同的人的强烈反感，我从此决定痛改前非，把过去的尖嘴利牙收起来，放弃泼辣犀利的文风，和国内网友心平气和地切磋。天幸《汉奸论坛》出台，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性讨论的场所，使老芦的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又幸何如也！但愿国内当局不要封网。此坛被封之日，也就是老芦告老还乡之时了。
前两天忙着“出差”，没怎么细看坛子里的帖子。今天有空，才拜读了一下光头先生对我的批评和伴随的虫啮狗咬（老虫和藏獒）。光头先生的批评三言两语即可打发，虫狗也不值得太花功夫（嘿嘿），我这个帖子，主要还是想说明目前咱们那“民族主义”，干的实在是世上最愚昧的勾当。
先答光头先生。先生问我是否中华民族一员，是否愚昧绝伦，是否拍马屁。在我看来，先生使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愚昧绝伦，而我是中华民族一员，因此，“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一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惜先生这里没弄明白，用中华民族这个集合名词作的判断并不都是涵盖一切的全称判断。如果我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话当然不适合于所有的中国人，起码不适合于大牢里关着的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贩毒犯。因为这些人不伟大就推翻“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命题，就跟先生用芦笛不愚昧来证明中华民族不愚昧是一样荒谬。
先生问我是否拍过马屁。我当然拍过，不然怎么能活到现在？不光是我，毛泽东时代的全体中国人，谁没喊过“万岁”，祝过“无疆”，唱过那些无耻的马屁歌，写过那些无耻的马屁文？这是每个人的生存前提。这种无耻的全民拍马活动，大多数人是自觉进行的，少数人是在恐吓之下违心进行的。但不管动机如何，那毕竟是拍马，因为那些无耻话语、诗文、歌曲都是谎言，唯一的作用就是取悦于伟大领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因为老芦当年拍过马，就推论出老芦现在也是个马屁精，这种错误老祖宗韩非子早就指出过了，叫做“刻舟求剑”。正因为老芦为全民主动或被迫干过那种无耻的事而脸红，不希望这种丑事再在中国发生，才写了那篇让先生愤怒的文章。先生的心情我当然理解，不过如果没人出来说难听话，那种无耻活动便永远不能断根，而先生对我的声讨，在效果上似乎也就成了鼓吹“拍马光荣，反对拍马可耻”。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奸就是比贼有水平。光头先生好对付，小狗才真难缠。他才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抛出老芦的旧作来痛打老芦，咬得我是没处走（调寄《菊豆》）。跟诸位说实话，老芦对这张牙舞爪的小狗还真是有三分头痛。不过幸亏咱们还知道两招打狗棒，这里不妨使出来。
我说“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这话确实隐含着“中华民族是世上最愚昧的民族”的意思。或许这最高级的形容词用得不恰当，但我仔细想了一下，中华民族的愚昧就算不是世界第一，恐怕也是名列前茅，至少，我从来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蠢事来，而这些蠢事绝不是小狗说的刻意钩沉的个例。
在我看来，造成中华民族的愚昧的根本原因，是敝民族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由此导致咱们没有学习能力，没有原创思维发明能力，没有应变调适能力，甚至没有正视现实的能力，等等。因为这些根本的缺陷，咱们在面临危机时便只知痛快一时的感情宣泄，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惨痛后果。于是我们便陷于周期性疯狂，干出世上民族之林中少见的蠢事来。依我看，蠢事有两类，一种是面临外来威胁时无所作为，引颈任人屠宰，如非洲和美洲那些野蛮部落然。一种是专干拆自己的台的蠢事，而这就是咱们的拿手好戏。在我看来，前者是零，后者是负数，比零还更糟糕。
咱们的这一愚昧传统，使得咱们无论在处理外部或内部危机时。干出来的多是蠢事。在面临外敌威胁时，人民本能的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谋国的负责人当成汉奸予以打倒。记得我在《马屁之邦》中说过，中国是世上唯一一个在大敌当前杀掉甚至吃掉国之干城的国家。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都是外国历史上找不到的悲剧英雄。这种惊人的愚蠢以义和团的骚乱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蒋抗日”造成的祸害最为深广。前者导致了中国财政破产并丧失许多主权（列强在中国驻军便从彼时开始），为晚清改革的流产埋下了孽因；后者迫使中国在准备不足时与日本仓促摊牌，导致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惨痛牺牲，更使中共由此坐大，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处理内部危机时又何尝不是这样？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堪压迫，起来造反作乱，将家园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坏中。造反头子们只想“彼可取而代之”，却从来没有能力想到在改良制度上打点主意，突出这种“乱──治”循环，以至一个世上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历两千年而毫无尺寸长进，反而在缓慢退化，让后起的欧洲人赶了上去。如今这世上的主义与学说有万万千千，却没有一种是咱们中国人想出来的。
令人无奈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丝毫没有突出这个愚昧的传统，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南革北拳”时代。面临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进入绝对贫困化的工农大众越来越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盼望着新的人民救星领导他们起来造反作乱，再来一次“均贫富”，而国外某些丧心病狂之辈如王炳章也在策划暴力革命。面对国外祥和友好的大环境，爱国志士们却在幻觉中看见的“新八国联军”正向中华大地浩浩荡荡地开来。
这其间，竟没有一个革命同志问过自己：暴力革命难道就是解决社会危机的良方？难道均贫富就只能靠毛泽东？哪怕只有亿分之一的可能，暴力革命触发了核内战怎么办？我们敢冒这亿分之一的风险么？也竟然就没有一个爱国志士问过自己：那外敌的威胁究竟是想像的还是现实存在的？“新八国联军”在哪里？仇外固然痛快，但它究竟是坑害国家还是帮助国家？如果中国再次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咱们还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年勾践面临吴国的真正威胁，为了国家振兴都还能低首事仇，咱们今天却因为幻觉造成的怒气，就要去自绝经脉，堵死那股唯一的救命活水！
这难道不是愚昧绝伦的民族？敢问有哪个民族还比它愚昧？
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二）
芦笛
小狗举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全民疯狂，来证明咱们多次的全民疯狂不是绝无仅有。他忘记了人家的疯狂和咱们的疯狂的本质差别。德国和意大利的全民疯狂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科学”勾当，它的锋刃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的，是为本民族谋求“生存空间”而不是直接切腹自杀。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是30年代第一个从大萧条中挣扎出来的国家，在短期内即消灭了失业，经济从崩溃状态迅速复苏并进入高涨。在外交上，德国单方面撕毁了协约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平统一了奥地利和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区。如果英法不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向德宣战，世界历史很可能就会重写。
总之，第三帝国的疯狂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科学”的疯狂，它的失败在于宏观战略设想的根本错误：这个世上并不是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疯狂向外扩张必然要受到受害者的合力制裁。但在微观战术上，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乃至日本人都从来没干出对着自己脚背放枪的蠢事。连“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方式都显示了德国人一贯高效率的缜密作风──人家用的是毒气室，不是用咱们在暴力土改和文革中惯用的拳脚与棍棒。
相比之下立刻就看出了中国特色的辉煌。这特色并不是我党从苏联带来而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就是拳乱那并世无双的天下第一蠢，中华民族善于自杀的英勇表现。
国内长大的人因为官方洗脑，可能不太明白拳乱是怎么回事。当时列强根本就无权在中国驻军，中国并无亡国之祸。冲突之起，只不过是闹“教案”：当时能进入中国内地的鬼子只有传教士，这些人到处宣传马列，发展一批阶级觉悟高的同志入了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革命群众的愤怒。因为都姓“二”，二毛子中当然也有二流子混在里面，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本来不是什么压迫问题，完全可以达成理性妥协。但愚民们在守旧士绅们的鼓动下却因到处流布的谣言（诸如教堂收养弃婴是用小孩心肝合药，教士偷割中国人的眼睛去作药等等）起来组织义和拳排外造反。
乱事始于山东，因得到巡抚毓贤（就是《老残游记》上那个玉贤）的支持而蔓延开来。后来袁世凯调任总督，便大杀拳匪，杀得人头滚滚。“有压迫就有屈服”，拳匪于是逃到直隶，在那儿因受到官方庇护而如野火燎原（后来整个华北糜烂，山东独因袁大头滥杀拳匪而得保全，证明了根据“革命有害，造反无理”的原理，镇压乱民有时也是正确的）。当时慈禧想废了光绪，已经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强喜欢光绪的开明，便干涉内政，表示不同意。慈禧很愤怒，在她看来，废立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事，岂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只得隐忍下这口气。不料大阿哥他爹某亲王（端亲王？记不得了）急于让他儿子登九五大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自己退休。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大阿哥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名义收编，赐名“义和团”，在名义上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国防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这义和团和曾文正公率领的民团不同，它真正是人民的武装。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韬六略，良帅勇将，而是特异功能和天兵天将，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扶清灭洋”的响亮口号，而是“现实主义”的杀人放火发国难财，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诸如烧教堂、砍电报线杆、扒铁路、将落在他们手上的个别一、二毛子围殴致死，等等。当老佛爷传旨让这些匪徒进京去“灭洋”时，灾难便降临到北京城中。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立刻便被抢掠一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一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爷才逃过大难。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为这，更因为慈禧对各国宣战并派出拳匪和聂、董的正规军围攻各国使馆，才引得八国联合出兵，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人员。
当灾难降临之日，便是“人民革命”显出它难以思议的愚蠢之时。彼时马克辛重机枪已经发明，但拳匪们成竹在胸，因为那不过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来的孙大圣、猪八戒、红孩儿、关公、张飞、赵子龙等正神毫不费事地破去。刀枪不入的拳匪的尸体狼籍遍地，然而别说东交民巷使馆区，就连西什库教堂那弹丸之地都没给打下来。等到鬼子的救兵来了，拳爷们便勒令全城军民早上不许洗脸，晚上不许点灯，道是“三天不点灯，鬼子就吹灯；三天不洗脸，鬼子就玩完。”这种愚昧，老芦无知，还真是从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来。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有林奸思云那种好同志出来歌颂它的“正义性”。当然，吞下符章后以为自己神仙附体、刀枪不入，迎着枪林弹雨冲上去，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或许值得后人激赏，不过我看见的只是这种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灾难：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一两银子，列强从此在首都驻军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毁，以便日后鬼子可以随时挥师扑入北京城来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气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们还在国际社会上输了理：谁让你纵容暴民，杀害非武装的传教士和受国际公法保护的外交人员？
和法西斯的疯狂不同，咱们的疯狂从来是对着自己人的。哪怕打着仇外的幌子的拳乱，真正受害的首先是那些被拳匪抢劫、强奸、杀害的富户士绅，后来是被迫还债的全国人民。出尘公子说得很对，中国这地方不出产法西斯主义，自相残杀才是咱们的对口专业，哪怕它是用“灭洋”的名义来进行的。当元昊先生展开他伟大帝国的宏伟蓝图时，我看到的只是那将被杀害的一亿中国人。这从来既是咱们的宏伟志向也是咱们的行为后果。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你找不到一句杀害同胞的话，而他确实把大半个世界打成了半残废。咱们干的事却从来是相反的：杀掉一两亿中国人历来是咱们的“内功”，鬼子的毫毛咱们却从来就没本事碰掉一根。
其实，拳乱大概算不得天下第一蠢，因为大跃进和文革决不令它专美于前。小狗生得太晚，没有老芦的幸运恭逢其盛：全国到处建起炉温连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来“炼钢”；用“老虎灶”喷出来的水蒸气制造万能的“超声波”；在报上证明人其实不需要睡觉，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弄出来的“车子化”和“滚珠轴承化”（用手推车代替扁担，连山区都不例外）；在大车上装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来；每亩地施万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谷子上；放火烧去森林来制“炼钢”用的“焦炭”；把农家版筑墙或土坯墙推倒作“肥料”；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修筑水库；建起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钢厂来才发现根本没有电力来源；修起三门峡水库才发现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国所有的街道、企业和商标名字都实行“革命化”；废除医院分科和医护分工，不许医护人员戴口罩，认为那是看不起工农兵；用《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人和脑部受了不可逆损伤的麦贤德同志；用针灸“治疗”天聋地哑，让“治好”的聋哑人喊“毛主席万岁”还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近视眼；普及大寨县，在山区到处修梯田；让军垦战士口诵毛主席语录，跳进为台风席卷的海浪中，用肉体凡胎去保护大堤……
如果说上面这些聪明事是政府强迫命令瞎指挥下干出来的，那么政府丝毫没过问，群众蜂拥而上自动自觉干的蠢事又如何说？文革高潮中党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第一次不受政府管束。彼时有个疯子出来推广“鸡血疗法”，据说可以治疗数百种为中西医束手无策的病。这疗法非常简单，就是抽刚叫的小公鸡的血打到人体中去。当时该“疗法”风行全国，连小芦的同学都有几个去以身试法，弄出了无数的过敏患者。此后又出来什么“饮水疗法”，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这疗法更简单，每天清晨直着脖子愣灌下两升白开水下去就成了，据说这样就能有病治病（同样是治几百种病），无病防病。该疗法同样也是风靡一时，小芦也同样有朋友身体力行。这之后又是“甩手疗法”，每天早上起来来回猛甩手臂。这次连未来的芦娘子都卷进去了。此后类似的把戏层出不穷，每次都在全国形成狂热风尚：数其大者，计有“磁疗手表”（在手腕上带块磁铁，据说能治百病）；红茶菌（此妖法老芦不甚知详）；鹤翔庄催动的群魔乱舞（据说那叫“发功”）；张香玉大师的“宇宙语”、“宇宙歌”；登在《南方周末》上，为全国人民虔诚学习、奔走相告的“全真教最后的传人”的呼风唤雨、穿墙入室；“水变油”；《易经》热；风水热（连老邑都是信徒）……等等，琳琅满目，蠢不胜举！
不夸张地说，在神州大地上，你随便抛个什么“乐山大佛藏宝案”那种最低等的骗局出去，都会招来无数的善男信女趋之若骛。咱们这个民族，确实是“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偏偏就是不想听理性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咱们从来没有问“为什么”的习惯！
【未完待续】
附注：本文关于拳乱的史料乃凭记忆随手写出，若有错误，敬请仁人君子指出，谢谢!
标题: 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三） (611 reads) 时间: 2001-12-10 周一, 上午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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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三）
芦笛
老芦在上面列举咱们干出来的一系列惊人蠢事，目的不是要证明本民族是个智商低下的劣等民族。智商只是一种先天素质，它能否充分发挥出来，还得靠社会环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金属的膨胀系数比木材的高，但如果降低气温，则金属不但不能膨胀，反倒要缩得比木材还厉害。
而这似乎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发生的事。造成民族愚昧的社会历史传统原因有多重，我在过去的许多文章中已经探讨过。最重要的是，两千多年来，与中世纪后的西方不同，中国统治者一直用官方意识形态对人民进行不倦的洗脑，把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绝对封闭系统。
到过西方的人立刻就能看出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征来。不管是什么事，大到兴师打阿富汗，小到国会通过某个社会福利法案，西方的大电视台都要组织持两种相反观点的人或多种观点的人辩论，让观众们仔细聆听对立面双方的理由，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种作法，在中国，除了春秋战国那段黄金时代，可以说是未之前闻。在两千年这么长的一个时段中，圣贤之道不但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而且竟然成为中国人一切智力活动的唯一灵感来源。所有潜在的对孔孟之道的质疑都被知识分子们自觉地扼杀于萌芽状态中。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会合力扑杀。汉朝的王充只不过在《论衡》中对孔孟的说法作了些轻微质疑，千多年后还要遭到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暴烈的“精神鞭尸”。就是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管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智力自闭症。他们不但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自己大脑的使用权，改用两三个死人的大脑，而且还剥夺别人的“用脑权”，从而有效地将一切中国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冻结了两千年。本来，中国是世上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历来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仅以人口比例而言，中国就该出产最多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和大艺术家，可惜，如所周知，中国自秦朝以后再没出过大思想家，而且根本就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
不幸的是，这一传统被我党发挥到了极致。在毛泽东时代，洗脑既是强迫的，又是自觉的。在那种社会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包括所谓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是头脑简单的“驯服工具”（这是敬爱的刘主席的英明号召）。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原来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当局便代之以“民族主义”。虽然货色变了，但它仍然是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容挑战、不许质疑的官定“圣经”。国内传媒中从来见不到、听不到反对者完整地陈述自己的理由，与提倡者进行剧烈活跃的思想交锋。人总是受社会环境感染和影响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偏听则暗”，不但把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照单全收，而且以后在听到相反意见时还会不假思索地作出本能的排斥反应，不但不去客观考虑对方的论点论据是否成立，反而还会将对方恨之如仇雠。在21世纪的中国，居然还会出现全民效法西方中世纪烧死布鲁诺，在精神上主动“烧死”反对仇外思潮的汉奸们，实在是本民族的悲哀。
历史也曾赋予我们冲出思想围城的机遇。虎门要塞一声炮响，英国鬼子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两千年来第一次，我们有了突破精神自闭系统的可能。先进的中国人从此开放了自己的大脑，引进了种种异端邪说，试图改造自己的国家，迎头赶上先进的世界文明。
不幸的是，这些假洋鬼子们只是少数人，敌不过占民族主流的阿Q 们。虽然他们一度在晚清改革、国府十年建国时期占了上风，迎来了近现代史上的两度辉煌，但这两次出现的难得曙色却又两度被占人口大多数的愚顽痞子们无情地扑灭，使中国从黑暗走向黑暗。在深渊里苦苦挣扎了一世纪，假洋鬼子们又再度战胜阿Q 们，开始了国家第三次改革开放。
遗憾的是，如今的假洋鬼子们历史包袱实在太重，改革起点比起过去来实在太低。于是他们便只能在保证已是百病丛生的国家不至堕入大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为了给一个濒于散板的大国打上“桶箍”。他们便饮鸩止渴，干起自相矛盾的事来──一面靠煽动仇外思潮来提供民族内聚力，一面靠对外开放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倒行逆施制造出一种奇特现象：当年的“北拳南革”再度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不过角色却反串了。当年的拳匪是无知的华北农民，革命党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如今“扶清灭洋”的拳匪却是首先被洗脑的知识分子，而潜在的革命党人却是备受改革冲击、渴望“均贫富”的工农大众。
不难看出，这种愚蠢的政策是改革派自己拆自己的台。仇外与开放不可得而兼之。人民仇外、政府开放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人民与政府的对立。再将这种愚蠢政策推行下去，政府迟早要陷入知识分子新拳匪和工农大众新革党从左右两面的夹击，催生新一轮人民革命。这种革命绝不会是争民主自由的社会革命，只会是“均贫富”的传统把戏。就算它不引起核大战，也只能再为中国迎来又一个毛泽东。如此一目了然的事，举国就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光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时至今日，咱们依然还是那个愚昧到几乎无药可医的民族。
知耻近乎勇，知愚近乎智。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是智力提高的前提。我想，“疗愚方”的第一味药，是知识分子们停止智力自闭，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一个开放系统，放弃自己的预设立场，压下内心的本能的反感和恶心，仔细地听听那些汉奸们的理由何在，想一想人家说的有没丁点道理。开放，只有开放，才是治疗愚昧的良药。 [全文完] 作者：芦笛 /罕见奇谈 老芦，说说为什么你认为一目了然的事别人却看不出来？ -- 邑水寒 - (688 Byte) 2001-12-10 周一, 上午8:47 (580 reads)
- 导向"仇外"实质是为保专制体制.如国人真不仇外了专制一天可撑焉?-- 临时插一句 - (0 Byte) 2001-12-10 周一, 下午11:16 (352 reads)
噢！看来我不用写《中华民族不是愚昧的民族（二）》了，老芦这里说的我那好像大都提到过了 -- 出尘公子 - (0 Byte) 2001-12-10 周一, 上午8:16 (313 reads)
怎样的思想才能不被批判？ -- 农民 - (830 Byte) 2001-12-10 周一, 上午7:26 (433 reads)
作者：若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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