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人民公敌》(Public Enemies)将于2009年7月1日起在全美影院上映。
这部反映1930年代真实故事和历史传说的警匪片是根据作家布赖恩.伯勒(Bryan Burrough)的小说《人民公敌：美国最大的犯罪浪潮以及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1933至1934年》(Public Enemies: America's Greatest Crime Wave and the Birth of the FBI, 1933-34)改编而成，由著名导演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执导。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黑帮犯罪的热潮非常猖獗。在中西部地区的伊利诺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印第安纳州一带就有好几伙黑社会帮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娃娃脸尼尔森”(“Baby Face Nelson”), 以及“美男孩弗洛伊德”(“Pretty Boy Floyd”) 。他们抢银行、劫监狱、攻击警所、在公开场所用大火力的机枪、冲锋枪与只有手枪的警察开战。而在这种不对称的战斗中，黑帮又常常用无辜百姓当人质，使得警察更无办法。
这一黑帮猖獗时期在美国被称做《人民公敌时期》(Era of Public Enemies)。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各州都有各自的法律，各地的警察无法越界执法，而这些黑帮又大都跨州犯罪，因此，建立、加强一个可以跨越各州的执法机构就突显重要，这就是FBI --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黑帮头目迪林杰本人青少年时曾因偷窃$50而被重判10年徒刑(实际坐牢8年多)。这种重罚不但无法使他变好，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制度的仇恨。他出狱后就开始了抢银行的行动，共抢了20多家银行，并两次被捕后又从狱中逃脱。没有人能阻止迪林杰，没有监狱可容纳他。
联邦调查局特工 梅尔文.帕维斯 (Melvin Purvis) 被FBI局长 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任命为芝加哥地区的负责人。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无论死活，用一切手段--包括非法逮捕--来消灭这一地区的黑势力！以此使他的调查局成为国家警察--美国联邦调查局。
影片情节紧凑，黑白两道的人马都精明强干：斗智、斗勇、斗谋。FBI也开始使用一切现代化的侦察手段--甚至严刑逼供--来得到情报。联邦调查局特工们也配备了强大的武器装备，同黑帮势力展开了硬对硬的强势进攻，到处捕杀黑帮头目。最后，迪林杰、“美男孩”等全在不同地点被FBI打死，黑势力终被扫除。FBI也从此威名远扬。
影片中的FBI特工 帕维斯由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扮演，约翰.德普(Johnny Depp)扮演黑帮迪林杰，奥斯卡奖得主马里昂.歌迪拉德(Marion Cotillard) 扮演迪林杰的女友比莉.弗莱谢特(Billie Frechette)。
由于当年正是因为美国大批银行的不负责任让美国人民大批失业，也使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所以许多老百姓对那些专抢银行的黑帮势力不但不反对，反而大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甚至把这些黑势力当成为老百姓出气的“民间英雄”看待。媒体也都热衷于对他们的报道。
历史就是这么滑稽：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同样源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美国银行。
文史博覽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號是一幢五層樓舊房。底層是一家老字號的珍珠泉浴室。樓上在解放前曾有個“富川商號”，為四川商人在滬上開設，主要業務是采購上海商品運往四川銷售。每天都有經紀人來此洽談生意，儼然是一個小小的市場。現在很少有人知道，50多年前，中共設在上海的地下經濟機構———華益公司，最先就是在這幢樓里開張的。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產黨員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奉黨的命令“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縣人。他中學尚未念完，就因“共黨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學。先後在合川、萬縣、瀘縣等地小學任教。1936年起進入私營民生實業公司工作；同年在重慶參加救國會，並組織進步團體“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積極宣傳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筆名。1939年，這位“共產黨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黨員。
1941年3月，肖林見到了周恩來。
當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日常開支，一靠國民黨政府撥發的軍餉，二靠宋慶齡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撥款事實上已不能保證。隨著物價上漲，開支不斷增加，為了適應持久戰的需要，開展地下經濟工作已是勢在必行。歷經半個世紀的風雨，周恩來當年的話語至今仍是那樣清晰︰“黨的活動，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經費開支。經費來源不能光靠撥款和支援，還得自己去開闢新路。當然，我們這里不能以延安的辦法開荒種地、紡紗織布，而是要根據國統區的條件，開展我們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有公開的一面，同一般工商業者一樣，合理合法，正當經營；又有秘密的一面，資金來源和資金用途，是不公開的。做生意就是要嫌錢，不要怕別人說你惟利是圖。你賺的錢不是為個人私利，而是為了黨的事業。黨在哪些地方要用錢，事先很難預料。所以只能定個原則；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給；要多少，就給多少，絕不能誤事。”最後，周恩來一錘定音︰此項秘密工作，黨內由錢之光負責指揮，由肖林專職經營。
1941年4月，一家名為“恆源字號”的商行在江津縣開張，肖林出任經理，重慶設立分號，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號另設辦事處。其主要業務是經營土紗、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恆源字號發展為大生公司，經營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藥等種類。
曾經活躍于重慶報刊上的肖林，一變而成為生意人，周圍的朋友很不理解，時有冷言冷語︰“什麼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機買賣！”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無法解釋，也無需解釋，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是紅岩村直接領導的共產黨員。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個身穿灰色中山裝、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進了重慶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準備一下，要離開重慶了。”來人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主任錢之光。
“干什麼？”當時已擔任大生公司經理的肖林忙問。
“國民黨政府準備遷回南京，我黨代表團也要到南京去，我們搞經濟的同志也該轉移陣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況，然後我們在南京踫頭。”
錢之光告訴肖林，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商議決定，把公司辦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負責。形勢雖有變化，但地下經濟工作的原則不變︰“一是要賺錢，二是隨要隨付。”
肖林到上海，通過四川同鄉的介紹，在珍珠泉浴室樓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為新的貿易公司的營業處。公司取名為“華益”，寓意“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華益公司辦妥手續，取得合法經營權，于1946年8月正式開業。總公司設在上海，肖林任經理，重慶設分公司，王敏卿任經理。而後又在青島、徐州、蚌埠等地設立了分支機構。同年10月，王敏卿也來到上海，協助肖林工作。
暗運黃金貨幣
華益公司一開張，便從上海采購了大批日用工業品，由民生公司的輪船運往重慶，批發給當地的百貨商店。誰先到貨，誰就賺錢。肖林利用他在運輸界的關系，捷足先登，獲利頗多。
當時，山東解放區也在上海設有隱蔽的經濟機構，將山東運來的花生油、粉絲、水果等委托十六鋪地貨行出售，然後買回解放區需要的布匹、藥品等物資。而隨船運到上海的黃金、美鈔和一部分法幣，卻悄悄轉送華益公司，由肖林負責處理。
原來，在山東解放區特定的經濟制度下，繳獲到手的黃金、美鈔並無多大用處，法幣更被人視若廢紙。正在膠東組織經濟工作的薛暮橋同志則認為，此地或為棄物，彼地即成寶物。“運到上海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啊！”其時，中共代表團正在上海積極開展工作，亟需大筆活動經費。經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與山東解放區工商局秘密約定，一項暗運貨幣的計劃便付諸實施了。
為了遮人耳目，黃金被裝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後才悄悄取出。美鈔交予華益公司暫存備用，法幣由肖林轉交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黃金的處理稍微有些麻煩，因從山東運來的黃金，大都是一兩一個的小元寶，有的還蓋有“煙台”字樣，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專做黃金生意的經紀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寶改鑄上海通行的10兩金條。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從上海撤退時，尚有三千多兩黃金來不及轉移。當時國民黨軍警已進駐周公館，為了不讓敵特發現這批黃金，身兼財務委員會書記的董必武當即決定，辦事處成員每人套上馬夾和腰袋，內裝金條若干，隨身帶走。已過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則，腰間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條。
巧尋“保護傘”
華益公司與山東的業務往來，出人意料地順利。其間，有一個國民黨將領無意中作了華益公司的 “保護傘”。1946年，一家取名為“中興”的公司在山東青島開張營業。這家公司的後台老板，是駐守青島的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他選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經理。說來也巧，這個來自重慶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說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開公司，王肇昌專程趕赴上海，提出與華益公司聯手合作，販運山東的棉紗到上海拋售。肖林夫婦欣然同意，他們正需要利用這家有著軍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華益”在青島設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經理，“中興”也在上海設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經理。
中興公司當然是個“官倒”公司。原來李彌在青島負責接收日偽財產時，撈了一把，用這筆資金開了中興公司。他是當地駐軍，什麼辦法沒有？他們可以用很低的官價從中紡公司購進棉紗，然後委托“華益”在上海按市價出售，這一進一出的差價至少有 30%-40%。得到的利潤，雙方按投資比例分成，當時棉紗價格不斷上漲，錢真是賺了不少。
中興公司運往上海的棉紗是通過水路運輸的。有一次，貨物還未上船，就被青島國民黨政府扣留了，理由是發現有“投機倒把”嫌疑。王肇昌趕緊去找李彌，結果由當地駐軍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從此以後，凡“中興”運往上海的貨物再也沒有遇到麻煩。
金庫的錢用在何處
肖林夫婦自“下海”始，就切斷了同地方黨組織的聯系。周公館撤離後，他們只跟劉曉一人保持單線聯絡。這樣，即使地方黨組織遭到破壞，肖林夫婦的真實身份也不會暴露。這是黨組織的特殊安排。因為肖林夫婦掌握著地下金庫的鑰匙，他們的安全就是金庫的安全。值得慶幸的是，華益公司在上海的3年中，國民黨特務始終沒有發覺近在眼皮底下、並且十分興旺的中共經貿活動。
華益公司賺來的錢，都用在哪些方面呢？眾烈士的家屬，需要撫恤；生活困難的黨員家庭，需要補助；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一些處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黨組織給予照顧。1948年下半年起，隨著解放戰爭的迅猛進展，中共中央已在籌備建國事宜。不斷有民主人士從上海啟程，轉道香港，秘密前往大連，最後抵達解放了的北平。這一筆又一筆的路費，都要由黨的地下金庫來支付。
提取錢款的指令，有許多是從香港直接發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劉恕才能看懂的密碼。一接到這類特殊電報，就要按照指定地點，將錢款或支票如數送去，不能有誤。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飾華麗的婦女，身後跟著一個17歲的小伙子。他們就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輕會計王鳳祥。
地下金庫存了多少錢
1949年，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迎來了新中國的黎明。隨著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繼解放，黨的經濟來源有了更多的保障，華益公司的使命事實上已經結束，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開支的經費外，所有的流動資金全部都調往香港。
正當肖林、王敏卿準備前往香港時，人民解放軍已越過長江天塹，佔領了南京。肖林當即取消原定計劃，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解放。肖林進入軍管會輕工業處穿上了軍裝，奉命接管國民黨辦的中紡公司，開始了保衛、建設新生政權的艱巨斗爭。肖林等肩負特殊使命的“老板”，共為黨籌措了多少經費，並沒有明確統計。只知道，當“華益”等地下經濟機構宣告結束時，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資金約合黃金12萬兩，其他固定資產折價1000萬美元。
肖林夫婦經手過那麼多黃金、美元，難道就沒有為個人留下一點什麼嗎？從“三反”運動起，這個問題便引起了某些人的興趣。“文革”一開始，肖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銀珠寶的“重點戰場”。可是，里里外外翻了個底朝天，唯一的“戰果”只是從解放前保留下來的三塊銀元，不免讓那些造反派大失所望。
肖林夫婦解放後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的那張寫字台，也是用了五十多年的舊物。正如王敏卿所說︰“我們什麼樣的錢沒見過？那時候，常把裝著金條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黨的財產，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雖說都是在經商，我們跟中興公司那些人不一樣。我們是在為黨掙錢。”
這就是共產黨的地下經濟工作干部，他們為黨籌集、掌管著數以億計的資金，卻依然是兩袖清風，一生清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