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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乌鲁木齐发生了暴乱，心里面一直无法平静，一天都在不断的搜寻各种信息，
无法静心工作。因为这里，对我的意义，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园。
网上言论铺天盖地，有过激的，有平和的，但是我想，对于这里大多数的人来说，
那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甚至连想象都会出现两种极端，或者认为那里的人都在
住帐篷，或者认为那里和其它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
有心人，也只是从网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据
虽然已经有九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本来想弄一幅地图出来，结果当我打开go2map时，却只能哭笑不得，是城市弄错了或者是地图的格局变成上东下西了？但是很快发现不是，城市还是那个城市，街道还是那个走向，只是街道名却全都错了。一个公认的国内地图竟然会将省会城市画错到如此地步，倒可以看出，乌市确实是令大家太陌生了。
好吧，还是让我们打开google的地图吧。
在现在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没有标出来,但是却是乌鲁木齐的地标,
南门:就是人民路和解放南路交叉口.
北门:就是解放北路到方艺路交叉口.
大十字:就是解放北路与中山路交叉口.
小十字:就是解放北路与民主路交叉口.
大西门:中山路上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口.
找到这些方向标,你大概就能明白,乌鲁木齐的老城有多大了,这也是乌鲁木齐市的
核心区,现在最繁华的地方,也都在这儿.
我想大家经过这两天，对乌鲁木齐的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乌鲁木齐，现有
200多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各项统计数据放在城市堆里都不算显眼，不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项数据却和别的城市不同，那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城市（即使是北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少于农村的。
这个80%的指标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说明，乌鲁木齐是一个完全
移民化的城市，而第二个，更重要，乌市更是一个几乎由平地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的城市。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大量的投资，才可能造成这样悬殊的城乡人口比。
实际上,自从49年中央政府进疆之后,便开始了持续的汉人进疆活动,一开始是王震
的一兵团分赴新疆各地,然后就地驻防.
不过在整个五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为这个时间段来新疆的人,
都基本是零散的,.我父亲的单位,有八千职工,五十年代来的很少,问起他们的经历,一般都会自称为盲流进疆.
而占单位绝对多数的职工,则是六十年代来新疆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63年到66
年间，因为66年之后，再来新疆的人，就没有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了（家母正好赶上这个点，于是虽然有工作，却是集体所有制，一辈子都十分郁郁）。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即入伍、复员转业、不愿意回家乡、然后就来了新疆。
而复员转业的军人，似乎来自各地的都有，但是最多的是陕西和四川，甚至到现在，老陕和川帮的斗争仍然在很多单位里反复出现。
在六十年代之后，新疆的移民就基本上停止了，不过这批人是有组织的移民，而且有半军事化的性质。
现在，大家知道新疆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当初新疆的兵团要比现在大的多。现在的兵团都是一些农场，又叫农垦兵团。而在80年代之前，新疆的大部分工业也是兵团建制的，新疆现在的很多局前身都可以追到工业兵团的某个师。可以说，新疆的汉人大都是兵团的后代。
比如父亲的单位，是建筑公司，而在80年代的很长时间，都是以工一师工*团*营**连这样的名称存在，然后才改称新疆第*建筑公司*工区*队。虽然他们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摸过枪，但是这种建制，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准军事性。
当父亲们复员转业到新疆后，自然就遇到结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托朋靠友，从内地介绍，而当时的政策，这种婚姻的女方，仍然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政策的取消应该是66年或者是67年。
于是，大批的家庭就这样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婴儿潮，这一点倒和全国同步，在64年到78年间，无数的家庭以平均4到6个孩子的速度生育着中国的人口，一举将中国人口推过10亿大关。
这批第二代，就是现在新疆汉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这些第二代而言，新疆就是家，而父母的出生地则十分遥远，虽然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会说自己是陕西人、湖北人或者四川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新疆的印迹都已经被留下了，因为一生的记忆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介绍过，最早的乌鲁木齐其实很小，城外就是戈壁滩了，好在有一条河从天山流下来，叫乌鲁木齐河，经过人工修筑之后，宽阔的河滩被约束成了和平渠，而原来的河滩则被改建成了公路，如果看地图，就会看见，城市被一条道路纵贯南北，这条路就叫河滩公路。而其实城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南北展开。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个城区，而最主要的城区还是原来那三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发生
在这三个区里。
在父辈们刚来到乌鲁木齐时，这里就是南门北门那么大的地方。自然容不下那么多单位，而各单位唯一得到的政策，就是城外的地方随便选，于是大家采用的差不多是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出各自的红线，然后在里面开始盖房子。从半截在土里的地窝子到土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即使你现在去乌鲁木齐，仍然会发现很多地名实际上是一些单位名，比如地质局、物质局、二建之类。我们一般都会称单位的住地为院子，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等到我们懂事时，乌鲁木齐已经很大了，北边越过了红山，发展出很大一片新市区，南边则一直可以到雁儿窝列士陵园。而实际看来，乌鲁木齐就是一座汉人的城市。在八十年代，曾经由政府下过一个通令，所有的牌匾上必须写上维族文字处理。这大概也是成立民族自治区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结果吧。不过对于小商铺而言，想让装修工翻译出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确实很麻烦，所以现在的大街上，仍然是到处都只有汉文。
我在这上面，好象多次说到八十年代，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新疆的汉人的感觉中，维族人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也很善良。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也都在说，是汉人把他们带坏了。父辈们流传着六十年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是说一只钢笔换一头羊，或者一个什么小物件可以换两面袋子杏子。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变，也许，今天的悲剧确实是那时候种下的。
而在这之后，维族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变的凶恶起来。强卖现象就不说了，这是每个汉人都会遇到的。打架时成群上，不管有理没理。应该说，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和维族人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场买牛羊肉，还有买葡萄干，还有好多土特产，都是和他们打交道。当时的说法就是，在他们那儿买东西，要就是问一下价不买，如果是讨价还价了就得买，不买的话，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点，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比如维族人的刀铺里，他们经常会拿着刀在你眼前比划，似乎是威胁，又似乎不是，反正好象你硬一点也就过去了。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市，随处可见维族人，也随处可见汉族人。就象这次出事最严重的二道桥（就是国际大巴扎），当时，初中的我们，也是成群结队地过去玩。
但是，当我2000年回去探亲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闲着无事，就决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桥，经解放路到南门，曾经是我们最常走的地方。然而这么长的一段路，竟然发现全是维族人，而很少见到汉人了，所有的店铺都是维族的，甚至连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维文。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恐惧中走完这一段路的。而当我走到南门之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大片的汉人区。一街之隔，对比之明显，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所谓民族的融合，说到底就是双方自由往来，那怕相互之间有矛盾都不要紧。而最差的情况，就是双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来。而乌鲁木齐，经过多年所谓的民族团结局面之后，反而真正的形成了双方民族各自收缩，集中聚居的现象。
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google地图，看一看乌市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
乌鲁木齐的道路中，最明显的一条，是外环路，大家找到外环路的南段，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然后再找河滩路（南路）。以外环路和河滩南路的交叉点为中心，放大地图。然后，就可以看见更细致一些的布局，东面的第一条路，是新华南路，再往东，是解放南路，再往东，是外环路（东段）。再向北，找到人民路。维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实际上就在新华南路、外环路（南段）、外环路（东段）、人民路这四条路的范围内，而解放南路，则是其核心区，如果你看了新闻报道，就会发现，所有出事的地点，也都是以这个范围向外扩展的。
解放南路，由外环线到人民路，是很长的一段，前面说了，解放南路上已经看不到汉族人了，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辆公交线路还是会经过这里，更不幸的是，当时正应该是下班时间。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惨境，那些能够躲到武警队伍里的，是幸运者，或者说，在解放南路上的，恐怕还多数是幸运儿，而那些在小街巷中行走的人们（这个圈的外沿，仍然住着很多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当暴徒们向他们涌来时，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本能的警惕和畏惧（这种本能是几十年生活的经验），但是当英吉莎小刀划破他们的喉咙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命吧。
暴乱发生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那边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死这么多人。这边炸两个车，杀一两个人是常事儿，但是聚众游行发生骚乱，好象还是自八十年代最后那一年之后的头一次。
那一年的事，其实不用说了，内地闹的更凶，新疆自然也一样。大家都在人民广场示威，不过，当学生们发现，竟然有几千维人也来凑热闹时，就知道势头不对，不能和他们搅和，立即撤回学校去了。而果不其然，没多久，维人们就忍不住本性，冲进了市政府，将所有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也由此开始了这里长期的动荡过程。
中 宣 部说，这次行动是由境外组织策划的暴力活动，这个结论真的不太对。要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局势下，想通过针对平民的暴力来促成地区的独立，不但达不到结果，反而只会起反作用，让那些支持者们都无法再支持。科比娅老奶奶，毕竟还是个上等人，
大概确实只是想让新疆的维人们，站出来，表明一下态度，起码不能对内地的那件事毫无反应，因为这也不附和维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说，科比亚就是要让维人去杀汉人去把乌鲁木齐砸烂，这个就是十分的错误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短暂示威之后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头维人的本性暴露，因为，由古至今，他们还从未有过不把和平示威变成一场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有不可避免性，还因为，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日，则是集中的。街头几个维人将一个汉人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开始的义愤到现在的麻木，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大常态。这也是我们举家东迁的重要原因。看来我们走对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不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全面的，从工作职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层的“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其实这些政策，对于个体的有利，却造成了对民族整体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宽”，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败类，对这些败类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种优胜劣汰。而如果针对民族之间搞什么不平等的话，受益的是坏蛋，而受损害的整个民族。在河里的争论中，无数的人为民族倾斜政策鸣不平，说这对于汉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这些优惠政策是如果在多年之后，使得维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地丧失了社会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汉族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什么的，维人也会放假，而维人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汉人放一天）、肉孜节，维人放假，汉人不放假。大家都会说，这真他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即使维人放假了，汉人依然可以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
而再实地的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矿企业，领导层中，都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指标是定的。但是，也只会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人其实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那时我曾经在炼油厂工作，在基层员工中，几乎很少有维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练的汉语，而那个维人的厂长助理，在讲话时坚持用维语，可想而知，他能在厂子里获得多少威信。
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义、奎屯，只要有工矿企业的地方，就是汉族占到80%以上。
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岗位都是汉人占据，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里，维人都是很特殊的，他们可以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而且不扣工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而这些维人，其实都是维人中最出色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大学出来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所谓的优惠，造就了现在这种个体上占优，而整体反而被排挤的现象。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在很多国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国对于解雇劳工的约束。优惠政策实际上将一个群体的弱势给突现出来，让主体社会见到这个群体，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个体区别对待。在新疆也是一样，企业招工，是需要考虑民族，但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以这个政策作为上限，多一分优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业，15%必须是少民，那就是15%，养着他们就行了。其实如果是计划经济，这样还会有成效。问题现在国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了，私营企业绝不会管政府的这些规定的，除非是政府给好处。就象这次的韶关事件之后，我想就再没有企业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维人的传统是农业和商业。但是正是因为“二少一宽”，造就了汉人对于维人强卖的印象，而这种印象造成汉人根本就不和维人做生意。而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压缩了维人的商业活动，维人的商业，主要是土特产、手工艺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土产批发店，几乎没有了，改换后的门面，基本是买工业品的。仔细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干能顶的上几筒油漆的利润。自此之后，维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自由市场中，并且越来越集中在那么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门批发市场，还有上次着火的国贸城中，还有整个火车站附近的几大批发市场里，内地来的商贩们，最早以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方式批发零售各种服装、小手工品，现在大的已经开了店面。可以说，这是个纯汉族的领地，汉人的第二代们，其实也没有铁饭碗可端了，但是大家从这里批发东西，然后开各种店面去卖，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这里拿货。这是一个完全越过当地经济结构的商业网络。但是背靠这一经济网络，你可以想象汉人将比维人拥有多大的优势竞争力。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很多古旧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这种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着维人商业的进一步退缩。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很小的凉皮店，那曾经是大十字最兴盛的店面，每天买凉皮的人排着队。但是随着大十字的改造，这家店不得不搬到现在这个称不上商业街的地方，惨淡经营。也许，咱们可以说，全国的城市改造，都造成这种结果。但是在乌市，维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维人的店铺不断减少，而汉人的店铺不断增加。
法之所以为恶，在于其导人向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仓廪足而知礼仪”。我不知道，在这一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维人到底有多少失业，但是从市面上那么多只有汉字没有维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维人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而这种冲击，将大批的青年维人推向街头。所以，如果你说维人比汉人暴虐，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民族来说，其实决定这个民族特征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极端特征，而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比例。一个拥有更多街头少年的民族，自然远比一个大多数在为挣钱和学习而忙碌的民族显得凶狠的多。
应该说，给少数民族加分，给企业设定招工比例，这些都是对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的一种补偿。无论这些政策有多少反对声，基于国家考虑，我们都是应该给予的。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白人在说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国人在说北非移民，德国人在说土耳其人。都是说国家给了他们太多的优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受照顾人群绝对的贫困，似乎除了在街头争斗中之外，他们百事无成。
而且，这些优惠其实真改变不了什么。民考民根本就与汉人无关，而民考汉，对于一个不同种族的考生，对于一个语言不通却希望融入的考生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鼓励（当然对于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毕竟，连孔子都说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终，我也看不出，他们会占什么优势。不够分数的人，都会先去民族学院上一年，那里，本来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在内地的各大院校里，那些民考汉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团打架虽然不对，但是并不限于维族学生，前几天，我的同事一样在宣扬他们海南人在学校的同样的壮举。
最新看《新宋》，说其实自古以来，对归化的少民历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一种如汉唐，奉而养之，一种如晋，视如奴婢，不过好象就是晋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么多民族仇恨，才会有那么华丽丽的血时代。何况如果真把中国历史看一遍的话，其实汉唐那些归顺的番人，反而是国家政权最忠诚的保卫者，无论是金日蝉还是阿史那社尔。既然我们不想去学当后清，那么也就不要想着去屠族这种事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二少一宽”的政策，因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法。人之所以从万物中脱离出来，就是因为“劳心者制人”，即智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强个体对弱个体的侵害。可以说，任何的与此相背的法律，都会是恶法。
前天理发时，和理发师聊起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谁学习好，而是比谁进去的次数多。我说，这其实只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标准罢了，街头少年自然有与学校少年不同的标准，军队还以谁杀的人多为标准呢。那些优惠政策虽然很让汉人不平，但却是针对学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宽”政策则是来纵容街头犯罪的，我不知道这一政策出于什么考虑，甚至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则，因为在当年看过一片文章，那个亿万富翁的纽约市长（或州长），上台之后大力宣扬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认为街头实际上就是“破窗子”法则，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没有补，自然就会有第二扇。
当经济改革政策将更多的维人赶向街头时，“二少一宽”政策却又在为这些维人的犯罪开绿灯。打个人没事，捅个人也没事，杀个汉人也没事。其实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恶，广州的那些“背包党”以前不也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每个城市街头的罪犯，不管是汉人还是维人，说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职造成，如果他们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吓住，而没有实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这许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将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联系到一起，而这两个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们拥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实，人思维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将群体中的一个代表的光荣看成自己的荣耀。比如看着姚明球打得好，个长得高，自己也觉得好象长进了不少。其实你1.67的个，即使姚明长的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想到这一层，下次当姚明得了什么荣誉，我还是会觉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是姚蜜，并且不喜欢天涯杂谈。这种思维，叫群体无意识也罢，叫从众心理也罢，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然后对于社会性而言，有一条理论，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那么至于真象是什么样子，那就不重要了。
乌鲁木齐的暴乱就是这样的，ZXB说的对，确实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
800万维人，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能够举刀杀人的都是极少数（
所以即使战争时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没有人会这么看，就象我们见了姚明得好处我们也瞎高兴一样，我们见了这些维人杀汉人，就会把帐算到所有的维人头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对我说，维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见到维人，我还是会由心底里生气。我想，新疆的汉人肯定会是这样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维人感觉到这种想法之后只能会和汉人更远离，即使那些想亲近的也不会，因为人都有尊严。为什么兵强马壮的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撤离之后连一天都挺不住，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尊严，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称为。
所以，这一场的暴乱无论对汉还是维都是一个悲剧。其实维族的独立意识根本就不怎么强，因为历史上他们也重未建立过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说库尔德人的悲剧，拥有5000万人口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维族也差不多。所谓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是二战之后美国体制下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二战之后小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大的国家还有往小里拆的想法。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发达地区希望独立出来，不和那些穷哥们一起过（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领土完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其实造就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于强势民族，也能够生存，而且小国家更易生存，起码对于上层领导者来说，做一个国家元首肯定比做一个省长强。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很多分离意识都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宣传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围全是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而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满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儿买的书我都不认识，但那种情绪能够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儿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条街的建筑，几乎还都是以前的老样子。有人问，那儿难道没有警察，说实在话，真没有看到，问题是，你在汉人的城市里，走过三个街区，又能看到几个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暴乱就是暴乱，暴乱就有暴乱的解决方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韶关的领头者要杀，而乌市的暴乱中所有的杀人者，也一样要杀。只有这样，才能将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将天平摆回来的根本做法。问题是，有司们，能做到吗？
前面，我曾经发了一篇聊斋上的小文《盗户》，现摘给大家看看。“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将这个盗户，改名维人，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状况。“二少一宽”的政策错了，纠正是必须的，但是以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变吗？其实何止是民族矛盾，我们的葫芦官们，又判了多少葫芦案子，远的不少，最近福建的那个医闹的案子，不也是这样。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上文是摘自《晁错论》，其实我们的国家，无论成立时间还是发展，都已经到了汉景唐玄的那个时代，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已经谢世，而下一代承平日久，见血光不知所往。二战的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战，也不怕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在何时运用，知道生命珍贵，不是韭菜，但是更知道，要想获得持久的和平，有些人的头，就是必须要拿来示众的
其实上一代人已经将那些血腥的事情做了，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公平的政策执行下去。“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最重要的是，国家更应该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哪些人，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柱石。 wenxuecity
季羨林逝世 遺產將是天文數字（圖） 本文重庆商报
從一個出生于窮鄉僻壤的苦孩子，到人人敬仰的國寶級人物，季羨林一生的經歷極其復雜。他一生之中有著眾多頭餃，但是，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懂12門以上的語言。這似乎得益于他10歲開始學英文，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產生興趣。
抗戰時期︰赴德國學習古代語言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從1935年到1945年，他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羨林飽受轟炸、饑餓、鄉愁的煎熬。其自述曰︰“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他懂12門以上的語言，其中吐火羅文據說今世已不足30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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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任教︰北大最年輕正教授
季羨林是北大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35歲的季羨林放棄優厚的條件回國，立即被北大校長胡適聘為教授。以後歷任東語系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此後半個多世紀的燕園教學生涯里，季老在東西比較文學、原始佛教語言學、印度中世紀語言學、吐火羅語義學、梵語文學諸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奠定了泰斗地位。
文革時期︰一邊挨斗一邊治學
1968年被打成黑幫之後，季羨林勞苦致病，甚至不能行走，自己爬行了兩個多小時才找到醫生。為此，他曾想過自殺，但當他準備好了安眠藥打算到頤和園自殺時，革命小將又來了，把他拉去批斗。這是他第一次受批斗，享受了耳光、唾沫、掌擊等種種待遇之後，發現自己也是能忍受下來的，便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一直挨到文革結束。但季老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在“文革”期間偷偷地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雜憶》一書，凝結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改革開放︰拖著病體堅持寫作
“文革”結束後，復出的季老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曾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本世紀初，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2003年，因身體原因住進301醫院，即使在病房里，每天仍堅持讀書寫作。2006年，季老95歲，被央視評為感動中國人物。
(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2)佛教史研究，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3)吐火羅語(上世紀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研究，打破了“吐火羅語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7)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8)東方文化研究；(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0)散文創作。
家庭︰包辦婚姻延續65年與兒子決裂13年
季羨林一生只結過一次婚，育有一子一女。難得的是，他自從1929年結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辦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晚年他曾經和自己的兒子決裂過，曾經13年不見面。但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他去世，他的兒子都陪在他的身邊。
夫妻從來沒有吵過架
1929年，季羨林18歲了。他是季家的獨根獨苗，身上負有傳宗接代的重大任務，所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季羨林結了婚。妻子彭德華，比季羨林大4歲，只念過小學，大概也就能認千八百字。所以到後來，他們分居兩地，季羨林到了異域，彭德華沒有給他寫過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筆來。但她對季家來說，卻是勤勤懇懇，含辛茹苦。據他回憶，“o個家六十年來沒有吵過一次架，甚至沒有紅過一次臉。我想，這即使不能算是絕無僅有，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自1929年兩人結婚，到1994年彭德華去世，他們的婚姻走過了65年。
季羨林留學德國期間，在他的住處不遠曾住著一戶叫邁耶的人家，邁耶有個美麗的女兒叫伊姆加德小姐，在日常的交往當中逐漸對季羨林產生愛慕。當時，季羨林常拿著自己的論文到伊姆加德家里去，請伊姆加德為他打字，一來二往兩人產生了感情。季羨林曾為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由于受中國傳統觀念的約束，他在權衡再三最終拒絕了伊姆加德。幾十年後，有人找到了伊姆加德，發現她居然終生未嫁。
兒子曾與他決裂13年
季老婚後，l933年先有了女兒，取名婉如，後畢業天津大學，成為核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已病故。1935年，季羨林又有了兒子延宗，即是季承。但作為“國學大師”季羨林的兒子，季承自小卻很少得到父親的教誨，父子關系一向冷淡，並曾被父親“趕出家門”。1995年，父子之間的矛盾開始表面化了，並最終決裂，13年不曾相見。13年後，雙方終于冰釋前嫌。2002年季老住進301醫院前，他想見季老很方便。在2002年後，他再想見季老時，確實受到了“某些人”的阻撓。終于在2008年，季承見到了已經97歲的父親，並一直陪在父親左右。
遺產︰前秘書楊銳︰“一切已交給他兒子”
去年秋天，有媒體報道，季羨林部分私人收藏品流向拍賣市場，事件披露後，一些媒體將矛頭指向了擔任季老秘書一職的楊銳。
昨日，在得知季老去世的消息之後，楊銳並沒有趕往醫院為季老送行，而是選擇安靜地一個人呆在家里。在接到記者的電話之後，楊銳表示自己很難過，不想接受任何采訪。而對于季老的喪事安排以及財產安排的問題，她表示︰“早在幾個月前，我就不做季老的秘書了，一切事務都已經交由他兒子在處理了。”
遺留藏品是天文數字
弟子錢文忠曾分析過季老的藏品和財產大致分成這麼五個部分“一、主要是1950年以前收藏的字畫，其中包括已故師母從山東帶到北京的字畫，這些字畫以齊白石為下限，數量很大，名家聚集，觸目皆是，若論價格，在今天是天文數字。這部分是有目錄的，主要是先生已故的第一任秘書、追隨先生半個世紀的李錚教授編訂，我幫過忙的，這是10年前的工作；二、其他珍藏版古籍、古墨、田黃、田白、白芙蓉、名人信札等，數量很大；三、歷年來，先生朋友贈送的字畫、藝術品，數量也很大，名家包括啟功、範增、歐陽中石等；四、先生本人寫的字、手稿，當然也有很高的價值；五、先生著作出版量很大，稿費數目也不小，當以百萬元計，還有朋友饋贈，先生本人不經手。”
更換秘書後與兒子團聚
楊銳近年來一直擔任秘書一職，總管季老一切內外事務，是掌管季羨林內外事務的“大總管”，又握有季羨林住宅的鑰匙。而且，有報道稱楊銳對這位今年已97歲高齡的老人疏于照顧，甚至拿吃剩的雞骨頭給老人當午餐。為此，季羨林曾向總理溫家寶去書求助，要求撤換秘書。雖然溫家寶親自回信督辦，但北大方面卻以“領導未能齊集開會”為由，直到2008年11月3日才對老人的這一要求作出回應，正式為季老更換了秘書。馬上，與季老13年未曾見面的兒子得以與其團聚，並且陪伴左右，悉心照顧季老。
軼事
小時生活貧苦
季羨林出生于一個窮鄉僻壤，他的祖父是個農民，家里窮困潦倒。季羨林的母親姓趙，俗稱季趙氏。季羨林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童年︰“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面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里煮水，腌咸菜。”季羨林四五歲時，由父親作主，跟一位姓馬的先生認了一些字，算是這位國學泰斗的啟蒙師。
平生最愛收藏
季羨林先生有意識的收藏開始于1949年之後，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國初期。當時的季羨林屬于高收入階層，月工資300多元，此外還有擔任各種職務的津貼和不少的稿費。季羨林先生將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齊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顧。他的收藏數量龐大，包括甦東坡的《御書頌》等。“文革”時期，季羨林先生的收藏被抄沒，“文革”以後，由于季羨林先生的清華同學、多年好友胡喬木的關心過問，基本完好無損地歸還給他。
老來喜歡養貓
季羨林老年之後喜歡養貓，第一只貓叫虎子，晚上經常睡在季羨林的被子上，而且喜歡和另外一只名叫貓咪的貓爭寵。白天，兩只貓會跟隨季羨林出去散步，這樣的情景甚至曾經成為燕園中一道著名的風景線。後來，季羨林又養了四只純種的、從家鄉帶來的波斯貓，“它們活潑、頑皮，經常擠入我的懷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號“毛毛四世”的小貓，在爬上季羨林脖子的時候，正巧被一位攝影家在不到半秒鐘的時間內搶拍了一個鏡頭。照片赫然登在《人民日報》上，受到了許多人的贊揚，而“毛毛四世”也成為蜚聲貓壇的一只世界名貓。
幫新生看行李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20年前,一位剛剛考取北大的學子到北大報到。由于行李很多，便將其托付給一位手提塑料網兜路過的老者，自己去辦入學手續。等辦完手續之後已時過正午，他這才想起扔在路邊托人照看的行李，回頭去找，發現烈日下那位光頭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書本，悉心照看行李。次日開學典禮，只見昨天幫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找人一問，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高考數學4分
季羨林的學生錢文忠回憶，季老小時候很頑皮，打架很厲害，而且上課還偷看書。“他的桌子上放著課本，桌底下偷看各種書。他什麼書都偷看。在中學時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季老小時候文理偏科嚴重，高考數學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願居然是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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