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Norman 于 2009-7-11 编辑
核心提示：国军中条山根据地，位置本身脱离主战线成条块状孤悬于敌后。国军十几万游击部队装备简陋，很多连队甚至连一挺机枪都没有，或者是弹药极为有限。进攻的十万日军突击兵力配置飞机坦克和重炮支援，胜负不言而喻。即便如此，国军将士在敌寇重兵围攻之下也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抵抗，一天之内就有七位将军为国牺牲、舍身取义，将军尚且如此，普通士兵可想而知！
中条山之战，关于国军的损失，其实也说法不一。因为国军部队很多都是游击部队，在被敌军的突击打散之后，化整为零退守深山，大部分部队在日寇撤离后重新占据原来的地区，直到当年冬天才因为衣食完全没有补给而南撤。有的部队靠野菜旅谷为食坚持到了1942年春天。可叹多少国军将士为守国土而死于奋战和饥寒！中国的国旗(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国)是这些为国捐躯将士们的鲜血染红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正面战场的进攻，在速度、锐气和威胁程度诸方面均较战略进攻阶段显著减弱。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 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惟一地区”。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我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党第27军；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国民党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嵋山未归）。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三）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范汉杰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东线，日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西线，日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北线，日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东北线，日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东线：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步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十余门，于窜陷西向义庄后，继向捏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强渡沁河。”守军第9军裴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撤。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口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敌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师团退至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山地。12日，该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从垣曲东进之敌会合，完成了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7日下午，日军“分多数纵队，成广正面法，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诱导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师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敌挺进纵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曲、夏县三县交界处。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敌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及165师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岭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
夏县日军先头部队7000人分三股南向进犯唐淮源第3军阵地。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向西北奔袭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一路向东南奔袭第3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日军重兵包围，师长李世龙率部突围；唐回则在军长率预备队驰援王家河的情况下被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协同占领。第3军军长唐淮源率残余人员向东撤退至温峪（南通五福漳黄河渡口）一带，被日军挡住南去之路，遂与敌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后，再向东北、西北方向退去。12日唐军长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三次突围失败的情况下，“唐军长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当前大敌未殄，于尖山顶庙内自戕殉国”。同日，第3军第12师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率部苦战。13日，寸部亦陷日军重围，寸师长二次负伤，右腿被敌炮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亦拔枪自尽。继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与第54师师长刘家祺之后，再写一军之中军、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史诗。
“还有闻喜敌36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向公秉藩第34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阵地猛攻，并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其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公率部驰援马村（按：马村系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
北线：这里是中条山地区国民党曾万钟第5、刘茂恩第14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即以重兵向横垣大道两侧猛攻。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激战至8日拂晓，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军长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第17军虽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抗，终因左右两翼皆被敌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日军则在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杜村河南下（桑池守军第15军一部溃逃）；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经皋落、长直、王茅，直取垣曲县城。”“8日黄昏，日军在伞兵部队配合下，占领黄河岸边的垣曲县城，截断了与黄河南岸的联系。日军实现了中间突破计划，中条山国民党军队被分割成两半。9、10两日，日军分兵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东路于12日晨攻克邵源，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西路于11日进至五福涧，与9日攻占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至此，日军的内层包围圈完全形成，中条山守军黄河沿线的补给线和退路全被截断。”
东北线：驻防这一线的国民党守军主要有第14集团军司令部、武士敏第98军，以及第15军、第93军等部。7日晚，日军向武士敏第98军发起进攻，武军长率领所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王村一战，将敌2000击溃，毙敌滨田大佐以下700余人。10日，第一战区司令部鉴于“济源、垣曲间各主要渡口渐次被敌封锁，该集团整个补给线中断”的事实，命第14集团军“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敌人侧背。卯刻，该集团军全面与敌发生激战。申刻，交口之敌陆续增至三四千，窜陷清风圪塔、煤坪。同时第10师与第98军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约二千余之敌突破。而陷邵源之敌，亦向西北紧迫，此时该集团军三面有受敌顾虑。”各部在突围游击中向北撤退。
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占据了先机，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对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反复扫荡。以西线为例，日军“各兵团自11日并排向北返转，然后又自5月15日再次转向黄河线，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一直进行到6月10日。在这样反复扫荡期间，各兵团所到之处消灭了敌人（按：日方的说法，指国民党军）三千至五千名”。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国民党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落下了帷幕。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摘自《山西历代记事本末》，本文作者：李吉 40年代的新疆，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叛乱，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次叛乱没有得到准确的定性，延至今日，遂酿成东突之祸。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区革命”事件！
1944年，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才的“献马运动”为借口，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所谓的“三区革命”。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蒋介石盛怒之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苏联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伊犁的突厥恐怖组织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这天的夜里，突厥暴徒在伊宁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突厥极端组织头目阿巴索夫和苏联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另一支苏军从霍城越界潜入了伊犁市区，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一个排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突厥暴徒伏击。入夜，巩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暴动很快成功。于是这些凶残的突厥狗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
幸存的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12月31日，在数十架轰炸机和十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突厥暴徒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在至玉尔都斯山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及，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在突厥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突厥暴徒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 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突厥暴徒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预备第7师副师长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
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分子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数千妇女被奸污。几十年后，还有一些突厥人威胁汉人说：“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大屠杀将河水都染红了。
早在战斗还在继续的1944年11月12日，突厥暴徒就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伪“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伊犁伪政府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东突分子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伪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煽动性讲话，并给突厥叛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些暴徒合计有：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叛乱的主力，人员最多。这也是伊宁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就是他们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的国军基本阵亡。叛乱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叛乱军和当地暴徒的夹击下，塔城国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沦陷。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那里的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将之击溃；8月7日，一支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和达列力汗的叛乱军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叛乱军独立骑兵旅赶来，于9月6日攻破了城墙，国军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叛乱军赶到，残酷的杀害了高伯玉以下国军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暴徒被改编为叛乱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与此同时1945年4月，叛乱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蒲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10月，叛乱军和国军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
叛乱军和国军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
后国军援兵陆续开至，终于解了迪化之围。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随后挥军西进，东突分子见势不妙，纷纷依附。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惨遭屠杀的同胞已经化为累累白骨，却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年保家卫国的国军将士也将陆续故去，不知还有谁能记住他们为民族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而战死在新疆的中国将士以及被惨遭屠杀的同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