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有1万多中国腐败官员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许多人至今逍遥法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上述报告是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新华社本月13号的一篇文章则披露了中国贪官外逃的种种伎俩。不少贪官早就有出逃准备，于是先把家属在国外安顿好，一旦自己的问题东窗事发，他们就潜逃国外，由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欧美等国的移民。 贵州权益人士陈西表示，国家对外开放的局面给了贪腐分子以可乘之机： “护照实际是国际社会的身份证。那么现在在走向地球村，国际化的时候，护照实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容易得到的。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就说新华社报道他有九本护照。中国的贪官呢他是看到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他们贪。比如他们就生出一个怪点子，国内叫‘裸体’做官。那么这些官员们呢事先把自己的家里安排好了，子女安排好，到国外去。他自己在这里打拚。所谓的‘打拚’就是在这里边猛捞钱。一旦发现对他们有什么不利的就脚底抹油—跑了。” 在被问到对于中国反腐防腐有什么好建议的时候，陈西表示： “在目前一党专治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的。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动员起民众已任以制度上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制约才可能有效地制止这个贪官。”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表示，中国官场腐败在全世界比较突出，根子在政治制度： “贪污的问题应该说绝对的避免是不现实。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但是在中国这种大范围的贪污比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我想问题都特别突出。那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第一方面，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大伙都明白，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那么就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这种政治体制以后，然后必然因为他没有政治的替代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政治体制 的改革问题，怎么能够问责制，权力的平衡机制、监督机制、司法机制能够更公正客观。怎么能够加大制度外的，就是机制外的监督，就是社会舆论，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苏展表示，尽管体制内的监督不能杜绝腐败，目前仍有必要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力度和效率： “在现在这个政治体制下，是不是能够够适当地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这还是可行的。第一方面，就是在体制内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肯定还是要加大力度。包括处罚的机制。象银行贷款这些东西的话，不能让一个人，少数人或者一、二个部门都有过大的权力。” 苏教授表示，中国一些在逃贪官利用了西方司法制度对人权的尊重： “西方的司法应该说是它独立于政府政体之外的。它有一套的程序。实际上西方的法律，更多的设置是为了保证每个人能够公平的对待。同时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公正、公平同时它可能使得保护这些政权的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个东西拖延好多时间。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呢都解决不了。” 苏教授说，也许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配合中国抓捕、遣返在逃贪官方面不够积极，但是要知道：西方国家有一个认识：中国官场贪腐的根子在于它的制度。不过，一些西方政要已经开始表态，表示不希望他们的国家成为中国腐败分子的庇护地： “应该承认，就是西方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这个打击贪官基本上还持着一个应该说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西方人认为，根本的东西是你体制的问题。好多贪官实际是你体制本身造成的。那怎么让我去跟你配合呢？如何看今天西方对今天中国贪官好多，他们国家的态度和十年前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西方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你要看看不管是从加拿大、美国、或是欧洲来讲，好多政客都公开讲了：他们国家不希望成为中国贪官污吏的避难之地。 关键这个态度已经有了。但是怎么去积极的解决它，这个需要时间。” 贵州权益人士陈西表示，有人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中共就会亡党，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普遍存在的贪腐也使得中共党内的贪腐分子纠集成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