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保密局正在推動一場20年來罕見的保密檢查
星島環球
一場20年來罕見的保密檢查正席卷全國，不僅包括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也在其中。兩個月前，國家保密局舉辦地方保密大檢查高級研修班，這預示著，地方大檢查也將拉開帷幕。
《南方周末》報道，國家保密局正在推動一場20年來罕見的保密檢查。
在互聯網時代，保密形勢在各國空前嚴峻。不僅中國，世界大國的保密制度均趨于越來越嚴苛，包括注重信息公開的美國。
但同時，政府信息公開已成為滿足公民的知情權的基本方式，保密與公開在中國延續了十余年的博弈，連一向神秘的保密局也逐漸出現在公眾視野。
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參與討論者提出縮小定密範圍、防止濫用定密權等主張，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強調了“越開放，越要保密”的主張。
與此相關，學者、律師與媒體從業者尤其成為了走在保密與公開邊緣的特殊群體。他們的言論如何做到既增益公眾知情權，又不越保密雷區？這不但有賴于個人強化保密意識，亦有賴于保密的進一步法治化。
一周前，澳大利亞力拓公司駐上海辦事處四人被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竊取中國國家秘密拘捕。
而一場20年來罕見的保密檢查正席卷全國，不僅包括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也在其中。兩個月前，國家保密局舉辦地方保密大檢查高級研修班，這預示著，地方大檢查也將拉開帷幕。
系統內稱之為“保密風暴”。去年2月至9月，90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接受了一輪拉網式排查，重點是計算機和移動存儲介質，某些要害部門一年內被查了4次。
緊接著，去年10月，中央保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令計劃正式提出“五個務必”，即務必加強教育培訓，務必加強技術防範，務必嚴格管理制度，務必加大查處力度，務必強化領導責任。
至少已有22人在這次風暴中受到處理。據保密系統內部人士透露，以往處理泄密人員只是輕描淡寫，“一個人有的就泄密幾百份上千份，只給了行政處分甚至處分不了”，這次，不排除追究刑責的可能。
不僅中國，世界大國的保密制度均趨于嚴苛，包括注重信息公開的美國。國家保密局拿出的材料顯示，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采取了比布什政府更嚴格的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措施。
“動真格”的檢查
只要離開辦公電腦片刻，某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電腦屏幕上就會自動蹦出保密“五條禁令”。
大檢查之下，各機關明顯加強戒備。“以後踫到外國人，不能告訴真實號碼，和敏感人談敏感問題，要卸下手機電池才能防竊听。”上述機關人員說。
按領導要求，他們必須把中央關于網絡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五條禁令”設為電腦警示，保證開機登錄時都能看到，做到時時看，刻刻學。
尚未接受檢查的機關非常緊張。上述人士所在的中央級機關已經提前對每台計算機進行檢查，該機關主管保密工作的領導在動員會上措辭嚴厲，“今天給內部處分，是為了避免明天有的人受到更嚴厲的處分，甚至被判刑進監獄！”
外交部正在進行的第四批外交檔案解密，因這次檢查需要對全部電腦進行安全測評而暫時擱置。這批形成于1965年到1978年的外交檔案解密後，外交部將率先完成一般檔案30年應解密的“補課”任務。
據透露，檢查中發現，多起泄密案的發生，都是計算機內部網絡和外部互聯網串通所致。上月底，接受保密法征求意見的專家上了一堂警示教育課。“那個(移動)介質很厲害，三十米之內就能把你電腦上所有資料搞走。”一位專家說。
據了解，國家保密局多次到中央機關和中央黨校作報告，講述一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另一方面，對保密工作做得好的機關進行宣傳。
要害部門、國家秘密最大集散地——中央辦公廳被樹為榜樣。國家保密局官方雜志《保密工作》報道稱，中辦某核心涉密部門在樓門前安裝了報警裝置，對涉密移動存儲介質強化了嚴密而復雜的安保工作。
中辦的一些涉密單位，工作人員被要求把自己手機放進櫃子里，再進入辦公區。中辦保密辦還為距離公共場所較近的多台涉密計算機配備了視頻干擾器，為多個重要涉密會議室配備了手機信號干擾器。
此外，一些重點涉密機關紛紛舉行報告會、在內部刊物上發布保密特輯，重溫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保密故事。比如，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入黨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在一個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時候入黨的。戀愛期間，他們在通信中也從未涉及黨的保密紀律不許說的事。
今年3月以來，中組部和保密局等多部門聯發通知，要求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等涉秘人員簽定保密承諾書。相關負責人稱，這並非新舉，但多數地方和部門一直未開展，此次帶有“補課”性質。
主動出擊:重視自己的職權
一系列動作，將原本隱秘的國家保密系統推向前台。6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保密法修改時，“國家保密工作部門”變成“國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門”，保密機構作為行政主體在法律上將得以明確。
一位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士說，保密系統的傳統職能，限于保密宣傳教育、制定保密法律政策等，並不主動出擊。
作為國務院部委管理的22個國家局之一，國家保密局被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與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是“一個機構，兩個牌子”，由中央辦公廳代管。現任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令計劃。
這樣的設置是在1993年確定的，並沿用至今。全國人大內司委在調研中發現，由于目前保密機構不在行政序列，缺乏具體管理職能定位，與保密法配套的辦法多是黨內法規和一些規範性文件，執法中很難查處，“充分反映了保密工作部門地位和職能的弱化”。
這次出爐的修訂草案，明確了保密局的規章制定權、行政處罰權、處分建議權等，其中的案件調查權，此前主要授予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
受訪專家認為，草案體現了保密局強化甚至擴大其職權的傾向。據了解，監察部、工信部等部門曾對草案中保密局的某些權限提出商榷。
作為一項有歷史淵源、曾為中共奪取政權發揮重要作用的特殊工作，保密得到各級各部門領導的“高度重視”，不過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相應的人才、經費等資源配置。
保密系統的先進人物、包頭市保密局長張學軍1998年被任命為副局長時，迎接他的只有“一老一小”:一位老局長和一位剛考入的公務員。老局長說:“其他人一天都不想在局里待，調走了。”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保密局，經局長爭取後，編制由原來的15人擴至26人。
保密工作人員任命的隨意性，是定密、解密工作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提高保密人員素質，已有實際舉措。近幾年，國家保密局先後以合作方式，在南京大學成立“國家保密學院”，在北京交通大學建立研究生培養基地，在北京電子科技學院設立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本科專業。
除職權和人力資源外，國家保密系統在相關機構設置上，也開始由虛到實轉變。
截至去年10月，國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統安全保密測評中心已在全國建立25個系統測評分中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國防科工委，以及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據內司委調研報告，目前全國有27個省份和部分地市建立了保密技術檢查中心。
鑒于目前的保密形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呂薇認為，現在國家保密局是一個局級單位，很難協調政府部門，應提升國家保密局的級別。據了解，作為極少數正局級的國家局(多數為副部級)，升格是保密系統多年來的呼聲。
保密局走到陽光下
有保密局系統資深官員認為，近年來保密系統從被動變得主動，和2005年6月新晉的國家保密局局長夏勇有關。夏勇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在人權和憲政理論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被認為是法學專家入仕途的典型代表，被寄予厚望。
據保密系統內部人士說，夏勇上任四年來，做成了幾件事情。
國家保密局會同中央和國家機關制定“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以解決“拍腦袋”定密現象；此外還督促指導有關部門修訂調整相關規定，縮小保密範圍。
其中動靜最大的是2005年8月8日，國家保密局與民政部共同發文，將災害死亡人數剔除出國家秘密範圍。實際上，僅是在原民政部71號文件上刪除了“死亡人員總數”，但宣示味道明顯。這一天，恰逢河南駐馬店垮壩事件30周年。
2005年9月12日，國家保密局第一次主動召開新聞發布會。這個從114查號台上無法查詢到電話號碼、從地圖上找不到的國家機關首次面對公眾。
因應開放趨勢的同時，國家保密局又表現出對保密管理的強勢關注。
夏勇上任伊始，國家保密局就展開3個多月的保密工作“大調研”，此後，啟動涉密信息系統分級保護，並形成去年的保密檢查風暴。上述人士透露，醞釀已久的保密法草案，得以進入人大修法計劃，與夏本人推動有關。這部修訂了13年的法律草案，終于在6月22日接受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
夏勇此次向人大常委會所作報告中，稱保密法是因應“新情況和新問題”而改，其中最主要的挑戰來自互聯網；內司委的調研報告稱，計算機泄密案發數已佔70%。
保密系統表現出前所未有主動的這幾年，互聯網迅猛發展，各種信息噴涌，公眾對公權部門信息公開的要求之強烈也前所未有。“以前都在保險櫃里，現在都不知道該藏哪。翻開《隻果日報》，上面什麼(秘密)都有。”某機關工作人員說。
信息公開浪潮揭開了包括保密局在內的國家機關的神秘面紗，另一方面，使保密法律、政策趨向嚴厲。
信息公開條例實施時，夏勇強調“該保的保，該放的放”。
有人說，保密局正在刮風暴，它本身也正處于時代的風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