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打上世紀50年代後期，多年來，某些影視片以及文藝作品，把我軍的主要創始人，歷史上被各界公認的“紅軍之父”，我軍永遠的總司令，共和國第一元帥——朱德，塑造成一個唯唯諾諾，平平庸庸，人雲亦雲，無所作為的人，一個軍中的擺設，甚至連他的下級和部將都不如。這不但丑化了朱老總，而且也是對我軍的貶低。因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戰所向無敵的軍隊，長期以來，居然是由這樣一個窩囊的統帥來指揮，那真是貽笑大方。 朱老總，從我軍設立總司令一職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銷，一以貫之，一直擔任這一崇高的職務，從來沒有更換過，以後也不會再有。所以我才稱其為我軍永遠的總司令。而總政委一職，則數易其人，多次易手。為什麼？很簡單，因為他是造詣高深的軍事指揮的行家里手，因為他是我軍無可替代的駕馭戰爭的巨擘。 朱老總與游擊戰運動戰 在殘酷激烈的戰爭年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敵強我弱，我軍作戰的主要戰略戰術原則是采取游擊戰和運動戰。而這一作戰原則的提出者和創始人首推朱德。我這決不是標新立異，危言聳听，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證明了的。毛選四卷第一卷（1966年7月橫排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第188頁，毛主席寫道:“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很顯然，這個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十六字訣，是由朱老總1928年4月28日與毛主席會師後，帶到井岡山上來的，所以才有“從1928年5月開始”這種情況發生。毛主席還指出，在此之前“當時根本沒有經驗”，說明在朱老總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這一戰略戰術原則的。聶帥于1986年12月1日在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的講話中闡明“朱德同志通過實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後上升到理論，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訣，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他的話，有力地印證了毛主席在上面的敘述，證明朱德是游擊戰“十六字訣”的創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應用者。此外，當年井岡山時期的老將領和老戰士，也多有記述。例如楊至成、何長工、宋裕和、範樹德、龔楚等。他們曾經回憶說:“朱毛會師後，原來井岡山的同志們紛紛奔走相告，說‘這下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又說‘朱軍長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參加南昌起義，時任南昌軍官教育團總務處處長的趙老將軍，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工作者的訪問時，他說:“你們寫朱德同志的傳記，有一件事提醒你們，就是關于‘十六字訣’的問題。一般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其實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來的，他是在許多地方做過試驗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個舊戡亂、剿匪。”他又說:“我就曾問過他，‘十六字訣’不是您提出來的嗎？怎麼成了毛主席提出來的了？他說:只要對革命有利，誰提的都一樣”。朱老總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與他的一貫風格一樣，表現出極其博大而寬厚的偉人胸懷。 關于運動戰，毛選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頁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也就是說，它是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而這一原則，是早在1925年，朱老總在甦聯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軍事訓練班擔任學員隊長和軍事輔導教員時，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國內怎樣打仗”的問話時就提出來的，他的原話是:“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這是有明文記載的。而且，這句話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總用他自己的家鄉話來形象生動地表述自己的運動戰戰略戰術思想。毛主席把它寫在這里，同樣也無異于告訴世人，這項著名的運動戰戰略戰術原則，其發明權是屬于朱老總的，他僅僅是接受運用並發揮。 上述史實，特別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如此說來，對于我軍游擊戰和運動戰戰略戰術的鼻祖是朱老總的結論，難道還有什麼可以值得懷疑的地方嗎？還有必要再去爭論不休嗎？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頭是朱德的軍事實踐 毛主席的特長是軍隊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組織工作，理論工作，還有政權建設和政府工作，他特別善于總結汲取和發揮，擅長寫作，這些也正是他作為總政委的分內工作。作為總政委，後來作為軍委主席（我軍自抗戰以後，就不設總政委一職，軍委主席實際上兼有總政委的職責），他還參與部隊作戰行動方針的制定和戰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萬能匠師”，他從來沒有替代過總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範圍，沒有超出過總政委。擅長行動方針的制定與戰略部署的研究，並不等于會打仗，而且戰略決策也不是由總政委一人決定，他負責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軍委，並不是他的個人意見。打仗光有戰略部署不行，還必須轉化為具體的軍事行動，必須善于戰場指揮，必須擁有豐富的戰斗經驗和具體的軍事專業知識。比如熟知各種武器裝備的性能，殺傷威力和殺傷範圍，各種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協同，各軍兵種的戰術配合與協同，各種戰術動作如何實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進行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如何具體組織部隊行軍、宿營、隱蔽、警戒、偵查、包圍、進攻、退卻、掩護等，還要熟悉部隊的各種條例條令等等。這些，作為總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誤傳毛主席被開除黨籍，任命他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他表示為難，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這“軍旅之事”正是朱老總、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軍事統帥與戰將的擅長。特別是朱老總，戰略戰術兼優，在戰爭年代，黨中央毛主席在軍事指揮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總。事實上，在紅軍初創時期，在井岡山和中央甦區時期，在軍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總學習的，他善于學習善于總結善于運用善于發揮，他與朱老總合作，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戰績，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戰爭思想。 可以毫不夸張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頭，是朱老總的軍事實踐，這也是“紅軍之父”的美譽歸于朱老總而不是毛主席的緣由所在。 上面一節關于游擊戰運動戰提出者的論述，就是這一結論很好的證明。所以，科學地講，準確地講，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應當稱作“朱毛軍事思想”。 智勇雙全，軍政兼優的朱老總 回溯當年，南昌起義失敗之後，朱老總一枝獨秀，率領南昌起義碩果僅存的一團勁旅，僅以八百壯士，與敵人巧妙周旋，殺出一條血路，然後秘密隱入老同學範石生部，弄得國民黨軍莫可奈何。他所率領的這八百位勇士，鑄成了我軍的第一支鋼鐵雄師，即後來井岡山上著名的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僅該團一個團隊，就產生了我軍的三位元帥，一位大將，這在我軍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獨一份”。我軍兩位有著赫赫戰功的著名戰將——林彪與粟裕，都是出自朱老總統率的這八百壯士內，這決不是偶然的。朱老總所諄諄教導的作戰方法:“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看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打什麼仗”，他們做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在總結作戰經驗時，還多次談到江西中央甦區反圍剿時的經驗，他提出的許多新的戰略戰術原則，還是植根于江西甦區時代，而其源頭，正是朱老總。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這一時期時，滿懷深情地描繪道:“進到石徑嶺附近，這里都是懸崖峭壁，地形十分險要，只有一個隘口可以通過，卻被反動民團佔據了。這時朱德同志突然出現在隊前，他一面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面親自帶領幾個警衛人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人的側後發起進攻，敵人驚恐萬狀，紛紛逃跑，給我們讓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同志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里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粟裕大將總結道:“鐵的事實告訴我們: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別人，乃是百折不撓，大義凜然的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 從範石生部出走後，緊接著他又率部發動了湘南暴動，集結起近萬人的大部隊于1928年4月浩浩蕩蕩殺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共同開創了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割據新道路。朱老總上了井岡山，使得井岡山上革命軍的兵力增加了十倍，超過了萬人，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和注意，開始對井岡山進行較大規模的圍剿，但都被朱毛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一一擊破。這些戰役戰斗的戰場指揮者不是別人，正是朱老總。 湘南暴動，是我軍初創時期的最大暴動之一，其規模超過秋收起義，朱老總是我黨我軍唯一的參與領導了兩個大暴動的高級領導人。 他率起義軍余部轉戰粵閩贛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隊伍保持不散，而且屢戰屢勝，除了他具備高超的軍事造詣以外，更是與他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視分不開的。他在艱苦的轉戰過程中，不忘黨的宗旨，在關鍵時刻，領導了著名的“贛南三整”。經過“贛南三整”，即安遠天心圩的思想整頓、大庾的組織整編、崇義上堡的軍事整訓，使部隊獲得了新生。隨朱德轉戰的陳毅說，如果沒有總司令領導“贛南三整”，這個部隊肯定會垮台。“贛南三整”前後20天左右，與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在時間上相近，在做法上類似，同“三灣改編”一樣，對以後的整黨建軍產生了深遠影響。 現在有的電視劇，把朱老總描繪成一個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不但是對朱老總本人的歪曲，也是對我軍成長壯大歷史過程的嚴重歪曲。 第四次反圍剿中的朱老總 蕭克老將軍在談到井岡山的斗爭時說過:“而展開軍事斗爭，打破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進剿’和‘會剿’，在井岡山時期主要是朱德指揮戰斗。”（蕭克:《朱毛紅軍側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其實，在後來的中央甦區的歷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戰場指揮，主要的也是朱老總。毛主席是 總政委，他擅長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軍事家，但他是軍事戰略家，他不是戰場指揮家，他不到前線指揮戰斗。如果像某些影視作品那樣，毛主席萬能，那還要總司令干什麼？毛主席兼任好了！ 關于第四次反圍剿，現在還有人說是“毛主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是“周恩來指揮的”。我們來看看事實: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為收集軍史資料訪問何長工老將軍時，談到中央甦區反圍剿，何老提高聲音，氣憤地說:“我們要特別強調總司令在這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的作用。有的書上說，由于許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的影響，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他們為什麼不提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朱總司令呢？離開了總司令誰去指揮？你把總司令擺在一邊，誰下命令？第四次反圍剿把總司令放在一邊行嗎？在講第四次反圍剿時，許多人不提總司令，我說他們別有用心，割斷歷史。” 第四次反圍剿，當時毛主席已被撤銷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而李德等人尚未來得及直接掌控軍事指揮權，周恩來剛剛擔任總政委，對部隊和敵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總的肩上。朱老總不負眾望，以他一貫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指揮紅軍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蔣介石哀嘆“此次挫折，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中央甦區第四次反圍剿是歷次反圍剿戰役中取得戰果最大的一次，消滅敵人三個師，繳槍萬余支，大炮40門，新式機槍300余挺，這是前所沒有的。戰後，紅軍學校開辦了“機關槍訓練班”，朱老總親自到訓練班講話，鼓勵學員。劉伯承校長指示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特科大隊政治委員趙品三編寫了一本《機關槍教程》作為訓練班學員的教材。1959年，軍博開館時，趙品三前往參觀，在紅軍館內的櫥窗里還見到了這本當年他親手編寫的教材。 順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朱老總: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甦區的黨政軍大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在初戰黎川失利後，李德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口號，采取“短促突擊”等錯誤的戰法，致使廣昌戰役再度失利。戰至8月，北線和東線相繼被敵突破，西線與南線吃緊，中央甦區四面告急。李德無計可施，稱病躲避，朱老總毅然重又擔負起指揮重任，收拾殘局。朱老總乘機部分改變錯誤的打法，指揮紅一、九軍團等部，發揮運動戰的特長，在東線取得溫坊大捷的勝利，殲滅李延年兩個師四千余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這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唯一的大勝仗，使苦戰一年的紅軍得到最大一次補充。但是，局部的勝利已無法改變全局的敗勢，到九月下旬，中央甦區已經縮小到只有瑞金、會昌、于都、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數縣的狹小地區，不得不實施大規模的戰略轉移——長征。 鐵的事實證明，朱老總的軍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影響”，倒是別人從他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 當前，某些“歷史”片刻意把“朱毛紅軍”塑造成“毛周紅軍”，企圖改寫歷史，這與“文革”中故意把“朱毛會師”描繪成“毛林會師”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軍事指揮者是朱老總，四渡赤水並不神奇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繼土城戰役之後又經歷了四渡赤水的軍事行動，其目的是改變過去硬踫硬的打法，采取避實就虛，尋找敵人薄弱環節，機動作戰，以求取得戰場主動。當時擔任中革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的朱德是這次軍事行動的實際指揮者。 1932年，中央規定: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朱德擔任的職務都是擁有決定、指揮戰役實權的職務。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會議決定轉兵貴州時，軍隊指揮的實權已經從李德的手中轉移到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手中。遵義會議決議規定:“仍由軍事指揮者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周恩來是中央委托的對軍事下最後決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澤東協助總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紅軍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動，3月4日，朱德提議設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兼司令員，他提議毛為前敵政治委員，這時毛澤東才參與對軍事行動的直接領導。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才成為主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3月16日，紅軍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東渡赤水河，是為第四渡，至此，整個四渡行動宣告結束。從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組成立，近三個月的時間里，朱德身為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既負責作戰計劃又負責下達作戰命令和戰斗部署，而且有權制定行動方針供周恩來審批，毛澤東僅協助周恩來。因此，在三人小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領導集體中居舉足輕重地位。三人小組成立後，中央對作戰方針的審批權從周恩來手中轉到以毛為核心的三人小組，行動方針的制定由毛朱周負責，通過後則由毛周王負責，而貫徹行動方針，制定作戰計劃，頒布作戰命令和戰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職責。可以說，三人小組成立後，毛、周側重于決定行動方針，朱德側重于具體指揮。可見，在三人小組成立前後，朱德都是主要指揮者。從時間上看，朱德參與領導了四渡赤水的全過程，特別是一渡與二渡時，毛澤東尚未取得軍事行動領導權，是由朱德全權指揮的。二渡之後，成立了三人軍事小組，毛澤東才參與領導了三渡與四渡。所以，現在有人說朱德在四渡赤水過程中只是協助毛澤東指揮是不符合事實的。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雲貴川一帶作戰，對這一帶的地形與民情十分熟悉，對贏得四渡赤水行動的勝利也是至關重要的，敵人的電報中曾經分析道:“紅軍除朱、羅（炳輝）在滇軍做過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見地理民情對于作戰成敗的重要性。此外，情報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戰取勝的重要原因。土城戰役，由于不明敵情，對敵人的兵力判斷有誤，戰役結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軍將廖承志帶來的密電碼破譯法送交給中央紅軍軍委二局電報隊，可以及時截獲敵人的電報並且破譯，能夠準確掌握敵軍調動的情況（見傅鐘及鐘夫翔回憶錄），從而做到避實就虛，贏得戰場取勝的主動權，達致軍事行動獲得圓滿成功。 其實，當時中央紅軍各部隊由于不了解最高決策層的情況，對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彎路，致使部隊極其疲勞困苦意見很大，牢騷很多，甚至許多高級指揮員也頗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會理會議上，林彪就寫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責，要求更換前敵司令部領導，其它一軍團和三軍團的部分領導，也有類似意見。所以，在中央紅軍剛剛勝利完成長征到達陝北時的1936年所撰寫的回憶錄——《親歷長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頌揚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釗編劇的話劇《長征》也沒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後，蕭華把它編進“長征組歌”的歌詞里，先是寫為“聲東擊西出奇兵”，1975年才進一步改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後，“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實可見，四渡赤水並不像現在有人所說的是什麼“神來之筆”，“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過是遵義會議後采取機動靈活，避實就虛的新戰法的結果。說白了，就是躲著強敵走。它所體現的，是集體智慧，民主決策，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順便提一句，《親歷長征》里面收集了12首紅軍部隊當時傳唱的歌曲——真正的“長征組歌”，其中沒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頌哪個領導人的。可是，卻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現場記錄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紅軍和中央領導人冒雨在兩河口召開歡迎第四方面軍領導人大會的場面。大會首先由朱德致歡迎詞，然後張國燾致答詞，張國燾在講話結束時喊了三句口號:“紅軍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共產黨萬歲！”這個“朱總司令萬歲！”在這105篇回憶文章里，是唯一針對領導人個人的。 朱老總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總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的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針對國民黨的速勝論和黨內某些人的急躁情緒，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抗日戰爭不是一兩次戰爭就能解決的，戰爭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他又利用抗戰爆發後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國防會議的機會，于1937年8月11日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演說，進一步指出抗戰的取勝之道是:“實行持久戰，開放民主，動員民眾，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爭。”他的遠見卓識，使得與會的國民黨將領們為之耳目一新。他還就當前戰局的進展發表了預見性的論斷，指出:“日寇近日就會進攻上海”，在座的國民黨將領們對此半信半疑。結果，只隔了一天，會議還未散，就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抗戰，與會諸將領盡皆嘆服備至。不久以後，蔣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議，在廬山開辦了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聘請了八路軍將領作教官。與此同時，朱老總在八路軍總部出版的《前線周刊》上發表了專著《論抗日游擊戰爭》，全面而詳盡地闡述了怎樣從戰略高度上以及在具體戰術上開展游擊戰爭，以達成持久抗戰並最終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為該書出版了單行本。這本書，成為根據地軍民發動抗擊日寇的軍事行動的最好教材。在華北抗戰中，搞得日寇頭痛萬分的“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等游擊戰戰法戰術，都從這本書中吸取了營養。 朱老總的這一對日持久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與毛澤東完全一致，稍後，毛澤東于1938年5月發表了他的著名論著《論持久戰》。 抗日戰場上的朱老總 朱老總是在1940年5月離開太行前線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陽與衛立煌談判，然後再轉道返回延安，他是帶著一份給予邊區人民和黨的豐厚禮物載譽而歸的。朱老總自己也即興賦詩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懷: 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 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總司令與彭德懷副總司令親率八路軍主力三萬兩千人開赴山西太行前線，開闢華北抗戰，在武鄉縣建立了八路軍前線總部（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我軍華北敵後的抗日戰爭。他還被國民黨當局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東路軍總指揮，指揮八路軍三個師和國民黨的四個師，授陸軍上將軍餃。在他和彭德懷的領導與指揮下，八路軍首戰平型關，設伏雁門關，夜襲陽明堡，斬獲甚多，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八路軍威名天下揚。華北各地，黃河兩岸，到處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總離開前，不足三年，八路軍主力已經迅猛發展到二十二萬人，地方武裝和游擊隊數十萬，華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處比較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給侵華日寇以沉重的打擊，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振奮，給我全軍將士以極強的鼓舞，朱老總與彭總在各根據地和全黨全軍中的聲望如日中天，八路軍聲威大振。抗日戰爭發展到後期，我軍已擁有正規軍近百萬，民兵游擊隊二百多萬，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大軍。這些成就，與朱德，彭德懷在華北的正確指揮與領導是密不可分的。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中，縱觀華北抗戰全局，在我全黨全軍中，朱老總和彭總的功勛是數一數二的，是無可比擬的。華北抗戰的開展與八路軍的大發展，為日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搶佔東北的決策與三大戰役的擘畫 日寇一投降，蔣介石立即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待命”，卻急令蔣軍“積極推進，勿稍松懈”，內戰陰雲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總在送走赴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機場返回之後，馬不停蹄，立即趕往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作報告，指出:“我們要積極向東北發展，東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據朱老總的提議，中央果斷作出決定，把原先準備派往南方的十萬部隊和兩萬干部轉為派往東北，並陸續將二十余位中央委員調到東北工作。緊接著，他又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在得到復電同意後，立刻以中央名義電示全黨全軍遵照執行，並且充滿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針“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 三大戰役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勝利，標志著蔣介石20多年來在中國的統治行將結束。那麼，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管軍事的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在偉大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中，是如何對三大戰役進程作出科學預見和指導呢？ 在三大戰役之前，朱老總就部署、謀劃了石家莊攻堅戰，關注、支持了臨汾攻堅戰，幫助和指導了華野濮陽整軍，並條分縷析地提出了對長春實行攻堅與長圍。朱老總對這些戰役的宏觀指導則為三大戰役的全面鋪開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範式。 他立足于全國戰場，從戰略戰術方面對三大戰役的進程作了全面的預示。這表現在: 1．預見三大戰役尤其是遼沈戰役的具體進程，並第一個指出中原戰場是決戰的戰場。 1948年8月23日，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就解放戰爭第三年的任務、戰略決戰的地點、時機和條件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說:“中原戰場是決戰戰場。自古以來誰在中原取得勝利，最後勝利屬于誰的問題就能解決……” 2．對東北和濟南等戰場形勢作了分析總結，並預示1948年是決定勝負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對各戰略區進行了分析。他說:“過去我們是怕東北的敵人進關，因為進關後，不管增加到哪里對我們都是不利的。現在敵人已不可能進關，我們可以在東北將他們消滅。”他認為“打下濟南，對我們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業基礎進行生產。山東交通也很便利，有鐵路、運河，對今後支援大兵團作戰，是一個重要的大後方。同時我們可以騰出十萬余人，再加上補充幾萬俘虜，足以對付南面的敵人。” 東北、華東戰場的進展一如朱老總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東北野戰軍主力經過31個小時激戰，攻克了北寧線上的戰略樞紐錦州，取得了遼沈戰役決定性的勝利。 3．對中原黃淮地區戰場作出預見，並預示1948年冬解決東北問題。 1948年10月16日，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指出:“現在打下錦州，他（指蔣介石）要撤也撤不出來了。錦州在戰略上意義很大，是關內與東北聯系的補給與轉運基地……”，“目前主要作戰在東北，形勢對我們有利，可以打幾個好仗，在今冬解決東北問題。”“山東現在已經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許（世友）、譚（震林）可以會合打大仗（指華野內線部隊配合作戰）。”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莊召開的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朱老總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華野三個縱隊暫不過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幾個大仗”的重要建議，征得其他中央領導的同意，改變了原先的部署。他又親到豫東前線傳達中央的決定，並指導作戰部署，極大地鼓舞了華野部隊的士氣。隨後，華野取得了豫東戰役的全勝，證明了朱老總一貫戰略指導思想的正確性。 戰事的經過，樁樁件件印證了朱老總的預見。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遼西地區全殲了由沈陽西援錦州的第九兵團廖耀湘部5個軍10萬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陽、營口，迫使錦西、葫蘆島之敵海運南逃。至此，遼沈戰役全部結束，東北全境獲得解放。緊接著，即11月6日，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聯合發起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進行之際，揮師入關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也聯合發起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發起、進行和結束，同樣在朱老總預見之列。 4．對淮海戰役及全國決戰進行預測，並預示傅作義部最終將被殲滅。 1948年11月26日，當戰略決戰全面鋪開之際，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說:“我們正以全力與敵人進行決戰。二十年來的革命戰爭，向來是敵人找我們決戰。今天形勢變了，是我們集中主力找敵人決戰。東北決戰已把敵人消滅了，現在，正在徐州地區進行決戰，平津決戰也即將開始。”“在徐州地區，黃百韜兵團被殲後，我主力已南下打黃維兵團，黃維、李延年、劉汝明三部解決後，徐州敵人也跑不了……在華北方面，傅作義比較聰明，但他的家當只有這麼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結果仍逃不出被殲的命運。” 朱老總在三大戰役發起前夕和進行過程中，以高超的軍事謀略和精妙的指揮藝術對全國各戰略區尤其是華北、東北、中原、華東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和戰略指導，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胡耀邦在怀仁堂晕倒前后发生了什么事？(图)
来源：《历史见证：特别经历》
王凡 东平/笔者恰在前不久刚刚看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9月的文章，这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以下简称“最后”)文章，也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而且还写得相当生动和详细。因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故笔者将其文相关部分先摘录如下：
 | 图：胡耀邦
会议于9点钟开始，这个文件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一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据王敏清回忆，4月8日中午大约12点15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电话究竟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的还是中南海保健处打的，因当时很匆忙他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按正常情况，如果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帮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邦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 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1990 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胸襟恬静而坦然。他一字一板地对笔者说：“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身影。 | 六四當夜 柴玲是不是從廣場逃跑了？ |
| | 多維 2009-07-16 | | | 紀錄片《天安門》制片人專稿／有人認為，只要指出抗議者的缺點，就是替政府的鎮壓開脫，這樣一種邏輯是荒謬、霸道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受到這樣的指責就放棄忠實地再現歷史真相的責任 ---------------------- （續前）第二，關于柴玲是否留在了廣場 《公開信》起草人封從德還指責我們說︰“柴玲那句‘……我要求生’也被斷章取義，從而給出一個虛假的印象，讓人以為她自己逃跑了。” 這個指控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在引用了柴玲與金培力談話中講到自己不會留在廣場之後，《天安門》一片多次通過解說詞、現場資料片、以及采訪材料，清楚地說明柴玲後來改變了主意，留在了廣場，一直待到六四凌晨學生撤離的時刻。這種說明有五處，如下所列（詳細引文見附錄材料）︰
1，《天安門》解說詞中說︰“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女神像被人們簇擁著運往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一位記者在廣場的帳篷中采訪了柴玲。她又改變主意，要留下來了。”接著柴玲談了留在廣場的想法。
2，在上述廣場帳篷內的采訪之後，有一段畫面，是柴玲和封從德在廣場上對記者訴說自己被綁架的情況，柴玲當場譴責了“學生中的變節分子”。這一片斷當然也清楚地證明她並沒有離開廣場。
3，在記錄六四凌晨情況的那段影片中，有兩位被訪者五次提到柴玲的名字，並轉述她的話，說“柴玲要留在廣場”，證明她當時是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上。 4，影片在敘述了六四鎮壓後政府如何嚴懲說話與官方統一的口徑相違的人之後，有這樣一句解說詞︰“當時身處廣場的示威者們卻各自有不同的說法”，然後馬上就提到了柴玲。這樣一種上下餃接，充分說明柴玲無疑是“當時身處廣場的示威者”。 5，接著，影片引用了柴玲6月8日在逃亡中錄制並在香港播放的講話片段。在講話的一開始她就說︰“自6月2號到6月4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從而進一步確認她身處廣場的事實。順便應當指出的是，封從德指責制片人“將柴玲1989年6月8日的錄音講話遺漏掉”，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封從德認為影片應該大量地引用柴玲6月8日的錄音講話。如果這種引用的目的僅僅是要證明她留在了廣場，那麼影片已經充分做到了。如果目的是要表現6月2日到4日的情況，那麼影片已經通過實地拍攝的畫面以及眾多受訪者的回憶詳盡地表現了那幾天的情況，包括6月3日白天學生、民眾收繳了士兵的武器上交給公安部門，3日夜里至4日早上的軍隊開槍屠殺，學生撤離後在六部口遭遇坦克壓人等等，不需要再用柴玲6月8日沒有畫面的錄音講話重復一遍。 在有限的篇幅中，紀錄片《天安門》五次以不同的表現手法，直接或間接地，清楚明白地呈現了柴玲在屠殺之後才撤離廣場這一歷史情況。封從德無視事實，無端指責，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卻先跑掉了”的說法，在我們的影片中完全找不到根據。但是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其原因大概包括如下幾點，第一，一些本來就對八九學運懷有敵意的人，會故意對我們的影片斷章取義，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以此攻擊柴玲；第二，一些媒體為了追求爆炸效應而突出一點，不去做全面的報道。第三，有些人在批評柴玲的話本身所反映的一些問題時，並不見得總會加上一句“但她最終還是留下來了”這樣的話。第四，有些人並沒有看過《天安門》或沒有認真看，只憑道听途說就跟著批評柴玲“先逃走了”。作為制片人，我們只能為我們的作品負責，不可能為這種懶惰的、輕率的、或有另外企圖的人的言論負責。但我們願意在此澄清對《天安門》一片的歪曲或誤讀，同時為柴玲澄清這一事實。
第三，關于所謂“把李祿的話安在柴玲頭上” 封從德在《公開信》中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他在他的書中和網站上指責《天安門》一片把李祿有關自焚的話安在柴玲頭上，以此來“證明”制片人是在隨意剪裁資料，以加強自己預設的印象，從而違背了紀錄影片制作的職業道德。他的這項指責也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應該借此機會一並澄清。 封從德是這樣將影片的引述與柴玲5月28日的錄像進行比較的︰ 柴玲原錄像︰ 柴玲︰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政府太無賴了，這樣看著同學一個一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采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本文注︰原錄像中“他說”二字，聲音很輕，幾乎是帶過，和後面的“我們”連在一起。）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做第一個死掉的人。 影片《天安門》引述︰ 柴玲︰政府太無賴了，這樣看著同學一個一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做第一個死掉的人。 封從德指責說︰《天安門》居然刪掉了這段話開頭的“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這樣一些內容，讓人們誤以為關于自焚的話是柴玲說的，而不是李祿說的。 但問題是，封從德沒有把後面的話引完。緊接著上述“我們就做第一個死掉的人”，柴玲說︰“我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作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我不記得怎麼說的了——而參加這個指揮團的唯一資格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由此可見，有關“自焚”的話，無論是誰先說的，柴玲不但同意了，而且“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此時，李祿的話已經變成了柴玲自己的話，以柴玲的名義對大家廣播了。至于她在廣播中是否向同學們交代了李祿的“著作權”，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柴玲在采訪中沒有提及，我們只是照引柴玲的話，而這里關鍵的事實是柴玲“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 這個關鍵事實在封從德自己新出的《六四日記》中也得到證實。他寫道，有一天同學們著急地告訴他，“柴玲宣布要自焚”，準備“用一個人的死換來千百個絕食者的生”，而柴玲後來又“一笑置之”，“象沒事兒似的”（p.312)。柴玲既然是“宣布”要自焚，難道不是柴玲自己說的話嗎？封從德對我們的指責讓我們無法理解。
至于我們刪掉有關李祿的那一句話，只是因為影片需要精簡。這類精簡是在影片制作的最後階段進行的，並不是預先設計好的。影片從粗剪到最後完成，從將近四小時壓縮到接近三小時，這個過程是很困難的，到最後往往是從這里壓縮幾分鐘，從那里壓縮幾秒鐘，刪掉的都是我們經過認真討論後，認為是相對來講可以割舍的或者是無關緊要的內容，而李祿的名字在這里確屬無關緊要。我們的影片中沒有提及李祿，原因是，一方面我們不可能把所有對運動有影響的人都收錄到影片中，另一方面，已經有人拍了一部影片《移山》，專門宣傳李祿個人的事跡，因此，《天安門》的有限篇幅可以留給其他的人。 其它說明 在上述三點說明和澄清之外，我們還有幾點說明和想法，願意借此機會與觀眾和讀者分享。 首先，在當年的影片制作過程中，我們多次通過不同途徑提出采訪柴玲的要求，但柴玲拒絕采訪。沒有她本人的見證，我們只能用當時的史料以及對別人的采訪來表述她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其次，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我們對于相關的事件和當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這樣的看法不能影響到我們對于歷史事實的忠實紀錄。對于同一事實，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這是正常的。比如，對于柴玲“期待流血”的說法，制片人之一的卡瑪，曾多次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提出她的個人看法，認為，在當時政府高壓的情況下，柴玲說這些話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 再次，天安門運動的鎮壓者也好，一些對這次運動懷有敵意的人也好，會利用各種機會誣蔑和詆毀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包括故意對我們的影片斷章取義，極盡歪曲之能事。作為制片人，我們只能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不可能對網上針對柴玲的“大量惡評”（封從德語）負責。我們反對對柴玲、以及對任何人進行謾罵、侮辱、人身攻擊。網上大量暴民式的污言穢語（針對我們的也有不少）最終只能沉澱為歷史的湖底污泥，使用文明語言認真探討歷史的人大可不必為之動肝火。 我們再次重申︰學生的話，即使有錯誤，政府開槍殺人都是有罪的，是絕不能原諒的。有人認為，只要指出抗議者的缺點，就是替政府的鎮壓開脫，這樣一種邏輯是荒謬、霸道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受到這樣的指責就放棄忠實地再現歷史真相的責任。在這里，我們願意再次引用羅伯特‧休斯有關歷史人物的一段話來闡明我們制作《天安門》所遵循的原則︰“人類追求經緯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歷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奪了歷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斗也有失敗的歷程。因此，保持歷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歷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歷史家的責任。”（注︰Robert Hughes, Culture of Complaint: The Fraying of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