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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為信仰犧牲的中共潛伏者解放後遭誤解/1911排華慘案︰致富遭嫉 全城過半華人被殺
發佈時間: 7/24/2009 12:40:06 AM 被閲覽數: 55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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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菲咖而音乐专辑《魔镜》/秋凉如我心/wenxuecity
     
【静夜心境之三】咖菲咖而音乐专辑《魔镜》
* 来自秋凉的问候!*

01 序曲
02 魔镜
03 星说
04 谁知道
05 红蜡烛
06 带我到月亮
07 信歌
08 不速之客
09 阿瓦日古丽
10 蝴蝶
11 昙
12 浪漫期限
13 终


 
 

為信仰犧牲的中共潛伏者 在解放後遭遇的誤解(組圖)

 

國家歷史


  潛伏者閻又文

  


  1993年,已年過50的閻家二女兒閻綏蘭才第一次知道父親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你父親是一個中共地下黨員”。

  閻綏蘭當即掉下了眼淚。父親已經去世31年了,這麼多年來,閻家的孩子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父親的真實身份。

  眼前這位告訴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當年父親從事地下工作的接頭人王玉。

  幾天後,閻家6個子女被王玉帶到了另一位知曉父親身份的見證人家里。他是閻又文當年的單線直接領導人、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這位在秘密戰線干了大半輩子、早已煉成鋼鐵性格的長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們的父親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見證者的講述中,閻家的六個孩子看到了父親完整的一生。瞬間,困擾了這個家庭幾十年的謎團被一一解開。驚喜、激動、欣慰、委屈……種種難以言傳的滋味一齊堵在心頭。之後再涌上心頭的一句話就是︰怎麼這麼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尋找

  父親閻又文的身份之謎,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成了閻家子女的心頭之痛。

  先是大女兒閻恩蘭到了入團的年齡。她所在中學告訴她,“你們家政治歷史很復雜”而沒有資格加入共青團。

  在履歷表上,孩子們在出身欄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當年參加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將領的子女們都是這麼填的。閻又文是傅作義的秘書,1955年隨著傅作義到水利部當農田水利局副局長(後來歸並到農業部),並在1958年加入了共產黨。

  


  但是,每當閻家的孩子們入團、入黨、提干時,組織部門多次派人去調查,卻發現閻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他的“國民黨起義人員”身份,在統戰部、政協的相應檔案里都查不到,統戰部門說他不是“統戰對象,是共產黨”,但是在中共組織部的檔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過什麼革命工作。而正是這個遺留下來搞不清楚的“ 歷史問題”,讓閻家六個孩子受盡連累。

  考上公安學校的二女兒本來進入公安機關,後來被調離,一直未能歸隊;1963年考上哈爾濱軍工學院的三兒子,畢業後原本可就職國防科工委,卻被分配到河北省張家口市下面的一個地區的小工廠,做了一個維修鉗工。最小的六女兒16歲當兵,因為表現優秀,一年多以後就當了代理分隊長,等著18歲入黨提干。卻也因父親“歷史不清楚”,無法過政審關。當了8年兵之後,她復員回家,重新從工人干起。

  橫在孩子們面前的問題是︰父親解放前的歷史不清楚,就連父親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撲朔迷離,解放後父親的職務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卻只用一句“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帶過。

  1962年9月25日,閻又文的生命軌跡終止在擔任農業部糧油局局長的職務上,時年48歲。臨終前他對妻子留下一句話︰“有事找組織。”

  彼時,閻家最大的孩子24歲,最小的六女兒才8歲。子女們對父親的記憶停止了,而對歷史真相的尋找才剛剛開始。這一找,就是30年。

  潛伏

  1993 年,如果沒有王玉的出現,閻家孩子們對于父親那段“不清楚的歷史及身份”的謎團恐怕仍然會持續下去。解謎是一次偶然。那是在那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會上,王玉見到了當年的另一位地下黨員劉光人。擔任過公安局副局長的劉光人正好曾是閻家二女兒閻綏蘭的上級。當他們談到共同認識的閻又文及他的子女時,王玉一下子激動起來,“都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了!”——這才有了王玉找到閻綏蘭訴說真相的那一幕。

  幸虧當時王玉還活著。他是閻又文的命運轉折的見證人,是能把閻又文的身份能說清的寥寥幾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沒有王玉的出現,閻又文人生或許是另外一番模樣。

  1946年春節後的一天,閻又文照常在傅作義長官司令部辦公室工作,機要室秘書薛起祿帶來一個人。這個人對閻又文說要找在綏遠工作的弟弟,稱弟弟吩咐,可托“閻又文長官”轉交信件。閻又文上下打量了眼前的這個人,回答“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便繼續低頭看報,不再理他。

  這個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派來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務就是找到閻又文。他頗費周折打听到閻就是傅的機要秘書,想方設法喬裝成商人拉攏薛起祿,以便接近閻又文。這次接頭雖未成功,但總算成功見到閻又文。閻又文現在是傅作義的紅人,任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餃(後升任少將),並兼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斗日報》社長。

  幾天後,王玉又出現在閻又文的家中。

  閻的母親把這個“找弟弟”,提了兩盒糕點直接登門拜訪的人領進屋。待閻母轉身出屋,王玉立刻連問了閻又文三個問題︰“你叫閻又文嗎?你是山西榮河人嗎?你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嗎?”

  閻有些疑惑,然後慎重地點頭稱是。王玉站起來單刀直入︰“閻又文同志,我是從延安來的。黨中央派我來找你。”閻又文听完,情緒激動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說道︰ “我等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來,閻就是“潛伏”在傅作義部隊的地下黨員。早在1938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特派員潘紀文在傅作義的部隊協助政工時,就“瞄”上了這位才華出眾、深得傅作義賞識的私人秘書閻又文,並秘密將其發展為地下黨員。

  然而,一年以後,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義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共產黨的政工干部被“禮送出境”。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做出妥當安排,閻又文從此便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與組織恢復關系不久,閻又文就被推到了內戰煙雲的風口浪尖上。

  致毛的公開信

  1946年,傅作義部與解放軍直接發生沖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軍投降,傅作義是12戰區司令,綏遠省主席,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陝壩下令所屬各部,向綏東挺進︰1946年9月初攻佔卓資山,17日攻佔集寧,19日攻佔豐鎮,矛頭直指中共軍隊在華北地區佔領的最大城市張家口……

  傅作義讓閻又文寫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這個燙手的山芋可把閻又文為難壞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這個電報,是在罵共產黨,罵自己的組織,罵自己的領袖。不寫呢,又是自己份內的事,無法拒絕。閻又文找到了王玉,請示怎麼做。

  王玉和閻又文接上頭以後,就與閻建立了絕密的單線聯系。另一方面,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攏薛起祿,持著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機要室的證件,往來于歸綏和包頭。他們聯系的地點就在閻又文開的一間布店,這間布店連閻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來指示︰“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義部隊機關報《奮斗日報》刊登了《致毛澤東公開電》,第二天,國民黨南京《中央日報》全文轉載,大字標題︰

  傅作義電勸毛澤東 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 參加政府促進憲政

  閻又文把這篇傅作義致毛澤東的“檄文”寫得洋洋灑灑,言語犀利,字里行間極盡譏諷、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發表之後,在兩方面都產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響。毛澤東要求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說“奇文共欣賞”。

  與傅作義“共同進退”

  然而,所有的這一切,閻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點都不知情。閻又文回到家後是一個話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是與鄰居們來往,照顧孩子們上學,料理家務。

  在 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閻又文已經多天沒有回家了。全家亂作一團。不久,閻又文匆忙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醫護安排後,對大女兒說︰“傅伯伯那邊需要我,家里的擔子你要分擔一些,幫大人們照顧媽媽。”才11歲的女兒淚眼汪汪地望著父親遠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們長大後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關鍵時刻。

  12月14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國民黨軍隊頓時成了甕中之鱉。就在十幾天前,解放軍突然調整戰略,東北野戰軍主力分三路提前入關,包圍唐山、塘沽、天津的國民黨軍,阻斷了傅作義的海上退路。隨後華北野戰軍突然出現在張家口以西地區,也斷絕了傅作義的西逃之路。

  圍城期間,傅作義的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行著秘密談判,而另一方面蔣介石的特使也輪番飛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義顧慮重重,搖擺在戰與和之間。尤其得知自己也在共產黨25日宣布的以蔣介石為首的43名重要戰犯名列當中後,他的情緒極不穩定。

  後來,閻又文的女兒看到這些史料,理解了父親︰在這種時刻,傅作義隨時有可能做出極端的行為,又處在國民黨特務暗殺的危險中,閻又文怎能離得開?

  閻又文與傅作義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間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來了,覺得一時還出不了什麼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 我現在常常在想,為父親設身處地地想,在那樣一種情況下,他是怎樣做出的選擇?”對著記者,閻又文的五女兒閻京蘭喃喃自語道。“他要選擇,誰是敵人,誰是同志,什麼場合,該做什麼反應,做什麼事情。這樣的身份,高度風險,也意味著高度的犧牲精神,犧牲的不僅是他個人,也是他的家人,他那時是隨時做好回不來的準備的”。

  閻又文從直覺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黨員。有一天,傅冬菊從傅作義處離開時,閻又文發現有特務跟蹤。他對傅冬菊說,我搭你的車吧,要去辦點事。但是當車開到北京城的一個城門時,閻又文說到了,車就在城門洞里停下來。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門里能去找誰呢?閻又文下了車,就迎上了國民黨特務的車。他訓斥道︰傅長官大小姐的車,你們也敢跟蹤?

  就在這時,傅冬菊的車已經駛遠,而特務們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門洞里也調不了車頭。當時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麼,難道閻又文也是地下黨?

  那麼傅作義是否也感覺到什麼?或者說有沒有懷疑過閻又文是共產黨?我們無法得知。但閻又文的“地下黨”身份,到解放後那麼多年卻一直都沒有解密。

  可是,閻的身份不解密卻給他本人造成了諸多誤解。

  誤解

  新中國成立後,許許多多地下黨員的身份紛紛解密、“歸隊”。但按照組織的安排,閻又文的真實身份沒有公開。知道閻的歷史的,除當年的單線聯系人王玉外,就是中央有關部門的少數高層領導了。

  據平津戰役紀念館統計,當時北平地下黨有3000人之眾,外圍人員超過5000人。而且平津戰事未開,地下黨員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暗河,滲透到傅作義集團的每一個角落,其中就包括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黨員不止一次注意過閻又文,但閻又文嚴守上級定下的紀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黨組織發來的信號,他一概當作沒看見。他只同王玉進行單線聯系,王玉的上級,就是羅青長,羅青長直接向李克農匯報,李克農就直接通到周恩來了。

  盡管閻又文與中共的聯系是極端秘密的,但是並不是沒有人了解閻又文的過去。在上山西大學的時候,閻又文是個左傾的進步青年。到傅作義的部隊以後,當時同在傅部隊中的一位地下黨員,與閻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沒來往後,他後來看到了閻又文為傅作義寫的那封公開信,堅信閻已經改變政治立場,從此與閻家再無往來。加之,在這期間,若干地方線的地下黨員試圖與閻建立秘密聯系遭拒,又進一步加深了這些了解閻又文過去的人的誤解。

  解放之後,閻的身份不公開,無意間卻成了早年對他誤解的一個佐證——連黨都不承認你是黨員,看來你就是有問題了。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開播出的講述北平解放的電視劇中,閻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閻卻從不申辯。女兒入團遇到麻煩,他無法解釋,不公開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當年中共的情報事業的開創者和領導人周恩來曾經要求情工人員“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閻又文的一生,就是這16個字的真實寫照。

  在采訪中,記者曾經問過閻又文的女兒們︰如果可能,你們願意干父親這一行嗎?她們沒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說,干這一行,就是意味著犧牲——而並非刺激、浪漫與傳奇。“我尊重父親的選擇。那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而羅青長說閻又文是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閻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又能“白皮紅心”掩護得極好,從未失過手、從未引起過懷疑的中共高級情報人員。他的情報,都可以影響到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

  克己

  在電視劇《潛伏》熱播的日子里,閻又文的子女們仍然在一點點收集著父親的史料。電視里的中共特工,與他們所熟識的父親,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點他曾經的叱詫風雲,只有溫和,勤謹,克己。

  上小學時的四女兒閻海蘭在她的一篇題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寫道︰爸爸永遠是一種特別平靜的表情,和若春風。經常晚上睡了一覺醒來,從門縫里看見爸爸進屋的背影,早晨一早睜開眼,又從門縫里看見爸爸出門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幾個小時的班啊?

  听著閻又文子女們對父親的描述,你覺得解放後的閻又文與我們通常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兩種人。特別是在解放後。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認真刻苦地學習,嚴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時,閻的一些朋友經常邀請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歡文藝的他都婉言謝絕,而是埋頭在家苦學。他本不是學農業出身,現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觸甦聯專家,40多歲的他用幾個月時間苦讀俄語,就能流利地與甦聯專家交談。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身為政協委員和局級領導的閻又文持有特供證,可以憑借此證去領到一些糧食。在那個年代,糧食就意味著生命。但閻卻從來不允許家人使用。他說︰“我管糧食生產,全國糧食都不夠吃,咱們家有什麼理由吃特供?”

  閻又文到農村視察工作時,本來是可以吃到為他做的面條的,但他一定要與農村的災民們同吃用大鍋煮的紅薯葉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餓出重病而死的。

  上個世紀50年代時,閻又文上班有專車,但在五女兒的記憶中,專車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顛屁顛在後頭走路上學。後來,因為石油危機,父親索性把配的車給退了,每天登著自行車上班。他極少直接表現出對子女的溫情,在四女兒的記憶中,曾經在睡夢中隱約感覺到父親走進房間,挨個端詳孩子們。

  1993年春夏之交,農業部給閻又文六個子女的單位分別發出信函︰“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運用擔任傅秘書的有利條件,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貢獻。”

  多年的努力和尋找,終于等來了這個結果。在明白這一切之後,除了對父親更多的認知,還有無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對于他們來說,真相來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無法重新來過。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這個結果終于在母親的有生之年等到了。這位幾十年如一日在閻又文身邊,勤儉持家,相敬如賓的妻子,終于完全讀懂了自己的丈夫。
 
 
1911排華慘案︰致富遭嫉 全城過半華人被殺

楊立


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反政府武裝在弗蘭西斯科‧馬德羅(Franciso Madero1873~1913)的 領導下,向墨西哥北部城市托雷翁發起進攻。當時統治墨西哥的是波菲里奧‧迪亞斯總統。托雷翁城是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交通樞紐城市,佔領這個城市是馬德羅軍佔領整個墨西哥北部地區的關鍵所在。效忠迪亞斯總統的聯邦政府軍在兩天之後放棄抵抗,撤出托雷翁城,馬德羅的軍隊隨之開了進來。隨著叛軍進城的是一群暴民,他們像蝗蟲一樣突然出現在托雷翁城內的繁華商業區,大肆屠殺和洗劫那里的中國商戶。在10多個小時之間,300多名華人當場被殺死,造成震驚世界的流血慘案。

華人移民墨西哥

最早進入墨西哥的華人,是在西班牙殖民者的馬尼拉大帆船上執役的中國船員。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這艘海船定期往返于菲律賓馬尼拉和墨西哥海港阿卡普爾科之間的貿易航線上。17世紀前,很少有華人定居墨西哥;17世紀後,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才出現屈指可數的幾個銀匠和剃頭匠。19世紀初,旅居墨西哥的華人還很少,但在19世紀後期的20多年內,由于迪亞斯總統實行鼓勵外國投資和移民墾殖政策,並于1899年和中國滿清政府簽署了友好通商條約,于是更多的華人涌入墨西哥。

進入墨西哥的華人最初多在鐵路、農莊和礦山勞作,或以洗衣為業,後轉而從事日用蔬菜百貨的批發和零售,成為較為殷實的商戶。他們在墨西哥組織中華商會,同時和美國華商保持著廣泛的商業信貸聯系。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華人已達13200多人,最高峰時達27800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諸省,包括托雷翁城。

旅居托雷翁城的華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商業成就。慘案發生之前,托雷翁城約有華人600余人,他們和平守法,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換取衣食並積累著財富。他們不僅經營著餐館、旅店、洗衣房、雜貨店,還擁有一家資金雄厚的華資銀行,並在托雷翁城內修建了一條有軌電車線路。他們還經營著大規模的蔬菜種植園,乃至當地蔬菜市場的批發和零售基本上為華人所壟斷。在托雷翁城附近的棉花種植園里,華人同樣辛勤地勞作著。可以說,對托雷翁城的興起和發展,華人作出了極大貢獻。

康有為等人在托雷翁城的商業活動

托雷翁城華人在商業方面的成就,和保皇黨人康有為的扶持和指導分不開。康有為鼓吹“君主立憲”,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流亡海外,在海外組織保皇黨,向華人募捐。由于捐款有限,康有為不得不另闢蹊徑以增加收入。1902年冬,他旅行到英屬哥倫比亞省維克多利亞城,和那里的保皇黨分子會面,決定成立一個面向全球投資的商業公司,期以投資獲取的利潤從事保皇黨事業。為籌集公司的啟動資金,康有為親自到世界各地華人聚居的地方游說。

1906年,康有為到達墨西哥。他在視察了華人在墨西哥各地的商業經營狀況之後,對托雷翁城發生了特殊興趣。彼時的托雷翁城是個擁有3萬多居民的發展中城市,附近有墨西哥最大的棉花產地。在20世紀的頭一個10年內,托雷翁城逐步建起大型冶煉場、機器制造廠,很快成為墨西哥北部的一個工業重鎮。伴隨著托雷翁城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業也日益興盛起來。康有為看準時機,用個人資金進行房地產投資,轉手之間,淨賺10多萬銀元,約合今天將近美金100萬元。

康有為在房地產投資上的成功,促使商業公司決定在托雷翁城建立一家銀行。1906年秋,華墨商業銀行獲得墨西哥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正式掛牌營業。這個銀行融集了墨西哥各地華商資金,用以從事房地產投資。為了促進房地產銷售業務,華墨商業銀行還征得墨西哥政府批準,于1907年在托雷翁東城建造了一條長達8英里的有軌電車線路,計劃建成後由商業公司管理這條線路上的電車營運。

1907康有為回到托雷翁城,重新組建華墨銀行。他指定當地僑領黃寬焯為行長,一向在墨西哥城開業行醫的黃日初為房地產銷售經理,特意從溫哥華趕到托雷翁城坐鎮指揮的李福吉為商業公司經理。盡管華墨銀行的經營並不總是順利的,但到1908年為止,銀行累積了相當的資產,並將大部分用于托雷翁城內的樓市投資和建造有軌電車線路,其余則投資到商業公司在紐約和香港展開的各項業務中。

仇富情緒和排華慘案

托雷翁城華人的勤奮和財富引起了當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滿。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甦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在鄰近托雷翁的城市戈麥斯帕拉西奧發表街頭演講,指責華人不僅搶了墨西哥人的飯碗,還在贏取當地婦女的感情方面都是危險的競爭者。他還指控說,這些外國人,在托雷翁發了財,便囤積金錢,然後寄回中國。他更不遺余力地攻擊華人在日用百貨、蔬菜種植和銷售等行業的壟斷地位,號召墨西哥人驅逐華人。可以說,弗朗里斯的反華演講,為此後不久發生在托雷翁城內的大屠殺慘案做了輿論上的準備。

在弗朗里斯發表煽動性演講之後不到兩周,弗蘭西斯科‧馬德羅領導的反政府武裝就出現在托雷翁城近郊。5月13日星期六凌晨,4500名叛軍四面包圍了托雷翁城,和人數只有800名的聯邦守軍展開激戰。戰斗持續到星期日晚上,聯邦軍寡不敵眾,決定撤退。15日星期一凌晨2~4點間,聯邦軍趁夜撤離托雷翁城。6點時,叛軍開進這坐無人守備的城市。

隨著叛軍涌入托雷翁城的暴民們約有4000余人,大都來自托雷翁城和近郊地區。從一開始,暴民和叛軍就把怒火發泄在中國人身上。他們涌入華人商鋪集中的商業區,大肆洗劫和破壞商鋪,在大街上到處追殺中國人,搶他們身上值錢的東西,剝走死者身上的衣服之後還殘害尸體。

當肆意搶奪的暴民和亂兵涌入華墨銀行時,大屠殺達到高潮。暴民們首先沖進大廳,殺死好幾位銀行雇員。他們用墨西哥大鐮刀在受害者的尸體上亂砍亂剁,還把砍下的頭顱和四肢拋到大街上。與此同時,一小隊墨西哥騎兵開到托雷翁城郊,把那里的中國菜農驅趕到附近的一個屠宰場,當場集體槍殺,之後還把他們的尸體踐踏在馬蹄之下。大屠殺從凌晨6時一直持續到下午4時,直到叛軍首領下令禁止屠殺為止。

在墨西哥暴民和叛軍的打劫下,在墨西哥投資經商的美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但和中國人所遭受的大屠殺和野蠻洗劫相比,則顯得微乎其微。據稱,在這場暴亂中,303名華人喪生,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康有為保皇黨旗下的華墨銀行首當其中,遭到重創。此外,托雷翁城內一個華人活動中心、40家日用百貨市場、4家洗衣房、5家餐館、10個菜攤、23個食品攤,及數個菜園都悉數遭到破壞。死者中還包括5名日本人,他們是因被誤認為中國人而慘遭毒手的。

事發之後,當時的中國政府馬上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議,並聘請國際調查員就屠殺慘案提出賠償要求。但由于當時國內政局混亂,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忙于內政而無暇他顧,加上“弱國無外交”,事情最終不了了之。300多名華人就這樣在托雷翁城無辜喪生,成了墨西哥暴民和亂兵手下屈死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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