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小提琴欧美金曲【Violin Love Music 小提琴与爱】6首选听/小声音

专辑名称: Violin Love Music 发行时间:2007 专辑曲目（选听）: 01 Always On My Mind 02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03 Release Me 04 Listen To Your Heart 05 It Must Have Been Love 06 Carrie wenxuecity

[陈冰]　（2009-06-03）

 
　　中年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智力、能力，都达到成就事业的巅峰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把45岁到59岁的年龄段界定为中年人，中华医学会也认同这个“中年人”的科学结论。

　　但在中国，相当部分中国人把45岁视为一个坎。到这个年龄仍 当不了处级干部，或者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就会有前途渺茫的感觉，不思进取，不求发展，开始思谋如何度过余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了45岁还没被提拔，这辈子算完了。

　　“提拔”是与“当官”相关联的词，但官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承载所有人的理想，到45岁还从事专业、干具体工作的人，在中国一般被视为“混得不怎么样”，相当多人反而迷茫。而在国外，人上了40岁，绝大多数人进入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家庭稳定，对世态人生不再迷惑，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冲向“出成果”的高峰期。电视上、企业里、议会中，唱主角的人是那些稳重达练的中年人。

　　也有学者疾呼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但“45岁”仍经常出现在文件上。2006年中央组织部明文规定，担任县级党政正职的人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刚刚发布的2007年全国机关官员统计显示，45岁以下的占71.5％，并赞扬选配好“新鲜血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显然是要更加年轻化。而在较富政治活力的美国，2002年公务员的平均年龄为46岁，45－69岁之间的人超过半数。

独具特色的“45岁现象”

　　将45岁作为人生的分水岭，且把这个年龄列为人事遴选的标准，恐怕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西方社会，这会被视为年龄歧视；在上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人们更遵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自然规律。

　　“45现象”是在公务员阶层率先兴起的。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倡导的干部年轻化，本来是针对陈旧僵化的思想而言的，但却渐渐收拢在年龄这个“硬指标”上。另一方面，经济形态变化了，而官员角色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使得当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权有利。加上以“任命制”为主的官员选拔体制没多大改变，使得上级领导的态度比业绩更具有晋升说服力。每换一届领导，就会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年龄越来越年轻，“45岁”也便成为官员前途的关键一道坎。

　　于是，便出现高层领导习近平所指出的几种弊端：一些年轻官员在干部选拔上做不到“五湖四海”，听不得不同意见，喜任人唯亲；有的公开场合显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背后却在和小兄弟们吃喝玩乐；有的把生活作风当作“小事”，不检点不自律不自重；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过于年轻特点，把他们当作“潜质股”加以“投资”。

　　而跨过45岁门槛的官员，有些人会享用来之不易的成果，有些人则十分小心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仅成为官教条，使得整个官僚体系中的改革锐气下降，甚至连讲话都谨慎格外，常常抄袭总书记、总理的报告。而年轻一代也看到当官的种种好处，报考公务员成了中国的“金考”，竞争之强远超于高考。2008年平均竞争比例是60比1，2009年则上升为73比1，最优秀的人似乎都要进入官场。

正在向社会渗透

　　值得关注的是，“45岁现象”正在向社会各界渗透。渗透的表现之一是企业、大学的行政化，以便于套用或获取行政层级所赋予的特权。表现之二是企业和大学的人也将45岁视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坎，向中层管理者奋斗。这个年龄仍在一线从事实际业务的人，被普遍被认作“没什么指望”的人，管人的似乎总比搞专业的要高人一等。

　　于是，45岁到60岁没有官职的人，成了最尴尬的一群。45岁以下，体力和精力好，但能力、经验可能不足，可当“新鲜血液”加以培养；60以上，工作能力强，但可能身体和精力差，需要退休。而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45到60岁的人，却被排除在县处级干部和中层管理者之外，搞专业又被社会所不齿，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退居二线”，极大地浪费着人力资源。有人对这种现实发出过质疑：60多岁的人有精力处理好国家大事，50多岁的人难道就没有精力当好县乡领导？

　　“45岁现象”向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想当官当领导，而把从事专业工作视为前途不大。 45岁以上的记者很少活跃在现场，45岁以上的教授专心写教案的不多，45岁以上的工程师更多地当“老师”而不动手。唯独农民没有45岁概念，需要不断进取。

改革分配机制是关键

　　浪费社 会人力资源，是“45岁现象”产出的不良后果之一。这种现象不能制止，会潜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径引向当官小道上，相当多国家栋梁之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事安排上。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都与之有关。比如浮躁风气，与年轻干部和管理者年轻化无不关系。年轻人有活力，求新猎奇，但对一些“新事物”、“新创意”的警觉性、鉴别力不强，不免意气用事，急于求成。再如浮夸风气，由于提拔年龄卡得很紧，每个干部和管理者都以被“提拔”为主要目标，想尽快出政绩，不惜弄虚作假、牺牲环境、危害他人权利为代价，而对具体的、实在的利国利民的事业缺乏兴趣和耐心。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影响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民间已有这样的流行话：“年龄是个宝，文凭很重要，关系最关键，能力作参考”。当真才实学被视为不重要的因素时，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靠什么建构？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45岁现象”的成因。“官本位”传统，工作压力大需要年轻人支撑，高科技时代需要反应快捷的头脑去应对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官员选拔制度滞后，都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或许是分配体制上的优惠和特权。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还是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具有一定的特权，有令人羡慕的物质优待和很多看不见的获取利益的渠道，这就吸引人们竞奔行政队伍和管理者阶层，甚至作为理想追求。

　　而在一些民主法治国家，选举和监督让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注重经济成本让中层管理者成为裁员的首选对象。他们对专业的人士的尊重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明白专业人士的脑和手，是机构和自己财富的来源，所以给专业人士较高的待遇，鼓励他们埋头苦干。成为专业人员，也便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安定且体面，在黄金般的中年期达到事业顶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中国要减少“45岁现象”，从平衡实际收入差距和减少官员特权做起，也许是较便捷的入口。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联合早报》

武則天為反貪發明漢語大寫數字

佚名

漢字中，本有“一、二、三、四、五、六、八、九、百、千”，有人說是朱元璋皇帝為了防止貪官涂改賬冊而發明了大寫數字。《咬文嚼字》2004年第12期上刊登的侯嘉亮先生《大寫數字的來歷》，便以此說法為準。侯說︰為反貪枝廉，朱元璋制定了懲治經濟犯罪的嚴格法令，並在財務管理上進行技術防範，實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把記載錢糧數字的漢字改為了大寫。 但其實非也，目前最早可見的大寫漢字，出現在武則天的《岱岳觀造像記》中，這是在唐代石碑上就有的，這比朱元璋早了七百年。 據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考據家顧炎武所著《金石文字記‧岱岳觀造像記》，可知《岱岳觀造像記》是則天朝所樹立的石碑，上面有大寫數字。顧炎武考證說︰“凡數字作壹、貳、三、肆、伍、陸、柒、捌、玖等，皆武後所改及自制字。” 武則天認為，自己是開天闢地第一位女皇，不但把唐的國號改為周，也自己制造出很多漢字。這些漢字大多被她身後的學者給“肅反”了。流傳至今的，除了有名的“照”字，也就剩下上述可以防止涂改的大寫漢字了。 大寫數字在則天朝以後，不僅使用在碑石上，也出現在詩文中。唐著名大詩人白居易的宋版《白氏長慶集》中《論行營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卻守本界事》有這樣的記述︰“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貳拾漆捌萬貫。”其中，“貳”“拾”“漆”“捌”都是大寫數字。顧炎武說這個“漆”字，本應作“”，多的三點是後人妄自加鑿的。“漆”後簡為“柒”，又省作“七”。 朱元璋的功績，在于把“漆”變成了“柒”，“陌”變成了“佰”，“阡” 變成了“仟”。他是個完善者，絕非發明者。 在那個使用墨書的時代，防偽反倒比今天更容易，人也不會挖空心思去制作更復雜的防偽技術。嘆之！   自說自話又自相矛盾的中美對話 華爾街日報    2009-07-29 7月28日，被媒體譽為“世紀婚禮”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落下帷幕。由于這次美國政府沒有像以往那樣揪住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不放，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以及財政部長蓋特納還紛紛引用中國的名言警句，號召中美要“同舟共濟”，讓這次對話看起來像一次“團結的大會”。 但從討論的內容來看，至少在經濟問題領域，中美雙方似乎並不團結，更多的是在自說自話又自相矛盾，都把危機的責任和復甦的希望推給對方。 比如，中國一如既往地擔憂所持有美元資產的安全以及美元匯率的穩定，盡管今年5月份，中國逆勢增持了380億美元美國國債；美國則一如既往地拍胸脯保證美元的強勢地位而且誓言控制財政赤字，盡管2009財年前9個月美國財政赤字已經擴大到1.086萬億美元，幾乎是上財年同期財政赤字的3.8倍。 再比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美國經濟實現復甦是全球經濟擺脫衰退的前提；而美國財長蓋特納卻表示，若中國成功將經濟結構轉向內需拉動式將極大地促進全球經濟更快、更平衡、更可持續地增長。 在自說自話和自相矛盾的背後則是，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都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徹底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雙方都還在“保增長、保就業”的短期目標和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的長期目標間游移不定。預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現有的中美之間不平衡的格局還將延續。 對于中國來說，目前有兩個似乎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標︰目標之一，希望保持外匯儲備不因未來美元貶值而縮水，但這個問題本質上需要中國通過擴大內需來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從而逃離美元陷阱；目標之二，中國又希望美國經濟率先復甦拉動出口，以重復以往的出口拉動型增長，而這又會使中國繼續陷入美元陷阱。 從短期來看，中國希望未來依舊靠出口維持就業，而這就要求中國必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支持美國經濟復甦。至于外匯儲備縮水的問題，中國政府則希望通過調整外匯儲備投資品種和幣種結構來規避美元貶值的風險，同時要求美國政府做出承諾保證投資安全，盡管美國一再表示會保證強勢美元，但未來是不是個空頭支票無人知曉。 唯一值得慰藉的是，去年下半年美元逆勢走強帶動了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價格的上升。根據中金公司的報告，中國去年第四季度的外匯儲備因此大賺了1152億美元。直到今年初美元重新走軟，中國政府才開始不斷對美國施壓，並主張用超主權貨幣替代美元。 對于美國來說，這次沒有用人民幣匯率低估這個慣用伎倆來要挾中國，而是推心置腹地要求中國擴大內需。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還勾畫了一幅未來中美經濟的平衡圖景，“隨著美國人更多地儲蓄，中國人更多地消費，中國也能成為美國商品的一個巨大市場”。 相比單純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而言，這是解決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合理路徑，盡管如此，從今年美國政府在不同場合表示迫切希望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的行動上來看（這相當于繼續維持中美之間現有的不平衡格局），美國或許還是希望通過拉動國內消費以刺激經濟復甦。美聯儲主席貝南克上周三就表示美國經濟復甦形勢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狀況和美國消費者。另外，美國政府之所以十分關注失業率指標（6月份美國失業率已經高達9.5%），就是因為擔心失業率上升將影響消費並給經濟復甦帶來巨大障礙。 根據上面的分析，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雖然中美兩國看似針鋒相對，最終卻可能殊途同歸，即中國通過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支持美國經濟復甦，從而帶動中國的出口，中美將繼續維持現有的脆弱平衡。在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沒有替代品的情況下，這似乎是個必然的結局。對于中國來說，如何避免自己從最大的債主“黃世仁”淪為喋喋不休的“祥林嫂”，既取決于決策者的勇氣和智慧，也取決于金融危機過後世界貨幣體系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