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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时光 难忘的歌声】难忘中文金曲精选II /没事写着玩/ wenxuecity

 

外媒警告：你不知道的中国泡

沫马上就要来临

美国评论外交的权威性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七月二十三日登载投资管理协会研究主管维塔利·格兹尼尔森(Vitaliy N.KATSENELSON)所撰“非吾等认知的中国泡沫即将来临”(The China Bubble's Coming--But Not the One You Think)一文，提醒读者相较于中国股市的变化，中国经济近期的发展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泡沬危机才是应该关注的焦点。 格兹尼尔森在文章中对于部份分析人员以中共最近公布今年前二季经济成长数字接近百分之八，推论中国经济似乎摆脱全球经济风暴影响的说法，提出质疑。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作者以十年前朗讯科技公司（Lucent Technologies）为创造营业成长的数字，采取借贷资金购买自家装备的作法，指出美国目前即是采用类似的作法，用中共的资金购买中国产品。 不过，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呈现短暂荣景的状况，但时间一长，就会显出疲态。十年前的朗讯科技公司即在不久后出现资金不足无力偿还贷款的窘境。美国虽然不是一般的私人企业，但其作法显示中共的经济成长显然大部份是来自自家的资金，最后终将无法逃避朗讯科技公司陷入营业困境的恶运。 这样的作法，必须仰赖美国消费市场恢复动能，才能真正的使经济复苏，然而全球各地特别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仍在持续下降中，对于急于追求创造经济成长数字的中共，缓不济急。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共若要维持经济成长的帐面数字，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共产政权控制银行的优势，强迫银行提供贷款资金创造投资假象，这是一般民主国家无法比照采用的方式，他们无法强迫银行国有化，也不能强迫企业和消费者支出。 另外，中国共产党政权拥有庞大资金以及支出机器，要创造货币供应量不是问题，因此在今年六月，中共的货币供应量成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五，这样的数字实则拜中共可以控制及强迫银行提供贷款之赐。 此外，作者指出，中共虽然有庞大的外汇存底，但由于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实际上并无法因此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持有庞大外汇的中共，可以很简单的要求公营法人机构借钱并迅速支出，随意的建造公路、医院、学校等基础建设，甚至是某位高阶党员的房子。所以，中共要创造强劲的经济成长数字，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依据格兹尼尔森在文中的分析，中共急于创造经济成长数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共没有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制度，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经济成长的荣景，否则数百万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将因为失业、饥饿等生活不保的问题而引发社会暴动，进而危及中共政权。不过，中共人为的刺激经济成长，希望拖延时间直至全球经济稳定为止的作法，是否可逃避大量可怕的借贷可能带来的泡沬危机，则是未知数，这犹如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未爆弹。 作者特别提醒快速成长不等同于可持续增长。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成长绝大部份来自对美国的借贷。这样的成长会带来大量的坏帐，中共终将付出代价，只不过是时间以及影响层面大小的问题而已。 另外，作者说，中共还有一个困境。中国出口货品到美国，赚取美元，但为了避免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从而引起降低中国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中共并未将出口赚取的美元按一般作法换成人民币，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债券。 作者说，已持有二点二兆美元美国债券的中共面临一项难题。为了刺激经济成长，中共在中国境内需要资金，但如果出售美国债券，将会刺激人民币升值、不利中国产品的出口、以及美国利率上升等不利因素。 作者认为中共若无法处理这些难题，终将走入泡沫，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若不及早修正其藐视金融法则的作法，将使其经济陷入更难以复苏的境地。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本月十七日登载亚洲经济政策研究员德里克·西瑟斯(Derek Scissors)撰写一篇名为“中共拒绝调整经济”的文章。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情况多变且复杂，但是中共统计局为了制造符合中共意向的数字，只需要十五天的时间，即可完成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经济动态调查报告。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中，西瑟斯称中共目前实施的部份经济刺激方式，大多是依赖加大投资力度在短期内改善中国经济状况，但是这样的作法，会导致中共落入大量的财政赤字，并使中国经济再次回到引发此次经济危机的旧经济轨道上。 西瑟斯指出，中共因应这次经济危机的作法只是强化危机发生前的政策，人为的强迫银行借贷以及提高货币供应量，创造不可持续的经济成长短暂荣景，但这无法帮助解决全球经济风暴的问题，反而推迟了采取调整及改革等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此将拖累中国及全球的经济。   高層政治紀實作品被造假︰ "野史"挑戰正史(組圖)   南方周末 　　根據《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一位黨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 　　　　上述黨和國家前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九位黨和國家前領導人後代，日前對一系列涉及父輩的政治紀實作品提出強烈質疑，這些作品均出自一個名為“師東兵”的作者之手。 　　師東兵是誰？ 　　 師東兵網站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對師東兵文章的質疑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落馬不久，他就頻頻出現在相關案件的報道中，他在博客中稱，自己曾遭許宗衡迫害，後來舉報了許。 　　師東兵自己也承認，許多人是經過許宗衡事件之後，才認識了他。 　　但他似乎應該很有名，他稱自己已著述三千多萬字，他所認可的個人網站，稱之為“文學史上最敢講真話的作家”，是以寫高層政治和軍事風雲、社會上的重大事件為主的“紀實文學作家”。 　　師東兵還表示，當自己撰寫《早逝的年華》後，胡耀邦夫人李昭贊他是“文學上的包公”。 但現在，胡耀邦與李昭的長子胡德平對此予以否認，並公開表態師東兵采訪胡耀邦純屬造假。 　　根據《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黨的主席或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一位黨的副主席（汪東興），五位政治局常委（華、胡、趙、汪，加上陳伯達），九位政治局委員（五位常委加上紀登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內，上述9位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東興之女汪延群、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和陳伯達之子陳曉農。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已演變成一場“政治斗爭”。 　　師東兵稱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兩度入獄。2006年師東兵再度身陷囹圄，則是“被許宗衡迫害”。許仕途起于湖南，本報記者查實，師東兵為前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所作的傳記，曾遭到舉報。師東兵說他曾向上面推薦王茂林，而後，又推薦過許宗衡，但否認為他人買官。 　　被“迫害”的師東兵被一些人捧為“反腐斗士”，也被質疑是“買官賣官的掮客”。記者了解到，師東兵“被許宗衡迫害”，罪名是詐騙，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場官司，亦涉及詐騙爭議。 　　師東兵並非個案。他寫的政治類作品，絕大多數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內地，與領導人相關的著述還未能滿足人們需求。因其稀缺，撰寫高層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這種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一位相關人士說。 　　師對本報記者說，境外各種謠言很多，他的書可以闢謠，他還以“草根”的角度說︰“不能只听當事人的話來編歷史”，“列寧從來不相信回憶錄”。學歷史出身的胡德平說，他贊成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觀，但堅決反對編造歷史事實。 　　　　集體否定師東兵 　　胡德平質疑師東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主辦的電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學者對師東兵“歪曲胡耀邦與華國鋒關系”的質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去世，有網友將師東兵《政壇秘聞錄》中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在網上傳播。 　　在題為《“成功者是不受歷史懲罰的”——訪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稱華國鋒“其實一點也不老實”，“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 “謙恭在外奸詐在心”，“‘四人幫’所干的壞事，他幾乎統統有份”；胡還對鄧小平、陳雲說，“如果現在我們給這個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們百年之後，他是非挖我們的祖墳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專題，直指師東兵造假，力證胡耀邦對華國鋒的尊重，胡始終認為華是“工作上優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實的人”。華後來因“兩個凡是”和新的個人崇拜問題被批評，並辭去領導職務，師文的解釋是，胡力阻華進政治局。“我父親堅持應保留他當副主席，這是眾所皆知的。”胡德平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得到授權，轉載發表華國鋒家屬今年3月在“華國鋒紀念網”上發表的聲明，求證並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網站發表的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親屬聯名的聲明，均稱師東兵所謂訪談系編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通過學者閻長貴，采訪了汪東興女兒汪延群和紀登奎兒子紀坡民，網站還轉述趙家子女對師東兵采訪趙紫陽一事的態度——“並無此事，看後很生氣”。 　　自此，書中涉及的9位重要領導人家屬都已經全部出面。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師所寫胡耀邦訪談中說︰“1988年春天，我兩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條胡同里，敲開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門，在他的客廳和胡耀邦同志談了兩次話。”他說的情形是，當時一領導人電話和胡約好，一位中顧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著車進去的”，“既不需要向警衛通報我們的姓名，警衛也無權過問，談話過程只是我們三個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書高勇回憶，1988年春節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後到河北考察；當時胡耀邦的警衛秘書李漢平說，師不可能坐車進去，因為胡家有台階，凡要見胡的人，都須經他聯系安排，除了中央領導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門外；胡辭職後仍保留領導人待遇，李漢平負有保衛職責。 　　師東兵則認為，高勇、李漢平均無資格與其辯論。“你有資格跟我對話嗎？你是當事人？工作人員，我見面沒有經過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據是，在他撰寫關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華》出版後，胡的兩個兒子曾與其見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見。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師東兵先是說胡德平“沒有發表意見”，隨即又說，“發表意見都是高度評價的”。 　　胡德平回憶說，他在1990年代末見師東兵的原因，是因為他听說師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實，特別是胡與華的關系。 　　另一位當事人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說，1998年，有朋友從香港將《政壇秘聞錄》復印回來，看完後，他感覺“都是杜撰”。師文未注明采訪具體時間和地點。 “每次回家，我爸爸都會說誰來了。”負責照顧陳伯達的陳曉農說，其愛人長期在家，也未見師東兵造訪。上海作家葉永烈1993年出版《陳伯達傳》，葉永烈稱，自己是“陳伯達的唯一采訪者”，陳曉農證實，在葉最後一次采訪七天後，陳伯達因病去世。 　　師在博客中貼出與華國鋒及其夫人的合影。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汪東興曾詢問華是否接受過師東兵的采訪，華說根本沒見過師東兵本人。汪延群質疑師與華夫婦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壇秘聞錄》涉及的9位前國家領導人中，已經94歲高齡的汪東興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師東兵在其博客中稱，“師某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號樓（現在分成蓉園賓館），曾和汪東興相見並談話”。 　　汪延群予以否認。汪東興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長沙只住了一夜，“怎麼能見他呢？”而師的解釋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認識我。”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直接指出，師東兵“在80年代最後一個秋高氣爽季節”不可能采訪到紀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師東兵描述了紀登奎“照本宣科”的樣子︰紀在師面前拿出一個又一個文件，念給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紀登奎在給他的部下傳達中央文件的樣子，他儼然把我看作了是來听他傳達什麼指示的人了”，而紀坡民說，其父口才不錯，從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辭職後，按照規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車，從此以後，我們家里己經沒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葉劍英佷子葉選基看完《政壇秘聞錄》後，指稱師東兵沒有基本準則，“他竟然借朱仲麗（王稼祥夫人）之口，對賀子珍個人生活進行非常惡毒的人身攻擊，對毛主席和賀子珍都是極大的傷害。” 　　　 “野史”為何飄香 　　如果不是因為舊事被重提，胡德平並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華國鋒去世之際，師東兵書中的觀點，在互聯網被到處轉載，“造成了不好的社會影響”，胡德平站了出來。 　　師東兵稱，他已經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萬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暫的春秋》、《廬山真面目》、《鐵窗余生錄》、《政壇秘聞錄》、《選擇突破口》、《懷仁堂政變》等，而這些圖書，大都在香港出版。 　　這些書，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師東兵質疑胡德平等人︰為何在書出版之時不出來澄清，特別是一些當事人仍健在之時？ 　　“把人殺死之後立即報案，和十年後報案能一樣嗎？殺人報案，現場痕跡很好破案，你不報案。二十年後，痕跡都已銷毀，辦案難度非常大，（現在）你報案，是何意思？”師東兵說，“你叫誰能夠給你把證據、痕跡（保存）那麼真實？現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麼，政治目的已經變成行動！” 　　胡德平說，《政壇秘聞錄》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經去世，這本書在香港出版，許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報記者查實，1998年，這本訪談錄涉及的前領導人物中，胡耀邦（1989）、陳伯達（1989）、紀登奎（1988）、黃永勝（1983）已經去世。 　　記者問及采訪胡耀邦時是否錄音，他說︰“這個我不能講到具體的，我們現在在打仗期間，打仗期間雙方的兵力、武器配備都是保密的，都是軍事機密。如果我告訴他掌握了什麼，都是從攻擊敵人的薄弱點開始。”另外，他說，必須為信息源保密。 　　按照傳記所述，師東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母親，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後，他到北京見到了這位“山西老革命”，並因此得以認識更多同鄉的“老革命家”以及當時山西省政要。由此，他獲得了高層的人脈關系和許多資料。 　　對于師東兵而言，最有影響力的莫過于描寫華國鋒的《短暫的春秋》，其傳記描述，國內盜版不斷，黑市上的價格暴漲又屢次脫銷；“中央一位資深的老政治家”說︰“沒有對黨的知識的透徹了解和對黨的歷史的潛心探討，是絕對寫不出這樣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訪的前領導人子女以及學者，從“歷史常識”角度，對師東兵進行批駁。 　　胡耀邦的秘書、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秘書長高勇指出，師文說在鄧小平保護下，團中央胡啟立等人和《中國青年報》的問題未被追究，“反右派時，胡啟立沒有任何問題，何來鄧小平保護！” 　　高勇說，他不可能逐一駁斥師文，“我不可能給他重寫一本書吧？” 　　陳曉農讀完了《政壇秘聞錄》，“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認為師文沒有特別的誣陷和攻擊，就不予計較了。即使他想要反擊，也有困難，“他鑽了空子，我們這些人比較背，拿他沒辦法”。 　　陳伯達在“四人幫”倒台後獲刑，入獄。《政壇秘聞錄》中所涉及的領導人和其他政要，幾乎多為非正常離職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 　　即使在定論上未有嚴重錯誤的領導人，也保持了低調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準。 　　汪東興辭職後，除了偶爾給《中華兒女》、《黨史博覽》這類雜志提供紀念性文章，他從未接受任何媒體采訪，包括上門來的中央電視台。 　　“他不講假話。因為他是一名老共產黨員，他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黨不讓講的話他不能講。”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說。 　　汪延群透露，汪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書已經寫好8年時間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準。許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約，都被他拒絕。“因為他有一個緊箍咒念著，他是共產黨的人，他的東西就要共產黨人給他出，他的東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內地，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相關的著述出版，是嚴格的組織行為。對于領導人的文選、傳記、回憶錄的出版，均有嚴格規定。 　　1990年，相關部門規定，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所述史實一定要準確，觀點必須符合黨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以及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 　　“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主要是指︰現任或曾任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主席。 　　出版單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等幾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級人民出版社，出版機構選題須報批。 　　本報初步統計，出版選集(文選、文集)的黨的領導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為最高規格。 　　享受這一規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任弼時、葉劍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澤民文選》出版。 　　即使是個人組織編寫的作品，也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領域，三十多年來，經過官方批準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數。比如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簡史》(1996)。而與“文革”史密切相關的領導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葉永烈的《“四人幫”全傳》、《陳伯達傳》等寥寥幾本。 　　不過，本報記者發現，從地攤和舊書市場，卻可獲得不少人物傳記。內蒙古的兩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為“師東兵”的《汪東興傳》，但師否認是其所著，一些掛著正規出版社名義出版的領導人書籍，疑為假書。 　　華國鋒、汪東興所看到的師東兵的書，均來自地攤。師東兵抱怨，自己的書被內地大量盜版。 　　而許多假書，盜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圖書。越來越多前政要選擇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沒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實真假，完全憑讀者自己判斷。師東兵宣稱，自己是“文責自負”。江青前秘書閻長貴說，自己確曾接受師東兵采訪，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後，他沒再要。”閻至今尚未看到《政壇秘聞錄》有關自己的訪談。 　　“野史”與假書現象，由來已久，現在新的傳播途徑是互聯網。胡耀邦史料信息網與師東兵之爭，正是起于網絡。本報記者發現，師東兵的作品在許多論壇上被質疑，但也有部分網友說他“寫出了歷史真相”。 　　“野史”和假書現象，考驗著正史解釋歷史和引導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說，在黨的一次正式會議上，他曾建議“在一定範圍內，對公開發表的東西事實真假、黑白進行審核，事實絕不能錯”。 　　中央黨校黨史部一位教授說，其實“文革”研究談不上禁區，只是比較謹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為知名黨史專家，這位教授並不排斥紀實文學，“有些紀實文學還是很有價值的”，能為專業研究提供一些歷史當事人證言，他覺得師東兵的書，歷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沒問題，但太多細節屬于不合理想象，背離基本史實。 　　這位專家和許多了解師東兵的人一樣，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他提及了許宗衡案。 　　　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師東兵到底有何背景？ 　　傳記多次評價這個作家很“神秘”，這源于他與“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當他的《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後，“有人斷言︰‘師東兵是一個軍隊的神秘作家’”。 　　師東兵在各種書中，經常刊登一些他與“老革命”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在天安門前，他拿著黑色的手機，圖片說明是︰來自紅牆內的電話。 　　按照傳記以及師東兵助手的說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資料以及書籍，但師拒絕各路記者到他家里采訪的要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團結湖公園里，他身邊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師東兵網”，他說是某省台辦有人幫其辦的。師東兵還強調，自己的博客是網站幫忙開設的，非自己申請。 　　采訪別人，或者被采訪，師東兵經常使用“會見”一詞，有時候，他不說“我”而直接自稱“師東兵”。被采訪時，師東兵習慣地掏出自己的錄音筆，他還習慣在一些媒體發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貼出“答記者問”。 　　盡管沒有從政，作為作家的師東兵，未能擺脫政治的是是非非。傳記引用“一位熟悉師東兵的記者”的評價，師東兵是一位“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在傳記、網站、博客中的他，經常是一些高層領導的座上賓。“什麼級別的領導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過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領導見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書里某一個事的詳細情節是什麼。見了以後當然很客氣，吃飯，師老師，林彪當時怎麼回事？”師東兵說。他在博客中描述，許宗衡將他當大哥，甚至想拜他為師。 　　許宗衡今年6月落馬後，師東兵就在博客上貼出相關文章，稱自己舉報了許宗衡。博文稱，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務副市長的許宗衡，通過中間人將其請到深圳，“甜言蜜語地讓我盡力幫助他當市長”。許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職。師贈予許《今日湖南》畫冊。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向本報記者坦承，他將《從礦工到省委書記》寄給一些中央領導人，並發出舉報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聯合發文”，師東兵前往長沙主編畫冊《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寫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的傳記《從礦工到省委書記》，但未料到被當作歌功頌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敗”舉報到中央。師在王任太原市市長時與其結識。師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畫冊。 　　而師東兵舉報許宗衡，則是因其遭受許宗衡“迫害”。兩人在2006年3月“決裂”，2006年4月師東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傳，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審。師東兵說，許報復他，是因為他拒絕替許宗衡索賄。 　　師東兵的博客文章以及與許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許多媒體轉載，並被當做舉報人采訪。不過，在其樹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時，卻有網友開始質疑︰師東兵是不是買官賣官的掮客？ 　　師東兵還險被深圳檢方起訴。他的女兒師建麗所寫的一篇文章中稱，其中一個“被害人”確曾給師東兵十多萬元，但“那都是因我父親往來北京、深圳幫他辦事，他給的一些‘跑腿費’，我父親從來沒有主動向他索要或騙取過錢財”。 　　師東兵向本報記者承認，自己確曾給中央部門他認識的領導干部寫信，但不是買官賣官，因當時許已被定為市長候選人，只是受到一些領導反對。在山西時，師就曾給中央寫信，反映當地的一些人事安排問題。從傳記中可見，給中央寫信反映各種問題，是師東兵自“文革”以來的習慣。 　　而師認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領導看到，是“因為我是個作家，我寫的作品是高層政治，所以高層領導能了解”。但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種說法是，許宗衡報復師東兵，是因為他發現師根本不認識什麼中央領導。 　　7月25日，師東兵“第七次答記者問”，稱他兩三年前已經獲悉“許宗衡余孽”要追殺他的消息，對于其作品真實性所遭到的質疑，他說，“歷史需要有膽識的人來寫”。 　　師東兵還說，其博客里天天攻擊他的，是“某民航一個處級干部”。本報記者了解到，雙方均指責對方詐騙，此案正在審理中。 　　致師東兵的公開信 　　作者: 紀坡民（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 　　我們雖然不認識，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說了，听說你是山西人，這樣說來我們還是老鄉了。十幾年前，我就讀過你寫的《短暫的春秋》一書，這本書里關于別人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不過，其中關于我父親紀登奎的一些記述，據我所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听說，你後來還寫過不少關于文革時代的書，可我沒有都看。近來，我看到你寫的對我父親的訪問記，題為《“毛澤東是為江青和張春橋掃平道路……”──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一篇很長的文章。 　　作為紀登奎的子女，我要鄭重申明，我父親生前根本沒有接受過你的所謂訪問，而且，我父親以及我們家的任何人，過去同你根本不認識，也從來沒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這篇對紀登奎的訪問記，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 　　對你這篇所謂的紀登奎訪問記，我想指出幾處明顯的不實之處︰ 　　你在這篇紀登奎訪問記中說︰“在八十年代最後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和紀登奎談了幾次……” 　　按照這段話中的說法，你訪問紀登奎的時間，是“八十年代最後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用語十分明確，應該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親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經去世了，他怎麼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後又接受你的采訪呢？紀登奎去世的消息，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秘密，中央關于他的治喪事宜，在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儀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都有公開報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嗎？你要把故事編得可信一點，也該去查查這些並不難找的資料嘛。 　　你的這篇訪問記中還有這麼一段話︰“這個曾經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來的省委領導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來的時候是作為‘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進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曾經戲地問道︰‘你說批判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嗎？’紀登奎說︰‘大有好處’。于是，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講話時，就拿紀登奎作為例子︰‘紀登奎也遭受過批斗，但是他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正確地對待群眾，正確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什麼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象紀登奎同志那樣呢？’” 　　你這段話，說得還沾點邊，對紀登奎似乎也沒有什麼惡意，可以算是說好話的。不過，其中明顯的不確之處是︰ 　　第一，紀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來並擔任“河南省革籌”的副組長，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經被否定了，紀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僅不是什麼丟人的事，而且還是點“政治資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為紀登奎說點好話的話，那恐怕是說過頭了，把他“受迫害”的時間多說了起碼半年。 　　另外，紀登奎在“文革”中參加“三結合”，那時的說法，叫“革命領導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年紀大點的人都知道，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這麼個詞；那時候有另一個詞，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簡稱“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資派”們的子女，不過那是稍為晚一些時間的事。 　　第二，毛主席稱紀登奎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為他們早就認識，從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幾年里，毛主席同紀登奎的個別談話，主席是調查研究，他是匯報工作，有十幾次之多，己經很熟悉了。因此，情況不是你說的那樣，紀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才“因禍得福，成了毛澤東的老朋友。” 　　關于你在紀登奎訪問記中講的內容，我想談這麼幾點意見︰ 　　第一，你的這篇訪問記，借紀登奎之口講的話，大部份內容，其實都是毛主席的談話，比如關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當年是黨中央發到各級黨組織的文件，還有關于1976年“批鄧”的文件，更是在基層群眾中公開傳達的。這些毛主席講話的內容，在那個時代，都是眾所周知的事。 　　不過，你在所謂紀登奎的談話里，也加進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沒有的內容，比如你這篇訪問記的標題里“毛澤東是為江青和張春橋掃平道路”這樣的話，還有關于許世友和華國鋒等人的一些話。你把這些話說成是紀登奎講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親在當“中央領導人”時，因為有“黨的紀律”，對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過他下台以後，成了老百姓了，同我們私下談話時也很隨便的。在這里，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沒有听父親說過這樣的話。 　　第二， 你在這篇所謂“訪問記”中還寫道，紀登奎當著你的面，一會兒拿出一份文件，念給你听，一會兒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給你听，說得活靈活現、煞有介事，使讀者看了以後，頗有親臨現場之感。 　　這里，我要給你介紹一些有關的情況︰ 　　我父親在中央工作時，“中央領導人”都在家里辦公，那時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們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們老兩口，加上秘書、警衛、司機等一大堆工作人員；因此，我們所謂的家，其實就是中央的一處辦公場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書們保管。 　　不過，在1980年春，自紀登奎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之後，按照中央的規定，他己經把文件全部上交給有關部門了，听父親說，拉了整整一卡車，並且辦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續；從此以後，我們家里己經沒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訪問記里說的，好像我們家還保存著許多中央文件，紀登奎可以隨時拿出來念給你听，這種情形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第三， 你在訪問記里一再說，紀登奎始終一本正經地給你宣讀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這完全不是我父親的談話風格。父親下台以後，時常同我們在一起聊天，對他談話的習慣和風格，我還了解。我父親屬于那種很健談的人，性格很開朗，記憶力極好，談起話來，滔滔不絕，而且簡明扼要、反應敏捷、相當干脆，我沒有听過他講演，可他談話的口才，還是很不錯的。像你訪問記里描述的那個樣子，他在私下里談話，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讀文件，我從來沒有見到過。 　　看了你的這番描述，對我這個爹，不僅變得相當陌生，而且覺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親去世後，《燎望》雜志刊登過王靈書（他當時是《中國婦女報》的記者）對紀登奎的一篇訪問，曾向我核實一些情況，我對《燎望》雜志編輯部和王靈書說︰父親同王靈書的談話，我不在場，因此無法核實。不過，那篇訪問里，有些情況我還听父親說過，而且也像是他談話的風格。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把《燎望》雜志那篇文章找來，比較一下。 　　師東兵先生，您現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紹你的材料，我該比你大幾歲吧，在這個世上經的事也稍多一些，這里就給你介紹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是軍事院校的學員，也參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紅衛兵一樣，東跑西顛的，到處串連。1967年1月，我在海軍大院看到一張大字報，看的人很多，我也湊過去看。原來是陳伯達接見群眾組織的談話，有群眾的提問，主要是陳伯達的回答，全文一萬多字，大字報貼了好幾十張。這份大字報，是從北京的大專院校傳來的，據說，北京到處轉抄，當時十分轟動。這篇“中央文革領導講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陳伯達在接見某群眾組織時，回答實際上是反駁他們的提問時，當面痛斥他們是“保守派”、“保皇派”！這讓當時的“造反派”們看著十分過癮。 　　當時，海軍大院里兩派的斗爭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張”的是“造反派”，這一派的情緒狂熱、勢頭日盛，己接近完全勝利，他們對陳伯達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自然感到非常振奮！他們把這篇從別處來的傳單抄成大字報貼在海軍大院里，無疑為了給自己這一派壯聲勢，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態度。 　　如今人們的印象，覺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終就是一個樣兒，實際上，那時人們的思想和語言，一會兒一變，有時差幾個月甚至幾天就不一樣。在1967年1 月，雖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的分野和對立的格局，在全國範圍己經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這種說法，還只是群眾的語言；中央文革的領導人並不這麼講，對“兩派”的稱呼，他們那時的說法，叫“多數派”和“少數派”。顯然，這個用詞，是非褒貶的傾向性還不太明顯。 　　當時，我和許多人一樣，看到陳伯達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覺得很過癮，可又多少有點詫異。這大概是因為，對“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時還沒怎麼進入狀態，而且，我是空軍的，到海軍大院只是看熱鬧，比較超脫，有點“旁觀者”的味道，所以才會有詫異的感覺。 　　誰知道過了幾天，陳伯達出來“闢謠”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領導人也講了，陳伯達根本沒有這麼個“講話”！而且，這篇所謂的“陳伯達講話”，真正的“作者” 也被“揪出來”了，原來是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編造出來的。我當時的感覺，這個北大的學生也不簡單呢，編得還挺像的。當這個學生被追問，為什麼要干這種事情的時候，他說的話，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還記得︰我想表達我對文革兩派的觀點，可是我說的話，沒有多大社會影響；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他說話影響大，我編造他的講話，是為了宣傳我的觀點。 　　這是我在“文革”中親見親聞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國人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這種實在不怎麼“誠信”的“國民性”，卻並沒有因為“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而隨之斬草除根、消聲匿跡。我在猜測，師東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學生抱有同樣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話我不說你也知道，你這樣隨意編造紀登奎談話的行為，是一個法制社會所不能允許的。不過，咱們是老鄉，用不著這麼板著臉說話。雖然不是由于老鄉的緣故，可我向你明確表個態，我不打算將此事訴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證說話算數。理由嘛，可以說上這麼幾條︰ 　　第一，我們的國家還遠沒有建成一個法治社會，立法不完備，執法又混亂，司法也不獨立，這也難怪，人們听說“法制”這個詞，還沒有多少年呢。現在去打這種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窩里，純粹瞎耽誤功夫；中國建成個現代法治社會，恐怕還得幾十年吧，我不想給我們的國家出難題、添亂。 　　第二，關于“文革”的事，國內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當正規的出版物，不符合歷史事實之處相當不少，甚至十分離譜的胡編亂造也不鮮見；寫下這些文字的人，也許想法未必同你一樣，可只追究你一個人的責任，顯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願意讓人家背後議論，說我這個人欺軟怕硬，柿子專揀軟的捏，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麼後台。 　　第四， 應當承認，你寫的紀登奎訪問記，內容全都是國家大事，一點也沒有涉及我們家的私事。紀登奎是我的父親，可他既然當了什麼“中央領導人”，管得是國家公務，就不是我們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這個人說話，有時粗俗得不像個領袖的樣子，他不正兒八經地說是“為人民服務”，而說個什麼，當領導的人，是頭毛驢，就是讓人騎的。自然，當了毛驢，就得听人吆喝，挨罵是常事，有時還得挨鞭子。 　　誰讓他紀登奎當那個什麼“中央領導人”呢？何況又趕上“文化革命”那麼個倒運的時代！國家搞成那個樣子，挨批判、作檢查、辭職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殺頭坐牢，給他編派個故事，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 　　所以，還打什麼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後不要編造這種訪問記了，這對自己的名譽不好。         旧金山本周的形形色色的扫街 2009-07-30 1. 2. 3 4 5 6 7.   由yn张贴

万水千山总是骗   -- 骗得阳光灿烂，骗得咬牙切齿   最近闲暇时看了两部电视剧，一是 2 年前红遍中国的《士兵突击》，一是最近很热的《潜伏》。《潜伏》里的余则成是一个地下人员，自然是个行骗高手，对这样的骗子我们是很欣赏的，因为那是革命工作所需要。《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诚实得让人受不了，真得近乎傻。很难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能有那么好的运气，一再遇见贵人相助。所以，这个人物虽然表面上似乎真实丰满，但也太脱离我们这个世界了。他之所以能红起来，说明我们都被他的艺术手法征服了，不再理性得去思考问题。相比之下， A 大队中队长袁朗则是一位行骗大师，他每天绞尽脑汁来诱骗那些受训的士兵们，他的骗术常令人拍案叫绝。 我觉得，人总是要骗的，但骗的意义有不同，或骗得阳光灿烂，或骗得咬牙切齿。行骗撒谎的人本来似乎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我们也常常被教或教导别人做人要诚实，可在各自的生活中，谁没骗过人，谁没撒过谎？林彪曾经说过“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批林批孔时曾经拿出来批过，实际上他的话还真有点道理呢。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是行骗大师，就看你怎么骗，骗的是谁。如何骗得对手心甘情愿，如何骗得敌人泪流满面，如何骗得朋友五体投地，那真是艺术。生活中不能没有欺骗，尤其是到了美国，这个体会似乎更深了。   抓挠脖项预示可能在撒谎 中国人历来有欺上瞒下的恶习，以前搞过大跃进，吹到亩产万斤，结果饿死成千上万。现在情况好多少呢？我们的干部们天天唱“和谐”，日日念“形势大好”，结果群体事件不断，上访人员有增无减。 中国人也有撒谎的“美德”。明明肚子饿了，别人留你吃饭，总还要说“不饿，不吃”，因而才有劝吃劝喝的文化传统；明明心里喜欢别人送礼，嘴上却一个劲地说“不要，不要”，因而人们心里有个概念：送礼不收是对方嫌少。 中国人经常口是心非，被别人表扬了，心里挺美，嘴上却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离领导的要求还差的远呢。”用中国话来讲，这叫谦虚。谦虚到要说谎，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人的欺骗行为，有时还表现在承诺多，兑现少。酒桌上或有求于人时，说的天花乱坠，“有事找我”，一旦离开，则一切便被抛到九霄云外。  那么，美国人好到哪儿去呢？ 记得来美国办签证时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我想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妥。这么多人来美，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美国人信吗？他们明摆着要鼓励人撒谎。你要是说真话了，那可就不要想拿到来美国的签证了。当然，国家要员是例外。 刚来美国时朋友带我去 DMV 办 ID （没有 Driver’s license 前的那种），朋友很神秘地告诉我：“你注意观察，老美可 TM 马虎了，我打赌他们不会抬头看你长什么样。”后来的事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没人将护照上的照片与本人对比。难怪有那么多人有空子可钻。现在上飞机好像查得认真一点了，他们至少会正眼看一看乘客，然后再对对你的 ID 上的照片。 我来美国的感受是，美国是一个鼓励行骗撒谎的伟大国家。比如说，你填各种表格时可以尽管撒谎，当时不会有人去花时间去一一核对，好像很容易蒙混过关。我后来听老华侨告诉我，美国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每个人的诚信，你对你自己的话负责，一旦有一天被人发现，那时旧账新账一块算。我觉得有点道理。大家如果留意就会发现，在所有表格后面都有一行类似这样的宣誓：我确保所提供的材料属实，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上面是讲一般表格。如果是较正式一点的表格的话要去公证处公证，那时要当着公证人举右手宣誓，更严肃的就是在法庭上当众宣誓了。这种情况下如被发现撒谎可能就有很大的麻烦。 抓自己耳朵预示在撒谎 这样揉眼睛预示在说谎 尽管有这个所谓“后果自负”的预防针，但以身试法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因逃税漏税而被国税局查账、罚款？看看那些前不久“忘了交税”的议员们吧，他们要不是因为想在政府里任职，谁会去查他们的那些老账？我才不信他们是“忘了交税”，他们明摆着是在故意撒谎。 前段时间从新闻里得知，一对在美国生儿育女了 25 载的菲律宾夫妇，将要面临被遣返的命运，原因是 25 年移民来美时，对婚姻状况申报不实。他们将为 20 多年前的谎言付出代价。可见，美国法律可也真不是闹着玩的。前总统克林顿因“拉链门”事件，差点被国会弹劾，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搞“腐败”，共和党抓住他不放的是他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 (lie under oath) 和做伪证（ perjury ）。这里的规则是：平时撒谎别人对你没办法，宣誓的情况下撒谎却是一项重罪。 用手捂住嘴预示在撒谎 来到美国律师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在路上被警察拦下来，千万不要认罪；发生车祸时，不管有没有错，千万不要说 Sorry ，绝对不能认错；当你被人告上法庭时，永远都要说自己无辜。律师和被告一起做假来蒙骗陪审员，这就是美国司法制度的基石。在这里唯一要说真话的是形形色色的证人。作为被告律师，能撒谎骗人而又不被陪审团发觉，那才是本事，认罪服法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美国还有一个天天发生、人人经历的虚伪和谎言。每天见面不管是不是真关心人家，都要问一声“ How are you?” 而被问的人不管好不好都要说声“ Fine. Thank you.” 不这样回答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问方对问方非常反感或气愤；二是被问方与问方关系非常近，真的不好。我就听说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一个公司的下级职员早晨对自己的上级说“早晨好”，得到的回复是“我一点都不好。”原来这个下级在前一天晚上因一件事没做对，让这位上级很生气。 美国的政客们也一定会骗，不会骗就不可能被选上。看看那些竞选广告，听听那些竞选演说，有多少不是大话、空话？可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至少这是一种精神寄托。至于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兑现， 4 年以后可能大家都忘记了，更谈不上惩罚。 另外，在美国无论是上学还是求职，你要是实打实，那准砸锅。你必须会吹，会撒谎，会欺骗。首先，你要表现得很自信，不知道的东西也要想方设法说自己知道，尽量往自己知道的那方面拉扯关系，只要不被发觉即是胜利。第二，对自己知道的东西要会扩大，三分也能夸口成九分甚至十分。第三，要学会把自己的缺点说成优点。第四，如果你的记录有污点，如曾经被解雇等等，千万不要告诉将来的雇主，用个比较中性的理由搪塞过去，男人可以说是签证出了问题，女人可以说是为了家庭。如果在美国不学会这一点，那就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了。美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如果你对自己都没信心，那你怎么指望别人对你有信心？这话也对。所以，像许三多那样的人，一个劲地说自己不行，一直说自己笨，在美国会被视为笑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求他，他怎么可能会红起来。看来，国情和文化不同，这差别还真是大啊。 撇开社会不提，就是一个家庭，也是经常谎话连篇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穷人家里，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挨饿，就骗孩子说，自己吃过了，把仅有的一点食物留给孩子。男人有外遇不回家，就骗自己的妻子说，自己在外面开会、办事、有应酬。在中国，出于保护亲人的人道精神，癌症病人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因为医生和家人合伙来欺骗病人。 记得在网上看到有人总结出一些夫妻或恋人间的一些有意思的反话，也可以算是一种口是心非吧。在中国，女人明明心里想要的时候，嘴里却偏偏要说“不要”。女孩子明明喜欢一个小子却非要说“你真坏！”、“讨厌！”在美国女孩嘴里的 "Maybe" = No ； "I'm sorry" = You'll be sorry ； "Sure... go ahead" = I don't want you to ； "I'm not upset" = Of course I'm upset, you moron ； "Is my butt fat?" = Lie to me ； "Do what you want." = You'll pay for this later 。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欺骗和谎言，一个永远说真话的人是没法生存的，或者会被人当成怪物。谎言，有时是恶意的，有时则是善意的或无害的。如果按照美国司法的定义，一个刑事犯的被告有权拒绝说对自己不利的话，那么，为了自己不被定罪，什么假话都不为过。问题是那些假能做，那些谎不能撒，这可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呢。 从每天如潮水般的信息里，我时常看到中国人在国外被发现学位做了假，让中国人信誉扫地。去年闹得挺凶的所谓毒奶粉事件不也是做假的结果吗？还有前几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谎报率先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以及在中国学术界经常发生的抄袭事件。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一是利欲熏心，二是竞争激烈，想杜绝行骗说谎恐怕是做不到了，唯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像美国这样，做假可以，但一切后果自负，二十年、三十年也不要放过。 这正是：真话诚可贵，信誉价更高，若为方便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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