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保東今年66歲了。他名義上的職務是河南省內鄉縣灌漲鎮農業經濟管理站站長，但實際上卻是“搞宣傳”的——就是下鄉刷寫牆頭標語。

   　作為灌漲鎮前樓村字寫得最好的人，齊保東已在鄉間地頭刷寫了43年的標語。

　　齊保東說，在顯眼的地方的同一堵牆壁上，他寫了又刷，刷了又寫，年復一年，不知寫了多少標語，每條標語對應的，是一項國家或當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標語，言簡意賅，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在中國，標語可以稱為時代的符號。新中國成立60年來標語的變化，濃縮了新中國政策的變遷和老百姓的喜怒哀樂。

　　“常香玉向志願軍捐了一架飛機”

　　桃溪鎮是內鄉縣最西邊的一個鄉鎮，因為偏遠，縣城汽車站發往這里的班車，要50多分鐘才能等到一輛。

　　7月31日，桃溪鎮的天空中飄著時密時疏的雨點兒，一條水流湍急的小河穿鎮而過，不遠處是層層黛色的山巒。

　　在這個穿過幾處被炸開的埡口才能到達的宛西小鎮上，兩位與共和國同齡的老人租用了同一個門面營業。賈清杰老人的營業項目是為故去者糊送葬用的“大馬”和花圈，於敬軍老人所做的是補鞋配鑰匙。

　　天氣不好，兩位老人都沒有什麼生意可做，坐在只有幾平米大的門市廊檐下，邊吧嗒吧嗒抽旱煙，邊向記者回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標語和自己的親身經歷。

　　兩位老人都記得，小時候村里的牆上到處寫著“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等贊頌新中國和毛澤東的標語，也經常听大人們講“桐柏山”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怎樣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問及抗美援朝，兩位老人都搖起頭，“當時太小，記不得什麼事情了。”但兩人都知道，豫劇大師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時，曾捐了一架飛機給志願軍。

　　“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人民公社萬歲！”

　　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因內容言簡意賅，通俗易懂，“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萬歲”的標語被刷在了鄉村的牆上，並很快為群眾熟悉，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動員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

　　總路線中的“快”，最先體現在了鋼鐵生產的“超英趕美”上。

　　1958年全國大煉鋼達到高潮。那時，賈清杰才9歲。“重活我干不了，大人們就讓我們拉風箱，煉鋼用的風箱有6尺多長，我們幾個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風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後跑三步。”

　　賈清杰說，“當時的領導說，我們村里山上的石頭是礦石，能用來煉鋼，我們就二話不說跟在技術員屁股後頭上山采鐵礦石，可煉著煉著才發現那些都是吹牛的話，礦石放在土高爐里煉好久才出一點點鋼。”

　　賈清杰說，那時大家伙干得非常帶勁兒，一想到幾年後就能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了，連我們小孩子拉風箱都不覺得累。每過一段時間，大隊就抬著煉好的鋼到縣城去展示，人們都非常有成就感。

　　大煉鋼鐵取得的成就感，刺激了群眾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人民公社萬歲！”“人民公社無限好，萬里江山一日新”等標語，鋪天蓋地地刷在了桃溪鎮的牆上。

　　出于大煉鋼鐵的需要，各家各戶做飯用的鐵鍋慢慢兒都被大隊收走煉鋼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員們開始吃集體食堂。大隊將各家各戶的糧食都集中到一起，誰家有四條腿的大桌子和長板凳都要交給集體使用。隊長在大會上說，“只要好好干活，村里食堂有的是大米白面吃。”

　　賈清杰回憶，大食堂剛開始辦的時候吃得確實很好，“可以吃上以前過年時才能吃到的白饃、面條，還可以喝湯。”

　　但好景不長，一段時間後，賈清杰發現，白饃逐漸變成了玉米窩頭，撈面條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條少野菜多。食堂開始主要供應紅薯，每人一頓是8兩蒸紅薯帶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來能照見人影兒，當地人戲稱“端起碗，照相館”。

　　正處在長身體階段的賈清杰，明顯感覺到自己吃不飽，“一出食堂的門就感覺又餓了”。

　　在食堂吃不飽就得自己想辦法。“俺爸有時偷偷從隊里的田里摘一些玉米棒子之類的東西回來，到了深夜才喊我們幾個孩子起來吃。”

　　肚子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浮夸風”又興起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出現在內鄉縣高“低”的牆上。

　　據賈清杰介紹，50年代末，內鄉縣化肥廠非常少，隊里大都是用土糞追肥，小麥的畝產量頂多不過300斤。可當時大隊長說，只要膽子大一些，種田再精細些，畝產還可以翻幾番。

　　賈清杰說，大隊為了應付工作組的檢查，就把其他幾處田里已經結了麥穗的麥苗拔出來，臨時“種”在一塊示範田里，考察組的人站在示範田邊望去，見田地到處都是沉甸甸的麥穗，就夸我們大隊的麥子長得好。

　　中國青年報記者找到了一份《中共南陽地方史簡編》，在第五章第五節有這樣一段描述︰1959年10月，《南陽日報》公布南陽地方工業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產躍進計劃，秋季糧食比1958年增產27.7％，萬畝水稻畝產800斤以上，22.4萬畝棉花畝產皮棉150斤以上，86萬畝紅薯畝產 6000斤以上,22.6萬畝玉米畝產350斤以上。實際上，當年全南陽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78.76％。

　　1961年，12歲的賈清杰父母雙亡，4個姐姐和哥哥只剩下了一個——賈清杰的二姐，他們姐弟倆成了孤兒。在被二爹撫養了一段時間後，他們姐弟倆被送到了鄉里的福利院。

　　盡管被送進福利院的事情已經過去48年了,賈清杰至今對當時的每一個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身世。

　　“一天，區通訊員騎一輛黑色自行車到我二爹家，問我們願不願意去福利院。二爹說，‘到那兒後有玉米饃吃，就別在這兒跟著我受苦了。’”

　　到福利院沒多久，賈清杰和姐姐就分別被賈姓和魏姓的夫婦領養了，“賈清杰”的名字就是後來取的。賈清杰已經記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只知道姓付。在後來幾十年中，賈清杰與唯一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姐姐互無音訊。

　　賈清杰說他後來的父母對他很好，“送我上學，還給我娶了媳婦。”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打倒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奮勇前進”等標語開始大量出現。

　　“文革”初期，不滿20歲的賈清杰成了一名紅衛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語錄》，在內鄉縣串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村里天天有人敲鐘，每晚都有人偷偷貼別人的大字報”。

　　齊保東刷寫標語的經歷，正是從這時開始的。“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標語。他坦承，鋪天蓋地的標語，營造了斗爭的氣氛，越寫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說‘一手抓斗爭，一手抓生產’，但人們只顧斗爭了，生產完全停了。”

　　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標語，開始出現在內鄉縣赤眉公社高“低”的牆上。隨後的幾年間，不斷有城里的知識青年來到這里，當地政府為此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知青農場。

　　1974年，21歲的英子從鄭州來到內鄉縣“五‧七農場”做知青。英子說，“當年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公社供銷社的營業員，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櫃台里。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張涂滿‘面友’的白臉；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滿臉菊花開。”

　　但供銷社的營業員是有門路的知青才能當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辦的釘子廠，當上了工人。

　　1977年7月，農場里開始悄悄流傳大學將要公開招生的消息。

　　起初，這個小道消息並沒有激起知青們的興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熱心，似乎在听一個天外的神話。”“只怕是篩子大的雨點兒，砸得地冒煙，也砸不到咱這些人頭上！”旁邊有人邊吸溜著紅薯粥邊說道。

　　又過了個把月，開始有一批批知青請假回城去，弄來中學課本啃。英子也動心了。她心想︰大學既然是誰都能考，那麼不考白不考，咱也去湊個熱鬧吧。她就去副場長那里磨著請了幾天假。

　　當英子回家告訴母親想參加大學考試時，“我媽像沒听見，一邊往鍋里攪面糊一邊‘嗯’了一聲。吃飯的時候媽媽又說，‘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沒事干，咱可先說好，別總借這個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沒有你的糧票呢。’”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

　　赤眉公社的考場設在離知青農場20多里的赤眉鎮的兩所小學內。開考前的那個下午，英子和一個叫小琴的女孩兒，費盡周折借到了一輛破自行車搭伴進鎮，小琴騎車，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車子的後架上綁著她們的行李——一張塑料布和一個小被子。

　　英子回憶，考試當天，赤眉鎮上的人們倚在門前，看著匆匆而過的各路考生，認不認得都像熟人一樣向考生打招呼︰“進來歇歇，喝碗水吧！”“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寬！”

　　大清早，鎮小學的門口就擠滿了前來參加考試的知青。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著大肚子的婦女。考場大門前扯起一條通紅的大標語︰“站出來讓祖國挑選！”

　　有一個干部模樣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邊問道︰“閨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不怕！站出來讓祖國挑選，有什麼好怕的？”

　　“說得好！有志氣！閨女，好好考吧！”

　　開考前，有一個開考儀式。一位領導在考場的大門前講話，英子這才發現，剛才問她話的那個男人，原來是赤眉公社書記。公社書記用濃重的河南口音說︰“剛才有個小閨女說，要站出來讓祖國挑選，沒什麼可緊張的，也沒什麼可顧慮的，你們要考出新中國年輕人的志氣來，考出新中國的希望來……”

　　公社書記的話剛一講完，考場的大門呼啦就打開，幾百號人一下子就涌了進去。

　　上午數學，下午語文。第一天考完回來，小琴說自己考得不好，已經絕望了。“一回到住處，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頭，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沒法安慰她。這一夜，冷得出奇。我一次又一次被凍醒，每次都听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聲音。”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而小琴卻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學執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還不忘打听小琴的去處。

　　十年“文革”期間，在廣闊的農村地區，群眾獲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徑就是牆上的標語。而當時身為前樓村大隊會計的齊保東，卻花大錢通過關系買了一台收音機，每天定時收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齊保東稱這為“學習”。

　　齊保東的“學習”，逐漸使他與身邊的人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據齊保東回憶，1978年底的一天，前樓大隊大隊長召集大隊主要負責人開了一個會。會上，前樓大隊大隊長點名批評了某干部參加了一個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禮，認為其“沒有認清敵我矛盾”、“階級斗爭意識不強”，要求其他大隊干部拿出懲治這位干部的方法。對此，齊保東表示反對，稱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機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劃定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貧下中農一樣升學、一樣招工”的通知，去參加婚禮有什麼不可以的？大隊長聞之大怒，拍著桌子指著齊保東的臉說，“哪兒听來的胡言亂語，再說連你也一塊處理”。

　　但齊保東並沒有挨整，短短一個多月後，齊保東就接到公社宣傳領導的指示，開始在灌漲公社各大隊牆上刷寫“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標語。

　　“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後，窮得準備出門討飯的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秘密簽下一份協議，把屬于集體的土地承包到農戶，由農民自主決定種植品種和結構，按照承包土地的數量，農民向國家和集體繳納一定的稅賦和提留後，剩下的全部歸自己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