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的馬三與上百名集資戶圍住了天津市政府門口，他們一邊呼喊著見市長，一邊焦慮地等待，心里充滿了惶恐，害怕自己的錢拿不回來，更害怕政府撒手不管了。

　　騷動的財富夢想

　　馬三是天津市方舟集團集資案的受害者之一。七年前，他分三次將120萬元打入天津市方舟集團，並與對方簽訂一紙協議，按照協議約定，這120萬元本金可年獲利8%。2007年3月8日，方舟集團集資案爆發，董事長張德慶被捕，馬三的120萬元連本帶利打了水漂。此後的日子里，馬三一直奔走與政府與企業之間，試圖追回這筆錢，卻總徒勞無功。

　　 他又回憶起了七年前的那次晨練，他遇見了從工商銀行退休的劉愛萍，兩人是原來的老同事。在一陣寒暄之後，劉愛萍告訴他，現在有個地方存錢比銀行利息高出三倍多，讓他趕緊把錢存進去，不用幾年就能越滾越大，自己已經存了20萬元。馬三听完後半信半疑，覺得天上不可能會掉下餡餅，但老同事應該不會騙人，而且她自己也存了錢。

　　幾經游說，馬三動了心。他琢磨著，只要自己不貪心，少放點，見好就收，即使出了事應該也沒啥損失，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個幕後的老板有很雄厚的實力和強硬的靠山。就這樣，沒有再經過更詳細了解，馬三就從家里拿了3萬元的退休金來賭運氣。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老板還很守信諾，馬三拿到了他預期的高息。

　　馬三的錢來之不易，老伴年老多病，是個藥罐子，老兩口忙活了一輩子，除去兒子結婚所用的錢，所剩無幾，這3萬元是打算湊給兒子買房的錢。2004年，老房子拆遷，馬三拿到了25萬元的拆遷補償款。拿到錢後，他第一時間將錢拿到了方舟集團存上，準備繼續吃高息。

　　此外，經過兩年的分紅，馬三打算說服全家人都加入高息分紅之旅。那時候，在他眼里，將錢存入方舟集團和存入銀行在安全系數上幾乎沒什麼區別，所不同的是方舟集團的利率相當誘惑。利率的吸引，加上馬三過去兩年成功分紅，幾乎沒費什麼口舌，全家老少都拿出了自己壓箱錢，湊足了120萬元，送去了方舟集團。

　　“那時候，我還為自己的觀望等待後悔，恨不得多找點錢存進去。”馬三把錢存進去的時候還覺得晚了些。他說，在天津，提起方舟集團或許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說起方舟旅行社幾乎無人不曉，它是擁有天津旅游業最大市場份額的旅行社。

　　另一名參與集資的市民告訴記者，自己就是沖著這一點去的。他說，方舟在天津的實力和實業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大家都覺得他們比銀行還規範、還熱心，所以並不擔心出現問題。

　　然而，這一信任在2007年3月7日被宣告結束。因為張的被捕，方舟集團未能及時將利息兌現，良好的信譽和口碑在一夜轟塌，部分集資戶遂向天津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報案。

　　一些有著“小富即安”想法的人，每個月都會支取部分錢出來，多少還挽回了點損失。而像馬三那樣打算“利滾利”，一次性提取的集資戶，在這個萬劫不復的大崩潰中傾家蕩產了。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小康》記者，當時確實有很多人都嘗到了甜頭，賺了不少。他透露，集資人涉及天津七區一縣，甚至連公檢法三家的單位都有人牽涉在內。其中，涉案金額最少的是3萬元，最高的達1000多萬元。有的是數年老存戶，有的則一年都還未滿。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僅協議合同就達800多份，涉及家庭幾千戶，人員過萬。

　　一名經辦此案的警員告訴《小康》記者，此案涉及面之廣、人數之多，是他們沒有想到的。許多人為了獲取更高額度的利率，將資金掛靠在他人名下，以抱團方式參與集資。該警員介紹，方舟集團根據不同的存款額定有不同的利率標準:40萬元以下利率為7.5%，40萬元以上為8%，10萬元以內的還有4%、3%和2%等不同的利率。

　　一份資料顯示，方舟集團從2002年開始汲取資金，截止至案發時，短短5年之內，涉案金額達2億元人民幣。

　　突然垮掉的信用

　　據公開資料顯示，天津方舟天馬集團成立于1999年，注冊資金1.2億元，公司經營範圍涉及旅游、通訊、體育、文化、傳播、高科技等產業。其下屬方舟旅行社是天津市龍頭企業，被天津市政府列為三大旅游旗艦之一。每年集團營業收入達5000萬元以上，子公司有20個之多。

　　2006年2月，方舟集團下屬雄天科工貿有限公司與廣東佛山百強工貿有限公司因鋼材貿易中的市場價格波動產生合同糾紛，當地公安機關以合同詐騙罪立案。同年7月，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公安局將雄天科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賀拘留， 12月18日，佛山市順德區公安局對張德慶進行網上通緝。次年1月8日，張在天津落網，廣東警方將其押至順德拘押，並兩次移送公訴。然而，都被佛山市檢察院退了回來，理由是證據不足，與事實不符。

　　一名熟悉此案內幕的人士向記者透露，由于鋼材市場價格浮動大，雄天科工貿覺得自己虧了，就想加價，但百強工貿不肯。于是，百強工貿就想動用非正常手段，逼迫雄天科工貿認賬給錢，但未料張德慶對此合同事件並不知情。

　　在記者的采訪調查中，多位知情者認為，此案中，張德慶就是一個“冤大頭”。對此，記者曾向廣東佛山市順德區公安局求證，但並未得到任何答復。

　　2007年9月26日，在有關部門的干涉下，被拘押了9個月後的張德慶終于獲得了自由。但隨即再次被天津市公安局經偵總隊以涉嫌非法集資詐騙罪羈押，並查封了其所有固定資產，方舟集資案徹底曝光。

　　張德慶的辯護律師張健告訴《小康》記者，隨著張和公司一些高層的落馬，公司也跟著發生了重大變化。一些子公司悄悄變更了姓名，有的甚至完全脫離集團公司的控制，公司一名高管在案發後卷款外逃，車隊負責人更擅自變賣車輛侵吞財產。

　　“他進去前還是身價數億的老板，兩次進去後，就啥也不剩了，他自己都覺得冤。”

浙江一公司吸4.25億民間借貸 崩盤後只剩2千

第一財經日報    2009-08-03

7月17日上午，浙江永康市酷熱難當。在驕陽下，永康市廣電大樓戒備森嚴，數百警力被安置在各處維持秩序，而永康各鄉鎮、街道的相關負責人，也在四周待命，顯示出異樣的氣氛。 　　 在經歷幾個月的苦苦煎熬之後，借貸涉及永康每個鄉鎮的浙江為爾工貿有限公司(下稱“浙江為爾”)的634戶債權人，終于等到了第一次債權人會議的召開，為確保安全，每個債權人必須帶著事先編發的憑證才能入場。 　　CBN記者獲得的債權人名單顯示，浙江為爾共收受4.25億元民間借貸，最大的債權人借款8000多萬元，最少的一個人只借了1萬元。634戶債權人中，借款20萬元以下的個人，佔了絕大多數，其身份則均為永康各鄉鎮的農民。 　　吸金之路 　　盡管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資”還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敏感內容作出定性，但浙江為爾的吸金之路已然漸次清晰。 　　從記者掌握的材料來看，浙江為爾和永康市供銷總社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2000年7月，剛成立的浙江為爾初始注冊資金1390萬元，由永康市供銷總社和56位職工出資，其中供銷社出資330萬元。一年後，公司注冊資本增至2620萬元，其中永康市供銷總社出資1260萬元，為最大股東。 　　2002年，浙江為爾改制，永康市供銷總社持有的集體股全部轉讓給個人，公司股東變更為50個自然人，公司注冊資本也增加到3000萬元。 　　工商資料顯示，黃洵豐在浙江為爾佔有8.4%股份，為公司最大股東。黃洵豐出生于1947 年，在永康市供銷總社擔任主任長達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東的持股數以在供銷總社的職務高低排列，如當時兩位副主任陳祖禮和胡有興，分別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東則出資30萬元，佔有1%的股份。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銷總社曾借款8000萬元給浙江為爾，後來又陸續借了8000萬元。”浙江為爾破產清算組組長、2007年走馬上任的永康市供銷總社主任顏鋒接受CBN記者采訪時否認浙江為爾和永康供銷總社有任何股份和隸屬關系。 　　但在大部分債權人看來，兩個單位都在永康供銷大廈辦公，此前兩個單位的負責人也都是黃洵豐，類似“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關系。 　　據了解，在永康市供銷總社一直存在股金會這樣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屬企業流動資金之用，交納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銀行高許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會成員都是供銷社內部職工，後來不少社會人士也把錢借給股金會，最高年息達到8.16%。一些債權人正是從股金會嘗到了甜頭，後來把錢借給浙江為爾。 　　“投資失誤” 　　在所謂“集小錢辦大事”的運作模式下，浙江為爾在幾年內以驚人的速度成立了多家企業，涉及房地產開發、五金產品制造、進出口貿易、期貨經紀等七大行業，並將觸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贛州等地，可謂風光一時，而其墜落的速度之快也同樣令人瞠目。 　　2002年，浙江為爾的營業額為33.9億元，年底其資產額為6.1億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產清算時，浙江為爾目前賬戶上竟只有2000元資金。 　　“固定資產也少得驚人。”顏鋒說，該公司只有一輛破車、幾台電腦和幾張桌椅，合計不超過3萬元。 　　在清算過程中，顏鋒發現浙江為爾的“賬面資產”主要表現在“應收款”和“長期投資”兩項上。“應收款有10163.7萬元，包括個人和單位，長期投資有15695萬元。”顏鋒告訴CBN記者。 　　分析浙江為爾所謂的“長期投資”，不難發現蹊蹺之處。 　　2002年8月，浙江為爾與北京華通視訊數字電視技術有限公司(下稱“北京華通”)合作成立北京華通為爾廣視科技有限公司，注冊資金9000萬元。北京華通以“非專利技術”作價5500萬元入股，浙江為爾現金出資3500萬元。 　　“這是浙江為爾的投資失誤，成立的新公司這幾年根本沒開發過。”顏鋒說。而事實上，北京華通成立于2002年4月，僅比新公司早成立4個月，注冊資金只有200萬元。 　　這樣的“投資失誤”比比皆是。2000年，浙江為爾還曾與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鴻博”的投資公司，參與證券投資。因為混亂的賬目，至今尚不知浙江為爾在證券市場出現了多大虧空。 　　現在看來，為爾的所謂“投資失誤”不如說是騙局更為恰當。 　　為了填補窟窿，浙江為爾就在賬面上掛了一塊叫做投資收益，或是下面的幾個公司間做空賬。“資金流向不太準確，但不應該這樣掛賬。”做審計出身的顏鋒說。 　　殘局 　　目前，浙江為爾剩下的一塊能看得見、摸得著的資產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項目。 　　2002年浙江為爾出資8000萬元，成立建德市華東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華東城投”)，計劃投資4.6億元建設新安江國際大酒店為核心的舊城區改造項目。 　　2005年10月，28層的新安江國際大酒店順利封頂。其後，因為牽涉合同糾紛，華東城投與建德市的關系發生矛盾，酒店項目就此淪為“爛尾樓”。 　　顏鋒說，華東城投在銀行沒有一分錢貸款。言外之意，浙江為爾在建德市的數億元投資，都來自民間借貸。 　　“華東城投與建德市交惡後，資金越發吃緊，為還前期借貸的高額利息，浙江為爾開始大舉借貸，挖東牆補西牆，最終越陷越深，難于自拔。”一位債權人告訴記者。 　　陽光底下無新事,似乎每個高利貸崩盤的故事結果總是一樣的。 　　嚴冬中的民間金融 　　走在義烏的街頭，隨處可見“典當行、寄售行、投資公司”等各種形式的民間借貸公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幾個親屬、朋友之間相互借貸或共同出資組建。 　　以地方經驗而言，浙江民營企業之所以在歷次宏觀調控中都表現得非常頑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地方的民間借貸比較發達，中小企業可以用高利貸的方式度過嚴冬。 　　然而，回顧過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間金融動態，十分讓人感慨。 　　追蹤吳英案時，記者曾采訪過一位義烏甦溪的金姓集資受害人，至今還對采訪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吳英案庭審結束後，他來到記者住宿的賓館，疲憊而憔悴。“我真的很後悔，貪圖利息，冒了太大的險，在親戚面前也抬不起頭來。” 　　他主要跟吳英的資金掮客楊衛江打交道。2006年，他將一筆100萬元的錢交給了楊衛江。起初約定月息是3分，時間是6個月。到了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楊衛江已經拿不出本金來。走投無路的他以1分或2分的月息從親戚朋友處籌款，又以3分的月息借給楊衛江，如是惡性循環直至案發。 　　此前，金某曾是一家小襯衫廠的老板。 　　上世紀90年代起，義烏甦溪、大陳鎮已是中國著名的襯衫之鄉。過去的10來年，金某還算一個成功的襯衫廠老板，雇有近百名員工，但2000年以來，襯衫的利潤一直下滑。 　　當利潤降到10%以下，幾乎都沒法做了，金某就關掉了襯衫廠。“一輩子都在做生意，也沒什麼文化，廠子關閉了，就想著用這些錢投資來獲得利潤。” 　　他說，當時把錢放在楊衛江那兒，能按時拿到利息，而且周圍的人都是這樣在做，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當民間借貸市場的利潤被充分發掘後，不少人和金某一樣，將原本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資金用于投資，專靠利息過活，成為“吃息一族”。如今，許多人的夢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