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高官
1、黨政機關
李紀周公安部原副部長--開除黨籍、公職，死緩
詹少敏共青團福建省委原書記--開除黨籍、公職
劉豐廈門市委原副書記--無期徒刑
張宗緒廈門市委原副書記--開除黨籍、行政降級
郭曉菱廈門市委原常委--有期徒刑11年
藍甫廈門市原副市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甦水利廈門市原副市長--開除黨籍、公職
林金棟廈門市委政法委原副書記--有期徒刑11年
2、廈門海關
楊前線原關長--死刑(一審)
接培勇原副關長--有期徒刑20年
車典原紀檢組長--有期徒刑10年
盧遠征偵查分局原局長--有期徒刑10年
楊上進調查局原副局長--無期徒刑
王燕平調查局原副局長--有期徒刑7年
王天炸辦公室原主任--有期徒刑11年
蔡海鵬調查局情報處原處長--有期徒刑15年
童敏情報技術處原副處長--有期徒刑14年
陳蔓菁教育處原處長--有期徒刑10年
王鷺濱監管處原處長--有期徒刑5年
周振庭東渡辦事處原主任--在逃
劉必武東渡辦事處原副主任--有期徒刑12年
吳宇波東渡辦事處船管科原科長--死刑(已執行)
方寬榮東渡辦事處船管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陳育強東渡辦事處船管科--無期徒刑
黃志忠東渡辦事處船管科--無期徒刑
謝東風同安辦事處原副主任--在逃
施營平同安辦事處原副主任--有期徒刑6年
陳毅森同安辦事處原負責人--有期徒刑15年
黃印路象嶼海關原關長--有期徒刑2年
曲鷺勇龍岩海關原副關長--有期徒刑9年
(據統計，廈門海關涉案人員達160多人，佔全關總人數的13%)
3、公安系統
莊如順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死刑(一審)
張永定福建省公安邊防總隊海警二支隊原隊長--無期徒刑
廖金波廈門市邊防支隊司令部原副支隊長--有期徒刑15年
黃金鐵廈門市邊防支隊司令部原參謀長--有期徒刑9年
王振波廈門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原副支隊長--有期徒刑2年半，緩刑3年
黃少熙廈門市公安局同安交警隊原大隊長--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4、商檢局
羅良玉廈門商檢局原副局長--有期徒刑8年
5、港務局、海上安全監督局
曾太平廈門港務局原副局長--有期徒刑5年
吳振文廈門海上安全監督局原副局長--有期徒刑2年
羅良玉廈門海上安全監督局原處長--有期徒刑13年
羅良玉廈門海上安全監督局原局長助理--有期徒刑2年
6、外代、外運
朱建雄廈門船務代表公司原總經理--有期徒刑9年
鄭振泰外代原經理--有期徒刑1年半
張北辰廈門船務代理公司船務部原經理--有期徒刑10年
蔡國欽中外運廈門公司原總經理--有期徒刑16年
7、稅務系統
林溪輝廈門國稅局原局長--有期徒刑11年(一審)
李鷺琪廈門國稅局總會計師妝稽查局局長--有期徒刑15年
8、金融系統
陳國榮中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長--無期徒刑
林貞木中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長--有期徒刑15年
陳建鑾中行福建省分行原副行長--有期徒刑16年
葉季湛工商行廈門市分行原行長--死刑(已經執行)
周忠澤交行廈門市分行原行長--有期徒刑10年
老照片︰極其少見的文革
批斗當權派的場面(組圖)
本
天涯社區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GCD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8226;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于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余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持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斗爭。康生一伙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匯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斗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制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GCD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GCD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8226;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干部，走所謂“五 8226;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GCD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準。江青一伙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men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制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GCD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