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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時代》創始人︰畢生致力要把中國變成美國/藏独和疆独...
發佈時間: 8/7/2009 1:55:40 AM 被閲覽數: 8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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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摄影:迩东
     

回答: 小提琴家赵坤宇《东方弦韵》专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12首 由yuanyuan8 8于 2009-08-06   wenxuecity

   
 
 
 
《時代》創始人︰畢生致力要把中國變成美國

劉永峰


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Henry R. Luce)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

  20世紀初的二十幾年里,對于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國“ 還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個地域廣大,貧窮落後,無關緊要的陌生國度罷了”。即便還有些廣聞博識的美國人,在他們掌握的由來已久的中國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畫式的怪誕想象,如“男人留著辮子”,“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時撓腳不撓頭”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險的形象,從之前流行的“黃禍”恐慌到尚在執行的《排華法案》,都說明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何等惡劣。

  然而,即便是這種情況下,也不乏對中國充滿好感的另類。在耶魯大學的校園里,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國的美國學生,他在一首詩中寫到:

 “啊!給我一乘山東軒子,讓我來嘗試一下騾夫的生活。

  啊!給我一副擔子,走向那綿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尋當年的開拓者。

  告別了,上海江邊停泊的輪船,還有那古老的篷帆。

  當風雹驟緊十月之後,我們將重新見面。……”

  年輕人對中國的偏愛在此表露無遺,以至于詩中竟有些鄉愁的味道。而十幾年後,他更是憑借著一個強大的出版帝國,把這種好感散播到了整個美國。這個美國學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時代》創始人——亨利.盧斯。

  盧斯的中國

  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此時,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國會議員,下到美國公眾對于這場戰爭依舊奉行著“孤立主義”的態度。赫斯特報系的一條新聞標題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國公眾輿論當時的情緒:“我們表示同情,但這不是我們所關注的事情。”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則說:“國會對這場大戰的根源進行的調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約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戰的公民所掀起的運動等等,都顯示出美國人多麼不願主動地卷入世界事務。”(《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然而對于這種氛圍,亨利.盧斯卻大為不滿。盧溝橋事變後,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依舊停留在口頭譴責的層面上,甚至,“暗地里”仍然“履行合同”,繼續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貸款,為此,盧斯曾不斷公開批評美國政府,甚至在《時代》上撰寫社論,認為美國應當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停止對日本的資金援助,轉而將援助“贈送”給中國人。

  不僅如此,當時因戰亂有大量中國學生申請赴美學習,盧斯還積極為留學生購買寓所,並成立美中協會,作為中國政府在美事務的代理機構,盧斯親自兼任董事。此後,盧斯還為救濟中國聯合會的組建,積極出資出力,為支持這一組織倡議的對華捐款,他曾親筆寫信給全美《時代》周刊的訂戶,募集資金24萬美元,成為援華個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這也不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美國之外盧斯最愛的國家,當然,盧斯之所以對中國如此友好,與他的身世密切相關。亨利.盧斯的父親路思義,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當年,路思義從耶魯大學畢業時,放棄了回鄉做律師的打算,轉而決定將一生獻給傳教事業。1897年,與老一代在華傳教士一樣,路思義胸懷著福音傳遍全球和拯救億兆東方人靈魂的雄偉目標,來到山東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個兒子盧斯,便誕生在了這塊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此後,路思義長期地在中國生活、傳教、辦學。這種生活也深深影響著漸漸長大的兒子,據說,盧斯五歲的時候,便可以向鄰居的小伙伴即興地發表自己的布道。14歲時,盧斯才返回美國,盡管此後,他並沒有繼承父親傳教布道的衣缽,但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盧斯卻成功地把宗教傳統和中國納入了他後來的出版事業中,在對世道人心的宗教關懷及對中國的喜好等方面,他與父親則是那麼的相似。正如他來後的部下、《時代》雜志駐莫斯科記者約翰.赫西所說:“盧斯注定不會成為他父親那樣的靈魂拯救者,但他成為了他父親那樣的籌款能手,而且目標都是中國。”童年的中國經歷對于盧斯的影響實在太大,與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說:“只要跟盧斯長久相處,就無法不感到他對中國親人一般的關心。”

  因此,在美國的“孤立主義”的氛圍依然濃重的時候,亨利.盧斯就率先以時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體為陣地,開始了對中國戰爭局勢的連篇累牘地報道。

  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時候,盡管盧斯有著影響非凡的輿論工具,某些援華的慈善機構也加倍努力地工作運轉,但並不足以打造出一個讓全美國公眾感受強烈的理想的中國印象。盧斯意識到,要吸引美國人注意中國,必須向美國人出售一個全新的正面的中國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戰爭爆發後,盧斯為中國不斷地搖旗吶喊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盡管國民政府展開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動,以求得美國等主要國家的援助,並爭取這些國家對日本施加壓力,甚至實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並不明顯。對此,盧斯認為,由于長期以來積弱的國力,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于從屬與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國在美國人民中的形象並不十分樂觀,而“形象”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又起著微妙的作用。

  這樣,如何在美國公眾輿論中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就成了能否爭取到美國援華抗日的關鍵。盧斯認為,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國人的注意,必須要從中國那里尋找到美國人熟悉的理想和價值。于是,他開始精心設計出一種所謂“中美相似”的觀念。

  比如,中國與美國在地理、歷史上的簡單類比,是盧斯的雜志在較長時期內比較熱衷的一種表達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時代》雜志中就曾有文章這樣介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國的波士頓(北京)、紐約(上海)、和華盛頓(南京)後,正在向中國的芝加哥(武漢)進發。”與此相仿,廣東又常常被比照為潮濕、悶熱的新奧爾良,外蒙古則被認為相當于美國在阿拉斯加的領土。又如,1941年4月的《財富》雜志中說:“當你看到國民黨,你會想到民主黨,當你看到重慶的工廠企業,你會想到匹茲堡。”這樣牽強的聯系雖不免有些滑稽,但盧斯最終卻使得即使是農夫或家庭主婦也能設身處地地關心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政府的種種舉措也與盧斯的輿論攻勢“不謀而合”。深曉對美宣傳利害的蔣介石,多番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並密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積極聯絡在華美國記者,以擴大對美宣傳,抵制日本對英、美輿論的收買。

  另外,自30年代以來,蔣介石不僅與當時美國最大的媒體帝國老板——盧斯保持著良好的“私誼”,而且,為了顯示出對美國的親媚,蔣的國民黨政府也處處表現著強烈的美國色彩。在中國采訪多年的《時代》記者白修德說:“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像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那樣徹底地被‘ 美化分子’所滲透。……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說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這個政府中,上至總統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員隨處可見美國名校的畢業生,白修德打趣說:“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而在美國,經過盧斯對中國堅持不懈地正面報道,一個抵御外侮、蒙受苦難而堅強不屈的“時代中國”形象,也漸漸浮出水面。

  “時代中國”

  在當日的新聞報道中,中國儼然是反法西斯戰爭中“崛起的英雄”,到處是士氣高漲、英勇抗敵的官兵及守衛故土、抵御外辱的勇敢的人民,盧斯說:“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民這樣,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擁抱著和平、寬容和正義的理想。”

  不僅如此,他們還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一個肩負著復興中國大任的基督教國王——蔣介石”。作為一國的首腦,蔣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期間,時代公司的主要媒體對蔣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國人的各種價值期望。

  蔣介石的發跡史被報道成一個很適合美國公眾口味兒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時代》記者的筆下,蔣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農民家庭的統治者,他與孫中山結識後,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孫中山,為中國實現民主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面對壓力從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圖分裂中國的將軍、元帥、同僚及自由的冒險者”進行著斗爭,最終“使他成為一個一流的斗士,並使他手下的人都對他心悅誠服”,這樣的個人奮斗史顯然更能引起美國公眾的興趣。

  蔣介石“虔誠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盧斯大書特書的內容。比如,《生活》雜志對蔣介石1931年受洗禮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並分析認為,“像蔣介石這樣有著堅強意志的人是不會輕易皈依一個信條的”,蔣介石接受一個宗教也不是為了出名,那麼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年《時代》對西安事變的報道,則展現了蔣介石聖徒一般的感人行跡:文中說到抽大煙的邪惡之徒張學良與匪首楊虎城綁架了為這個民族帶來民主與基督精神的國家領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艱苦日子里,蔣介石仍然每日誦讀《聖經》激勵自己,“他感覺自己就像耶穌在曠野中的那四十個日夜,將按照上帝的旨意領導中國走出苦難”。在時代公司的報道中,蔣每日的生活細節也都充滿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例如,蔣會在每天早上的5點30分準時起床讀聖經,他平日總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結合在一起,來作引導他的軍隊。另外,蔣在一些傳教士的幫助下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也是頗能感染美國公眾的重大事件,美國人甚至將其視作一場體現著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運動。

  盧斯的影響

  當中國正值抗日期間,也是盧斯的事業獲得空前成功的時候,其影響力和財富也達到了巔峰。“《時代》已有15年的歷史,仍然沒有任何的競爭對手,是唯一全國性的新聞來源。”盧斯控制的《生活》雜志雖然剛創刊不久,但“已經在美國新聞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圖片和注重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為美國當時“最令人興奮”的雜志。

  正如人們所評論的那樣:“說他們是輿論的喉舌也很確切”,“既影響了人們思考寫什麼,也能影響人們怎樣思考”,盧斯所創造的中國神話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美國,“廣泛地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同情與敬慕”。

  據1937年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最關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戰爭僅次于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災,位于第二位。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同情也從 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畫報的讀者在看過雜志上反映重慶遭日軍轟炸的照片後,難以抑制心中的情緒,來信說:“我非常贊賞你們所采取的對中日雙方同時進行報道的政策,因為這幫助美國大眾了解真相,並進而支持我國政府采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戰爭原材料的政策。”當然,盧斯的影響遠不止僅僅是在普通民眾之中,曾短暫訪問華盛頓的丘吉爾在感受到當時美國上下的氛圍後,曾說:“我已經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層人物的心目中,具有異乎尋常的重大意義。我意識到有一種評價標準,把中國幾乎當作一個可以同英帝國不相上下的戰斗力量,把中國軍隊看作是一種可以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的因素。”丘吉爾對羅斯福表示,美國輿論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估價太高了。總統卻“大不以為然”,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有五億人民,如果這樣眾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紀里那樣蓬勃發展起來,並且取得現代化武器,那時會怎樣呢.

  盧斯的努力讓美國徹底把“孤立主義”拋在了腦後,公眾輿論的高漲,使得美國政府在采取對華援助的時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況下,美國先是對日本石油禁運,進而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宣布對日作戰。同時,在不斷的新聞輿論壓力下,也逐漸加大對華物質和軍事援助。在美國工商界,盧斯的宣傳也收到了積極的效果,隨著商界巨頭小洛克菲勒、摩根財團的摩根、國際通用機器公司總裁沃森等一個個成為親蔣分子,美國商人隨之而來的對華投資和貿易也迅速擴大,中美在40年代的經濟聯系不斷加深。

  美國世紀

  然而與此同時,盧斯在塑造中國形象的時候摻入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成分,比如越到後來,他一廂情願地欲以美國方式改造中國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顯。盧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實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擴張願望急劇增強的時期,國勢的強盛使得盧斯在美國制度和文化優越性上堅信不疑,因而面對一個貧窮、落後而又戰亂頻仍的中國時,盧斯深信一個強有力的基督教戰士領導中國走美國式的道路是中國由弱變強的不二法門。因此他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青睞有加,更寄望蔣的國民黨政府能按照美國模式來改造中國。

  美國總統柯立芝曾說:“美國人是理想主義者,美國是由理想主義組成的民族”,盧斯晚年回憶時說,童年期間,他由山東回國探親,親自感受到美國的富裕之後,就開始“形成了關于美國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觀點”。長大之後,他理想化的美國觀則更加狂熱,在大學畢業的演說詞中,盧斯就要求美國擔負起世界領袖和國際警察的責任。而1941年,他所發表的《美國世紀》一文更是將其觀念公諸于世。他說:“(美國應當)全心全意地擔負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生命力國家的責任,……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標,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對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面影響。”

  他說,如今美國已成為世界的知識、科學和藝術之都,除此之外,美國“還繼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來所有偉大的原則”,如主持正義、熱愛真理、樂善好施等;而這個時代,美國應當“將這些理想傳遍全球,投身于使人類擺脫貧困”的“近乎天使的神聖工作”。

  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人不應該“獨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濟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國家發展;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政治、道德和經濟的強大力量會幫助正在尋求救亡圖存道路的中國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堅信總有一天中國會按照美國的模式發展。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作祟,盧斯對中國的報道漸漸脫離了它實際的土地,當年《新民晚報》曾這樣評論:“盧斯既沒有與普通百姓交往,亦與大眾日常生活無關,如果他憑借他的觀察討論中國問題,則僅僅有助于為中美關系增加一些誤解。”

  失去中國

  1942到1943年間,宋美齡訪美,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在此達到了高潮。宋美齡在國會的講演,贏得了空前的掌聲,講演又通過廣播與雜志報紙傳遍全國,贏得了美國大眾的歡迎。她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地的講演,每場听眾都多達數萬人。《生活》曾這樣描述當日的情形:“他們從未听過如此精彩的講話”,參議院們被她地道的英語和寧靜持重的神情驚呆了,“夫人個人和思想的潛在魅力早已注定了她此行的巨大成功”。受到宋美齡訪美空前效應的影響,1943年12月,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困擾中美關系60年的《排華法案》也被廢除。

  然而,就在宋美齡在美國享受空前榮耀的同時,《時代》駐中國的記者白修德卻發回了觸目驚心的關于河南災荒的報道。此後,關于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政治專制、軍事無能的消息經在華軍政人士的報告和新聞記者的報道後,日益引起了美國國內的目光。

  漸漸看清真相的《時代》駐華記者白修德,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報道原則,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全然批判的口吻,這樣他與盧斯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盡管二人有過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盡管盧斯曾對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實情況備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想法與盧斯所遵循的美國政策越來越遠。因為,在盧斯看來,只有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才能建設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發揚基督教的精神,這樣才符合“美國世紀”的理想。

  盧斯繼續“保護”著蔣介石,而白修德曾想方設法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真實的報道發回美國,但這些報道又免不了被盧斯派人修改,許多報道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後出來的也是“一個充斥謊言、完全虛假的報道”。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周刊準備以蔣介石作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傳,白修德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

  到1944年11月,白修德稿子已經在《時代》周刊發不出來,但盧斯所塑造“時代中國”形象卻依然發揮著作用,這反映在對華政策上則表現為,抗戰勝利後美國終于采取了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杰斯普森在《美國的中國形象:1931-1949》一書中指出:盧斯等人通過媒體誤導虛構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失誤以及最後“丟失中國”的結局。也許,它的影響還要深遠。新中國成立後,盧斯依舊扶蔣###的宣傳,在共產主義的威脅增強的情況下,公眾的緊張情緒上升,因而又使得國內一大批有才華的亞洲問題專家及外交官受到迫害、打擊,亞洲問題無人敢問津。正如斯萬伯格所說:“如果沒有盧斯,沒有盧斯新聞帝國,就沒有院外援華集團,沒有麥卡錫議員,沒有‘失掉中國’造成的全國性歇斯底里,也沒有越演越烈的必須停止亞洲共產主義在美國泛濫的恐懼……”

  晚年時,盧斯曾問手下的一位編輯“多大了.”對方回答:“29歲。”“我多想回到你的那個年紀啊”,盧斯感慨萬端:“我是在中國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個地方已經被共產黨接管了,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到它變成自由之鄉。”

  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誤讀中國1000年》 作者:先鋒國家歷史雜志社劉永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藏独和疆独,不会让中国陷入民族冲突



整合统一 海纳百川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 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 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 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 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 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 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 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 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 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 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 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 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 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 (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 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 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 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 他指手划脚。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 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 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 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 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 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 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 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 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 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 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 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 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 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个 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 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 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 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 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 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 是将“国破家忘”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 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 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 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 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 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 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 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 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 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 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 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 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 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 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 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 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 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 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 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 相见──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 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 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 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 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 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 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 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 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 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 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 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 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 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 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 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 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 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 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骑兵 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 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 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 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 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 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 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 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 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 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 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 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 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 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 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 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 个民族的衰落。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 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 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 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 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 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 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 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 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 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 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 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叛徒至一是秦桧,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到了今天,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 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一、外来民族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 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 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 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 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 文明基本标志──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 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 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 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 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 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 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 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 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 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详”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 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 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 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 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 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 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 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 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 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 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 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 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 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 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 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 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 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 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 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 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 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 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 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 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 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 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 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 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 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 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 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 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 能得令人齿冷。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 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 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 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 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 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 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 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 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 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 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 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 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 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 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 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 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 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 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 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 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 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 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 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 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 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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