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唯一的半文盲國家副總理陳永貴，出生在人口不多的山西省昔陽縣，歷史上雖窮，卻是一個重讀書的地方。從唐朝貞觀四年到清朝進士。到了現代，出了一個更大的官，宰相級的大官，是個半文盲，這就是昔陽大寨大隊(現在的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有人說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陳永貴是在1975年1月中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他被解除了副總理職務。一共當了5年零8個月副總理。
說陳永貴是半文盲，是指他識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在河北邯鄲向毛澤東匯報大寨情況時，毛澤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陶魯笳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陳永貴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1974年5月，筆者寫了一篇稿子，請陳永貴審查。他當然無法讀下去，筆者念給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筆者說︰“這是專門給《人民日報》寫的，你光口頭說‘同意’不行，你得寫上‘同意’兩個字。”他一筆一筆地畫，第一次寫錯了，“意”字多寫了一橫。第二次又多了一橫。對他來說，握筆遠不如握鋤頭輕松。他勉強能看報，不少字不認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寫一兩句話的條子，兩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書記下來，或由秘書按他的意思寫。他會寫的漢字，超不過四五百個，認得但不會寫的也超不過1000個。
他不識多少字，書本知識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工作能力。他是個善于向社會實踐學習的人，這方面的悟性很高，我們記者稱他為“農民政治家”，他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質。
陳副總理辦公是世界一絕
國務院副總理是一個實職，不是擺樣子的，陳永貴分工管全國的農業，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還要經常做報告。他每天要批閱的材料很多，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到北京的秘書先看，然後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劃個圈，或寫個“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劃圈卻劃得很快。這是怎麼回事呢?他的親密戰友張懷英曾問過他︰“你怎麼劃圈這麼快?”他說，他看華國鋒、李先念劃圈，他也就劃圈。他信得過他們。
他口才很好，講話有點辯證法，經常有實際生活里總結出來的新見解，言之有物，敢講一些別人不敢講的大實話，語言生動、通俗、幽默，沒有官氣。只要是講農村生產工作的，在內部作報告，他從不用講稿，隨口說去，還很有點吸引力，也不亂。到正正規規的公開大會上作報告，他可苦了。他怕講走火，就讓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寫出講稿來，由他到會上去念。
這種書面講稿，按我們的寫法，他是沒法念的。昔陰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4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一頁只有100個字左右。縣里有那麼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秀才，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這樣的講稿，他才能念。他對念這種講稿頭痛得很，覺得是活受罪。
世界上唯一不拿國家工資的國家副總理
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他是可以把自己農村戶口遷到太原或北京來的，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但是他沒遷戶口，不拿工資，仍然保持農民身份。這表示他永不脫離勞動人民，永遠是一個農民官員。他身上仍然穿著對襟扣的中式農民裝，頭上仍然包著一條白毛巾。他從不穿皮鞋、涼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農民布鞋。他不要“鐵飯碗”，不拿國家工資，平時也不讓家屬來北京住。他既然還是大寨公社的社員，回到大寨，還和社員一起下地勞動。
陳永貴當副總理，不拿國家工資，靠什麼生活?開始，山西每月補貼給他60元，後來漲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國家再給他1.20元的伙食補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給他記一個中等男勞動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實際上他也仍然在領導著大寨)。分配時，社員一個勞動日分多少錢，他也分多少錢。他的伙食比不上當時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中等農民的水平，當了副總理，要見外賓，要視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掛個旱煙袋，這一點，改成了吸香煙。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華”、“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錢財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煙這一點上有點私吸公煙。
陳永貴當了一場10億人口大國的副總理，最後是個窮人，算得上是一個“布衣宰相”。陳永貴不當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以後，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屬的戶口轉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成了國家正式職工，據說每月工資150元，同時每月給他50元保姆費。原來住在東城區副總理院讓了出來，搬進了西城區木樨地的高干樓。他工資低，物價又年年漲，據說國家給他免除了房租水電費。他很自覺，不輕易坐國家給他保留的專用小汽車。他妻子是農村婦女，沒有工作，廚師撤走了，由她做飯。
世界上唯一從最高層到最低層層層都有官職的人
陳永貴自從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來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以後，就成了世界上過去沒有、大概以後也不會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又是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縣委書記。大寨黨支部的日常事他顧不上，讓郭鳳蓮接替他當了黨支部書記，他仍掛著個大寨黨支部委員的頭餃，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請示他。
他同時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還是村里沒品的小官。古今中外，這種怪現象，大概陳永貴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麼管。晉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過的人去當第一副書記，昔陽縣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個副書記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這個份上，誰是上級，誰是下級呢?從縣委、地委來說，省委是上級，可是從陳永貴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來說，省委又是下級。誰再敢管大寨的事?後來山西省、晉中地區向大寨發獎旗，不寫“獎給”二字，寫的是“贈給”，以表示發獎者的謙虛態度。
陳永貴爭自由
陳永貴到北京當大官，開始住在釣魚台，江青等“四人幫”四處樹敵，天天心驚肉跳。大寨、昔陽的干部來看老陳，還得費一番周折。陳永貴和昔陽帶來的一名秘書、一名貼身警衛3個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開會，他就得在這個家里泡著，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會看小說。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閑逛。服務員進房搞衛生，有紀律，只干活，不講話。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衛、服務員來看電視，陳永貴有了說話的對象，這才有了活氣。這種生活對陳永貴來說，憋死人。他也不能隨便出去。據說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東安市場，秘書請示保衛部門，說沒法保衛，不能去。他還曾提出乾脆去北京郊區的中阿公社勞動，因沒法保衛，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眾，听不到社會的各種聲音，了解不到真情實事，又看不了許多材料，這樣下去，時間長了，他覺得非變成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
他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釣魚台，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時間跑全國。毛主席馬上批準了陳永貴的要求，並贊揚了他。陳永貴就搬到了東城區交道口四條一個老四合院里。他爭到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讓北京的警衛戰士同行，他說︰“我是個農民，回家勞動，你們還能給全國農民都派上警衛戰士嗎?”
陳永貴解甲以後，中央大員的頭餃沒有了，他可以一個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輕人、小孩子見了他，叫他“永貴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種各樣的聲音了。他終于又獲得了多年前的那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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