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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十个等级

2009/08/24

信力建

在金融风暴席卷之下，各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就像去年南方的冰灾一般突然冻结，但无论如何严峻，寒冬过后都是春天。只要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候。形势越严峻，越有助于学子们冷静地权衡利弊，作出明智的选择。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兼社会观察者的身份，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出个人意见，希望大学生朋友和家长们能够从中得到些许启发和助益。

工农兵学商吏各领风骚十数年

五十年代初期学者很风光，延续了民国年间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另一因素是知识分子通常左倾，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期间，相对而言知识分子阶层与新政府关系最为融洽。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之后去当中学老师，月薪可达80元，比机关和工厂的两倍还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一批知识分子，也把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打下去了，从此风光不再。

大跃进期间，不仅饿死数千万农民，城乡二元体制也建立起来。六十年代，进国营工厂当工人“吃国家饭”，成了数亿农民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在苏联的援助下，国内的兵工厂初具规模，再加上国家资源集中投入其中，进兵工厂成了根红苗正的权贵子弟首选。

七十年代，军装成了流行时装。军队成了躲避上山下乡和社会动乱的场所，当兵成了年轻人的最优选项。后来被称作“永不落空”的群体，多半在文革初期当过一轮保皇派红卫兵之后进了部队。文革后期军人出场收拾动乱残局，各个关键部门军人充斥，权倾一时。

八十年农民终于迎来了舒心的日子，机会成本为零的农民成了最先活跃的经济主体。无论沿海走私的渔民，还是温州的家庭作坊，或者苏南、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种养专业户，都是在那个时期最为辉煌。“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九十年代，大陆正式引入新加坡的亲商原则，开始尊重私人产权，商人成为最受人仰慕的社会角色，大批精英阶层下海经商。乡镇集体经济在港商台商和私营经济的冲击之下，每况愈下，纷纷破产。农民的唯一资产——土地被政府剥夺了处置权，离乡别土外出打工成了农民无奈选择。

二十一世纪，在日益沉重税收和严苛的行政管治压榨之下，民营企业风光不再，垄断国企喧嚣尘上。富豪榜成了杀猪榜，下海经商创业不再是学子们的主动选择。眼看着官员们工资福利直线上涨，公务员考试愈来愈热。

回顾近六十年历史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放在较长的时段来看，有“永不落空”的家族，没有永远兴盛的行业。因此，大学生择业的时候，对社会的发展要有前瞻性，与其打破头挤进热门行业，不如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行业。

中国仍是身份社会

择业之所以让国人焦虑，在于中国仍是一个身份社会。所谓身份社会，是指个人权利与所从事的职业和家庭出身有关。家庭出身对事业成败起到关键作用，择业成败反过来又会影响身份升降。可谓一着不慎，祸及子孙，怎么能不焦虑？

天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状元与状元之间地位差别是很大的。元代有人戏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评价的。官和吏算是“对国家有贡献”所以地位最高；僧、道、医对社会和谐有贡献，地位居次；工、猎、民是国民主体，供养了上层社会，也算有贡献；儒、丐不但不事生产，还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地位最卑贱。

上面说的是封建皇权社会，莫以为现在就平等了。实际上身份鸿沟不仅没有弥平，反而拉大了。过去虽然有等级，但是国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只要够勤劳不用担心被亲人邻居鄙视。现在社会分工细化了，等级细化了，各个阶层的特权更具体了。大致也可以分为十等：一官员，二专家，三公务，四事业，五国企，六外商，七老板，八市民，九农民，十民工。别说整个社会分层，就是同住一个小区的住户也可以细分出三六九等来，等级无处不在。

也许上述状态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速度之迅猛。所谓现代社会，重要标志就是法制化，也就是去身份化。现代的法律条文一般不会注明身份，否则视为歧视，会遭受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身份社会下，人生就如同一场永无止境的高考，不断被等级组织择优录取或淘汰，个体没有选择权。假如身份社会今后也不会变动，那么个人只好往高等级阶层奋斗就是了，无所谓择业之说。因此，本文的前提是假设中国的身份将来会淡化，毕竟中国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途上。不过我得承认自己不是预言家，未来趋势请自己判断，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治学、经商与为官

我把天下三百六十行归纳为三种类型：治学、经商和为官。

人类祖先在近数百万年来的演化过程中，智力水平提高得飞快。在优胜劣汰的诸多因素当中，智力优势必定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且不去预测人类未来如果演化，作为演化的阶段性结果，现代人群之中许多成员对智力活动非常热衷，有些可以用痴迷来形容。传统棋牌类游戏和现代电子游戏，都是纯粹的智力活动。我将所有以智力活动为主的职业归为治学。

假如人类以智商为唯一择优标准，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像人类驯化动物一样，经过数十代非自然挑选，人类就会变成大头怪物。但是这种怪物就像家畜和宠物一样，离开选择者将无法生存，所以它并非自然界优势生物。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肯定还存在智力之外的决定因素，诸如外貌、免疫力和体能等等，实际上不能穷尽，统称其为不确定因素。那些主要围绕不确定性因素，亦即冒险而展开工作的职业，我将其归为经商。

偏好冒险的结果个体趋向多样化，多样化的结果是选择面更广泛，竞争胜利的成员相对而言优势更可靠。不过假如所有人从事高风险事业，侥幸活下来的个体可能把经过历史考验的那些原有优势丢失了。一旦自然界形势反复，则整个种群都处于高危险状态。因此，人群当中必然存在一批厌恶风险，偏好继承、秩序和稳定的个体。我将循规蹈矩的工作者，称作为官。

治学、经商、为官三种类型分别包含下列典型职业：

治学：研究员、教授、作家、艺术家。

经商：个体商贩、独立农户、企业老板、投资人、出租车司机、经纪人、演艺明星、以提成为主要收入的销售人员。

为官：公务员、国企员工、大企业职员。

下列是具有复合性质的职业：

治学+经商：律师、设计师、会计师。

治学+为官：工程师、医师、教师。

择业失败的后果

我认为大学生择业不是看社会需要什么人，而是认清自己到底是个智力爱好者、风险偏好者还是风险厌恶者。个体偏好跟家庭背景有些关系，例如中小学教师子女往往非常厌恶风险，农民家庭子女风险偏好比工人家庭子女要高，富裕家庭子女容易痴迷于智力活动，但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变动的，应该与同龄人相比较。

现在官场上那么多贪官锒铛入狱，可以说是他们当初择业错误的结果。能够混到掌握实权的职位上，一般来说政府提供的薪酬和福利已经足够满足所有风险厌恶者的欲求。可是那些贪官全是风险偏好者，他们愿意为了更多利益而甘冒风险。假如他们选择下海经商，事业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日子可以过得尊严体面，完全没有必要呆在束缚极严的科层组织里面偷鸡摸狗。贪官们择业失误，个人悲剧导致社会悲剧。

大多数农民则是社会悲剧导致的个体悲剧，他们本来是风险厌恶者，却没有适当的就业机会，不得不从事高风险的种养殖业。又因为他们厌恶风险，在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情况下，各种权利就被轻而易举地被剥夺走了，例如土地处置权、农产品定价权。

反过来，一个组织为了健康高效的原作，在任用成员的时候，不光要看才能，也要注重个体偏好的遴选，以适应岗位特点。例如需要承担责任政务官，与普通公务员所面对的风险就有很大差别。政务官需要风险偏好者，应该从社会上成功的律师、职业经理人等人群中拣选，待遇也应该与向他们看起。而普通公务员只要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待遇，无需高薪养廉。以中国庞大的公务员体系来看，社会也无法承担高薪养廉造成的资源浪费，因此信心满满的风险偏好者们应当慎重报考公务员。

总而言之，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大学生择业没有最佳答案。也许成功也许失误，最关键在人生的旅途中要保持享受生活的心态。
辣椒城

从七旬博导财色丑闻看艺考弊病:

“潜规则”惹的祸

2009/08/24

新民晚报　

　　都是“潜规则”惹的祸

　　——从梁教授事件看中国艺术类考试的弊病

　　中央音乐学院梁姓教授，在今年博士招生前，收受邹姓女硕士10万元钱款，还上床“笼络感情”。但是，博士生录取名单公布，邹硕士见自己落榜，便以吵闹“讨说法”。见东窗事发，梁教授赶紧向院方坦白交代。近来，此事成为人们的一大谈资，骂者、叹者、恨者均有之。教育界人士大多就事论事地议论，非从事教育的艺术家们却会一针见血地评价：这都是“潜规则”惹的祸！

　　暗箱操作日渐成风

　　所谓音乐学院招生中的“潜规则”，就是一种无法摊到台面上来的“暗箱操作”行为。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二胡演奏家宋飞，5年前就在电视上揭露专业考试黑幕的事实，提出了招生过程中存在着“潜规则”的问题。去年，武汉音乐学院一名二级学院院长与6名教师在招生时利用手中掌握的评分等权力，收受他人300多万元贿赂，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受贿罪批捕。据北京的一位音乐界人士透露，每年的音乐学院专业考试期间，有些平时很少上班的老教授，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每天事必躬亲坐在考场上不露声色地评分，已经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现象。为了达到“帮人一把”的目的，教师之间相互为关系户“打招呼”，在招生期间形成团体势力也时有听闻。这类“潜规则”，不但发生于音乐学院招生过程之中，还存在于其他门类艺术类院校的个别教师群体。

　　考试弊病提供温床

　　艺术院校的招生常常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为了能够达到目的，有的人便不择手段，有的人则抵不住诱惑，因此，“潜规则”的利益链形成于收和受两个方面。如果邹硕士不送与金钱、授以美色，梁教授也不会踏上贼船；梁教授如坚不受赠，邹女士也不能在落榜后大吵大闹。艺术院校的招生，实行自主专业考试和参加统考两个环节，由于统考的成绩要求比较低，专业考试便成了最重要的关键之战。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评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灵活性，尽管内行能看明白，外行却难以搞清楚。考官若与考生达成了艺术之外的利益关系，即使昧着良心打分，也可以自圆其说。由此可见，现行的艺术专业考试制度存在极大的弊病，为“潜规则”提供了活动的环境。

　　需要自律更靠制度

　　尽管梁教授靠一己之力打高分，却因同一考场的其他考官不买他“德高望重”账而未能得逞。由此可见，“潜规则”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勾当，已被广大有艺术良心和教书育人责任感的老师所不屑和鄙视。近年来，不少艺术院校为了限制和杜绝“潜规则”，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如上海音乐学院提出“阳光招生”，对有的乐器专业实行“隔幕考试”，有的专业则增加考官人数。不过，也有一些艺术教育人士提出，要真正遏止“潜规则”，必须改革艺术院校现行专业考试制度。此外，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根子上杜绝“潜规则”亵渎艺术殿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