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發文邀請達賴喇嘛來台，主要因達賴在8月12日親自致函馬英九，表達“我的心與您及您的人民同在”後，有信徒向在台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建議，希望能邀請達賴來台祈福。據了解，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為邀請達賴來台的推動幕後推手之一。

　　 《中國時報》報道，殷琪為達賴喇嘛支持者。她每年都親赴德蘭沙拉听達賴喇嘛宏法，甚自擔任義工親自燒開水、煮飯。

　　過去曾傳殷琪于陽明山自宅屋頂，高掛密宗天馬旗求桃花，其實為外界誤解。據指出，那是西藏藏傳佛教法王來台時借住殷琪家，殷琪家當時高掛旗幟，其實是法王駐扎于此的象征，並非“招桃花”舉措。

　　據了解，殷琪篤信藏傳佛教，家里就設有佛堂，此次傳其為促成達賴喇嘛來台的推手之一，長年從事台藏活動的人士並不意外。

　　對于殷琪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居間穿針引線的高雄市研考會主委劉世芳說，這最好去問殷琪本人。

　　高雄市長陳菊的親近幕僚則表示，無法承認相關訊息，只能說，推動此事的有許多人，外界也勿將此事矮化、泛政治化；高鐵發言人賈先德則表示，他不清楚此事。

　　陳菊親近幕僚指，高雄市是台灣第一個宣布承認圖博（Tibet之藏文音譯）的城市；還把“西藏街”改為“圖博街”，對于民族自決有清楚的理念，與達賴接觸、邀請其來台，並非第一次。該幕僚強調，發文請達賴來台者為高雄市政府，在這之前確有信徒奔走此事，但力量多元，非限于特定一人。

殷琪其人

    殷琪，1955年3月17日出生，祖籍浙江平陽。為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的殷汝驪的孫女、企業家殷之浩的女兒，原大汗奸、“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的佷孫女。1977年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畢業。

  回台後擔任過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之後又出任台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以及台北之音董事長，現在除擔任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之外，也是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北巨奸殷汝耕的罪惡人生

    殷汝耕（1885～1947），號亦（俠）農。浙江省平陽金鄉鎮人。殷汝驪之弟。中國的財稅官僚與近代政治家，並曾出任日本扶植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要職。早年留學日本，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畢業後加入中國同盟會，二次革命（1913）失敗後，李根源等在日本為黨人設志成學校，由殷汝驪主持，殷汝耕任翻譯。

    殷汝驪厭惡汝耕，曾對陳銘樞說:“此弟品質極壞，只要有利可圖，他就能賣友，甚至會出賣民族。”因之關系疏遠，並禁止眷屬往來（時汝耕已娶日女為妻）。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回國，並通過日籍妻子與日本軍政界取得了聯系。回國後，在北京政府中任職，研究中日問題。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投機活動，後投靠國民黨親日派、新政學系首領之一的黃郛。

    民國15年（1926）參加北伐，受挫後又赴日。16年“寧漢合流”中，國民黨內派系斗爭激烈，蔣介石辭去國民革命軍司令職務，東渡日本，汝耕以中華留日學生會會長身份致詞歡迎，深受蔣的青睞。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日外交特派員。

1927年，殷汝耕以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的名義，代替蔣介石與日本勾結、密談。17年1月回國，先後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交通部航政司司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21年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在各派軍閥中進行投機，生活揮霍無度。日本當局早認定此人可芻以重利，一向深加籠絡。是年“一。二八”事變後，在上海閘北苦戰月余的十九路軍被迫撤離，殷汝耕遂乘機接管閘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代表蔣介石同日本簽訂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3年春，日軍大舉進攻長城沿線的主要隘口。國民黨駐守長城沿線的軍隊進行了英勇抵抗。但是，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古梢笕旮�等代表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從此，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日本侵略者可以隨時進佔冀察和平津。而作為親日派的殷汝耕，1933年11月被委任為河北冀東非軍事區的薊（縣）密（雲）區行政公署督察專員。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一步實施大規模的擴張，先後制造了張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兩市的大部分主權。接著，積極策動華北五省實行“自治”，對中國主權進行粗暴的踐踏。續“香河事件”後，又唆使在冀東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東事件”。早在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就批準將冀東劃分為兩個區，在通縣和唐山分別設立薊密、灤榆兩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銘分任公署專員。

    陶尚銘不歸附日本，為日方所排斥而辭職，1935年殷汝耕則由日本侵略者推薦兼任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冀東地區的大權實際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漢奸，他公開與日本侵略者勾結，使冀東非軍事區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嚴密控制的勢力範圍。

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為配合日本“華北自治”的陰謀，聯合冀東各地一批親日分子致電宋哲元、韓復　，攻擊南京政府內外政策，要求實現“華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軍事區各保安隊長等人參加的會議上，密商非軍事區“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軍事區各縣及寶坻、香河、昌平縣縣長，非軍事區各保安隊長臨時會議，並于當晚發表脫離國民黨中央政權宣言。決定“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樹立聯省之先聲，謀東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專員公署“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自任“委員長”，12月後改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務長、“主席”。公開打出其叛國“自治的旗號，成為偽滿洲國之後的第二個在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奸傀儡政權。偽”自治委員會“宣布非軍事區所屬18縣以及昌平、寶坻、香河和察哈爾省的延慶、赤誠、龍門，均屬”委員會“管轄。12月，偽保安隊又佔領塘沽並強行將塘沽、大沽劃入轄區。

    殷偽冀東政權成立後，全面奉行親日賣國政策。在軍事方面，與日本及偽滿、偽蒙疆政權先後簽訂了軍事性質的政治同盟，商定冀東海防由日本海軍艦隊負責；冀東接近東北的長城沿線，由偽滿政權負責治安；冀東與偽蒙邊境防務由雙方共同負責；各方實行軍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偽政權各部門大批聘請日本顧問。為了尋求日本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殷汝耕還多次派人或考察團赴日本和偽滿等地活動。在經濟方面，一方面尋求日本和偽滿的經濟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賣華北經濟主權，使國民政府在財政上蒙受了重大損失。

1936年8月，殷汝耕撥款5萬余元，在通州公園建造大規模的“親善公寓”，專供日本侵略者住宿。打著“自治”旗號的殷偽冀東政權，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徹頭徹尾傀儡政權，它的出籠，使得華北政局更加動蕩不安。于是，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十分憤慨，一致聲討殷汝耕的叛亂行經，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討伐賣國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南京國民政府曾經數次與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該政權，但未得結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殷汝耕因通州事件去職。32年（1943）2月，任汪偽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後任汪偽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工程局長。在日軍向北平大舉進攻之時，駐通縣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轄的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官兵，在總隊長張慶余、張硯田率領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將駐通縣城內的日本侵略軍一個中隊及特務機關人員等400多人全部殲滅，並活捉漢奸殷汝耕，收復通縣。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軍劫走。之後，他失去利用價值，逐漸被日本冷落。

    抗日戰爭勝利後，殷汝耕被國民政府逮捕，入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自知必死，在獄中手抄《金剛經》留給親屬。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殷汝耕一案。7月31日，判處殷汝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沒收。1947年12月1日，由高等法院檢查處對殷汝耕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