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组织海内外学者翻译《五经》

朱静远 国际周刊专稿


　　■采访对象：施舟人 著名汉学家、《五经》翻译项目主持人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在北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 《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


　　“中华文明的原典”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仕的考试科目。


　　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对中国文化也有兴趣，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它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 《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启动《五经》翻译


　　记：您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但凡是在海外做文史研究的学者就会发现，可供使用的中国文史资料很少。有关中国的书画资料不少，但是典籍却不多。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被并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记：翻译《五经》的想法后来是怎样变成现实的？


　　施：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 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我和夫人袁冰凌教授成为《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五经》曾经有过英文、法文、德文译本，但是大部分译本已经相当陈旧，有的甚至是一百年前翻译的，还有一些译本已经绝版。由于时代因素，现存的很多译本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其重要的经典，比如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把这些典籍翻译成其它语言是一件国家大事。


　　记：翻译工作的难点在哪里？


　　施：《五经》使用的是古汉语，语言和现在的很不一样，这需要研究考古、文字、语言的各方面学者参与，因为没有人能通晓所有知识。 《五经》最早的译本出现以来，语言学、文字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界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年来的出土文物很多，比如伊犁、马王堆出土的竹简等文物，这些发现是不是要用到翻译中来？要！


　　记：参与这个项目的专家团是怎样组成的？


　　施：《五经》翻译首先要做新的定本，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学术工作看的不是“哪里的人”，因此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翻译不会一下子达到完美


　　记：翻译能否忠于原义？能否做到由字义通其词、由词义通其道？会不会翻译成外文后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施：翻译就是翻译，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来的味道，翻译最主要一点的就是不要出错。 《五经》的翻译不会一下子达到完美，每一个版本的翻译都会有其缺点，需要慢慢改进。


　　有些人希望《五经》能快点翻译出来，如果真的要做得快的话，1、2年就能做到，但我个人希望这项翻译工作能一直做下去。按照计划，《五经》将首先被译成英语，学者将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再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 《圣经》的翻译有几千人在做，把它翻译成数百种语言，我希望《五经》目前翻译的这些语种只是一个开始，其它的语言可以慢慢做下去。


　　研究给予其更多生命力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 《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记：翻译《五经》对在国内推广传统文化会有怎样的影响？


　　施：《五经》的翻译可能会推动国内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我不赞成中国人通过译本的《五经》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能有些人外语很好，能看译本，但我认为，中国人应该通过学习古汉语来了解典籍，而不是通过外文的渠道。中国文化非常重要，很有特色，研究一种文化会给予其更多的生命力，翻译也给它另外一种存在感。人物链接


　　施舟人 （K．M．Schipper），生于1934年，法国人，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主要从事中国宗教历史研究，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等。


　　施舟人通晓八种语言，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施舟人先生、袁冰凌博士夫妇落户福州大学后，施先生将他珍藏的一万多种英、法、德、希腊、拉丁等西语语种的文化典籍捐献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在福州大学筹建我国第一家西文图书馆，即“西观藏书楼”（汉代著名皇家藏书楼称为 “东观”；“西观”亦有“西方观景”之意）。据悉，这是国内惟一的西方文献典籍中心。目前在亚洲只有日本有藏书量较为可观的西文图书馆。

亦敵亦友 斯大林與丘吉爾的一段佳話

佚名

俄羅斯《新聞時報》日前刊發一篇題為《兩位偉人、戰友兼宿敵間的書信往來》的署名文章寫道︰斯大林與丘吉爾一位是全球首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一個是國際共運不共戴天的敵人，親手拉起了冷戰的“鐵幕”。但在法西斯威脅面前，他們捐棄前嫌、攜手除魔，在波詭雲譎的戰爭史上留下一段佳話。 　　光陰荏苒，距二戰的第一聲炮響已70年之遙，我們不妨從俄羅斯歷史檔案館珍藏的珍貴信札中，回顧斯大林與丘吉爾之間的針鋒相對以及惺惺相惜。 　　兩人書信往來始于1940年7月1日，希特勒部隊摧枯拉朽地佔領了法國，令英國首相大為震驚，他致信斯大林，希望忘記昔日恩怨、聯手抗德。但斯大林視之為倫敦在甦德間導演的又一出離間計，未予理會。 　　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開始回信，雙方終于建立起穩定聯系。兩國使館通過密電傳送、呈交信件原文。英國駐甦大使克爾一般是托時任甦外交人民委員的莫洛托夫把丘吉爾的信件轉交給斯大林，而神通廣大的甦聯駐英大使邁斯基經常有機會將信件面呈丘吉爾。斯大林的回信大多由心腹莫洛托夫親筆起草，再由他本人審議。莫洛托夫曾任《真理報》總編，又與領袖共事多年，對斯大林的心思及文風了如指掌。盡管如此，事必躬親的斯大林仍每信必看必改，有時整段地添加內容，偶爾甚至親筆重書。 　　“丘吉爾亡甦之心不改” 　　1942年5月，羅斯福與丘吉爾曾承諾于年內開闢第二戰場，但後來出爾反爾。8月，丘吉爾決定親自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釋。眾多反映二戰的影片都反映了這段歷史︰兩人在斯大林官邸徹夜長談，斯大林的熱情好客及對北非行動的準確分析令丘吉爾深為滿意，而斯大林更親切送別丘吉爾，對後者尊敬有加。 　　然而，兩人此間的書信表明，盡管斯大林表現熱情，但此次會晤卻加深了他對丘吉爾的猜忌，認為後者是個徹頭徹尾的反甦分子。而丘吉爾下令將 154架原定援甦的殲擊機增援北非戰場，更令斯大林耿耿于懷。他在10月密電邁斯基︰“丘吉爾亡甦之心不改，企圖在日後利用我國為籌碼，與德國媾和。” 　　盟軍在北非勢如破竹，11月，一向對北非行動不抱希望的斯大林放下身段，向丘吉爾寫信祝賀，後者也對“將萬世流芳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褒揚有加。美國與法國維希政府的北非司令官達朗達成的交易對盟軍取勝功不可沒。但莫洛托夫認為達朗不過是棵沽名釣譽的牆頭草，他在草擬的回信中寫道︰“對達朗的懷疑是順理成章的。今後的北非戰事不能再依靠達朗之流，只能仰仗那些堅決打擊希特勒暴政的忠實盟友，我希望您也同意該觀點……” 　　但斯大林刪除了這段話，認為這純屬意氣用事，毫無必要。他大筆一揮，添加了如下內容︰“至于達朗，我認為美國人成功利用了他，減輕了解放北非及西非的負擔。軍事外交應當利用達朗這類人以達成目的。”他還做了兩大至關重要的改動，一方面，他提醒丘吉爾，“希望這並不意味著閣下放棄在莫斯科許下的 1943年春于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承諾”，他不放過任何機會提醒盟友要履行義務，為取信對方，他向丘吉爾通報了甦軍將在中線采取的作戰策略。 　　“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要決裂” 　　1943年3月30日，丘吉爾告知斯大林，由于德國潛艇襲擊造成的巨大損失，英美決定暫停向甦聯摩爾曼斯克及阿爾漢格爾斯克兩大港口運送物資。第二天，做好最壞思想準備的丘吉爾接待了攜斯大林信件前來的邁斯基。出乎意料，斯大林在信中先是就北非取得的新勝利向丘吉爾道賀，而後暢談了他對丘吉爾贈送的禮物－－－電影《撒哈拉》的觀感︰“這部片子將英國人抗擊法西斯的過程拍得栩栩如生，擊中了那些造謠中傷者的軟肋，甦聯也不乏這類人，他們認為英國根本沒有作戰，只是對戰爭作壁上觀。” 　　邁斯基在報告中寫道︰“丘吉爾的臉色有了變化，因過于激動，他甚至閉上了雙眼，再度睜開時，我突然發現里邊噙滿了淚水。這並非刻意裝出來的，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的確被深深打動了……而後他告訴我，我此前從未給他送去過如此杰出的信件，非常感謝斯大林同志。”嚴格地說，應當享受“非常感謝”待遇的是莫洛托夫，讀罷原稿，斯大林只是加了“造謠中傷者”一詞而已。 　　丘吉爾的情緒平復下來，他忐忑不安地問邁斯基︰“這個決定會不會導致我與斯大林之間的決裂？”邁斯基的回答很妙︰“我不能代表斯大林同志本人，但有一點我毫不懷疑，此事會在他心中掀起驚天波瀾。”丘吉爾喃喃自語道︰“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要決裂。” 　　“這是對甦聯人的侮辱” 　　斯大林對莫洛托夫草稿的修改並非總是對盟國的褒揚。10月13日，他刪除了莫氏草稿中對盟國增加援甦物資的感激，認為這一舉動因丘吉爾的講話變得“一錢不值”，丘吉爾此前曾表示，增援並非是履行義務，而是表達英國方面的善意。斯大林還抨擊英國方面借此機會用錢財招募甦聯居民做間諜，“這是對甦聯人的侮辱……” 　　德黑蘭會議敲定了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甦美英關系步入短暫的蜜月。12月10日，斯大林在致丘吉爾的信中破天荒地用了“此致敬禮”結尾。 　　不過，友善的氛圍很快就因倫敦支持波蘭流亡政府而被破壞。斯大林寫信指責丘吉爾，後者極為惱火，但並未在信中針鋒相對。他只是向做客倫敦的老朋友、美國駐甦大使加里曼大吐苦水。加里曼在日記中不無揶揄地寫道︰“丘吉爾得到了什麼？斯大林這個野蠻人的無情侮辱。” 　　意大利戰場告捷、諾曼底登陸的準備工作如火如荼，莫斯科與倫敦劍拔弩張的關系再度緩和，斯大林的語氣稍有松動，但並未欣喜若狂。他將莫洛托夫起草的甦聯欣聞攻佔羅馬的消息〞分外激動〞改為〞感到滿意〞，然後將出自莫氏之手的〞攻佔羅馬令西線和東線甦軍士氣大振，力爭奪取新勝利、再立新功〞全部刪掉。 　　“感謝問候！斯大林” 　　丘吉爾贏了二戰，卻輸了1945年的選舉。他與斯大林的政治信函往來也由此終止，但私人之間的鴻雁傳書不斷。1946年，丘吉爾發表了他著名的“鐵幕”演說，斯大林大為光火，不過，這並不妨礙丘吉爾在斯大林生日前夕致電祝賀，稱後者為“戰時的同志”。 　　1947年初，斯大林托訪問莫斯科的蒙哥馬利元帥轉達對丘吉爾的問候，令丘吉爾深為感動。他在回信中寫道︰“我時常回憶起我們當年的同志歲月。很高興獲知您非常健康。您的健康不僅對您親手拯救的國家相當重要，對甦聯與英國、與整個英語世界的友誼而言同樣彌足珍貴。這一友誼決定著人類的未來……” 　　1951年11月4日，丘吉爾最後一次致信斯大林︰“我已重掌政府，請允許我用一個詞來回覆您于1945年8月發自柏林的最後一封電報－－－您好！”第三天，甦聯駐英使館便接到來自莫斯科的急電，要求迅速面呈丘吉爾，電文是斯大林手書的“感謝問候！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