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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的未來價碼︰百萬元寶貝的成長賬本(組圖)

三聯生活周刊

　　6個家長共同投資“獨二代”

　　未來價碼︰百萬元寶貝

　　

　　坦白地說，我相當討厭嬰兒經濟這個概念。作為一個母親，我非常抵觸被人描述或自我定義為一個隨時等待被不知什麼人當頭敲一錘子的小豬撲滿。我驕傲于自己的理性、清醒、不受商業宣傳蠱惑的強大免疫力。我堅持不給我兒子補鈣吃進口輔食，也從來沒帶他去游過泳參加什麼早教親子班。

　　然而，在听從我家育嬰師的建議，為兒子建了本“變天賬”後，我漸漸開始習慣，每個月底，被求和那一欄里龐大的數字嚇上一跳︰迄今為止，這個只有8個月大的小孩子，最少的一個月花了3788.5元，最多的一個月，9505.25元。

　　正因如此，幾星期前，當《49萬養大一個孩子》的新聞標題出現在我瀏覽的網站首頁時，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那怎麼夠？

　　果然，追根究底的結果，發現這條新聞的源頭，是200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徐安琪受上海市徐匯區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委托，對746戶家中有 2004年前出生的30歲以下未婚子女家庭的子女養育成本的調查。且不論5年前的物價指數與今天已經有相當大的差別，單從這一調查的樣本選取看，被調查子女分別處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讀7個階段，每一階段各有100個以上樣本。這便決定了，最終獲取的結果必然是一個綜合平均值，而且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30年前，我上幼兒園的費用為零；20年前，我讀小學的學費每學期只有5塊錢；即使在10年前，我上的大學，每年學費也不過700元，住宿費400元，每個月500塊錢的開銷在宿舍中已經可以算是中等小富婆。而從徐安琪的調查中可以看到，2004年時處于幼托期的孩子，每年學雜費的開支平均高達4600元，支出6000元以上的佔26%，最高的達2.3萬元以上。世易時移，今時今日的父母，在這一項上的預期開支，只有更多。

　　一位學前教育專家在和我聊天時建議，隸屬于美國農業部的營養政策與宣傳中心(Center for Nutrition Policy and Promotion)每年公布的《家庭育兒開支報告》(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對于像我這樣生活在中國大城市中的白領家庭來說，可能更具有參考意義。“有的項目上中國人可能花得比較多，另外一些項目上美國人可能開銷比較大，加加減減，總數應該相差不多，尤其是對于生活在北京、上海的非戶籍中高收入人群。”

　　根據公布于2009年7月的這份最新報告，2008年，對于年收入在56870美元到98470美元的美國中等收入家庭，將一個孩子從生下來養到17歲，各項費用綜合統計，平均要花221190美元。

　　按照當前匯率，這相當于151萬元人民幣——尚且不算大學的學費。

　　有沒有搞錯？從頭到尾將這份報告看了3遍後，我篤定地對我兒子的父親說，美國人的確算錯了。

　　這份報告計算的是養育第二個孩子的花費——由于許多大件耐用嬰兒用品如車、床、服裝、玩具等可以被重復利用，一般而言，養育第二個孩子的成本要低于第一個孩子。一對夫婦養一個孩子要花掉收入的27%，養兩個孩子時上升到40%，養三個孩子就只需47%。以個體計，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比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高出 25%。

　　這項研究也並未將一些家庭可能要面對的醫療費用和私立學校的學費計算在內。平均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守著計算器算計每一分開支，你每年賬本上的數字也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浮動。而且，因為研究截至 17歲，大學的學費還不包括在內。何況，因為生了個兒子，我已經榮升為“建設銀行行長”——在很多人眼里，我似乎很應該從現在就開始考慮為他將來買房做準備，雖然我如今依然住在租來的房子里。

　　此外，它也沒有計算身為父母可能必須面對的收入損失。如果一方選擇在幾年中放棄工作專心照顧孩子，不只是目前的收入會減少，未來的收入預期因為職業生涯的中斷也會受到影響。為了方便照顧孩子，一些人會選擇一些收入相對較低但時間相對靈活的工作，付出的是隱性的機會成本。

　　更現實的問題是，在付出這麼多的代價之後，我將得到什麼？■

　　那些為愛付出的代價

　

紅黃藍北京方莊幼兒園的老師帶領小朋友們在頂樓平台上做游戲(關海彤攝)

　　歡迎加入嬰兒潮

　　魯貓貓，我的兒子，出生在2008年的最後一天。我住的醫院離天安門廣場很近，整個晚上，我似乎都听見慶祝元旦的禮炮在耳邊炸響，牆壁也仿佛被煙花渲染得流光溢彩。他的爸爸說，這一幕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天很冷，門窗關得很嚴，窗簾拉得很緊，外面的聲音和光線不可能進得來，而且，絕大多數時間，我都在麻醉劑的作用下昏睡。

　　但我堅持相信，那些事，真的發生過。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中，奧運會之後的北京被描述為一個“被塔吊和嬰兒車重新定義的城市”。這是迄今為止，在我看到的所有關于中國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生育高峰的文字中，最詩意的一種說法。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2月26日發布的公報數據，魯貓貓出生的這一年，中國內地一共誕生了1608萬個嬰兒。在這之前的2007年，數字是1594萬。

　　這幾乎是近10年來中國出生人口曲線第一次出現較大幅度回彈。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控制，中國的年出生人數從1992年之後便開始迅速下跌，1997年還保持在2038萬人的規模，10年間便減少了400多萬。但從2005年起，這一趨勢開始出現微妙變化，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人口稠密、流動人口佔很大比例的大城市，體現得格外突出。根據新華社2007年3月16日的一篇報道，2004年，北京市各醫院中出生的新生兒總數約為10萬，此後以每年1萬的速度遞增。在中國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廣東，僅在2008年前9個月，就有100萬嬰兒出生，其中有25萬為外來流動人口所生。這一數字比2007年增加了7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生育率近期趨勢研究項目負責人陳衛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目前正在經歷建國以來的第四次嬰兒潮。“這一次嬰兒潮從2005年開始，大約將到 2015年以後結束。雖然全國各地區進入嬰兒潮的時間有先有後，但是總體上差別很小。因為人口基數大，所以嬰兒數目很可觀，大概每年為1600萬到 1800萬。”

　　上世紀5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到 70年代初、80年代後期，這是目前人口學界公認的前三次中國嬰兒潮。在跨越六七十年代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第二次嬰兒潮中，女性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婦女一生中會生育的孩子數量——平均保持在6到7之間，一年出生的嬰兒高達3000萬。從7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中國女性的總和生育率迅速降低，到80年代已經降低至2.5左右。但由于人口慣性的影響，80年代後期，第二次嬰兒潮開始時出生的女孩進入生育年齡，由于育齡女性人口基數龐大，導致出生人口也表現出周期性的增長，形成第三次嬰兒潮。

　　在陳衛看來，如果和前面幾次嬰兒潮相比，現在正在經歷的生育高峰嚴格地講，其實稱不上真正意義的嬰兒潮，不過是第二次、第三次嬰兒潮的余波震蕩。與此同時， “我國的老齡化程度也在加深，每年死亡人數在900萬到1000萬左右。生死相抵消，人口新增量並不多”。正因如此，陳衛認為，從人口數量的角度看，“這次嬰兒潮的影響很小”。

　　但是，與學界相對冷靜的觀察與判斷相對照，整個社會對這次嬰兒潮的關注度與回應度，卻前所未有地高。生活在城市中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到那撲面而來的滾滾熱浪，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響︰那可能是辦公室里越來越多身著防輻射服走來走去的女同事，也可能是閃入眼簾的汽車後擋風玻璃上顏色圖案各異的 “Mammy in Car”或“Baby on Board”的招貼，還可能是小區里每到傍晚就蔚為壯觀的嬰兒車長龍，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經或即將成為某個人的父親或母親。

　　一次莫須有的嬰兒潮，為什麼會掀起如此大的波瀾？

　　一個數字︰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分析北京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得出的結論，2005年，北京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8.83歲。

　　另一個數字︰32%。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在目前的13.3億中國人中，32%是出生于1962年到1980年間的“中國嬰兒潮一代”。這個如今28~46歲的人群，是舉世矚目的中國財富制造者和消費者主力。

　　當數目如此龐大、擁有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消費實力和消費意願的中國人開始擁抱自己的另一重身份、開始為人父母時，變化，不可避免。當一個生命呱呱落地，他們要吃，要喝，要穿衣服，要在家庭中擁有一個自己的物理空間，在生命的前幾年中，他們幾乎每時每刻都需要有人照顧。圍繞著一個孩子的誕生，編織著一張巨大的需求之網。而具有中國特色的、因獨生子女政策而形成的城市中以4：2：1為主導的家庭結構，使得“獨二代”們一出生，理論上便擁有他們之前至少兩代人積累所得的可支配財富。

　　一位投行專業人士對本刊記者表示，這種財富漏斗狀集中的現象在全世界都屬少見。通常而言，在總體經濟狀況景氣時，人們的生育意願會增加，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2007年金豬年的生育熱——對于新一代中國人，生肖的力量未必比收入增長和房市、股市大漲長紅帶來的對未來經濟狀況的樂觀預期更重要。一個有力的證據是，根據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一項小規模調查，已婚家庭生育意願的波動曲線幾乎與上證指數保持一致。在“5‧30大跌”後，近半數此前表示準備生育子女的家庭做出了“再等等看”的決定。然而，“好年景”做出的生育決定，當孩子出生時，形勢卻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中國“獨二代”的特殊性，卻使得第四代嬰兒潮中的寶寶們，擁有無比強大的“逆市消費潛能”。小到洋奶粉和紙尿褲的紛紛提價，中到月嫂育兒嫂工資和幼兒園園費的一路走高，大到中國房地產市場比預期中迅猛得多的反彈。現象萬端，指向一個源頭——孩子的錢最好賺。“1個人吃飯，旁邊守著6個人搶著買單。你說飯館老板能不想方設法向你推薦燕鮑翅，還老老實實地只賣炸醬面嗎？”

　　投資未來的經濟學

　　魯貓貓出生前後，我曾找來許多作家或名人寫給小孩子的文字看。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深刻的，居然只有兩句。一句來自王朔的《致女兒書》︰“孩子使人傷心，本來已經放下的，又要轉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另一句出自我喜歡的一本美國雜志《返璞歸真》(Real Simple)的主編克里斯汀‧範‧奧格特魯普(Kristin van Ogtrop)之口。她說，當我們近距離觀察時，什麼孩子是快樂、孩子是希望、孩子是活在當下、孩子是未來救星，所有這些，都可以是陳詞濫調一派胡言。但是，“每一個我們帶到家庭中和社會上的小孩子，都是樂觀主義的終極象征，證明未來還值得去投資，值得為之堅持”。

　　投資，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定義是︰在一定時期內，期望在未來能產生收益而將收入變換為資產的過程。這樣一個冷冰冰帶著銅板氣息的詞語，同生育這件本應該是最古老、最本能、最感性的事情發生聯系，初看上去，未免有些煞風景。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醫學上避孕和輔助生殖技術半個世紀來的突飛猛進，讓一個現代女性在生育問題上擁有的主動權和操控性，並不亞于一名專業操盤手之于他操作的股票。區別只在于，前者決定的是在什麼時候生孩子、生幾個、怎麼養，而後者決定的是買哪只股票、買多少、長線或短線。

　　美國經濟學家、“價值投資理論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說過，只有根據詳盡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滿意回報有保證的操作，才能算是投資，否則就是投機。按照這一標準，傳統社會中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理念，更像是眾多不可控風險因素下一種懶人的投機。這種模式在現代社會中迅速顯得過時，尤其對于夫妻雙方都外出工作的雙薪家庭。考慮到養一個孩子在大多數現代家庭消費中所佔的比例，以及在孩子長大自立之前所需要的時間和關注，說他是下定決心去做父母的兩個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筆投資，應該並不夸張。

　　從上世紀60 年代開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哈維‧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便開始用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用分析來研究家庭的生育決策問題。他認為，家庭生育行為是一種符合經濟理性的行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基本原則的。所謂經濟理性，就是說人們做事情時要考慮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或效用)的關系，只有當產出大于投入時，才會做出投入的決策；產出大于投入的差額越大，投入的規模也就越大。以往，這一理論更多被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意願生育率的降低。隨著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總體趨勢上，人們想要養育的孩子人數在減少。近期關注度較高的富人超生，其實只是小部分人群的極端現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在獨生子女政策限制下，不符合“雙獨政策”——獨生子女與獨生子女結為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人群為滿足對理想家庭結構期望(在人口學中，每個女性生育2.2個孩子是人口自然更替的理想水平，一對父母加上兩個孩子，也被普遍認為是最穩定的中產階級家庭構成組合)的權宜之計。事實上，近年來在北京、南京和上海的調查顯示，對于那些滿足雙獨條件、可以合法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大城市獨生子女來說，他們的理想子女數——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下，對終身生育子女數目的期望——分別僅為1.04、1.21 和1.1個。根據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馬小紅2006年的調查結果，雖然有94%的雙獨家庭知曉“雙獨政策”，但只有1/4的家庭明確打算生第二個孩子。獨二代，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中國城市家庭結構的主流。

　　在這一背景下，利本斯基的理論或許更適合從另一個方向解讀。近一個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範圍內，孩子的花費在整個家庭總支出中所佔的比例都在急速攀升，並不獨以中國為然。在衡量成本與收益後，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重質而不重量的重點投資——在生理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推遲生育年齡，在收入和職業較為穩定的時候才生育子女，在一個或兩個子女的身上實現投入的最大化。正因為如此，養孩子的成本分析，成為主導人們做出“生不生、生幾個”決定的重要因素。

　　百萬寶貝誕生記

　　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一個孩子的誕生，將如何影響一個家庭的經濟生活。

　　美國2008年《家庭育兒開支報告》與中國眾多關于育兒經濟成本分析報告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將住房開支也計算在內。而在此前國內的其他計算中，這部分相對隱性的開支很少被考慮在內。但事實上，添丁進口是促成人們改善住房條件的重要刺激因素，對于中國人，這一觀念只有比美國人更強，而且，中國隔代育兒的傳統，使得生一個孩子往往意味著一個屋檐下至少要突然增添3個家庭成員︰一個孩子，和兩個幫忙照顧孩子的老人。一項在線數據調查顯示，在中國，平均有50% 的家庭由老人幫忙照顧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這樣消費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這一比例可能高達70%到80%。《中國房地產報》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這批人是構成住房剛性需求人群的中堅力量。中國房地產市場在經濟危機後迅速回暖，甚至躥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第四次嬰兒潮的影響不容忽視——因為有了或準備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買房；買了小房子的人要換成更大的房；住進更大的房，裝修、家具、水電、取暖、物業各項開支都要相應增加；在房價一路上漲的背景下，為了滿足空間的需求，只能犧牲距離，住得越來越遠，由此又催生對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這理所當然地構成育兒費用中最大的一筆開支。在美國，對于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開支累積佔到育兒總支出的32%，相當于48.32萬人民幣。這意味著，以17 年為限，每個月在住房上的開銷要多花2368.6元人民幣——事實上，對于許多咬緊牙關貸款買房的中國家庭，實際從口袋里掏出的錢，只有比這更多。

　　在美國家庭育兒開支中列第二位的，是食物。添個孩子不過是添一張吃飯的嘴，這樣簡單化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母乳喂養和家庭制作食品為主的嬰兒喂養方式在工業革命後遭遇到巨大沖擊，在過去的100年中，由荷蘭人馬丁紐斯‧範德哈根于1901年開創的嬰兒食品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市值數千億美元的巨大產業。根據美國農業部營養政策與宣傳中心的調查數據，美國家庭花在孩子食物和營養上的開支約佔12%到18%，而且會隨著孩子長大、對營養需求的增加而逐年遞增。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食物相對便宜，開支本應較低。但是，對于那些出于食品安全考慮而選擇用進口奶粉和輔食喂養小孩的父母來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在中國和美國嬰兒配方奶粉市場上銷量最大的美贊臣奶粉為例，一罐400克安嬰兒A+奶粉在美國超市中的售價與中國零售價相比，最多可以便宜30%。

　　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紙尿布、玩具和其他用品。價格差異的存在，催生了淘寶網上數以千計的美國和日本嬰兒用品代購店。小艾，一家主營日本代購奶粉和紙尿褲的淘寶雙皇冠賣家，一個月可以賣出500多包花王紙尿褲，加上運費，依然比國內主流的幾個品牌的同級別產品便宜10%左右，而質量卻要好得多。我兒子的推車和安全座椅，在紐約曼哈頓的Babies R US旗艦店，一套價格是399.99美元，在北京新光天地，單個童車的標價就高達6500元人民幣——以此類推，想要消費同等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保守估算，中國家長可能要比美國家長至少多花15%。

　　如果說到美中育兒開支上最大的共同點，或許就是教育費用的激增了。不包括大學費用，美國中等家庭在子女17歲前投入到教育上的費用在20670美元到 77130美元之間，約佔家庭總收入的 13%到21%。這個數字在過去的40年中經歷了飛速上升。回到1960年，子女的照料和教育費用，僅佔美國家庭育兒開支的2%，而那時美國父母把一個孩子從生下來養到17歲所需付出的代價，換算成2008年的購買力，相當于183509美元，與如今相差並不太大。這個上升的幅度，與中國家庭過去30年中在子女教育費用上的開支增加，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賬，細算起來，差別卻相當大。

　　根據徐安琪的研究，在2004年，對于上海徐匯區的居民，幼兒園托兒所的費用便已佔到佔子女總支出比重的30%。在其他國家呢？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李輝引用中央電視台一組報道中的數據分析道︰在美國，幼兒園1歲以下幼兒每周收費200~250美元(家庭平均收入在7000美元左右)，但到了2~4歲時，政府資助的Head Start項目或其他項目會覆蓋大部分幼兒園費用，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幾乎是免費的。到了5~7歲的學前教育階段，則全部免費。在法國，幼兒園的一般費用不超過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個人平均月工資為2000多歐元)。在德國，多語種的幼兒園每月收費500~550歐元(個人平均月工資為3000 歐元)，即使是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過相當于家庭收入的16%。

　　這意味著，中國的家長在幼兒園費上的開支，按收入比例計算，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倍以上。

　　昂貴背後的未來博弈

　　“依我看來，現在國內的幼稚園害了三種大病。一是外國病，試一參觀今日所謂之幼稚園，耳目所接，哪樣不是外國貨？他們彈的是外國鋼琴，唱的是外國歌，講的是外國故事，玩的是外國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國點心。中國的幼稚園幾乎成了外國貨的販賣場，先生做了外國貨的販子，可憐的兒童居然做了外國貨的主顧。二是花錢病，國內幼稚園花錢太多，有時超過小學好幾倍。這固然難怪，外國貨哪有便宜的？既然樣樣仰賴于外國，自然費錢很多；費錢既多，自然不易推廣。三是富貴病，幼稚園既是多花錢，就得多弄錢，學費于是不得不高，學費高，只有富貴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園只是富貴人家的專用品，平民是沒有份的。”

　　以為這是哪個憤怒的家長在某個育兒論壇上發表自己的感想？錯了。說出這番話的人是陶行知，時間是1926年10月。

　　在陶行知看來，當時中國幼稚園昂貴的原罪，在于中國學前教育從一開始就作為舶來品，作為培養殷實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性的蒙養院而來，而非滿足民眾內在需求的慈善性福利機構。讓陶行知80多年前的講話在今天听起來格外發人深省的是，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幼兒教育在滿足慈善福利需求這一領域做得相當出色，而在課程模式和教育理念上，因為遵循甦聯的相對刻板的三學六法模式，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不斷被反思批評——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描述的情景。

　　然而，當改革開放國門再度打開，西方主流的幼教理念和課程模式一擁而入後，鐘擺又偏向了另外一個極端。紅遍大江南北的貴族化的蒙台梭利幼兒園，便是這個極端中的極端。

　　瑪麗亞‧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幼兒教育家，意大利歷史上第一個女醫學博士，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創始人。在擔任羅馬國立心理矯正學校校長期間，蒙台梭利針對智障和低能兒童的問題，將當時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應用到這些兒童的教育中去，並研制了一系列教育工具。1907年，在羅馬優良建築公會的資助下，蒙台梭利在羅馬的貧民區設立了專門面向貧苦但智力正常兒童的“兒童之家”，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教具和教學法，完善為如今舉世聞名的蒙台梭利教學法。20世紀早期，在倫敦、瑞士和荷蘭等地，采用蒙氏教學法的蒙台梭利學校紛紛設立，英國哲學家和教育學家羅素，就曾經把自己的兒子送到蒙台梭利學校中去，並對其間對兒童心智、自信、教養和獨立能力的啟蒙和培養大加稱道。

　　略帶諷刺意味的是，蒙台梭利教學法早在“五四運動”前後便被引進中國。1914年，江甦省教育會就設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會，商務印書館還仿制發行了蒙台梭利教具。1916年，美國的巴士弟夫人更是攜帶全套蒙台梭利教具來到中國，親自表演介紹了蒙氏教學法的操作過程。不過，因為和當時盛行的杜威的進步教育理論在一些主張上意見相左，而且與中國傳統教育觀念不合，早期的蒙台梭利幼兒園並沒有獲得很大的反響。50年代，蒙台梭利教育更是被扣上“唯心的、機械的、體現資產階級兒童觀和自由主義、將訓練弱智兒童的方法直接應用到正常兒童身上的不實用的教學法”的帽子，打入冷宮，遭人遺忘。直到80年代後期，北京師範大學開始重新推介蒙台梭利幼兒教育的理念，1994年，與台灣蒙台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合作，在北師大實驗幼兒園和北海幼兒園建立蒙氏教育實驗基地，蒙台梭利教育才再度復甦。

　　不過，這一次復甦後，蒙氏教育在中國的火，卻令當初主導引進的人都 “始料不及”。到2004年，遍布29個省、市、自治區的數千家公立和民辦幼兒園均開設了蒙台梭利實驗班，人們不但不再懷疑訓練弱智兒童的方法適用于正常兒童，反而寄希望于借助蒙氏昂貴的教具和教學法，讓自己的孩子“跑贏在起跑線上”。

　　在李輝看來，蒙台梭利教育的中國熱，從生態系統理論的層面考察，是因為它契合了多方面的需求。“在宏觀上，中國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非常重視兒童的教育，願意花錢，不惜一切代價。在消費者層面，蒙氏教育強調秩序和工作，而這種價值觀經歷了‘文革’後被摧毀得很厲害，作為家長渴望自己的孩子從小建立起這一理念。從幼兒園層面，蒙氏的教具擺在那里，看得見，摸得到，氣勢上先就吸引眼球，而且又有一整套已經形成體系的操作規範。”正因如此，在眾多80年代後期開始進入中國的外國教育模式中，蒙台梭利教育可以獨領風騷，反倒勝過了在幼教學術界受到大力推崇的瑞吉歐教育模式。而蒙氏幼兒園的貴，因為有專利教具的掩護，來得格外理所當然，“事實上，在美國，蒙氏幼兒園也很貴，屬于高端幼兒園。這麼多孩子上蒙氏幼兒園，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如果把中國幼兒教育的貴都歸因于蒙台梭利幼兒園的燎原效應，在北京小橡樹幼教中心創辦人王甘眼里，也是不公平的。“過去我們有企事業幼兒園、街道幼兒園等，社會各個層面都以不同的方式對家庭補助，這可能產生一些缺陷，比如有的單位把一些老弱病殘親戚之類安置到幼兒園，使得幼兒園專業素質不高，不思進取。但是現在大家都甩開包袱了，把這些幼兒園關了，國家又沒有把這個包袱接過來，結果都需要年輕父母自己去掏腰包，壓力一下子變得特別特別大。”

　　對于這個問題，李輝有自己的解決辦法。他率領的研究小組在香港倡導實行了學券制度，從2006年起，香港政府每年增加20億元幼教經費，以學岱形式為每個幼兒每年提供1.3萬港幣的學費資助(其中3000港幣作為對幼兒教師的繼續教育費用)。在這一制度施行前，香港幼兒園月收費的中位數在1300港幣到 1500港幣左右，發放的學券基本上可以負擔起中下層所有家長的開支。李輝認為，以內地人口基數之大，或許無法一下子企及香港的投入規模，但如果國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商業化過程中起到一點推動作用，現在圍繞學前教育而生的種種激烈矛盾，將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

　　但是，福利性的國家補貼或許可以解決公平問題，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卻是，即使在已經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教育公平的發達國家，總體趨勢上，中產階級的父母也傾向于將更多的錢投入到子女的學前教育上。上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幅照片，曼哈頓的一所歷史悠久的私立幼兒園門前，家長們焦急地排著長隊，爭奪有限的空缺，而與此同時，同一社區的公立日托中心卻門可羅雀。在中國，即使在北京，一些優質幼兒園被踏破門檻的背後，也有許多幼兒園因為招不上生而關門大吉。

　　在我兒子出生前，我對自己說，一定竭盡所能，不要妄圖在下一代身上實現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我希望他健康，快樂，平安，已經足夠。然而，如果說健康和平安都可以求到固定的解，快樂的答案，卻實在太過多元。怎樣才能快樂？我壓根兒不相信什麼起跑線的說法，正如王甘所說︰“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賽跑，我們是要幫助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找到最恰當的位置。”但是，我喜歡的作家龍應台也對他的兒子說︰“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伙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情形就變了，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個人的方向……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走進人生的叢林後，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上荊棘。”這又何嘗不是我的心聲？

　　在我們認清這個世界又平又熱又擁擠這一事實的同時，我們開始意識到，對于優質資源的競爭可能要貫穿一個人的一生，即使他只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

　　從事幼兒教育產品開發的美中智通產品發展總監陳翔偉表示，幼兒教育產品體系的演變，根源于成人社會對“成功”的想象的變化。在強調確定性、唯一性、規範性的現代主義體系中，“學好數理化”可以是成功，“考上名校”可以是成功，“出國留學”可以是成功。但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中，所有這些都被顛覆了。現實多元，觀點多元，答案多元，解決方案也多元。在層層競爭壓力向下釋放的背景下，也許，一切可以用金錢買到的東西，本質上都是廉價的。

　　于是，我也許會繼續打開我的錢包，將我所有的鈔票和愛，奉獻給我親愛的寶貝。■

　　每個孩子都應該有一個“健康的玩具箱”——專訪Leapfrog學習研發組總監吉姆‧格雷

　　

每天下午，紅黃藍方莊幼兒園都有兩小時戶外活動時間(關海彤攝)

　　跳跳蛙，成立于1999年，是美國最大的兒童教具研發公司之一，他們研發的教具多次在美國國際玩具展上獲得最佳教育玩具獎。

　　吉姆‧格雷(Jim Gray)在跳跳蛙領導學習研發組，監督每個產品的“學習”過程的設計，確保最大化兒童的參與度、趣味和學習。吉姆‧格雷是美國哈佛教育研究院的博士，在斯坦福大學的“學習、設計與技術”項目擔任顧問，並在羅切斯特技術學院擔任互動媒體設計的講師。

　　記者◎陳賽

　　三聯生活周刊︰在您看來，到底什麼樣的玩具，才配貼上“教育玩具”的標簽？

　　吉姆︰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任何一種東西，哪怕是一根棍子，或者一個盒子，都能讓小孩子學到很多東西。我們所做的，只是挑選一種基本的玩耍模式，再加上一層技術元素，讓它變成一種新的玩法。我們經常會求助于一些經典的玩法，早在玩具公司出現前，孩子們就一直喜歡玩的東西，比如積木、過家家、扮大人。

　　目前玩具界的一個趨勢是高科技化，一方面是因為孩子喜歡模仿父母，玩大人的東西，比如iPhone、PDA、相機，全是電子產品；另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玩與自己年齡相襯的玩具，最好還有教育價值，這就給跳跳蛙留出了很多設計空間。比如我們有一款玩具叫Text&Learn，就是為3歲以上的孩子設計的幼兒版PDA，既能認字母，還能通過玩“預約”和“發短信”，學一些簡單詞語。還有我們正在設計的一個新玩具，叫Chat &Count電話，是給18個月以上的孩子玩的，可以學數字、計算和打電話。兒童茶具、玩具車，其實都是一樣的思路。

　　三聯生活周刊︰一些科學家認為，兒童自由地玩耍，比任何有結構的、有監督的玩具或者玩耍方式更好，您認為呢？

　　吉姆︰我們相信，一個孩子應該獲得各種各樣玩的體驗，有些是技術驅動的，有些是更傳統的，比如七巧板，或者角色扮演玩具，比如洋娃娃。我一直認為，兒童應該有一個“健康的玩具箱”，裝滿各種各樣的玩具和工具，能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感覺參與，一邊玩一邊學。

　　事實上，一個一直被忽略的問題是，兒童到底是如何參與那些編排好的、或者自定義的電子內容？比如一個毛絨玩具發出的聲音，或者一個角色扮演的道具，是如何刺激兒童的想象游戲的？這種玩耍方式又如何影響了兒童的創造力、執行能力、認知成長？

　　三聯生活周刊︰當你們設計一款玩具時，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吉姆︰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我們希望一個孩子通過我們的玩具學到什麼，某種概念或者技巧？在跳跳蛙，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激發孩子對學習的愛，學習永遠是第一位的。第二，有哪些技術可以幫助我們創造這種體驗？第三，怎麼抓住一個孩子的想象力和玩的自然欲望？

　　三聯生活周刊︰就益智玩具而言，父母最為困惑的是，他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益智功能。很多自稱能提高兒童IQ的玩具，並沒有任何科學研究能支持自己的論調。你們的玩具真的能提高兒童的智力嗎？

　　吉姆︰一個孩子的生活很復雜，他們一天有許多活動，所以很難測量某個單一的玩具對他們的智力所產生的影響。但我們每設計一個玩具，都會有內部調查，評估它的內容質量和孩子的參與程度，並根據這些指標來決定是否推出這個玩具。另外，我們經常會在幼兒園或學前班做一些實驗，比如一組孩子使用Leapster，另一組孩子不用，一段時間後比較各自的學習效果。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畢竟是一小部分的證據。

　　最重要的是“學習路徑”(Learning Path)。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會跟蹤和記錄一個孩子使用某個玩具時的基礎數據，比如讀書的頻率和時間、游戲的進階情況、最喜歡的游戲和活動是什麼等等，這些數據本來是僅限于內部研究使用的，但從去年開始，我們推出了許多聯網的玩具，比如Tag Reader、Leapster2、Didj、Crammer，數據的共享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所謂“學習路徑”就是一個網絡資源庫，一個孩子只要擁有一個跳跳蛙的聯網玩具，他每次玩這個玩具時的數據都會上傳到網絡，這樣，家長就能跟隨孩子的學習軌跡，清晰地看到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下一步應該學些什麼。而且，家長之間還可以互相交流。

　　三聯生活周刊︰今天，技術滲透到孩子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包括他們玩和學習的過程。數字技術是否改變了你們設計教育玩具的方法？您對這種技術在玩具中的泛濫有任何的懷疑嗎？

　　吉姆︰作為一家兒童教具設計公司，Leapfrog有三個基本支柱︰玩，學習，技術。我們希望利用一切可行的技術創造多感覺並用的學習體驗。

　　很多人問過這樣的問題，小孩應該接觸數字技術嗎？YouTube上有一個視頻，一個1歲的孩子用iPhone看家庭照片，並與他的父母以某種方式交流，在我們看來，這絕對是在促進他的早期語言和讀寫能力。我認為，“兩歲以下的兒童不要接觸屏幕”在這個時代未免過于僵化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們有一款產品叫Clickstart，是幫助3歲的孩子學習電腦，他們真的需要這麼早就學這些嗎？

　　吉姆︰模仿大人是一個孩子最原始的學習方式之一。在一個不斷充斥著信息和交流技術的世界里，孩子們希望接觸這些工具的願望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如何保持適度，不至于讓他們沉溺其中。當然還有安全的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多花一點時間和你的孩子一起玩這些東西，觀察他們的行為和反應，問問他們自己的感覺，然後再選擇什麼樣的玩具最適合他，比如他們喜歡玩蠟筆，你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到數字畫板。

　　有人管這一代人叫第一代“數字土著”，數字技術已經成為他們世界的一部分，幼兒園、學前班，到處可以接觸到計算機和電子設備。我們和很多父母聊過，他們大都希望孩子早點學會用計算機。他們希望孩子在學校成功，在未來的人生中成功，任何能幫到這一點的，他們都願意嘗試，教育玩具只是這個公式中的一個元素而已。但孩子就是孩子，有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這些電子玩具永遠無法取代公園散步、餐桌前的談話、積木、過家家。■

　　

　　新商業模式的擁躉︰“80後”父母群

　　只多一點點︰兩個幼教機構，一個嶄新階層

　　在美國的時候，凱鵬華盈中國基金的董事周煒從數字上早就分析出中國嬰幼兒教育是個數百億資金的市場，大有可為。“在美國習慣了家長對孩子教育的散漫態度，許多美國家長只要孩子健康長大就可以了，只有華人家長群，對孩子教育的態度要積極很多。很多華人家長買房子時主要考慮的因素就是要挑選學區，父母親對孩子教育願意付出很多。”

　　可是，回國後眼前的現實還是讓他大吃一驚。“幼教機構說的最多的話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流行了很多年可還是很管用，只要幼教機構把這句話說出來，很少有家長不點頭贊嘆的。”而這句話背後，往往就是一年數萬元的嬰幼兒教育經費的投入，“一點不比一個大學生所需的費用低”。

　　

　　從嬰兒抓起的教育

　　周煒的愛人從胎教階段就開始尋求相關機構的幫助，而他本來是不相信這套的，可是孩子幾個月之後，感覺“他比同樣大的孩子要成熟一些，現在我也很相信這些教育理論了”。一方面他很理性地覺得對幼教機構的教育成果應該有所懷疑，另一方面又覺得，“哪個家長看自己的孩子都不理性，只要他比別人多學會一點東西，家長就開始歡欣鼓舞”。

　　短短幾年時間，中國民營的新型幼教機構如同雨後春筍般成長，身為風險投資者，周煒對這塊市場處于不斷考察中。

　　很多時候是失望。“中國過去最好的幼教機構都是國家資源，像北京的‘藍天’、‘六一’，上海的宋慶齡幼兒園，這種機構和一般家庭無緣。現在新成長起來的幼教機構都是縫隙中出來的，不僅分散，而且從業者素質參差不齊。就算是那些新型的、有了一定知名度的連鎖幼教機構，也因為這兩年擴張的需要，開始只要交兩萬元加盟費用就可以掛上牌子，質量也不穩定，我是不會把孩子送到那種機構的。”周煒說。

　　他唯一看中的幼教連鎖機構在四川。“創辦人是國外回來的有教育學背景的博士，觀念很先進，五六年前，他創辦的連鎖幼兒園就已經用視頻的方式讓家長觀看孩子活動，而且他親自挑選老師，他招收的老師都能以平等的態度和孩子相處，愛孩子，這種教師不是一朝一夕能培養出來的，這也是我看重他們的一點。盡管這家幼兒園年收費七八萬元，可還是讓當地家長們趨之若鶩，你想想，那還是在四川，可見中國好的幼教機構的缺乏。”

　　可是這家幼教機構不想大規模在省外擴張，所以周煒還得尋求進入的方式。

　　中國的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生人和“80後”長大的這個群體，現在是幼教機構主要的買單者，“他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有品牌意識的一代人，在他們的巨大需求的推動下，幼教機構才瘋狂成長起來”。周煒說。

　　在很多年里，中國0~3歲的嬰兒教育機構是空白，商品稀缺使中國最早出現早教機構的時候，“永遠是爆滿狀態”。紅黃藍教育機構的創始人史燕來說到自己1998年在中國科技館創立“翻斗樂”的時候，臉上滿是笑意，“我們當時的口號叫母子互動，都沒考慮到爸爸參加進來”。

　　嚴格地說，這還不算以教育為主的早教機構，只是一個讓孩子們可以自由、放肆玩耍的場地。北京大學畢業的史燕來在經營翻斗樂的過程中發現，當時北師大以及國外的研究機構已經有很多關于兒童心理和嬰幼兒教育的研究成果，可是都還沒有變成實踐。“我們勉強算是一個兒童體能訓練的機構，加上我那時候剛有孩子，所以在這上面不免花心思，決定想辦個能對孩子進行早教的親子園。”

　　“3歲以前的教育很重要，帶孩子來玩的很多家長也是學教育的博士、碩士，她們都知道孩子應該教育，可是怎麼辦一個完備的親子園，誰也沒經驗。不過我覺得，親子園最重要的就是愛心，第一批從300多人里只招收了4個，我請北師大的老師來給她們和我一起上課。”

　　親子園的課程基本上是琢磨著前進，“家長們不願意讓孩子玩沙子，覺得髒，我就買來彩色沙子”。從最簡單的沙課程起步，一直到現在，所有的課程都在不斷調整中。“一方面是我們接受的新經驗越來越多，一方面是不同時代的孩子的成長特點也不同，，我們的課程已經調整到了第十五版，現在我們有一整套立體教育方案，還在不斷變化。”

　　十幾年過去，紅黃藍已經在全國有了幾百家親子園，而別的品牌也在崛起中，台灣來的華威國際的總經理羅文倩發現，內地的親子園市場實在太大——“從無到有生出來，一下子就上萬家，從最豪華的辦在CBD的，到最簡單的在小區里刷刷牆壁顏色就開張的，誰都沒做到這個市場的最大。”她所參與投資的“東方愛嬰”已經有了300多家連鎖。

　　這樣的早教品牌吸引的是城市里擁有中高收入的父母。據東方愛嬰提供的數據，全國5萬名會員中家庭月收達到5000~1萬元的佔44%，超過1萬元的佔23.5%。這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家長是早教市場最大的消費群體，對品牌也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他們是對品牌最挑剔的一群人，現在中國親子園的知名品牌也有幾家了，像美國模式的‘金寶貝’、中國本土化色彩很濃的‘紅黃藍’，注重孩子智力潛能開發的‘東方愛嬰’，家長們選擇余地很大。”羅文倩說。

　　羅文倩發現︰“金寶貝吸引的是那批很西化的父母，他們絕大部分認為孩子只要玩就可以了，所以那里注重體能訓練。東方愛嬰則比較注重智力開發，中國人最喜歡這套，台灣80年代時早教機構的發展和現在的內地比較像，那些機構整天要孩子背誦，中國孩子背幾百首唐詩不稀奇，而同齡美國的孩子能唱一首歌，都會被父母當做是人生值得紀念的大事，錄下來寄給多個親友。”

　　東方愛嬰最核心的產品——為孩子提供的課程號稱最注重智力和潛能的開發。我們參加了一節為16~24個月的孩子開設的音樂課，授課老師嗓音確實很好，甜美、洪亮且具有親和力，而且保持了整節課的熱情與微笑，是個優秀的音樂教師——人力成本是鑒別早教機構優劣的另一視角，像東方愛嬰、紅黃藍這種機構都是一個老師只照顧幾名孩子的，雖然是一名老師在上課，可是旁邊招呼的老師還有數名，這樣家長們也感覺錢花得值。

　　因為注重開發孩子的智力，短短45分鐘的課里安排了讓人應接不暇的內容，各種音樂游戲、各種需要孩子們跟唱的旋律走馬燈似的過個不停。

　　一名家長對本刊記者說︰“我家孩子來上課後，家里再有客人來時她不躲起來了，其他的，真說不上有什麼變化。”可是就是“不再認生”這點上，就足以讓有經濟條件而又熱切希望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堅持帶孩子來上課了。

　　只多一點點︰新型幼教機構提供的商品

　　小惠老師在紅黃藍幼兒園的國際班已經工作了6年，她是個眼楮很大的女孩子，確實讓小孩子看上去就很喜歡，這也是新型幼教機構選擇教師的最重要的一點。史燕來說︰“不能要那種高高在上的老師，傳統的幼教機構比較注重師道尊嚴，我們看中的是老師對待孩子的平等性，老師做錯了，就得誠心實意地向孩子道歉。”

　　小惠說給孩子道歉在這里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我們這兒，老師和孩子是平等的。比如有時候我錯怪了孩子，我就會很真誠地對他說，對不起，今天因為那什麼，老師錯怪了你，你能原諒老師嗎？”

　　紅黃藍幼兒園總園長藺玉華有30多年的幼教經驗，在公立和民辦幼兒園都待過，她說︰“這里招老師的時候第一看重的是親和力，以及她是不是真正發自內心地愛孩子、愛這個工作。面試的時候每個人介紹自己時都說我非常愛孩子所以我才來，我就直觀地問他們，如果小朋友今天就是拉在褲子里了，你看到後怎麼做？能仔細說明自己怎麼洗褲子的老師我才要。”

　　老師下蹲的說話方式，使這里的孩子更活潑一些，小惠說，許多剛從公立幼兒園轉過來的孩子，來的時候都特別老實，特別乖，老師說什麼就听什麼，和這里其他孩子有特別明顯的對比。“我不能說別的幼兒園不好，但有些幼兒園對孩子確實有束縛，挺嚴格的。加上我們這里的老師明顯年輕，都好動，所以我們這里的孩子明顯比別的幼兒園的孩子活潑。”

　　所謂的國際班，就是聘請國際教師進行雙語教學的班級，本來紅黃藍在收費上不屬于最高檔的那類，根據所在區域不同，一個月從1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可是國際班都是一個月5000 多元，半日全程由外教授課，與北京收費最高的專收外國孩子的國際幼兒園不相上下，我們走進去，一個來自菲律賓的老師正在又唱又跳，旁邊還有兩個中國老師也圍繞著孩子唱英文歌，除此之外，幾名保育員還在旁邊招呼著，一個只有十幾個孩子的班級，老師有4個，還不算保育員。

　　另一個國際班正在教武術，史燕來說她門比較重視中國傳統教育。“我們的課程里面有很多中國的傳統東西，教孩子武術、抖空竹，我們本來就是個開放平台，美國的、中國的幼教模式都是適合中國兒童的就用。”一個年輕的男老師正在教孩子各種拳法，全是最簡單的招數，可是他不時地歡欣大叫“太標準了，老師喜歡你！” 還做出不敵孩子的拳法的樣子，紅黃藍的幼兒園系統在2003年創辦的時候，就招收了數目不少的男老師，這些老師都能和孩子一起躺在地上打滾。

　　除了教師態度友善和課程精致外，民營幼兒園能提供的特殊服務也比較多。小惠還記得，有個胖胖的女孩子，“說話有一定缺陷，一定要跺下腳才能蹦出一個字，剛來總被小朋友笑，可是她特別能做算數題，都能算到100以上了，我就總是在別的小朋友前面表揚她的天才，結果後來她說話也好多了”。

　　有許多公立幼兒園不收的孩子這里也收，“有個小孩子3歲還不會走路，到我們這里我們也為難，不想收。可是家長說，你們不收我孩子就完了，這樣一來，溝通後，園所最後決定接受。3個老師每天跟著他，半年之後終于學會了走路”。

　　相比起親子園，辦幼兒園的難度要大很多，因為孩子不再是一周來一次或數次，而是整天在這里，家長還不能跟著，要負責孩子的安全和食品，這樣風險系數高很多，而且投資一個中高檔的幼兒園至少需要500萬元左右。2003年，史燕來下定決心辦第一個幼兒園。

　　親子園創立的時候，競爭者不多，可是紅黃藍辦幼兒園就得面對強大的公立幼兒園這樣的對手，好在公辦幼兒園特別是名牌公辦幼兒園資源的供應不足，著名的公辦幼兒園贊助費近年來節節攀升，幾萬塊錢對于越來越多的家庭而言已不是大問題，問題在于有錢也進不去。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條件稍好的家庭把目光投向了有名氣的民辦幼兒園。有些家長說，其實我們算過賬，公辦的名牌加上贊助費的話，其實收的錢也不比民辦的幼兒園低，“我們要比拼的，就得是別的東西，比如課程，比如我們堅持的一些原則”。

　　紅黃藍和傳統幼兒園還有一大不同就是他們對戶外活動、對孩子身體發展的重視。現在幼兒安全問題被家長們極度看重，大多數幼兒園出于安全考慮會盡量減少孩子集體外出的活動，尤其是紅黃藍的孩子們的家長。小惠說，“天冷了不讓出戶外，天熱也不讓，刮風下雨更不讓，可是孩子們不去戶外是會有問題的”。

　　藺玉華說現在來幼兒園的孩子，基本坐車，加上回家有的還是坐電梯，肌肉明顯無力，不鍛煉不行，可是鍛煉又會帶來安全問題。“現在各個幼兒園最難做的是安全問題。孩子的自我保護能力弱，動作協調性差，出去活動一跑摔一跟頭就骨折，出現這樣的問題，公立園可能還好，私立園家長是不依不饒的。公立園相對收費低，家長覺得收費低、孩子多，磕了踫了，算了，誰讓我交錢少呢。私立園收費高，家長對你的服務要求更嚴格。”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是組織過孩子外出野炊、到郊區放養小鴨子，每年春天，還去大興的一塊地去種紅薯，秋天再去收割，藺玉華說︰“我們這里每天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是一定要保證的。”

　　幼兒園的伙食是請了專門的營養專家和自己的保健醫生一起配制的，藺玉華說︰“現在的家長恨不得孩子一天三頓都在這里吃，他們沒時間給孩子做飯，結果孩子們養成了幼兒園的口味，有些孩子上了小學還回來吃飯。”

　　也許在一般的幼教專家看來，紅黃藍所能提供的服務，只不過比一般傳統幼兒園多一點點，可就是這一點點多出來的東西，使紅黃藍這樣的新型幼兒園機構在許多家長看來已經是天堂。“現在我們的幾家連鎖園所也都是報名量爆滿了。”藺玉華說。

　　縫隙中的機會︰新型幼教機構的求生技能

　　為紅黃藍進行募資的華興資本的副總裁李悅看來，紅黃藍的連鎖幼兒園在裝修上面只是中檔水平，“但是特別溫馨，裝修材料全部是環保、安全的，看得出來花了心思”。也就是因為這點溫馨，使她對紅黃藍動了心思。

　　在為紅黃藍進行資本管理並尋找投資前，李悅和她的團隊考察了全國眾多的幼兒園。“我們考察的都是連鎖的親子園和幼兒園，因為小作坊式的幼兒園不值得投資，其中有一些國際學校肯定要比紅黃藍高檔，走進去的感覺和進五星級酒店類似，那里只招收外籍的孩子，20多個老師圍繞著10個學生轉，收費一年幾十萬元人民幣，可是這種的不適合做連鎖，不適合我們投資。”

　　“我去紅黃藍考察的時候，看到他們的兒童影院，窗簾用黑布，凳子全是圓角，走廊上放置著孩子們用廢品改造的小手工，不像我們考察過的一些公立幼兒園那麼冰冷，加上他們的創始人都很實在，不像我們常接觸的IT人那麼能忽悠，于是就給他們募集了800萬美元的投資。”

　　在李悅看的那麼多幼兒園里，紅黃藍還有一點也很讓她喜歡︰“他們的經營者很專業，有各種專門的團隊，比如說有專門和房地產商保持密切聯系的團隊，專門考察新樓盤，看是否適合開設新的幼兒園。還有十幾個學教育的碩士生組成的教材、課程團隊，他們負責拿出一套紅黃藍自己的東西來。”

　　每個幼教機構都會說自己的課程設置最合理，教育方法最科學，可是大概心里都知道，不會有任何一套完善的課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像紅黃藍這樣的民營教育機構要和名牌公立教育機構競爭，更得在這方面下工夫。

　　紅黃藍科研中心的工作人員說自己就像“搜索引擎”，找到相關材料，然後把各種理論轉化為實踐，“拿來後和中國的系統去匹配、融合——目前國外學前教育觀念非常開放，會同時存在很多互相沖突的觀念，要靠我們去選擇能適應中國孩子的、家長能接受的”。

　　最簡單的例子，“美國和日本重視戶外活動，可是現在中國的家長比較害怕孩子受傷，我們就得去做家訪，然後編排一些適合中國孩子的活動，像跳房子、抖空竹。引進成熟的美國課程也不一定適應中國孩子，他們的課程中有很多宗教因素，我們要淡化這種東西，可是里面的視野又很開闊，比如對世界各地文化的重視，對種族的平等感，這些都不是國內教材所具備的”。

　　史燕來開玩笑，她要求老師也要與時俱進，“像什麼是納米技術、朝核問題都得懂，否則孩子問起來怎麼辦？”

　　高壽岩說，她們盡量做到自己的課程能和中國的教學大綱對應，可是，“還是有很多家長提出更多的，現在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小學，我們也有學前班教育，可是教的東西不一定是家長想要的”。

　　高壽岸還提到她們設計的學前班課程，“包括教孩子怎麼整理書包，書應該放在哪里，怎麼去適應一個新社會環境，可是家長們不干，讓我們趕緊突擊教孩子功課，那就和我們系統課程沖突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家訪，“我們的老師上門去和家長談，告訴他們我們為什麼要這麼教孩子，大多數家長還是能理解的”。

　　紅黃藍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的升學率一直很高，這是能讓家長們信服的理由，在某種程度上，要是你不能融入國家教育體系，你的幼兒園的生存就存在問題了，史燕來說︰“如果做親子園，你只需要在工商部門注冊，因為畢竟多數的親子教育還是商業化運作，雖然我們取得了教育資質，我們的運營體系還是考慮商業化因素。”

　　“但要是想在中國這個大環境里把幼兒教育做到位，一定要融入到正規化教育體系里來。”而將產業擴展至教委直接領導下的幼兒園領域，是紅黃藍教育真正在中國扎根的前提，教委的指導是國家行為，“做幼兒園我們定位就是國家標準”。

　　為了融入國家教育體系，紅黃藍選擇了很多民辦幼兒園都不願走的道路︰申報級類。第一家紅黃藍終于歷經艱難後通過了北京市“一級一類幼兒園”的考評——史燕來說，很多民辦園不主張申報級類，因為評審要求非常高，而且很繁瑣，總是要來定期檢查。

　　不上級類的話教委管理得相對松散，一旦上了，每年都有評定，今年評定過不了關第二年就摘牌了，甚至很多公立幼兒園也上不了那個級別，很多民辦園因為追求利潤，“最簡單的比如裝修材料就達不到標準，根本禁不起這樣的審查”。

　　東方愛嬰的創辦人賈軍曾是著名的國際數據集團(IDG)的高級白領，1998年放棄了年薪30萬元的工作開始創業。賈軍以她一貫的對數據的敏感性認識到早教市場的機會，她說︰“我在剛剛做的時候，讀到一篇報道，一個家庭用于一個孩子的月支出最少是800元，其中教育支出是200元以上。當時北京有28萬名0 歲到3歲的家庭，如果乘以200元，再乘以12個月，你算算這是多少錢。”

　　光有數據支持沒有用，賈軍也一直強調了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東方愛嬰的“大研發”概念包含幾個層級︰一是國際科研成果，在美國的合作伙伴保證東方愛嬰能得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和國內頂級科研機構合作，保證國外理論和中國孩子能結合起來；三是自身研發中心，了解顧客需求。

　　對比紅黃藍與東方愛嬰這兩個嬰幼兒教育的樣本在打造各自核心產品——課程或教育模式時，可以發現基本它們都以國際成果、國內機構、自身研發中心為3個點，且都含有學習國外教育理論、與國內研究機構合作對這些理論做適應中國孩子的調整，並將理論運用到課程實踐中去等幾個關鍵環節。

　　藺玉華當幼兒園園長已經很多年，從國營體制轉到民營體制，見證了中國幼教改革之路。她說︰“最早學習甦聯模式，後來推翻了，有若干年沒有大綱，完全根據小學課程來設置幼兒園課程；再後來出來了一個特詳細的大綱，上世紀80年代的，規定幼兒教育要學10以內的加減法，不能多學，有的孩子想學20以上的加法，負責檢查的人會來告訴你，違反大綱了啊，終于到2001年出台了一個比較概念化的大綱，各個幼兒園的主動性才發揮出來。”

　　“現在紅黃藍里面的孩子是活潑多了，也不像我從前待的軍隊幼兒園，孩子們總是比誰的爸爸官大，可是家長問題比從前多多了，現在不少家長都是‘80後’，送孩子來上學，孩子沒哭，他們眼圈先紅了，站在幼兒園外的視頻前面哭起來。比孩子焦慮多了。”盡管很多家長都開著寶馬來送孩子上學，可是在藺玉華眼中，他們也是沒長大的孩子。

　　新商業模式的擁躉︰“80後”父母群

　　焦慮只是這些家長們的表層特質，因為要投資到幼兒教育機構，所以羅文倩他們公司做過專門的分析報告，來研究這批“80後”的父母親的特征，他們是中國上一個嬰兒潮的產物。“一代嬰兒潮，影響的是若干個時代，像美國50年代的嬰兒潮，到現在還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因為在台灣地區長大，所以羅文倩總拿台灣來做分析對照，內地的“80後”和台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很相似，“成長階段物質不一定很匱乏，但是也還比較簡單，正好踫上了經濟起飛階段，所以他們身上的特征和他們父母親完全不同”。

　　經濟起飛階段的家長都很重視教育，“因為家族背景會漸漸淡化，一個普通的農家孩子，要是努力，照樣可以去500強的大公司打工，大家對教育成功有了種種隱性的假設，所以家長們的想法一致化了，都希望孩子有好的教育經歷”。

　　這批“80後”的孩子在成長中，因為成長環境的富足，“他們成了內地最早的品牌認知者，對品牌有要求，對質量也挑剔，成長背景使他們的商業化認知程度很高，他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也是最苛刻的品牌消費者”。

　　這種消費習慣反映到早教領域，就是他們開始尋求好的早教機構。“與他們的父母對他們不一樣了，他們小時候可能只要有學上就好了，可是現在，因為是一胎政策，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從生下來就受到更好的對待，往往願意傾盡所有，加上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從小城市或者農村來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父母不在身邊，就更加茫然而沖動地去尋求外界的幫助了。這時候，親子園這樣的機構就有了發展空間，應對的是剛性需要嘛。”

　　雖然在內地發展已經10年，可是親子園行業中沒有出現領導性品牌，“主要是中國太大了，很多經驗在大城市有用可是不能復制到小城市，現在中國的幼教還在從無到有階段，所以家長們、創辦人們都在學習過程中”。

　　台灣的早教機構有一個時期非常發達，所有的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到各種學藝班學習，“好像不學就不能長大似的”。可在經過了80年代的高潮後，台灣的早教機構現在已經到了大批衰退的地步，“主要還是因為人口少，機構找不到生源，現在成批倒閉，可是在內地卻沒有這種擔心，因為空間大，嬰兒潮也沒有消退的跡象，我們可以做好一線城市，有了精細化的管理經驗再把它推廣到中等城市”。

　　不過，也許不用等到那麼久以後，羅文倩他們在東方愛嬰之外，還投資了一個叫天才寶貝的幼兒教育機構，主要是培養孩子的演講能力，課程全部從美國搬來，號稱是要培養孩子里的 EMBA。“收費也特別高，單價課程就有幾萬元，是所有幼兒教育機構里最昂貴的，開始我們還擔心，想是不是只在北京、上海開設算了，結果在大連、青島等地實驗了一下，沒想到都擠得報不上名，每個中國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比別的孩子更強，很少有例外。”■

　　

　　你的孩子“超常”嗎

　　如果家長把一個孩子當超常兒童來養，犯錯誤的概率是97%；把一個孩子當普通孩子來養，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

　　

　　“超常”還是普通？

　　只要有了孩子，父母往往就會陷入一個又一個誤區，讓沒有孩子的人覺得可笑。比如那些等候在北京市宣武區陶然幼兒園門口接孩子放學的家長中，有一位媽媽說︰ “超常兒童？誰家寶寶不超常啊，這麼小怎麼能看出來誰超常誰不超常？”還有位奶奶說︰“憑什麼就他家孩子超常我家就平庸啊，我家孩子算數可好呢，被子也疊得可整齊了。”另有一位較為“理智”的父親說︰“不超常就教唄，多教教就聰明了。再說，不超常的潛台詞是不是說父母也比較笨啊？”

　　陶然幼兒園是國內第一個開辦超常兒童實驗班的幼兒園，它和中科院心理所合作，每年通過選拔招收一批超常兒童，進行特殊培養。雖然家長們嘴上說人人的孩子都一樣聰明，但實際上如果自己的孩子被測出來是超常兒童，他們還是會沾沾自喜，“還真覺得比其他孩子聰明”。總之，父母們多半只樂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更“優秀”、更“聰明”這些說法，至于“普通”、“平庸”之類的字眼，他們特別不樂意听到。“小孩子嘛，就有希望，哪個父母希望孩子們沒定性的時候就普通啊，說不定日後哪方面一鳴驚人呢。”上面那位媽媽說。

　　對此，中科院心理所從事超常兒童研究的施建農研究員給他們潑了一盆冷水。“不管家長願不願意承認，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超常兒童的比例只有1%~3%。雖然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絕大部分家長都不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超常兒童。”之前有人對家長做過這樣一個調查，“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入前 15%嗎？”結果85%的家長都回答 “希望”。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矛盾，15%和85%的數字偏差會導致至少70%的家長非常失望。“作為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來說，正確認識超常兒童在兒童中的比例非常重要。”施建農告訴本刊記者。

　　“超常兒童”听起來是一個不那麼順溜的叫法。“對于做科研的人來說，關于超常兒童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什麼是超常兒童，二是超常兒童為何超常。”

　　我國古代將那些才智出眾、少年得志的兒童稱為“神童”。古希臘的柏拉圖把那些聰明異常的兒童叫做“金人”(Men of Gold)，意為“稀少、珍貴”。“天才”(Gifted)一詞則始于1644年，不過直到高爾頓(F. Galton)的《遺傳的天才》一書出版以後才得以廣泛流傳。在心理測驗興起之後，特別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在1916年提出智商這一概念之後，人們又提出以智商(IQ)作為定義“天才”兒童的標準。除此之外，還有中國香港和台灣稱的“資優”，日本所稱的“英才”等名稱。

　　不過“超常兒童”這個名詞可以說只有中國內地才有。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心理學家剛開始對那些出類拔萃的兒童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為了給這些非凡的兒童一個合適的定義，內地心理學家于1978年提出了“超常兒童”(Supernormal Children)這一術語。“當時是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這些兒童的非凡表現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和後天教育培養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使用‘超常’而非‘天才’可以和‘天命論’或者‘宿命論’劃清界限。另一方面，超常兒童只是兒童群體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于兒童群體的獨立群體。”施建農說。實際上，“超常”具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那些在整個兒童群體中處于非常落後的一小部分兒童是“低常”，以往常常被稱為白痴、弱智或智障等；而那些處于非常優秀突出的一小部分就是“超常”，而介于兩者之間的絕大部分兒童是“常態”。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也可以理所當然地被包括在“超常”的範疇了，因此 “超常”一詞同時包括了中英文常用的天才(gifted)和專才(talented)兒童。

　　“超常兒童在心理任何一個方面的能力分布或表現形式的分布都符合這種正態分布，處于正態分布的高端一頭，比如高于平均數2個標準差以上的部分就屬于超常。”以智商為例，平均智商是100，標準差是15，大于平均值2個標準差，即大于130即認為是超常。“除了智商，體育、音樂、舞蹈、藝術、領導才能都會表現出這樣的分布，有些孩子八面玲瓏，有當領袖的潛質，而有些孩子注定就要被領導。”

　　打破家長的幻想

　　施建農最初在師範學校學習化學，打算畢業之後做化學老師。1978年，國家成立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當時有一些關于科大少年班神童的報道，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樣，我想了解超常兒童為什麼會超常。”因為做老師也必須對孩子有些了解，要學兒童心理學，他就看了一些書籍，不知不覺就“多看了一點”，後來就到中科院心理所做研究生，報考的專業是超常兒童發展與教育。

　　“當時人們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認為早期教育可以造就超常兒童，我也覺得如果方法合適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後來發現，實際情況和想象的差距很大。在過去的20多年中，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雖然教育是有作用的，但是和生物基礎相比，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我們不能人為地造就超常兒童，不能把一個天賦平常的兒童通過教育變成超常兒童，但是絕對可以通過‘努力’把一個超常兒童變得很平庸。”

　　生物基礎和教育的作用不完全一樣，生物基礎注重了本身潛力的可能性，教育是這種可能性實現的外在條件。把內因外因搞清楚，對學校和家長都很重要。“心理活動主要是大腦功能的表現，而大腦有它的生物學結構，我們推測它也像體型一樣會受遺傳的影響。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智商的遺傳度還是很高的，如果兩個人智商都很高，生出來的聰明孩子的概率會大一些，但是很多東西並非一一對應，只能說可能性會大一些。”施建農說。

　　他們前期的研究證明，超常兒童的大腦和普通兒童的大腦在進行認知作業和非注意認知加工時都表現出特殊性。那麼，為什麼超常兒童的大腦會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工作模式？更深層次的內容是什麼？他們隨即開展了行為遺傳學研究，主要目的是把生物性的遺傳因素和日常表現出來的行為之間建立關聯，尋找可能起到決定作用的生物因素，比如候選基因。

　　不過，從基因入手的研究至今也沒有什麼結果，僅僅處于起步階段。人們沒有辦法像確定單基因遺傳病那樣確定某一個基因和高智力有關，很可能是若干個基因對智力都有關系，現在的研究旨在尋找可能和高智力有關的候選基因。“智力是一個特別復雜的問題，這些研究目前也正在起步階段，很可能今天發現的明天又被否定了，科學需要不斷地驗證。”他說。

　　施建農最常舉一個例子︰劉翔跑得很快，家長可能希望孩子也跑得很快，但是就算把孩子送去短跑學校訓練，最終就算是把他累死了，他很可能也跑不了劉翔那麼快。 “這個例子家長很容易接受，但是家長就是接受不了別人的孩子能考100分，為什麼自己的孩子考不了100分。”施建農對于這個問題非常的無奈。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考100分，而且有的人偏科，除了努力的因素以外生物學因素本身就決定了他缺乏某些天賦，只能在某方面達到一般水平。作為家長，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家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為有什麼願望就讓這個願望變成現實，如果這樣會有很多可悲的事情發生。”

　　如果家長把一個孩子當超常兒童來養，犯錯誤的概率是97%；把一個孩子當普通孩子來養，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家長要有平常心，這樣對孩子的教育更現實一些，也能少犯些錯誤。”

　　

　　如果真的超常……

　　如果一旦經過科學測試發現一個孩子真的是超常兒童，有沒有進行特殊教育的必要？

　　“開設超常教育實驗班的真正目的就是給超常兒童提供適合其發展特點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機會，也就是因材施教。”施建農說。

　　超常兒童的發展在很多方面與普通兒童有差異，例如，發展早，發展速度快，學習能力強，記憶力好，思維能力強等。“超常兒童理論上講從兩三歲就能看出來，比如兩三歲的時候能認很多字，甚至可以讀，至于意思懂不懂是另一回事。從道理上來說，除了智商，任何一個方面都應該有鑒別，比如音樂、體育、舞蹈、管理才能等等，但是從實際情況來說，研究永遠落後于實際需要，我們現在做得多的就是和智商有關的測試，其他方面關注得少了一點。”

　　如果把一個超常兒童放在普通的集體中，因為他們掌握同樣內容的知識需要的時間明顯少，所以可能會出現不能適應的現象。在普通班里，由于課堂上的內容對他們顯得太簡單，40分鐘的內容他們可能只需要10分鐘就已經掌握，于是在剩余時間無所事事而做小動作或與其他同學說話，所以他們常常被當成問題兒童處理。于是，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學習成績差的學生。以小學為例，有些被實驗班錄取的孩子，當老師到原學校調查時，常常被驚訝地告知︰“某某是我們班最差的學生，怎麼可能是超常兒童呢？”但事實證明，這樣一些10歲時在普通班被當成“差生”對待，經常受批評的孩子，經過4年，甚至3年超常實驗班的教育後，竟然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重點大學，甚至出國留學。“原因很簡單，因為實驗班為他們提供了適合他們發展規律的教育。”

　　然而，針對6歲以下超常兒童的實驗班的建立並非易事。1978年，中國開辦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985年，北京八中創辦超常教育實驗班；1995年北京市育民小學創辦超常教育實驗班；直到2004年，中科院心理所才謹慎地創辦了幼兒園超常教育實驗班。“年齡越小鑒別越困難，對未來預測的誤差越大。我們對陶然幼兒園生源的測試，實際上大部分測試不是為了選超常兒童，是為了幫助他們了解每一個孩子的情況，保證除了超常兒童以外的所有孩子都得到更合適的教育。”

　　開辦了這個實驗班之後，施建農增添了些許麻煩。“生源太多了，我們都經常讓家長不要來了，挺遠的或者接送不方便。做這個項目是為了做研究，不是為了招攬更多的生源，所以很多時候是我們勸家長別來，但是你越勸人家越要來。”施建農說。

　　目前正規的由幼兒園開辦的超常兒童實驗班全國僅此一家，全國範圍內針對超常兒童的教育和研究遠遠不夠。除了中科院有專門的超常兒童心理發展與促進研究課題組外，其他大學或科研機構常常沒有相應的研究人員，即使有也只是作為“副業”在開展。雖然有一些中小學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但往往流于形式，沒有深度，而且也很不規範。目前開展超常教育的學校仍然非常少，這與我國超常兒童的數量及對超常教育的需求很不相符。那些打著超常教育旗號的這個班那個班，多半圖的是經濟效益。“比如有些機構宣稱超常兒童的比例是15%，如果你是服務機構，就希望有更多的服務對象，但是從純科研來說，我們追求該怎樣就怎樣，該是什麼就是什麼。”施建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