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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谁？声音象是一片秋叶飘落在静静的湖面：秋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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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集体出逃与党领导炒菜

2009/10/11

——兼纪念赵丹逝世暨“赵丹遗言”发表29周年

樊桂，博客中国

据网民揭露，建国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中，绝大多数明星都持有外国户口。初听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人有迁移的自由嘛！但后来就有些恶心了，因为这些明星们都表示，参加该片的拍摄真是太光荣了！大多数明星只有句把台词，有的连台词也没有，只是露个脸；更有甚者，这些拿着大把大把有毒商品的不良商人的广告费也毫不手软的明星，竟然不要片酬也要加入这个歌颂祖国的行动。他们真的很爱、很体贴这个国家，唯独对那些在这片国土上受有毒商品毒害的小民冷若冰霜。一面是对强大的政府不计得失地追捧和付出爱，而另一面是对弱势小民生命的冷漠，这些双面人让我有些受不了。

这些明星们原本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天生就拥有这个国家的国籍。他们在办理外国户口之前一定清楚，现政府的法律不允许双重国籍，要拥有外国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他们真的爱这个国家，他们干嘛不保留国家国籍？他们不是标榜祖国是母亲吗？为什么妈妈都不要了，难道是这个妈妈太丑了？让他们感到了耻辱？既然耻辱，为何还要对它歌功颂德？这种虚伪的表演实在让我受不了。

也有人辨解说，国籍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还是中国人，这就更假了。不是说这个国家是中国人的国家吗？为什么非要把中国国籍这最能明确标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去掉？即使不重要，留着又碍什么事？难道外国户口更重要，更有用？既然某国家的国民身份不重要，说明这个国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当然不重要。既然这样的国家不值得尊重，或者无所谓，为什么还要这么隆重地而不顾一切地歌颂。假！太假！真受不了！

也曾有明星表示，取得外国国籍是为了工作方便。可是我发现这些明星大多数还是在中国大陆混，他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个是因为换了国籍即成为国际明星的，这就有些奇怪了。如果真是中国国籍妨碍明星们发展，从来都是政府代表我，这次，我要代表国家向明星们道歉——实在对不起，是我们国家的国籍给你们带来不便，麻烦你们先转了外国户口，然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免费演戏，你们真是大公无私啊！

细数一下，《建国大业》如果没有这些“外国人”，真的没有几个拥有中国国籍的演员是有票房号召力的。这让我想起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1859年在《论自由》一书中说，中国“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依靠外国人。”现在，十四亿人口的中国竟找不出几个人来演自己，却要靠外国人来扮演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依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得不承认密尔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伟大的预言家，竟能如此准确地预测到150年后的中国现状。不服真是不行啊！

很显然，造成中国演艺人员大量流失，找不到人来演戏，仅仅归结为个人原因（如个人婚姻、家庭等）肯定是不充分的。所以，在对明星们恶心一把之后，我更想知道有什么更关键的原因使得明星们都跑到国外去？是什么东西使这些明星如此虚伪和扭曲？

这些天，我正好读到“赵丹遗言”全文，让我彻底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赵丹一针见血地点明：造成今天演艺界现状的根本原因就是——党的文艺审查制度“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赵丹的意思是，党本来不应该管厨师如何炒菜，可是党却去领导炒菜了。

从赵丹1949年以后的遭遇来看，赵丹及中国文艺是深受“党领导炒菜”之害。1951年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公映获得好评，谁知毛主席他老人家却认为该影片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素，于是亲自下厨消除毒素，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猛批《武训传》是污蔑农民革命、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等，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期，赵丹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也因为“丑化革命干部”、“污蔑工人阶级”被无情批判；文革后，赵丹想演周恩来，却被某领导一句话否定而演不成了；从1960年起，赵丹就开始试镜饰演鲁迅，胡须反复留了又剃，可是等了20年，该片拍摄计划还是没有通过审查，直到死，赵丹还是不能扮演他所崇敬的鲁迅。这种肉体苟活着，而赵丹视为生命支柱的演艺事业却被无情扼杀，这是怎样的一种痛啊！

当然，不仅是赵丹受“党领导炒菜”之害，从批《武训传》起，一直到文革，整个中国文艺界受到重创，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受迫害，文艺作品不仅凋零，而且完全教条化。最后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不但整个文艺界受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文艺直接粗暴干预和迫害，使中国的思想界一片死沉，使中国人整个失去思考的能力，整个中华文明从此断裂，剩余的只是充满血腥气的盲从、无知与暴唳。

文革后，虽然曾经有所松动，但“党领导炒菜”的制度远没有结束，文艺审查仍然保持极强的杀伤力和威慑力。这些年，遭禁的文艺（包括文学、电影、网络等）作品和作者不在少数；被迫远走他乡的文艺家也不在少数。只说2007年，李安的《色，戒》被认为放入调味品过多，被迫自宫后方能端上大陆餐桌；而范冰冰主演的《苹果》被认为“太咸”，被禁止上桌，干脆整盘菜倒掉；主演《色，戒》的汤唯被彻底封杀。你说，象汤唯这样不能在大陆生存的演艺人员，不出逃，倒是很奇怪了。如此恶劣的演艺环境怎么留得人才。因此，我认为我用“明星集体出逃”这个词是恰当的。

当然，有人逃离，也有人留下。但留下且如鱼得水者，一定是那些能根据文艺审查体制自我阉割的人。就拿《建国大业》来说，导演韩三平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和蒋介石处理起来到底还是不一样，他更加神圣，我们的禁忌更多，这个不容否认。”很显然，韩三平知道禁忌，而且刻意回避禁忌，这其实就是故意回避历史真实。把那些让“党领导”喜欢的肉留下；把那些可能鲠喉的骨或刺剔出，丢掉或盖起来，自觉地对照“党领导”的口味进行自宫。

同时，在回应《建国大业》国籍事件赢得高分的陈凯歌也不例外。在《建国大业》中饰演冯玉祥的陈凯歌在华表奖上高调声明：“我不会加入外国籍，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外国籍。以中国人身份，为发扬中国的文化而努力，这就叫不失身份。”可是你要问问陈凯歌，为什么一部缺了主角梅兰芳1949年以后的下半生的电影还叫《梅兰芳》，那是完整的梅兰芳吗？陈凯歌也不过是个被迫自宫者而已！

至此，我忍不住要问，不自宫能生存吗？

我想起前些日子，我想把我在博客中国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于是，向某出版社询问，对方看过我的文章后说，即使我自费，他们也不敢出版，他们不想冒风险。哈哈！我樊桂一个戚戚无名的小人物，算什么东东，说几句真话也能给别人带来危险。如果一个普通人呐喊几声也能让一个政权有垮台的危险，那么这个政权一定是已经摇摇欲坠。我只能认为，这严格的审查背后是自信心的严重缺乏。我肯定，又是那文艺审查体制让出版社退缩了，是我超出了“党领导”所能容忍的底线，出格了。我知道，别的出版社也会给我闭门羹，所以我决定暂且不找了，免得再多给几个人带去危险。还是在博客中国自言自语吧！

想到这里，我不禁自问，如果我是个依靠写作讨生活的人，我的文字能这么尖锐刻薄地嚣张吗？大概也很难。我想到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有一天清晨，有人把一个因为淫乱被抓现行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按摩西的律法，她应被人用石头打死。这些人不断地追问耶稣，要他决断如何处置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这些人没有一个敢拿石头打，都走光了。大家都在肮脏的的垃圾中觅食，没有谁敢保证自己更干净。我想，我也是那个拿起石头却不敢打的人。

同时，我记起了托洛茨基1937年说的一句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在同样的文艺审查体制下混饭吃，大家都只是可怜的求生者，只是文艺审查体制的牺牲品或受害者，没有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更卑劣。

所以，现在，我决定不再嘲笑与讽刺那些明星，我和他们一样是文艺审查体制的受害者。正是在严格的文艺审查体制的高压下的生存压力使得明星们变得虚伪与扭曲，我对他们开始有所同情和怜悯。

而我更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界这样长期自宫，中国人最终练就的是自我毁灭的“葵花宝典”。现在，真正艺术家已绝迹，若大的中国找不出几个人来演戏，只剩下满大街举着外国户口高唱爱国的作戏者。这明显召示着，我们正在那条自我毁灭的路上稳步前进！到最后，按赵丹的话来说是——“完蛋了”。

为了让中国文艺不“完蛋”，读赵丹和“赵丹遗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赵丹已为我们揭示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作此文时，正好是“赵丹遗言”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二十九周年，我特借此向朋友们隆重推荐“赵丹遗言”。

“赵丹遗言”原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两天后，即10月10日，赵丹离开尘世，所以，这篇文章就被人俗称“赵丹遗言”。我第一次读时就被深深震撼，我反复阅读，生怕漏掉一个字。这篇文章每一个段落都有反思中国文艺体制的不朽词句。

随手拣出几句，如：

“我们有些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

“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

这些话都是赵丹最后的啼血呼唤，是赵丹用个人生命和演艺生涯以及借中国整个文艺的伤痛为代价换来的珍贵财富。所以，我把“赵丹遗言”附于文后，我劝我的朋友们一定要读它。没读过“赵丹遗言”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本来担心中国人忘了赵丹，所以欲借此文以纪念之。但现在我发现，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赵丹个人的经历就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浓缩典型，谈中国现代文艺史及文艺体制都将不得不谈到赵丹。而他竭尽最后一丝生命，挣扎着为中国人撕开铁幕，使中国人享受到他带来的穿过铁幕的一丝阳光，受其恩泽的中国人将更加无法忘记他！

而“赵丹遗言” 更象一根钢针插在中国人心里，时时刺痛着我们，提醒着我们，他时刻在周围看着我们。只要“党领导炒菜”的现象不除，赵丹的心还在流血，中国人就一定还能看见他！

赵丹，中国人想忘都忘不了的人！

樊桂----200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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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赵丹逝世和“赵丹遗言”发表二十九周年，让我们来一起读这篇让人振聋发聩的遗言吧！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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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文关于赵丹事迹主要来自袁鹰著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

（2） “赵丹遗言”文末一句在《人民日报》上是“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而袁鹰的《风云侧记》中“多少”二字却是变成“什么”，不知是何故？赵丹的原话如何？因为“赵丹遗言”发表前袁鹰和黄宗英曾共同修改，所以，如果二位侥幸读到此文，希望能对此稍作解释，以便我们更深入了解“赵丹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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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週報 [200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