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帥琳按: 先生是個愛思考的人，先生的文章常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是先生將他獨立的思想呈送到了讀者的面前。今年五月中旬先生應邀在溫州市圖書館做了一次演講，現在把這篇長長的演講稿送給關注並支持先生的博友品讀。 徐志摩和郁達夫︰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對寶貝 ——在溫州市圖書館的演講 感謝溫州市圖書館的邀請。 春節前，溫州晚報的闞興韻小姐就跟我聯系，問我能不能來溫州圖書館做一次演講，我說可以，原說春節過後就來的，一拖再拖，拖到現在。剛答應那幾天，心里還是有點感慨的。畢竟我不是什麼名氣如日中天的作家，甚至可說是個過了氣的作家，溫州人是最精明不過的，“有沒有搞錯啊？”當然我心里知道，是不會搞錯的。由不得就想，溫州市圖書館有高人，要不就是受了高人的指點。肯這麼遠叫韓某人來講演，沒點見識是不行的。誰家錢再多，也不會往溝里扔。 不久前，我看到一則消息，說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9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躋身文化競爭力榜首的不是歷史名城西安，也不是“人間天堂”甦杭，而是商業成就比其雁蕩山、楠溪江等宜人景色更讓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森林”溫州。文章說，這個消息公布後，好多人感到奇怪。我看了一點也不奇怪，覺得早就該是這樣了。理由很簡單，既然溫州經濟最發達，好多指標都在全國前列，溫州人最聰明，有東方猶太人之稱，那麼它在文化上，肯定也應當是排前列的，應當是最具文化競爭力的。我們的古人早就把這個道理說透了。春秋時的大政治家管仲就說過，“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知禮節，知榮辱，就是有文化。剛富了那會兒，也許還顧不上，還改不過來，時間長了，他怎麼會不追求文化品位，不講究道德風尚，文明程度？ 再就是，我一直有個觀點，道德品質，說到底是個智商的問題。只有聰明人才會有好的道德品質。如果沒有特別大的外力的原因，每個人從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要做個誠實的人，做個有德行的人，為什麼有的人後來就做到了，有的人就做不到呢？好多人都說是環境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我看，主要還是智力的原因。做壞事的人，智力總是差一些。有人說，那個小偷可聰明了，手一挨，鎖子就開了。我看還是不聰明，真正聰明，先不會做這個事。既然說溫州人是“東方的猶太人”，這麼聰明，他富了，怎麼會不注重品質的培養，文化的建設呢？ 溫州要打造文化名城的品牌，學外國，學遠處，都可以，但千萬不要忘了就在浙江，在就溫州不遠的地方，就有兩個高人，值得溫州的文化人學習，效仿。 1987年春天，我去浙江一帶游玩，說得文明點，是文化考察，更氣派點，該說是南巡了。到了富陽，參觀郁達夫故居時，拜訪了郁達夫的長子郁天民先生，跟他聊了一兩個鐘頭，快結束的時候，他問我，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那麼多的文化人，你知道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嗎？我說他們都才氣大，國學好，又留過洋。他說，你說的不對，他們有三個共同點，一是原來家庭都很富有，後來敗落了，二是父親早早死了，大都是由母親撫養大的，三是個子都不高。接著他舉了幾個例子，像魯迅，茅盾，豐子愷等人。當然，他主要是說他父親郁達夫的。回來後，越想越覺得天民先生的話有道理，後來我在幾個地方都講過這個事兒，把他的話概括為這樣三句︰家道中落，寡母撫孤，個子矮小。有個朋友受這個啟發，還寫了篇論文，叫《中國文化中的寡母撫孤現象》，他舉的例子中，浙江還有蔡元培、鄭振鐸、李叔同等文化名人。 這次去浙江考察，我還去海寧參觀了徐志摩的故居，王國維的故居，去烏鎮參觀了茅盾的故居，去石門參觀了豐子愷的故居。正是這次考察，讓我萌生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想法，後來寫《李健吾傳》《徐志摩傳》等書，可以說，都與這次考察有點關系。當時最先想到的，是研究郁達夫，後來七事八事的耽擱，沒有寫出來，遲早還是要完成這個心願的。 這兩個人有什麼聯系，有什麼共同點呢？ 一，同歲，同班同學。
郁達夫生于光緒二十二年（農歷丙申年）十一月初三，合公歷1896年12月7日。徐志摩生于光緒二十二年（農歷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合公歷1897年1月15日。兩人只差一個月零幾天。過去中國不說公歷，像他們這樣舊歷同一年出生的，就是同庚，也就是同歲了。 1911年春，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學堂，郁達夫也考上了，覺得費用太高，又考入嘉興府中學堂，第二學期開學後，嫌嘉興離家遠，又轉入杭州府中學堂，1912年春天離去，考入之江大學預科。也就是說，他們同學了半年。 徐志摩死得早，沒有留下什麼關于郁達夫的記載（有一些，很少），徐志摩死後，郁達夫寫過兩篇懷念文章，說到對徐志摩印象。郁達夫的印象是︰身體不高，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戴著金邊近視眼鏡。平時不怎麼用功，考試總是得第一。實際上以少年時顯示的天賦來說，郁達夫一點都不比徐志摩差。上中學的時候，就以筆名在浙江省的報紙上發表舊體詩了。 二，都有留學經歷。 去的地方不同，郁達夫去的是日本，徐志摩去的是歐美。 1913年，郁達夫十七歲，還在杭州念書，9月間，哥哥要去日本考察，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生資格。日本的高等學校相當中國的高中。當時清政府的留學政策是很高明的，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學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費生。後來又考上東京帝國大學，學的是經濟學。1922年7月畢業回國，前後十個年頭，整整九年。 徐志摩1914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升入本科，第二年8月，自費赴美國留學，先入克拉克大學學歷史，畢業後考上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獲碩士學位。1920年9月赴英國，先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後在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學習。1922年9月回國。在美英兩國，待了整整四年。 注意一下，他們在國外學的都不是文學，一個是經濟學，一個是政治學。 三，回國後，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成為某一文學領域的頂級人物。 先說郁達夫。1921年還在日本，就有小說《銀灰色的死》在國內報紙發表。同年9月回國籌辦《創造》季刊，10月小說集《沉淪》出版。1922年春，返回日本參加畢業考試，夏天正式回國。回來後，接連發表許多小說，成為紅極一時的小說家。1927年開始出版《達夫全集》，當時不過三十一歲。《沉淪》是中國第一部新文學小說集，比魯迅的小說集《吶喊》還要早一年。 徐志摩回國後，很快就以《康橋再會吧》等詩作震驚文壇，1925年出版詩集《志摩的詩》，是胡適《嘗試集》之後，最有影響的一部新詩詩集，一舉奠定頂級詩人的地位。 四，兩人都創建了中國新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社團。 郁達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1922年組建了創造社，出版《創造》季刊，為中國新文學史上最具活力的一個文學社團。成員多為有留日背景的知識分子。 徐志摩和胡適等人，1923年在北京組建了新月社，1927年後轉移到上海，出版《新月》雜志，發展為“新月派”。成員多為有留學歐美背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五，兩人都有轟動一時的婚戀事件。 先說徐志摩。1915年與張幼儀結婚，1922年在德國離婚，年底回國後正式登報聲明。這次離婚，被認為是中國第一起新式離婚案。 與中國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有戀情，未能結婚，林對徐一直懷著深情。 1923年與當時北京名媛陸小曼相戀，1926年，陸與前夫離婚後，和徐結婚。 這三個女人，都是出身名門。
張家是中醫世家。為了給女兒辦嫁妝，派專人去歐洲采購，同時派六哥監督。出嫁時，嫁妝多到一節火車都無法運過去，只好雇駁船從海上運到徐家（海寧硤石）。她有好幾個哥哥，二哥張君勱是中國著名的法學家，《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也是政治家，曾任民社黨主席。四哥張公權，當過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總裁，鐵道部部長。徐志摩這個妹夫，就是他為妹妹選中的。 林家也是名門。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民國初年曾任司法總長。出身名門，嫁的也是名門。公公梁啟超，戊戌變法時與康有為齊名，民國初年曾任財政總長，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丈夫梁思成，是有國際影響的建築學家。 陸家也是名門。陸小曼的父親名陸定，是前清的舉人，留學日本，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門生，民國初年曾任財政部賦稅司長多年。 順便說一下，陸小曼的前夫王賡，也不是等閑之輩。清華畢業後，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文學學士學位），有感于國內連年內戰，缺乏新式軍事人才，又考入美國西點軍校攻讀，以第十名的成績畢業，與二戰時的聯軍統帥艾林豪威爾是同學。1923年二十八歲，已是少將軍餃。陸小曼和徐志摩的戀情鬧得滿城風雨，不得不離婚時，他對徐志摩說︰“我們大家都是知識分子，我縱和小曼離了婚，內心並沒有什麼成見；可是你此後對她務必始終如一，如果你三心二意，給我知道，我定以激烈手段相對的。”這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胸懷。也可以說，是受過歐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胸懷。1942年抗戰中，隨軍事代表團赴美考察，途經開羅舊病復發去世，北非盟軍以軍禮喪在開羅市郊的英國公墓。 按我們現在人的理解，徐志摩跟張幼儀離了婚，張幼儀本人，一定對徐志摩恨得要死了。其實不然。 張幼儀離婚後，一直未嫁人，因為哥哥的關系，當過中國女子銀行的副總經理，徐志摩死後，她為公公送終，為徐志摩樹起墓碑，先前只有墓沒有碑。培養兒子上了哥倫比亞大學，徐志摩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也算是賡續父志吧。最有意思的是，兒子要結婚了，她問兒子想娶個什麼樣的媳婦，沒想到兒子的回答跟他老子一樣，說要娶個漂亮的。她听了心里不知多麼難受，還是張羅著給娶了個漂亮的媳婦。他的兒子現在還活著，快九十歲了，在美國，叫徐積鍇，我寫《徐志摩傳》的時候，曾跟積鍇先生聯系過，他給我寄來他一家初到美國時的照片，他的夫人確實可說是天香國色。後來《徐志摩傳》出版時，我把這張照片用在了書上。不信，你們可以找本我的《徐志摩傳》看看。 直到兒子成家立業，她也五十多歲了，在香港跟一個醫生結了婚。沒幾年，丈夫去世，到美國與兒子一家團聚。六幾年的時候，他又跟徐志摩的朋友梁實秋等人聯系，在台灣出版了《徐志摩全集》，是徐志摩去世三十多年後，出版的第一套全集。晚年，由她口授，她的佷孫女執筆，完成了一部口述自傳，在這部自傳里，她說了許多他們夫妻之間的秘事。也說了她對林徽因等人的看法。她原諒了她的丈夫，但對林不原諒，理由竟是林引誘徐志摩跟她離了婚，卻沒有嫁給徐志摩，讓他的丈夫受了那麼多的苦。雖然離婚了，她始終是把徐看作自己的丈夫的。她說，在所有愛過徐志摩的女人里，說不定她是最愛的一個。要說做的事，也確實是這樣的。她十五歲嫁到徐家，生了兒子，幾年後離婚，三十幾年里，培養兒子成人，為徐志摩的父親送終，為徐志摩出版全集。 張家的弟兄們，會不會記恨徐志摩跟他們的姊妹離婚呢？一點也不，只是惋惜，之後是原諒。徐志摩和張幼儀鬧離婚是在英國，其時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勱在德國，接到妹妹的來信後，回信里頭一句話是︰“張家失徐志摩之痛，如喪考妣。”意思是跟父親母親死了一樣難受。張幼儀的八弟張嘉鑄，徐志摩和陸小曼在北京結婚時，還盛裝出席了這個婚禮。更絕的是，臨死前吩咐家人，喪禮上不要放哀樂，朗誦幾首徐志摩的詩就行了。 林徽因沒嫁給徐志摩，當然是有原因的，以身世而論，林家是名門，徐家不過是當地有錢的商人，再就是，畢竟兩人相差八歲（公歷是七歲），以1922年徐志摩回國時的年齡而論，徐已二十六歲，林才十八歲。徐結過婚，且有一子，林還是個姑娘。但是，林一生都懷念她與徐志摩的感情。徐死後，林曾寫文章寫詩紀念，一點都不回避與徐的感情。 1934年11月19日，林陪丈夫去南方考察，返回上海時路過海寧硤石，就是徐志摩的老家，火車停了，她特意下來憑吊，這一天正是三年前徐志摩死去的日子。過了一年，在寫的一篇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文章中說︰“如果那時候我的眼淚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會原諒我的。”最讓人感動的是，徐志摩在濟南遇難後，她的丈夫梁思成立即趕去處理後事，知道妻子與徐志摩感情甚深，特意帶回一塊飛機上的燒焦了的木片，林將這塊木片掛在臥室床頭的牆上，直到1955年去世後梁思成才取下來。 陸小曼又怎樣呢？看過電視連續劇《人間四月天》的人，印象中陸小曼是個交際花，是她愛交際又揮霍無度，生生地把徐志摩害死了。尤其是知道徐志摩死後，她跟一個叫翁瑞午的男人同居，更是鄙薄，認為這是個沒有廉恥的女人。 不是這麼回事。在我看來，陸小曼可以說是個近乎聖女一樣的女人。不光姿容妙曼，而且品德極為高尚。 徐志摩去世的這一年，陸小曼只有二十八歲，可說還是個少婦，打她主意的達官貴人，不知有多少。連孫科都請她吃飯。但她不為所動，立誓不再談婚嫁二字。長年素服，不施粉黛，也絕不出入娛樂場所。家中供著徐志摩的遺像，桌上鮮花常年不敗。 有人說還不是因為陸小曼揮霍無度，弄得徐志摩經濟拮據，才去北平教書，兩地奔波，坐飛機死了。這話沒有道理。坐飛機死了，跟夫妻不和，跟經濟拮據沒有必然聯系。陸小曼揮霍無度，是真的，不會過日子也是真的。但你要想到，這樣的一代名姝，就是要人養的，只能說你徐志摩後來養不起了，或者說勉強養得起，不能說陸小曼這樣的女人不值得你養。這樣的女人，你不能要求她又溫柔又嫻雅，還能里沖外打，沒事的時候輕歌曼舞，家里窮了又能像《紅燈記》里的小鐵梅那樣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全靠她。 再說徐志摩死後，她跟翁瑞午同居的事。我的看法是，這不能叫同居。同居是一種婚姻關系，陸小曼和翁瑞午在一起，只能說是翁瑞午仰慕陸小曼，甘心照料陸小曼的起居。翁是有家室的人，就在上海，這邊住住，那邊住住。就說是同居吧，也不是徐一死他們就同居了。徐志摩死後，經胡適說合，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答應每月給三百大洋的生活費，條件是陸小曼嫁後即停止。到了1938年，注意，徐志摩去世已經七年了，有天晚上翁瑞午和朋友在陸家聊天，夜深了，汽車有點毛病，回不去了，就在二樓煙榻上睡了一晚，小曼住三樓臥室。後來還有過幾次。到了這個月的月底，徐申如派人送錢並附一條︰知翁君已與你同居，下月停止。這樣一氣之下，陸小曼干脆就與翁瑞午同居了，想在就在，想走就走，不管別人說什麼。接下來就是，為什麼要與翁這樣，而不正大光明地嫁給翁呢，在當年，這樣的婚姻關系是允許的。這就要說到陸小曼的心志了。嫁了人，她的身份就變了，就不是徐志摩夫人了，而與翁同居，翁是能理解她的，家里照樣供奉著徐的遺像，一年四季仍可鮮花祭奠。她還是徐志摩的夫人。她不怕別人說閑話，要的就是這個心願。那麼能不能不同居呢，不行，她是個不事生產的人，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不在一起生活，誰來養活？再說翁瑞午，也不是等閑之輩。他的父親是前清的舉人，當過知府，又善醫道，家中積蓄甚豐。翁自己也精于醫術，二十幾歲就有自備汽車。還是滬上著名的票友，工青衣。陸小曼的戲藝，就是跟上他學的。小曼當時還抽鴉片，費用甚大。沒錢了，翁就拿出家里的字畫賣掉，供小曼享用。有人曾說過，“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難。”套用這句話，也可以說，做林徽因易，做陸小曼難。年輕時親親熱熱地相戀，誰也能做到，一方去世後守節守志幾十年又難以為世人，當世的人和後世的人理解，這才是最難的。所以我說，陸小曼是個近乎聖女一樣的女人。 對徐志摩這樣優秀人物的評價，不能只听男人的，要多听听女人的。男人評價時，心里先存了“這小子艷福不淺”、“好事怎麼全讓他佔了”的卑污心態，根本就不可能公正。女人的評價，往往最真實，最全面。徐志摩遇難之後，幾位太太聚在凌叔華家里，張奚若夫人流著淚說︰“我們這群人里怎麼能少了他呢！”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悲傷地說︰“這都是造化的安排！” 再說郁達夫。原配夫人叫孫荃，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子，會寫詩，郁達夫留日時，兩人常詩賦唱和。
1927年，郁達人在上海主持創造社出版部時，在一個朋友家里遇見杭州美女王映霞，一見鐘情，窮追不舍，很快就訂婚，1928年初正式結合。這一年郁達夫三十二歲，王映霞二十二歲。一個才子，一個佳人，人們稱贊他倆是“鴛鴦湖上神仙侶”。王映霞確實是個絕色美人，1938年，也就是結婚十年之後，王映霞已三十二歲，三個孩子的母親，他們一家去湖北漢壽避難，有位叫易君左的朋友見了，驚奇過了這麼多年，她的風姿還是那麼美麗，身段還是那麼勻婷。一時間讓他想起了黃仲則的詞︰“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這般顏色做衣裳？”
然而，這個美滿的婚姻，還是失敗了。1940年3月，兩人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離婚的原因，好多人都說是因為王映霞不安分守己，跟一個叫許紹棣的人有染。這個人當過浙江省教育廳長，就是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的那個人。 我不這樣看。我認為毛病出在郁達夫身上。這就要說到郁達夫和徐志摩的文化性格了。人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性格是會有差異的，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郁達夫本來就有名士風流的品行，在日本九年，是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明觀念，但日本的文化燻陶，在男女關系上，跟中國差不了多少，甚至比中國還要男尊女卑。這樣，郁達夫就不可能有對女性的文明的觀念。 舉兩個例子。有一年，郁達夫從安慶回到上海，行李留在船上，讓王映霞去取，他的日記上是這樣寫的，“命王姬去取”。給自己的妻子叫“姬”，不是野雞的那個雞字，那是罵人的話，是“吳姬壓酒勸客嘗”里的那個姬字，郁用在這里，是妾的意思。明明是正式結合的夫妻，怎麼能叫姬呢？郁達夫在跟王映霞結合時，說他跟原配夫人離婚了，實際上沒有，孫荃還留在老家，這沒什麼，可惡處是一跟王映霞生氣，就跑回富陽找孫荃去。抗戰初期，兩人在武漢鬧翻了，王到友人家暫避，郁達夫回家不見妻子，就拿出一件王的白衣服，用毛筆在上面寫了一句話︰“此乃下堂妾王氏之物也！”發泄心中的憤恨。可見他是將王當妾看待的。更絕的是，馬上在報上登出啟事︰“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系，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住址。”實際上他知道妻子在哪兒，就這麼作踐她。第二天去朋友家請王映霞回來，王當然不干，非要他再登道歉啟事不可，就又登了個道歉啟事，王映霞才回來。這件事當時驚動了蔣介石，讓人給許紹棣捎話，再不能胡鬧下去，這才平息下來。 郁達夫這個人是有點神經質的，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在自傳里，就承認自己“是有恐怖狂，是神經質的”。曹聚仁說得更形象，一個詩人，他住在歷史上他是個仙人，若是住在你的樓上，他便是個瘋子。別人是家丑不可外揚，他是沒丑也要說成丑，一點小丑也要說成大丑，恨不得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上面的事情過後，郁達夫要到新加坡宣傳抗日，王映霞跟上去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郁達夫瞞著王，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發表了《毀家詩紀》，詩是好詩，但是在詩里，幾乎是用紀實的語言，把他認為確實有的王映霞與許紹棣的關系全說了，比如有這樣兩句︰“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意思是王映霞有次跟許紹棣吃飯，飯後發生關系，自己把自己給嫁出去了。對他自己呢，則是自輕自賤，說自己“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涂中當死”，就是說自己像個王八一樣，尾巴在泥里拖來拖去。這是一首詞，從詞的角度看，真是首好詞。你們听听下半闋︰ 匈奴未滅家何持， 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 留取吳鉤拚大敵，寶劍豈能輕試？ 殲小丑，自然容易。 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 先逐冠，再驅雉。 還怕人不知道，作了個注︰“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奸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的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要為我們的民族復仇。”真是慷慨悲歌啊，誰听了能不動容！
可是你們得知道，這個時候王映霞就跟他在新加坡，已三個月了，就在一個房間一個床上睡著啊。怎麼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妻子呢。
我們只能說郁達夫是個真正的詩人，他的一生，都是為了寫好詩，只要詩能寫得好，別的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王映霞也是個有文化的新女性，哪能受得了這個氣，就協議離婚，回國去了。 七、兩人都是慘死。 新加坡淪陷後，郁達夫和朋友們一起逃到南洋，就是現在印度尼西亞的甦門答臘，在那兒隱居下來，化名趙廉，開了個酒廠作掩護。但是一次偶然事件，讓他暴露了身份，日語說的那麼好，日本憲兵就讓他當了通譯，就是翻譯。1945年9月，抗戰已經勝利，日本憲兵隊還沒有撤走，日本人早就知道趙廉是郁達夫，郁達夫在日本的名氣很大，他們知道，將來審判戰犯的時候，郁達夫的證詞非常重要，就將郁達夫誘騙出家，活活地掐死了，才四十九歲。至今尸骨無存。 徐志摩的死大家都知道。家在上海，在北大教書，經常往返北平和上海之間，他是名人，那個時候很少有人坐飛機，中國航空公司為了宣傳的目的，有個朋友就送他一張免票。1931年月11月，家里有事，要回上海，11號由北京飛到南京，坐的是張學良的飛機，張不在機上，是張派飛機送他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到南京辦事；九一八事件剛過去，北方形勢危機，常要去南京匯報。徐志摩到了南京，再轉車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幾天，18號返到南京，原來以為張學良的飛機也要回去，有事耽擱暫時回不去了，正好他有免票，就搭了一架運送郵件的小飛機。到了濟南南邊黨家莊附近，大霧，飛機誤觸山頭起火，機身著火遇難。死的時候，只有三十五歲。西方有個說法，天才都活不過三十六歲，從這一點上說，他真是個天才。 八，兩人長期以來，在大陸文壇都遭受冷落，排斥。 郁達夫因為慘死，倒是獲得革命烈士的頭餃，但也沒有改變他受冷落的命運，主要是說他是個頹廢派文人，品格不高。 徐志摩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一直是當作資產階級文人對待的，不光對他個人，就是對新月派這個文化團體，也是貶斥的。 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後一個時候，郁達夫的書還出過一些，徐志摩的書幾乎沒有出過。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多了起來。 九，兩人都有一種不合時宜的正直，是真正的中國文人。 正直如果合了時宜，跟溜須拍馬沒有什麼曲別，至少也是曲別不大。不合時宜，可借用甦東坡一句話，有天甦問跟前的人，他的肚子里是什麼，有人說是滿腹面經綸，有人說是綿繡文章，只有他的愛妾朝雲說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他自己說過，他每轉一個念頭，就應當判兩千里的流刑。這樣也就知道什麼叫不合時宜了。 1927年初，郁達夫從廣州回到上海，雖然廣州是當時的革命策源地，但郁達夫還是寫出了自己對廣州的真實看法，文章叫《廣州事情》，嚴厲地批評了廣州革命政府的種種腐敗與弊端。首先是政治的腐敗，那些當了部長、廳長的人，每天晚上請客吃飯，一席就是好幾百元。廣州的馬路很寬，“這一條寬廣的馬路底下，曾經犧牲了多少民眾的脂血”。再就是黨化教育的弊病。青年學生，熱情如火，渴慕正義，但都屈服在舊勢力之下，見了鐵杖，連頭也抬不起來。政府說馬，學生就馬，政府說鹿，學生就鹿。政府對學生和學校的高壓手段，學生及社會，不能加一句批評。工農階級，全被一些小政客所運動。文章發表後，郭沫若、成仿吾都寫文章批評，甚至絕交。但是沒過三個月，四一二政變發生，怕誰都得承認郁達夫的看法是正確的。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郁達夫是發起人之一。但是，左聯里面的黨員，竟要郁達夫參加飛行集會，撒傳單，郁達夫不干了，說了句很有氣魄的話︰“我是作家，不是戰士。”這句話是對徐志摩說的，傳到左聯，同年11月左聯開會，通過“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的決議，開除郁達夫。後來事實證明，左聯確實有宗派主義的問題。他們從來就沒有把郁達夫這樣的著名作家當自己人看。 徐志摩在這方面的事更多。只舉一件，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興起一股熱潮，就是盲目歌頌甦聯的建設成就，連胡適也加入到這個合唱中。1926年7月，胡適經甦聯去英國開會，在莫斯科待了幾天，參觀了一些地方，給國內朋友的信中，贊美甦聯的教育，說這樣做下去，說不定真能建造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以此類推，將來可由狄克推多（Dictator,意為專制者）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這個朋友把信給徐志摩看了，建議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上發表。徐志摩發表了信，同時加了按語，說胡適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太糊涂了，專制與民主是絕不相容的，專制政治絕對過渡不到民主制度。他認為，這是胡適十年沒有出國，自從留美歸來之後已經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他們兩個，為什麼在中國變革的關頭，都能看得比較清呢，與他們的那種不合時宜的正直，不作違心之論，不能說沒有關系。也與他們在國外留學時，學的是西方的政治經濟學不能說沒有一點關系。 十、他們的文學成就都是第一流的，必將永垂史冊。 郁達夫的小說不用說了，那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他的舊體詩也是極好的，可說當時的詩人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徐志摩的新詩不用說了，他的散文也是第一流的。我最欣賞的是他們的文字，徐志摩說郁達夫的寫作，是“不留余瀝的傾倒他自己的靈魂”，實際上他自己也是這樣的。現在的中國文學史上，一說到現代文學就是“魯郭茅，巴老曹”，我看了只覺得可笑。我只能說，這是現在的人寫的，是只懂得政治，而不怎麼懂得文學的人寫的。將來的現代文學史上，寫誰不寫誰我都不在乎，但不把徐志摩和郁達夫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那麼這部文學史肯定是不合格的，說輕點是無知，說重點就是穢史。 現在該說說我為什麼選了這麼個副題，說他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對寶貝”。按中國的文化傳統，對這樣並列的兩個優秀人物，尊重點的說法，用玉比喻，就是雙璧輝映，用山比喻，就是雙峰並峙，用樹比喻，就是雙松挺秀。我不想這樣說，這種說法，通常是說那些應時的輝煌人物的。縱是高貴的稱謂，我不喜歡的人用了，就不想再給我喜歡的人用。所以，我覺得，還是稱他們為一對寶貝妥當些，雖說帶了諧謔的意味，听起來親切，有人情味兒。這兩個人物，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止是文學史，應當說是中國文化史，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對寶貝。不說那麼多了，說中國文學史總不會錯。我可以預言，只要中國文化不消亡，這兩個人的名字，就不會從中國文學史上消失。一千年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只剩下幾個人的時候，還會有他倆。現在我們說一千年前的李白杜甫，多麼的敬仰，再過上一千年，人們說起徐志摩郁達夫，也會同樣的敬仰。一定會的。/萬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