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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回暖与华尔街的阴谋/快!准备好更多的棺材.../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临界点
發佈時間: 10/21/2009 11:40:29 PM 被閲覽數: 10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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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改變 - 譚詠麟歌集 /kenlautic / wenxuecity










專輯:誰可改變
歌手:譚詠麟
語言:粵語
時間:1999年09月
公司:環球唱片



介紹:
本專集收錄譚詠麟原裝演繹16首金曲包括:幻影+霧之戀99特別版
全碟歌曲再以集散控制系統重新編制繼上一張群星翻唱的誰可改變
後,好評如潮,環球於是趁熱打鐵,推出誰可改變譚詠麟原裝版本,
全部經過數碼相機系統重新處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音質。您可能
會覺得沒有上一張那樣有新鮮感,但這些原裝版本更值得您的珍藏。


曲目:
01。幻影+霧之戀 (粵語)
02。我愛雀斑 (粵語)
03。都市戀歌 (粵語)
04。雨夜的浪漫 (粵語)
05。誰可改變 (粵語)
06。愛情陷阱 (粵語)
07。愛的根源 (粵語)
08。午夜麗人 (粵語)
09。亮了紅燈 (粵語)
10。此刻你在何處 (粵語)
11。愛是這樣甜 (粵語)
12。最愛的你 (粵語)
13。愛在深秋 (粵語)
14。情[是永遠著迷] (粵語)
15。瑪麗安 (國語)
16。愛的替身[不怕] (粵語)

 

 

郎咸平:中国经济回暖与华尔街的阴谋


2009/10/21 


证券之星
        
中国经济回暖与华尔街的阴谋:不该暖的地方都回暖
  
郎咸平:中国经济回暖与华尔街的阴谋

  中国经济回暖之辩

  中国领先全世界这么久回暖,而且很多不该回暖的地方都回暖,包括汽车、奢侈品、房地产,如果经济箫条时期,这些市场领先全世界回暖,那么就代表你和全世界都不一样。

  如何走在经济复苏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复苏,我都没有看到。所以首先这个开场白,先给你讲几个简单的数据,那就是我们中国经济似乎像题目所讲,领先全世界回暖了,比如说我们的股市在去年十一月慢慢开始回暖,领先全世界达四个月之久,中国的楼市在今年上半年也跟全世界逆势增长,以美国为例,上半年的楼市是狂跌,我们是狂涨,车是美国上半年销售下降35%,我们逆势增长15%,还有奢侈品,你也可以想象到,在这一波冲击下,全世界奢侈品品牌大幅下挫,08年奢侈品下了40%,今年上半年下浮10%,可是我们发现在中国情况不一样。比如说经过受撞最严重的广东省在一个商圈附近,一线品牌奢侈品逆线增长20% 几,而且几万的名表销量增长90%,五月份、六月份珠宝销售增长29%和23%。你看到这些数据是不是心里感到异常的兴奋,觉得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开始回暖了,尤其是最近,你看到国有企业抢地皮,发现很多名不见经传小民企,小地产商也是疯狂的拿地,经济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但是那些赚到钱的人心里实际惶恐不安,赚钱赚得如此恐惧还是非常少见。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的第六感告诉自己,情况似乎比较复杂。我们也不要说一些什么高深的理论,我们用最平常、最简单的思路做判断,就应该会有一些基础的答案。请你想一想,中国领先全世界这么久回暖,而且很多不该回暖的地方都回暖,包括汽车、奢侈品、房地产,如果经济箫条时期,这些市场领先全世界回暖,那么就代表你和全世界都不一样,如果你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话,我们总是会觉得别人都不正常,只有我们正常!其实,如果当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最好认为你自己不正常,这样可能代表你还正常一点。但是我们从来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我们感觉就是好得不得了,甚至这一波回暖,我们对待回暖的态度和过去是迥然不同。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儿子生病你们做父母是做什么,首先用手摸一摸他的额头是不是有点发热,下一步你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带家里,小宝贝去看看医生,请医生检查一下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造成额头的发烧,医生正确的检查病以后,给你对症下药,发烧现象呢就可以退烧了。你们平常是不是这样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最近的做法特别奇怪,当你摸到儿子额头发烧的那一瞬间,你竟然回头告诉老婆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儿子是回暖,你甚至不想去查一下他到底是生了什么病。

  所以今天,我就把各位聚集在这里我们来看看病,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才造成回暖的现象。所以今天的演讲就是把这个病给你找出来。你会突然发现,我们讲两三个小时的演讲,讲这么长之后,到最后的结论竟然和今天的股市、楼市密切相关。所以你要真正的了解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你就一定要跳出楼市和股市,从中国经济最基本的层面开始做深入的探讨,你才有可能了解股市、楼市。

  各位记得不记得,当时全世界有两派争论,一批是我一个人,另外一派是其他所有人,其他学者都说为什么有泡沫,那是由于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大家手上有更多钱炒楼炒股,从而造成了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他们给这种说法一个横有趣的名字,叫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名字就是炒楼楼市有泡沫,炒股股市有泡沫。而我当时说,06年,泡沫必定象征着过来一个新的危机的出现,那就是制造业危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的结果,我发现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乐观。我们的结论认为,那是由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个时期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的恶化,所以很多做制造业的企业家不做了,从实体经济拿出钱炒楼炒股,从而造成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所以我们结论完全的相反,泡沫现象造成的结果,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更高了,而是更差了。讲的更具体一点,那就是06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开始了。

  所以各位来宾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金融海啸,完全错了,中国危机早就发生了。06年,泡沫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危机是制造业的危机。而讲得更具体一点,什么是制造业危机,就是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当然了,政府在做政策抉择的时候决定不听我的,听另外一派的,所以推出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什么呢?请各位来宾回忆一下,那就是收回流动性,这种想法很简单,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收缩流动性的话,那我们就手中就没有这么多金钱,就不能炒楼炒股,所以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一定会解决。

  但到了07年,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六次提高利率,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谈,你提高利率了,收回流动性后就没有那么多钱炒楼炒股了,所以股市应该下跌。结果 每一次都造成股价大涨。因为整个宏观调控的目标全错了,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因为我讲的原因,制造业的原因。请你想一想,每一次提高利率,就更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投资环境,所以我们企业家都不想干了。在07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出来,结论已经非常清楚。因此我一直在呼吁,要改变宏观调控。到了2008年 6月底你们都知道,广东省制造业倒闭了30%,江浙两省倒闭20%,请注意金融海啸还没有开始!而且,我国的出口还是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说六月份之后的九月份中国出口增长率还超过了30%,虽然这么多企业倒闭。

  这个时候,已经证明了我的理论能解释当时的经济环境,一直到08年9月 16日政府才出来解决,可是已经晚了。从06年到08年这两三年期间,除了宏观调控以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因素影响你的投资环境,到09年底了,你们每个人想想,投资经营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那么我告诉各位来宾,06年到今天,9月21日的今天,我们企业总共经历五大内忧三大外患,使得我们的投资经营环境更恶劣。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必须推导出一个奇怪的结论,那就是今天楼市和股市变态的情况。

  五大内忧与三大外患

  五大内忧,基本上都是误判形势,这些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而三大外患会对制造、地产等行业产生极大冲击

  五大内忧,第一,人民币升值。在金融海啸最危机的时候,人民币对欧元等或者又涨了30%,这不是亲手扼杀我们出口制造业的生机吗?第二,08年一月份推出劳动合同法,政府出面保护弱势群体,问题是这个法律出台太草率,既没有论证也没有试点,造成企业输、劳动者输,劳动合同法又再一次打击了投资环境。第三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的决策有多草率,很多媒体问我,郎教授能不能说一下,出口退税调回17%的历史意义,我说不行,我很忙,这种无聊的问题不要问我。我想问一句话,当初为什么调低,出口退税这么一折腾,又打击了出口制造业。第四宏观调控,我们刚刚说了,不用重复一遍了。第五,今年开始的税费全面上涨,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加税呀!我只能是表示不可思议。我举一个城市为例,重庆建筑行业看起来不错,安监局要收30%安监费,国土资源局要征收50%复耕费,甚至是会计准则都改变了。过去会计准则就是你的产品卖给消费者之后才是销售完成,才要交税,现在不是了,你的产品给渠道商还没有完成销售,就直接算销售完成。这种隐性税费的增加,彻底打击了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五大内忧,基本上都是误判形势,这些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除了五大内忧以外,最近又多了一些新玩艺:三大外患。这三大外患过去两年是没有看到过的,到09年这三大外患变本加厉,我相信,会对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不止是制造业,对地产各行各业都会有很大冲击。第一外患,汇率战;第二外患,成本战;第三外患,贸易战。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跟你不相关的,我甚至认为这三个战争是精心策划的。尤其是08年开始,第一个先讲汇率,我们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升值20%几,金融海啸时期,又对欧元升值30—40%,你们肯定认为很正常。因为,你们在学校学的都是这么学的,老师说,汇率是用来调节国际收支,这么多来我们出口创造这么多外汇储备,所以人民币当然要升值,因为大学教科书都是这样教你的嘛!不过我要告诉各位来宾,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竟然跟着教科书的理论走,好可怜!

  我送给各位一句话,汇率就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变动的。我问你说,四月份开始美元为什么贬值,你以为是美元弱势了吗?你太简单了!我告诉你,那是美国政府从四月份即将发动一场新的政治战,因为汇率本身就是一个战争,是现代金融战。你想想四月份以前的事,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美国一如既往的贸易赤字,而且为了应付金融海啸他们印大量钞票。又是财政赤字,美元贬值,又印这么多钞票,你肯定又会想,美元不值钱了,要贬值。那你太小看美国了!

  最后,你发现,美国印这么多钞票,你知道它印了多少钞票,150%增长率的钞票呀!那是不可想象的天量!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印150%的增长率的钞票,每一个人都认为美元要下跌,甚至认为美元要失去世界领导地位,你觉得可能吗?,你都能看懂的问题,美国人看不懂吗?最后出乎意料,尤其是中国人意料以外,美元不但没有跌,反而对欧元逆势增长,接近 40%!美元史无前例的强劲,那就是一场金融战,可以告诉大家,今年七月份,美国中央央行总裁说了一句话:由于强势美元的结果,一季度,美国已经脱离了金融海啸。怎么脱离了?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想花五分钟的时候跟大家谈一谈。

  华尔街的阴谋

  在金融海啸这么危机的时刻,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抛售本国货币抢购美元,然后去买黄金。因此,金融海啸时期,全球主要货币全部狂跌,只有美元狂涨,你知道美国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时代,美国政府成功将美元塑造成全世界唯一的避险货币

  你想了解美国吗?那你必须要看一看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因为汇率就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美国想干嘛呢?美国就是为了借钱,需要大量资金回流美国,你要借钱,你的汇率最好怎么样?强势还是弱势?当然是强势,弱势谁还借钱。你还钱的时候贬值无所谓,你要借钱必须要强势,而且美国总共投入多少钱,这一段一共投入23.7万亿美元。所以美国政治目的就是借钱维持美元的强势。欧盟呢?欧盟的主体是德法,尤其是德国法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欧元为什么不像人民币一样升值反而是狂贬,那你看看欧盟的政治目的,他希望通过德法来拉动欧盟的经济,所以欧元需要贬值。最后清楚了,在金融海啸冲击下,美国人为了借钱保持美元强势;欧洲的政治目的告诉我们,为了拉动欧盟经济,充分出口拉动,欧元必须贬值,结果在他们的操纵中,美元涨了,欧元跌了。他怎么样操作是非常复杂的,简单跟各位讲,他通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美国大量抛欧元,所以欧元下跌美元涨。第二美国为了应付海啸,在去年印了150%增长率的钞票,结果流动美元率只有9%,比中国还是低。所以我告诉各位,你不要担心美国,多担心自己是真的!第三个方法最重要,我也告诉你一下,有关黄金的故事,起码你对黄金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这一路上来车上有人跟我讲话,挺烦的,但我还得回答。我告诉你,黄金是一个很差的投资品种,不信你看一组数据:民国初年一两黄金可以买两亩良田,五两黄金可以买北京一个四合院,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公斤黄金25万人民币,只能买北京四合院的厕所。你说一百年的区间黄金不行,三十年呢?70年代,各位想想,一两黄金多少钱?八百美元。今天也不过是一千美元。三十年才从八百涨到一千,这个回报比活期存款还要差!

  什么时候投资黄金最好呢?2001年,当时黄金价格是250美元一两的样子,如果你在01年投资的话,到了今天你赚钱了!这八年的回报保证你是全世界最高最好的投资。可问题就来了,怎么只会到250美元呢?因为美国政府的操纵,因为你赚钱是要靠美国政府操控,所以,黄金的本质问题就操纵的,黄金是无祖国的,不像美元或者是人民币都是有祖国,谁强大谁操纵黄金。当然19世纪是英国,现在是美国在操控。美国如何操纵黄金呢?很简单,黄金是手段,美元才是真正的目的,每当美国政府想拉抬美元价格的时候,他一定会让华尔街资本进入市场抛售,金价下跌,黄金投资受到损失,他们就离开黄金市场,转而购买美元,造成美元涨价,所以每当我们要拉抬美元价格的时候,美国就会打击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黄金和美元价格为什么一直相反,因为美国在操纵。你想赚钱,炒炒股票可能还好一点。

  金融海啸开始到11月的时候,有一件对美国人来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全世界投资人大量抢购黄金保值,大量钱将流入黄金市场,所以金价必涨,如果金价涨了,美元就必然狂跌,可是美国不能让美元跌,这个时候要保持美元的强势。过去美国政府会指定华尔街打击金价,尽是今天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小小华尔街实力怎么能跟全世界相比,所以金价上涨不可避免。美国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召开一个秘密的内部会议,会议当中决定采取如下的措施:美国政府指定两家进入黄金市场,一个是汇丰银行,一个是高盛,我们凭直觉判断,这两家要抛售黄金,拉抬美元价格。这两家公司进入金市之后,没有打压金价,反而猛抬金价,使得金价短短几个月由七百美元涨到一千美元。华尔街通过这个机会向全世界谣言说,黄金会涨到两千美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投资人开始抢购黄金,黄金价格大幅上涨不可避免。这一切完全在美国政府的预料中,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发生了。非常简单的道理,请你想一想,你要买黄金,必须用什么货币?美元。所以对一个欧洲人而言,买黄金要先抛欧元,换成美元买黄金,抛欧元的结果欧元跌,换成美元导致美元上涨,然后再买黄金,此时导致黄金价格上涨。这就造成去年十一月到今年第一季度,黄金和美金同时涨,美国政府的重要目的也达到了,就是保持美元强势。这个结果我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也想得到。

  欧洲人抛欧元换美元买黄金,加拿大抛加币换美金买黄金,你发现在金融海啸这么危机的时刻,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抛售本国货币抢购美元,然后去买黄金。因此,金融海啸时期,全球主要货币全部狂跌,只有美元狂涨,你知道美国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时代,那就是在金融海啸时期,当每一个投资都向寻求避险货币的时候,他们发现,美元是唯一涨的,所以美国政府成功将美元塑造成全世界唯一的避险货币。而把欧元等等就此淘汰出局,完成了这个目的。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可动摇。所以下次再碰到什么危机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人都会抢购美元,因为已经证明了美元是唯一的避险货币。美国做得太厉害了! 也太漂亮了!

  人民币呢?人民币没有跟欧元一起贬,而是跟着美元一起涨。在这么危机的时刻,出口这么衰落的时候,我们跟着美元涨,这不是亲手扼杀了出口制造业仅剩的生存机会吗?学习一下韩国人,韩国将韩元贬值40%,所以他们三星可以和LG可以成功的突围。而我们呢?则是亲手把出口制造业推向火坑。听懂了吗?!伯南克说,就是因为我之前说的这些故事,美国第一季度已经成功的脱离了金融海啸,所以从四月份开始他就不需要维持强势美元了,因为他不需要借钱了,所以从四月份开始美元贬值了。我们把握汇率不当,让我们的出口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出口制造业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

   成本之战

  美国政府通过华尔街控制石油指数、国际运费指数。我们谈判的终极对象是美国。这不是力拓的问题,也不是澳大利亚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

  第二场战争是成本之战。这几天有很多制造业企业来问我,未来三个礼拜到三个月之内,铁矿砂、有色金属的走势如何。我不会知道的,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奥巴马!这是成本战,跟汇率是一样的。

  请各位回去后炒一道菜:青椒肉丝。当你要倒油时想想,这个大豆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你切肉的时候想想,中国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是华尔街;切青椒那一刹那想想,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还是外资;你炒一个青椒肉丝的成本都是华尔街决定的,何况铁矿石了。美国大豆价格比东北黄豆便宜10%,你只要开放美国大豆的进口,你就是淘汰我们的东北的大豆,其实这是一种成本战。

  就在四月份,华尔街通过他们所操纵的中国媒体对外散步谣言,大豆要涨到七八千。所以,中国的油脂压榨工厂,在前一个月,买了八百多万吨美国大豆,到了五月份,涨到四千四,再到下一个月,不知道是谁一声令下,华尔街开始集体抛售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一下子打到两千块一吨,造成70%中国油脂压榨企业被淘汰。我上个礼拜在山东时,有几个朋友跟我讲的嚎啕大哭,他们是山东日照油脂压榨厂的,以没有四千三百块的价格购了一船大豆,船还没有口岸就跌到两千块,还没有生产就倒闭了,他们还没有上班银行就来查了。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然后国际四大粮仓趁机进入中国,用贱价收购这些70%倒闭的油脂压榨工厂。

  由于加入 WTO,09年开始,中国必须开放农产品市场。而08年年底,各位记得不记得,我们搞了一个农业改革,也是农民释放经营权,取得资本,他可以去城市打工也,可以回到家乡替那些收购他的经营权的公司打工。国际四大粮商趁此良机收购了这些有经营权的中国农业公司进行参股,参股以后帮他做融资,请他们去大面积收购中国的农地,所以收购中国农业公司的幕后人是是欧美四大粮商。

  再来看看铁矿石、有色金属、稀土、国际运价,这些价格都是华尔街控制的,因此送给大家一句话:中国的进口原材料成本、矿产成本是受华尔街控制的,最后你会发现,是由华尔街为首的这一批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全面控制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矿产的价格。铁矿石的价格取决于运费的价格指数和石油价格,只要这两个指数上涨,铁矿石就涨,这两个指数下跌,铁矿石就下跌,但是这两个指数谁控制?华尔街。华尔街背后是谁?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通过华尔街控制石油指数、国际运费指数。你谈判的终极对象是美国。这不是力拓的问题,也不是澳大利亚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们不懂这个游戏规则,做出让全世界啼笑皆非的事。中钢协找了淡水河谷说,我们不要理力拓,可是淡水河谷不跟钢协谈判,因为你不懂游戏规则。中国有矿产叫稀土,我们出口价格是最低的,为什么?我们不掌控稀土的定价权,所以我买进来价格是最贵的,但是我们卖出去都是低的,因为定价权都是掌握在华尔街手中。

  所以,如果你想问下个月矿产资源价格怎么变动,我哪有这个水平,他们是奥巴马他们最高战略指导思想。四月份开始美元贬值是第一个外患,六月份开始大宗物资价格上涨,这是两二个外患,这两个加在一起,美国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这就是现代金融战!

   轮胎特保案的背后

  这个事件由来就是美国工会要对付美国四大轮胎制造商,可笑的是,到现在,很多人连是谁给了我们一刀都没搞清楚

  第三个外患,最近开始的轮胎特保案,这个战争你是不能败的,败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这个事件由来就是美国工会要对付美国四大轮胎制造商,可笑的是,到现在,很多人连是谁给了我们一刀都没搞清楚。很多学者说,工会有什么资格管轮胎企业。我清楚地告诉各位,我们已经错到了什么地步,连名字都翻译错了。这个工会的全名是钢铁橡胶物流等十几个工业的联合工会,他们名字是美国总工会,我们的对手是美国总工会。这个工会在08年的时候,在奥巴马跟希拉里竞赛难分难解的时候,支持奥巴马,他这样一做,带动很多人支持奥巴马,最后他当选了,这就是美国总工会的威力所在。这家工会对四大轮胎公司进行制裁,这四家美国公司躲在一旁,因为他们不敢跟工会斗,于是把我们推上前。于是美方认为,这四个工厂把在美国的工厂关掉,转而到中国生产,造成美国轮胎业的工人严重失业,由于在中国生产,顺便也把中国的轮胎业对付了。

  这里有两个数据:第一,进口自中国的轮胎所占市场份额由04年的5%升到08年的 17%;第二,美国本土轮胎所占市场份额从04年的62%跌到08年的50%。所以美国认为,中国轮胎市场份额从5%到17%,美国轮胎市场份额从62% 到50%,这都是中国的罪。我们首先要告诉美国人,5%到17%是准确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是四大美国轮胎公司造成的,是他们在中国生产以后,大量出口在美国,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评什么制裁我?!第二,你制裁我们,你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个特保案一旦输了,后果及其严重。

  这个贸易案将进一步打击我们的制造业。在五大内忧三大外患之下,从06年到09年,我们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企业更没信心,这是第一个病。金融海啸的冲击是个变革,带来了产能过剩,开始冲击到楼市和股市。

  产能过剩下的楼市和股市

  国企不敢投实体经济,他们开始炒股,所以大量银行信贷进入股市;这些企业除了炒股以外,手上这么多钱,他会炒地皮

  这个产能过剩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病。产能过剩源于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第一是抓建设拉动GDP,政策二招商引资,什么叫抓建设拉动GDP呢?那就是通过修桥铺路等等方式用钢筋水泥拉动GDP,我们发现,GDP当中,钢筋水泥占70%。包括我们最近所推行的新能源,那是绝对的产能过剩。这种可怕的产能过剩将使中国造成巨大的浪费,请你想一想,我们产能占GDP的70%,而消费只有GDP的35%,我们是一个严重产能过剩的国家。那么过去为什么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通过美国人消费吸收到这一部分的过剩产能,那么美国人消费叫什么消费呢?叫超前消费,简单讲就是泡沫消费。原来我们是靠美国人泡沫消费吸收掉我们30%GDP的过剩产能,可是只要是泡沫就一定要破灭,而且美国的泡沫是非常的可怕,他们为了从事泡沫消费已经借了GDP95%的钱。08年11 月,美国的泡沫消费就此破灭,冲击到我们的出口,出口下跌使得产能过剩危机立刻暴露无遗,去年九月份我们出口增长率超过30%,十月份19%,11月份当月中国出口下跌2.6%,12月份下跌2.8%,今年一月份中国出口每个月以20%的速度下跌,一直跌到八月底,其实中国出口狂跌我不是很担心,因为很正常。最让我担心的是一月份进口暴跌43%,其中原油之外的原材料下跌50%,进口机器设备下跌40%,什么意思?中国很多制造业包括出口,基本上是简单进口原材料,进口机器设备的粗加工,一月份进口原材料跌了一半,进口机器设备跌了四成,你知道这是什么可怕的意义吗?那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两个病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企业家不想干了,他在思考,辛苦了十几年,对不起家庭、子女和老婆,于是跑到广州买了几十万一只的名表或珠宝送给老婆,中国奢侈品市场得以回暖; 再看看自己的子女和年迈的父母,觉得特别的愧疚,这几年都是忙着做生意,干脆出去玩玩吧,然后买一个商务车,带着自己的孩子、老婆和自己的岳父母去旅游,因此汽车销售又被带动起来。再想想自己辛苦这么多年,吃没有吃好,穿没有穿好,更重要的是住没有住好,因此江浙这一带企业家就到黄埔江边买一个康城一品,或是到西湖边买一个别墅,中国的高端房产得以开始回暖。时间多了,企业家就想,干脆炒股吧,所以股市也回暖了。

  这时候,摸一摸额头,你会发现已经有发烧的现象了。下一步,政府开始治病了,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总共推出六大举措。第一是农业改革,第二是四万亿,第三汽车家电下乡,第四是振兴规划,第五医疗改革,最后一个银行信贷。但是结果病症并没有消失,反而是更加恶化。

  我以四万亿为例,你投资在哪里?中西部的基础建设,根本不投在宁波,投资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以高速公路为例,建完以后有没有车在上面跑,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就是产能过剩。建的时刻需要人工,需要钢材,需要水泥,造成目前GDP上升的假象。需要钢材可以解决今天钢材两千亿产能过剩,也可以解决水泥的今天的产能过剩,也可以解决人工的问题,但是建完了不需要钢材不需要水泥,立刻就会把这两个产业打回原形。所以前面两个药方没有效果,后面四个药方让你的病更重要,还有一个没有谈的,就是7.37万亿剩下的三、四成用什么?这是用错药,这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用了之后让你的发烧更严重了。这个药开下去是给以国企为主的短期信贷以及票据融资,你突然拿出接近三万亿资金,拿给以国企为主的企业,但国企不敢投实体经济,他们会开始炒股,所以大量银行信贷进入股市。这些企业除了炒股以外,手上这么多钱,他会炒地皮。谈到这个不能不说潘石屹,他就在这个时候,也跟那些企业竞争广区路15号地,我觉得潘石屹同志特认真,每一次举牌之前,详细计算、成本效益分析,你发现在场就他一个人在算,国有企业没有人算,他精心测算之后,很谨慎的举了一个牌,国有企业看他一举牌马上举的更大,所以潘石屹说他遭到了围剿。围剿到最后,小潘同志在35亿的时候安然离场,看看剩下的,国有企业像疯子一样的举牌,最后在40亿的时候中化集团旗下公司中标,一平方米是46000,而附近的房价不到一万,这样的话你成本加上利润那不得卖上多少?

    通胀预期下的财富大转移

  在这一波楼价上涨过程中,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最弱势的财富移转到中高端人群,如果通货膨胀来临,一定会使得弱势群体损失更多,而大量财富转移到社会的富裕群众体,这是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的现象

  如果是过去的话,我肯定会稍微批评一下,但是现在我不会批评他(注:此处指拿到广渠路15号“地王”的国企--中化集团)了。把他的财务报表打开一看,我发现他手中有245亿银行信贷,哎呀,非常的同情他们!这些小兄弟,好不容易才花掉40亿,我都替他烦恼还有200多亿怎么办,我为他烦恼得最近都睡不着觉。

  地王现象出来之后,刚开始是国有企业在推动,现在不是了,大量不知名的民营地产公司都进入了这个战争,以天价中标。最近地价涨的原因是最近中国地产商的数量突然增加,所以他们必须抢购地,否则怎么盖房子呢?最近民营企业拉高房价是因为民营地产商太多了!而且很多人都是没经验的,看到别人赚钱了,就像两年前看别人炒股赚钱捺不住了。听我讲了课以后,你要自己掂量掂量看看。

  这个药用错的结果,今年上半年竟然印了7.37万亿的钞票出去,无可避免造成老百姓通货膨胀的预期,怎么逃避通货膨胀呢?所以大量避险资金会冲击股市,冲击楼市。

  那么,都有哪三笔资金进入股市呢?第一笔是制造业资金,第二笔是银行信贷,第三笔是避险资金进。第二笔资金的风险最大,只要央行稍微紧锁的话,一定会通过第二笔资金造成股市大跌。所以我奉劝各位,不要恋战,要快进快出。我只是送给各位一个礼物,我把股市为什么会这样变动背后的理论告诉你。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们应该把这三个资金听懂以后,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根据自己的状态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由于实体经济有了不起的复苏,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资金通过三个不同的管道进入股市,所以你会清楚知道,这是及其不稳定的现象,要看央行怎么变。

  楼市有两笔资金进入,第一笔是制造业资金,第二笔是避险资金。请注意,这两笔资金进入楼市都是冲击高端楼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回暖是高端楼盘拉动,这是最不稳定的。再给你一个数据,你如何解读这次房价上涨,上礼拜我们收集很多数字,中档楼盘高档楼盘,写字楼的房租大幅下挫,平均房租下挫,这就代表整个社会的实质性购买力下跌,也就代表刚性需求是下跌,这种情况下,楼价狂涨的支撑点是什么?当事人心里里有谱。有一个现象让我更为担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地方,最廉价的楼盘是一千块左右的房租,一个月一千块左右的房租,这种房租是大幅上涨,而中端高端写字楼都是在下跌,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在这一波楼价上涨过程中,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最弱势的财富移转到中高端人群,如果通货膨胀来临,一定会使得弱势群体损失更多,而大量财富转移到社会的富裕群众体,这是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经济一旦见底了怎么办?你要问这个问题,想想日本人的故事,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是见底之后怎么拉起来?告诉你,我们过去有三架马车还记得吗?消费、出口、政府支出,消费只占GDP的35%,是非常小的一个基数,因此我们很多笑着就说,中国人是一个储蓄大国,这个话你说过没有,我们要把储蓄转为消费,全是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中国是一个储蓄小国,说个话的人从来不念数字。告诉你,中国家庭储蓄25万亿,除上13亿人口,人均储蓄只有两万元不到,如果把全社会最有钱的0.4%的人扣除,他们占社会70%的财富,剩下99.6%的人群人均储蓄六千不到,如果99.6%人均储蓄是六千块不到的话,你敢不敢花,你父母生病怎么办?你子女交学费怎么办?你敢不敢花。他今天不敢花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储蓄太少,而不是太的多,因为他太贫穷,你想推行加强社会保障而增加消费吗?不可能,父母生病怎么办?子女上学怎么办?人群储蓄几千块,因此中国是储蓄小国,要通过储蓄拉动消费是不可能,所以第一架马车不灵了。目前日本问题也是一样的,民主党上来就要拉动日本的消费,看怎么拉。第二架马车是出口,去年十月份我已经说了,中国的出口是靠美国的泡沫消费所拉动的,只要美国的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宁波很多出口企业倒闭这是肯定的。去年十月份美国人储蓄是零,今年七月份美国人的储蓄是 7%,如果美国人储蓄是7%,那么美国消费将减少同比例,所以他的进口需求也会减少,因此我去年说,很多出口企业倒闭是不可能再回来,再一次得到数据的确认。既然,美国人的消费已经下跌了,所以,出口拉动第二架马车也不灵。搞到最后,就只剩下一架马车,我相信这一次政府从去年开始一直推动四万亿等等,目的就是通过最后一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当然讲到这里,我可以对政府的政策表示一些理论上的依据。你们最近看到中国今年保8,我去年十月份讲过,我根本不存在保不保8,GDP不重要,由于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短期之内拉动GDP是没问题的。我的问题就是你建完之后怎么办?你和日本有什么差别。建完之后你这条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会自己生出一条来吗?不可能,建完之后怎么办这也是去年十月份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我告诉政府,我完全反对你们基础建设,这个钱是白投,我觉得应该投在民营企业身上,当然一如既往他不会听我的。这个月也就是这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想到了,建完之后怎么办,所以政府又说了,应该让民营企业投资取代基础建设,哦!终于听懂了,一年之后听懂了,好极了。第三架马车是唯一的拉动力量,我说过了,建完之后怎么办?一年之后政府有回应了,通过民营企业的投资继续拉动,那我再问一句话,我从两点讲到现在,民营企业是生了两个什么病,投资经济环境全面恶化、五大内虑三大外患、金融海啸造成产能过剩、政府六大药方解决不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敢不敢投资,敢不敢投资制造业?如果三架马车拉不动经济,而民营经济跟不上的话,中国经济将会陷入长期停滞发展的状态。 

 
 
 
快!准备好更多的棺材、墓穴和尸袋

2008年10月22日

    
    [日期:2008-10-22] 来源:参与 作者:凌沧洲     

        
    ——为毒奶风暴与暴力阴影笼罩下的人们所作
    
    
    
    喝了吗?这一壶
    
    这一壶中国特色的三鹿奶
    
    这一壶中国特色的三聚氰胺奶
    
    这一壶粘稠发臭的空气
    
    你们每一个喝不到特供的人
    
    喝了吗?喝了吗?
    
    
    
    匍匐在田野草根上的农夫
    
    他们的婴儿喝下了
    
    流浪在城市万家灯火的民工
    
    他们的婴儿喝下了
    
    那些不能说话的孩子
    
    他们的痛苦惨象你体会过吗
    
    当他们过早离开这疯狂人世
    
    他们凄凉的哭泣
    
    将永远折磨苟活者残存的良心
    
    
    
    其实你也喝了这一壶
    
    只是你被抽了这火辣辣的耳光
    
    不敢承认
    
    就像多年来匍匐的生活
    
    既没有真正的选票
    
    又在网上屡遭屏蔽
    
    你这种被人玩弄的奴隶生涯
    
    你居然也恬不知耻人模狗样
    
    啊,这一壶毒奶
    
    浓缩千年专制一裆独大的老高汤
    
    加入谎言、暴力、愚昧、野蛮的佐料
    
    喝得众多愚民如痴如醉
    
    喝得"爱国愤青"遍体通泰
    
    毛孔舒畅
    
    
    
    而另一些底层的人
    
    用耳光、尖刀、炸药说话
    
    无锡掌掴央视讲坛名嘴
    
    一夫独闯上海警局血洗警员
    
    三台下岗工人怒变人体炸弹
    
    这时代冲天的暴戾之气
    
    从哪个火山岩层聚集井喷释放
    
    
    
    瓮安,孟连,玉环、吉首
    
    如果你还不知道蝴蝶的翅膀
    
    如何掀起一场风暴
    
    至少该读读混沌理论
    
    感受山雨已来风满楼
    
    
    
    报上说,限量的三聚氰胺对人体无害
    
    我相信你们坚强的肾与宽阔的尿道
    
    报上说,四川的柑橘蛆对人体无害
    
    我相信你们肥大的胃与生猛的神经
    
    报上又说了,牛奶掺假其实已掺了30年
    
    我说:除了要骂人我找不到好的词汇
    
    这30年奴才懦夫们的沉默
    
    这30年新闻封锁的铁壁合围
    
    这30年,人们喝了多少尿素与牛尿!
    
    当无耻贪官白天高谈荣耻黑夜搂紧小蜜
    
    底层被欺骗盘剥的奶农
    
    就不会给骗子们加点赢利的毒素
    
    这样精神上物质上都接近扯平
    
    好让四千年灿烂的古中华文明
    
    彻底坠入黑暗的谷底
    
    
    
    啊,大船即将沉没
    
    文明深陷泥潭
    
    互相下毒的时代早已来临
    
    互相吞噬的时代又悄悄到来
    
    
    
    快!准备好更多的棺材、墓穴和尸袋
    
    为死亡的结石婴儿准备
    
    为同归于尽的人们准备
    
    快!准备好更多的棺材、墓穴和尸袋
    
    这个时代的殉葬品已波及婴儿
    
    每个在这泥潭的人
    
    都难赎自己的罪
    
    
    
    快!准备好更多的棺材、墓穴和尸袋
    
    大船将沉会有更多的遇难者
    
    快!掘墓人,你们的铁锹一刻也不要停
    
    城市的住房和停车位不够啊
    
    这里的棺材、墓穴和尸袋也会爆满
    
    
    
    不要问毒为谁而下
    
    毒就为你而下
    
    
    
    不要问棺材、墓穴和尸袋为谁准备
    
    棺材、墓穴和尸袋就为你准备
    
    
    
    最后一座棺材、墓穴和尸袋
    
    请埋进这个文明尸首冰凉的眼泪
    
    2008,10,22
    
     附:
    
    1,四川的柑橘蛆对人体无害,参见2008年10月22日《北京青年报》A15版。
    
    2,牛奶掺假其实已掺了30年,参见2008年10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之《裂痕:食品安全反思录》,文章说:中国乳业与掺假搏斗了30年。"1978年开放了允许私人饲养奶牛的政策,少数散养业主为了生奶赚个好价钱,开始动脑筋掺假",上海奶协副秘书长顾佳升告诉记者。早期收购生奶单纯以重量或容量计价,或以感官评定等检测为辅。掺假者多数只掺水。为应对掺水,乳企鉴于单纯掺水导致牛奶比重降低,增加了在现场测试比重项目应对。掺假者就在掺水的同时,掺入米汤、豆浆、面糊、盐、化肥、牛尿、泥灰等物质以提高比重。在这第二个阶段后期,企业纷纷增加滴定酸度、碱度(玫瑰红试验)、淀粉、杂质度、冰点测试等辅助项目应对,但效果不甚理想。反掺假的失败,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食用奶粉中毒事件。后经查实,掺假者在加水之后,为了增加比重添加了土墙上析出的土盐,而土盐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乳企为此引进了手动浊度脂肪快速测定仪,实行"以脂论价"办法。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一作法随即催生了掺假者使用"伪乳脂肪"类的乳化鱼肝油、植脂末等新手段。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抗拒乳业掺假进入化学微溶品的入侵,国内乳业企业引入"洋枪洋炮",是为乳企抗掺假的第三阶段。例如用进口的牛奶成分自动红外快速分析仪(利用脂肪、蛋白质和乳糖里的某些基团对红外光的吸收原理独立测定后再作数据处理)替代浊度脂肪测定仪。如此一来,原料奶收购时可以同时检测脂肪、蛋白质等成分含量,并据检测指标实行"按质论价"。但不幸的是,随即出现了新的应对掺假手法。如大量的"伪乳蛋白"类开始大行其道。这又以豆浆、尿素、蛋白精等为甚。这期间甚至出现了"地下研究机构"专门研制、销售同时掺假"蛋白和脂肪"两大主要指标专用的"二合一"复合添加剂,提供给非法收奶站或挤奶站,以蒙骗现代化检测仪器。直至这次三聚氰胺的集体爆发。 (博讯记者:蔡楚)

 

季卫东: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临界点
 
2009年10月22日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可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博讯 boxun.com)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3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刊登了两篇文章: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
    
    
      谢韬的文章可谓中国建国50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当局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
    
    
      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1992年署名“皇甫平”,写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篇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1986~1987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由于之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除了这两篇党内非主流派的政论,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26日由新华社播发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1987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与法治——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蔓延、政府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理性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民主化这一点上,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20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主党了。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2007年曾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炎黄春秋》2007年4月号发表的、由陆定一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编者注),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温总理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在2007年,国际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作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
    
    
      但是,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作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至于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被某些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关于什么是政治,政治学家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是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因此,我们首先可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民主化被有些人视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政治话语里的诸多禁忌之一。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应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如漫游费该不该收、“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此外,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已提出。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也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197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编者注)以及“80后”独生子女世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
    
    
      众所周知,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有启示。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样高效,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提出过 “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的收益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20多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联系起来,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格局,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型政党”的定位进行调整。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中国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其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1955年11月15日,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时称保守合同——编者注)起,自民党执政长达38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考虑今后中国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的气度,形成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派阀政治中,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 “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划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 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中国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就是一党长期执政,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勾结流弊。这种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何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之类的混乱局面。一般而言,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会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会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中国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适当模式的问题,需要研究宪政发展史,透彻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原理。众所周知,英国是现代宪政之母。从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到四个基本阶段和类型。即:绝对君主制,然后是限制君主制,接着出现了二元议会内阁制,最后发展到现行一元议会内阁制。欧美其他主要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类型的翻版或改良品种。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实际上就是限制君主制的变种。法国第五共和制则是很典型的二元议会内阁制。德国虽然也属于一元议会内阁制,但没有英国那样的虚君,只有象征性总统。可见,各国虽然各有特色,但又有共性,不同模式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要注意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降低交易成本。
    
    
      在这里,比较适合当前中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从传统的强人政治出发,选择类似美式总统制那样的制度设计,使国家元首实权化;一个是从社会稳定以及协调的需要出发,选择类似德意志联邦共和制那样的一元议会内阁制,使国家元首象征化。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组合或者新的制度设计方案,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
    
    
      在讨论减少政治改革的社会代价时,不能不指出正是中国2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渐进做法使中国避免了混乱,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小代价、最大收获。因此,中国政治改革也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路线。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指出,政治改革在渐进中也有需要当机立断之处,渐进举措也不一定都能减少代价,在有些场合可能反倒增加制度成本。例如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潜规则”。当渐进改革始终在回避对政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表白时,国家实际上是在默许某种非法化的状态。国家可以知法违法,那么民间或许就会在非法化方面走得更远。结果是非正式的规则压倒了正式的规则,政治活动失去所谓“法律确信”,变成无原则的、无止境的利益博弈。这个问题现在异常突出,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代价。
    
    
      渐进改革减少制度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利益驱动。但是,如果利益驱动的非合理性不能克服,民主化也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就很可能导致某种昂贵而腐败的民主政治形态。以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中的法学教育改革为例,本来现阶段中国推行法治是很需要法律人才的,但在毫无计划的发展之后,全国的法学教育规模突然增加到将近600所法律院系,在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30万人,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于是造成高等学位贬值,于是加大就业的社会成本——让高中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大学毕业生去做,让本科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硕士或博士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待遇不高,个人家庭得不偿失,青年就有失落感甚至绝望轻生;如果实行差别待遇,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成本,用人机构得不偿失,企事业单位就只好减少雇员,进而促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后果提醒我们,需要从国家经营的角度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
    
    
      鉴于上述各种情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能再继续拖延。其实任何大的改革举措,从引进到稳定和协调地发挥作用,一般需要经历20多年时间。假如2008年达成共识,奥运开完后不加大实施力度,那么到20多年甚至更晚一些的时候,中国仍然不能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不能使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中国两极分化很厉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代表,他们有没有耐心再等几十年?没有制度化的谈判机会和救济,有些个人很可能铤而走险,形成破坏性力量。到了那样的场合,维持现状的制度成本显然远远高于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但是,从目前情形看,对律师维权活动限制太多,等于堵塞了在体制内寻求解决方案的渠道。另外,连半官半民的非政府组织都严加限制,等于不给政治改革预备缓冲的气垫和接替的托盘,使政府始终无法从某些领域中抽身并重新定位,结果只留下要么旧态依然、要么全面崩盘这样二者取其一的简单选项。所谓政治改革的决断,至少应该从这样的依法活动过程中开始进行。
    
    
      综合前述,有三个要点——
    
    
      首先,中国到了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因为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体制的改宪活动就走到尽头。所以,以后法律人的共同诉求应该从 “护宪”转变成“改宪”,以便明确国家经营的目标和事业范围。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指出,当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既有利又有弊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就非常重要;如果宪法设计得好,民主化就可能成功;如果设计不好,即使推行政治改革了,仍然可能失败。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也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点,关于改宪的基本宗旨。我认为要以财政预算案的审议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对行政服务和分配过程的民主监督。如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指出,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而言,关键是如何寻求一种机制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依我之见,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党政官僚的高效管理就是精英主义,加强财务透明化和预算审议就是平民主义,也就是应该把“行政支配”与“议会监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党制下的腐败和权力滥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点,如何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要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广泛的共识不行。关于民主化的决断,在平民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但在官僚集团里、在权力精英阶层里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更需要说服官僚们,否则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纸上。我认为,目前反腐败的严刑峻罚就是构成说服官僚集团同意改革的很有利的契机。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贪官忏悔录中,贪官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都强调客观原因,急于证明腐败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治病救人好了。与死活的问题比较起来,民主化的问题就显得容易达成共识了。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谈政治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的举措,并使之制度化。至于什么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答案也就不难得出。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21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转来转去、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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