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他們卻最終選擇了不歸路。當4個80後的年輕人從不同的故鄉出發，沿著不同的路徑，在歷經了不羈青春之後，他們，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監獄相遇。幾年後，他們一起上演了一場中國版的“越獄”活劇，66小時後，劇情戛然終止。一人被當場擊斃，等待著其余3人的將是嚴厲的審判和多項罪名。

四個方向的青年和少年，他們曾經愛家人，也愛別人。他們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卻又有著那麼多的相似之處︰來自鄉下、遷徙、漂泊、父母離異、家庭變故、輟學、懵懂入世、走上不歸路。他們的人生從此錯位。

檢索他們曾經的青蔥歲月，沿展他們相似的命運軌跡，我們希望帶給世人更多的警醒與思考。

喬海強︰也曾是“花樣男孩”

喬海強幼時照片。

“花樣男孩”

喬海強燦爛地笑。紅色花上衣的襯托下，一臉陽光。

與媒體公布其“割喉自殺未遂”的照片判若兩人。

10月26日，喬文強拿出一疊親生哥哥的舊照片，擺給記者看時，一張合影照格外令人觸動。

照片約攝于1992年，喬海強就讀的家鄉光榮小學門前。喬海強小小的個兒，蓄著平頭，穿著紅色搶眼的大花上衣，在陽光下帥氣地微笑。

“花樣男孩。”喬文強和記者想到了同一個詞匯。其實，直到越獄前，在喬文強的記憶中，“二哥”一直都是陽光和帥氣的。事後他也看到過網上哥哥“割喉自殺未遂”的照片，“很痛心，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時光恍惚17年。同一個人，兩個世界。

喬文強最後一次見到“二哥”，是今年5月，他到呼市第二監獄，探視大他3歲的喬海強。“他那時還告訴我，在外面千萬不要做違法的事，不要走他的老路。”

“憑我對他的了解，他絕對不會自己想到越獄，他的無期已經改成18年了，怎麼著都能活命出來，他干嗎要去冒這個險？”喬文強反復替“二哥”辨解。

過繼的“三兒子”

雖然是親生兄弟，但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隆勝鄉光榮三隊的村里，喬海強和喬文強卻分屬兩個家庭。

闡釋喬海強的身世，因此成了一件相當費勁的事。

喬海強的生父喬二白，如今仍住在光榮三隊的一個村院里。10月26日上午，他也費了很多口舌，才把事情前前後後講明白。喬海強的養父叫喬其，也就是喬二白的大哥。當年喬其家連生了兩個女孩，一直沒有男孩。而喬二白生的3個孩子都是男孩，喬海強是老二。就在喬海強出生還沒滿月的時候，為了彌補哥嫂家的遺憾，便將喬海強過繼給喬其做了“三兒子”。喬海強自小是跟著養父長大的。

喬二白和喬其的家，在村子里一前一後。又因為生父的關系，喬海強實際和喬二白的家庭也非常親密。

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有村民說，喬海強自小是被疼大的，兩個家庭對他都很慣。

但兒時的喬海強，在老老少少村民口中，是一個“又聰明，又可愛”的“好娃娃”。“小時候很乖，沒听說打過架，跟人起嘴仗什麼的。口碑挺好，挺和善的。”村民說。

在家鄉讀完光榮小學，喬海強又到附近的狼山鎮中學讀了一年半的初中。初二這年，喬海強突然輟學了。喬文強解釋原因，“他那時學習成績還可以，腦子挺好用，但就是不想念了，說一學習就頭暈。”

輟學後不久，喬海強就跟隨養父，舉家搬遷。

養父母離婚後浪跡社會

那是大約1996年，喬海強15歲時，喬其舉家遷到了呼和浩特市。

還在巴彥淖爾老家時，喬其就在市鎮中心的臨河區開過廠子，制售膠水。後來廠子倒閉了，就轉去呼和浩特包工程，再後來就在呼市團結小區蓋房安了家。老家的房子則作價5000元賣給了鄰居。

變故也正在這時發生。遷居呼市不久，喬海強約16歲那年，喬其和原配妻子離了婚，喬海強跟著養父。

生父喬二白說，海強真正的變化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喬二白說，自從喬海強的養父母離婚後，喬海強就“一直沒人管了”。離婚後不久，喬其再婚，並于1998年又生了個孩子，喬海強就愈發旁落了。

“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在一個陌生的大城市，缺少人管教，又沒有生存能力，他能怎麼辦？所以很容易就走了錯路，結識社會上一些不良青年。”喬二白說。

一直無業的喬海強過起了浪跡社會的生活。據後來公安部門透露的情況，喬海強為了維持生活，便想到了租車搶劫這招，並多次作案。

案發之前，喬海強的管教問題已經成為生父和養父踫面討論的問題。大約2002年前後，喬二白說，一次大哥告訴他，他自己又成了家，已經管不了海強了。

這時，喬二白的一個嫂子曾勸他，干脆把海強重新再引回來。“但那時他都20來歲，已經大了，他自己也不願意再回來。”喬二白說。

2004年，喬海強犯事被抓的消息傳到村里，喬文強心里難過了好幾天，他怎麼也不相信，挺好的哥哥，怎麼到外面就學壞了呢？

以搶劫罪獲無期徒刑

2004年之前，喬海強偶爾會從呼市回到家鄉，跟弟弟聊天，那時，喬文強絲毫沒感覺到哥哥在外面的變化。

據當地司法部門透露的信息，從2004年4月開始，喬海強就單獨或伙同他人，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作案，襲擊目標多為出租車司機。僅當年5月28日至6月19日，23天的時間就連續作案9起，平均不到3天搶劫一次。

在目前已知喬海強搶劫出租車的9起案件中，所搶款物折合人民幣最多一次是1350元，最少的一次是180元。此外還有一起非出租車類搶劫，喬伙同苗某蒙面持刀闖入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一金銀首飾店老板白某某家，搶走總計價值3萬元的物品。

2004年6月21日，喬海強被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經呼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在呼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中，因喬海強有悔罪表現，在量刑時予以酌情考慮。依據刑法，法院最後以搶劫罪判處喬海強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5000元。

“不太正常”的現象

喬海強被收監後，生父喬二白曾去看過兩次。

“生下他，卻把他給了養父，現在看來，他肯定埋怨我，如果是跟著我，在農村老老實實呆著，肯定不會走到今天。”喬二白暗暗自責。

喬文強去探視親二哥後，則更多帶著對監獄管理的疑慮。他說，2006年他有一次去監獄看“二哥”，發現那時在磚窯上干活的“二哥”有根手指頭骨折了。喬文強說，還有一次，喬海強所在的呼市第二監獄有人跳樓，正好跳到喬海強身上，為此他還去呼市第二附屬醫院治療過。

喬文強還提起一個在他看來“不太正常”的現象，“喬海強在呼市的姐姐說，他今年要錢的次數特別多，有一次向她要了2000元，姐姐也不明白，他在監獄里，要這麼多錢干什麼？”

今年不久前，喬海強在獄中曾給弟弟打過一次電話，讓他幫忙交手機話費。喬文強當時就納悶，他在監獄哪來的手機？還可以打電話？

采寫︰本報記者佔才強

李洪斌︰曾輟學放羊也被父母“放羊”

從內蒙古通遼市區往西南邊走約50公里，就到民主鎮窯營子村了。這里，是一度被內蒙警方稱為“10‧17”襲警越獄案“主謀”的李洪斌的故鄉。

深秋，窯營子村顯得有些冷清。太陽懶洋洋地照耀大地，田里的苞米已經收割完畢，農民們悠閑地放養著牛羊，還有驢子。

21年前，李洪斌在此呱呱墜地，在這里生長，然後，隨著父母背井離鄉。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越獄事件，鄉人幾乎忘記了這個少年曾經在這里留下的頑皮與歡笑。而現在，李洪斌留給鄉人的記憶也已經破碎斑駁。

李洪斌的人生軌跡，被其家屬及鄉人認為是︰一個疏于管教的農村娃誤入歧途的故事。

不愛學習的農家娃

這是一個蒙古族和漢族雜居的村落，世代主要以務農營生。如今，窯營子村有700多戶，2000多口人。村子耕地多且面積大，約有26000畝土地，其中耕地有8000多畝。村民將耕地稱之為“大田”，大田出產的是苞米。

1988年，蒙古族青年李榮的兒子降生，這就是李洪斌。

農民李榮還是個手藝不錯的木匠。1995年，在李洪斌7歲的時候，李榮夫婦在村子西頭蓋了座四大間的磚瓦房，“這在當時算是比較殷實的了，現在也是。”有村民說。

在李洪斌上學前，李的弟弟降生。在李洪斌堂弟的眼里，堂哥是個很照顧弟弟的人。如果有人欺負了弟弟或者堂弟，李往往會幫他們出氣。

李洪斌的家人說，“這孩子沒什麼毛病，跟普通的農村孩子一樣，”但是，有一點，那就是“學習不好”。“這也不能怨他，”李海說，“農村的孩子，很多小孩學習都不好。”

由于不愛學習，在民主鄉(當時還叫“鄉”———記者注)中學讀完了初中一年級，李洪斌輟學了。

不上學，李洪斌能干什麼？“農村的孩子還能干什麼，最多就是在家里幫忙干農活。”李的嬸嬸說，李洪斌身體素質好，長得快，很快就長高了，能幫家里干很多農活“很能干”。

越獄事件發生後，離開故鄉多年的李洪斌又重回到鄉人的視線。但窯營子村部分村民對李洪斌的印象已經模糊，有一點倒是肯定的，“這孩子就是個農村娃娃，當時沒有什麼毛病，也沒干什麼能讓大伙記得住的壞事。”

離鄉謀生的日子

窯營子村耕地平坦，而且肥沃。一畝“大田”，所產苞米將近2000斤。李榮家的大田近30畝，李家的小日子“能吃飽飯，夠吃夠用吧”。但李榮並不滿足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有木匠手藝的李榮，在農閑時決定去呼和浩特找找活干，闖蕩一番。

大約是在2004年，李榮夫婦帶著兩個兒子來到了呼和浩特。小兒子借讀在一個小學，而早已不念書的李洪斌，跟在父親屁股後邊闖蕩討生活。

自此，每年僅隨父母回家過年一次的李洪斌，開始淡出了鄉親們的視線。

李榮最先幫人搞裝修，再接下來是做些建築的活兒。彼時，李洪斌也開始學著闖社會了。

從農村來到了花花綠綠的省會城市，李洪斌的心里是否悄然發生改變暫無法考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李洪斌覺得自己需要掙錢。

“十多歲的孩子，開始要學著掙錢。”夏天，李洪斌便干起了裝潢的活兒，或者在建築工地里當小工，“干的都是零活、散活，不固定。”李海說。北方冬天奇冷，這些活往往在冬季便停工了，彼時，李也只能“歇業”。

在呼和浩特謀生的日子，想必是比在窯營子村生活得更好。為此，李海做出了長期在此討生活的打算，村子里撂荒的幾十畝土地，干脆租給了鄉人耕種。

對李洪斌而言，他考慮的是如何賺更多的錢。夏天可以幫人裝修或者搞建築，冬天呢？

李洪斌後來找到了冬天可賺錢的門路，到洗浴中心當服務員。

“浪打浪”里的服務生

李洪斌在呼和浩特一個叫“浪打浪”的洗浴中心謀得了一份差事，工種是“服務生”。所謂“服務生”，也就是事無巨細都要幫忙打下手，讓老板和客人都滿意才有錢可賺。

李榮並不反對兒子的選擇。“反正他也不念書，總得找些事做。”

一個事實是，李榮對兒子李洪斌並未刻意進行家教，“農村的孩子都這樣，壞也壞不到哪里去，這麼小的孩子能壞到哪里去？不讀書，當然要幫家里賺錢。”

進入洗浴中心工作之後，可供佐證的事實是，李洪斌開始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他也結交了一些朋友”。

李洪斌結交怎樣的朋友？李家人並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應該是社會上的一些人吧。”李海推測。

李家的男人都長得孔武，17歲的李洪斌也不例外。“他體質很好，很壯實。”李的嬸嬸說。

在洗浴中心干了近半年之後，2007年，李洪斌因盜竊、搶劫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李洪斌出事的消息傳到李家人的耳朵里，“這麼老實巴交的一個孩子……”李家的人驚呆了。

李的小叔李海認為︰“在大城市里，看到花花綠綠的世界，尤其是在洗浴中心這種地方干活，什麼人都有，他應該是受到了誘惑；小孩子自控能力又不太強，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啊！”李海分析說，年輕人想做很多事，但都需要錢，“他肯定是沒錢又被大人教壞拉下水了。”

父母悔不當初

案發時，李洪斌還是未成年人。判刑之後，李被關押在呼和浩特第二監獄服刑。

在農村，李洪斌輟學後幫家里放羊，到呼和浩特謀生後，李海也對兒子采取了“放羊”政策———李榮夫婦悔不當初，但他們太愛這個兒子了。“如果是個壞小子，早就不管他了。”為了方便探監，李榮做出了“定居”呼和浩特的打算，他把在窯營子村的房子賣掉，讓自己斷了回家的路。

在越獄事件發生十多天前，李的母親還曾到監獄探望李洪斌。

決定背井離鄉到呼和浩特謀生的李榮，看似已經認命。他已經多年不干木匠、幫人搞裝修了，他在呼和浩特的某個市場，他做起了賣熟食的行當，“生意還不錯。”

對于兒子李洪斌的越獄行為，他現在只有一個態度︰面對現實———“一個農民，還能做什麼呢？”

采寫︰本報記者上官　銘

高博︰年幼喪母兄妹浪跡

一連好久沒下雨，剛露頭的冬麥田裂開了口子。一個穿迷彩的少年端坐拖拉機前座，對著好幾輛意圖繞上這條鄉間土路的車輛，又是吆喝又是打手勢。少年身後，是正在汩汩抽水澆地的水管。這條路已到了頭。

少年背後，就是高博出生的河北省玉田縣石臼窩高家莊子。跟這個季節的其它河北鄉鎮一樣，秋收已接近尾聲，到處晾曬著一地金黃。

4歲喪母

25日中午，42歲的高猛良(化名)一見院子里有陌生人來，趕緊大聲稱︰“高博他早不住這了，我們都不太了解他的情況了……”而他背後門框上，一個小小的藍色門牌正寫著︰石臼窩鎮高家莊村××號。這是高博通緝令上的身份證地址。

高猛良是高博五叔，也是最小一個叔叔。在高博一家10多年前搬離老家後，高博和他妹妹高雲的戶籍，就落到了五叔高猛良家。高博出事後，不斷有人找上門來打听高博的事，這讓高猛良很鬧心，“我們只想過個安穩日子”。高博自己的家在莊子西邊，並不在這個院內。“現在他家早沒了，地上就剩一個大坑，房子也早沒了”。

高博父親那輩兄弟姊妹8個，其中有五個兒子，高博父親排老二。“五弟兄中，也只有二哥和四哥是讀書出去的”。說起高博，高猛良依然不停地嘆氣︰“這孩子可惜了，小時候挺听話的，學習也好，就不知是啥時候一只腳踩歪了……”

高猛良講，高博的母親也姓高，在家中三姊妹中排老二，父親高猛田在秦皇島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老家石臼窩小學當老師。後來經人介紹，倒插門到他母親家。高博兄妹在莊里出生後，一家人倒也和和樂樂。可好景不長，沒多久，他母親就被檢查出得了乳腺癌，斷斷續續治了兩年多。高博四歲那年，大約是在開春過後的一天，他母親去世了。“當時我正在打米廠打米，一听說就趕緊回了，但人已沒得救了”，“記得當天天很冷，還下著小雨，送葬時，高博小小的個子，戴著長長的白孝布，哭得可傷心了”，五嬸打了個手勢，比畫著當年高博的身高。那一年，高博的妹妹高雲才2歲。

母親去世後，高猛田似乎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其後不久，高博的小姨也患乳腺癌去世。“沒隔兩三年，高博大姨媽也同樣患這個病去世，他母親娘家的三姊妹都沒了”，莊子里一位胖大嬸補充道。

父親再婚

據高家莊人回憶，高博上小學時，有段時間還住在莊子里，後來則隨父親搬到學校去住了。“他父親先是在石臼窩小學、後到石臼窩中學教書，高博和他妹妹都一直跟著他爸”，高猛良稱，高博母親去世後，他們見到高博的時候就挺少了，最近十來年更沒怎麼見過。

“他上小學時，很聰明，很听話，成績都是班上數一數二的，他妹妹成績也好，但總體還趕不上他”，在高猛良夫婦印象里，高博小時候一直是個“好孩子”形象。高博出事後，石臼窩小學一位曾教過他的小學老師，在百度玉田吧留言，對高博的評價是︰老實、好學、上進。

在高博生母死後幾年內，有人又替高猛田介紹了一個當地女子，做高博第一任繼母。“那人腦袋有些毛病”，莊上人講，過了大約兩個多月，高博的第一任繼母就離開了他們家。

在他父親離開石臼窩中學前，又有人替高老師張羅了一門親事，將玉田周邊一離異後帶有一小女孩的另一名女老師于某某介紹進了門。“他爸結婚後不久，兩個人就又一起調進了城里，都到玉田三中教書去了，並在城里重新買了房”，高猛良講，自從他爸爸再婚後，他們兄弟間也基本上斷了來往，萬一有事也是高猛田發個短信過來。對高博，老家人也見得越來越少了。

越獄案發後，高博在玉田一下子成了大名人。一位他昔日的同學在網上留言︰高博學習不錯，籃球玩得也不錯，字很帥，歌唱的好听。玉田另一女性網友回憶18歲的高博︰瘦瘦的、走路腰板挺得特直、聲音略有些沙啞、愛笑、喜歡打籃球。也有人稱，高博第二任繼母對他和妹妹不能容忍，高博父親則對其唯唯喏喏，讀中學時，高博放假也只能借住同學家，經常不回家。有一天深夜，高博回家敲門，他父親硬沒讓他進門。為在城里買房，在老家房屋被賣出後，兄妹倆基本上無家可歸。

高猛良已記不清高博是哪一年輟學的，只記得中學沒讀完。對高博現任繼母，他更不願意做出任何評價，只稱︰盡管他父親在城里有了新房子，這麼些年，高博和他妹妹似乎一天也沒有去住過。玉田三中後勤處一位領導則形容，高博繼母于某某“話多”、“比較能說”，是教地理課的老師，高博父親高猛田則比較文靜、古板、沉默，對工作比較認真負責，二人性格反差很大。這位領導也證實，後來高老師夫婦新買的房子，是用于某某帶過來的女兒名字來登記戶主的。

尸體仍無人認領

25日下午，是星期天。按玉田三中多年的老規矩，學生們都會在這一天下午提前返校，相關老師也會提前返校。但負責後勤伙食采買的高猛田老師，這天依然不見身影。

“已經至少四五天沒見著他了”，一位同樣在學校後勤辦公室負責的老師稱，他家里出這麼大的事，還真擔心他扛不下來，“畢竟是白發人送黑發人”。另一位在學校後勤處的鄭主任則干脆稱，從今年暑假開始，高老師就基本上很少來學校了，“工作上的事，需要交待什麼，也通常就通過發短信作溝通，他家里電話也打不通”。

2003年，高博一個人在內蒙古包頭市口口香飯店打工時，因一名前來就餐的顧客先罵了他，二人發生口角，繼而發展到廝打、持械斗毆，最終將人打死。2004年2月23日，包頭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隨後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判處其死緩，並于同年6月17日送往呼和浩特第二監獄。

“高老師也真不幸，自己年幼時父母雙亡，中年喪妻，晚年又喪子，盡管擔心這件事會影響到學校聲譽，但學校現在基本上默許他休假了”，玉田三中一老師稱，今年暑假學校體檢時，他老婆又查出腎上有毛病，很嚴重，隨後去北京301醫院手術，到現在還躺在醫院里，他一個弟媳婦又得了白血病，也是至今未出院。高博妹妹高雲則外出打工多年，據說在北京從事服務業，“境況也很不好”。

“稚嫩時，母親亡，留下兄妹苦斷腸，難、難、難；成長中，父愛失，嘗飽冷暖無盡長，少、少、少；現如今，人未土，恰似他走無歸處，急、急、急；高莊人，親上親，回歸故里母子逢，盼、盼、盼”，10月23日，玉田網友在網上留言，希望能有人盡早去幫高博收尸，早日回歸故里，甚至有網友還提出了願意贊助一些行程費用，或者建議由高博戶口所在地的村委會前往領回。但截至目前，高博尸體仍還無人前往認領。

采寫︰本報記者楊曉紅

董佳繼︰隨父離鄉18年

董佳繼在大同的家。

壁野荒村里的“軍軍”

煙盒里只剩下4根煙，記者掏出分給對面的4個村民，4人不約而同將煙遞回，“你抽嘛”———眼楮盯著捏空的煙盒，讓給記者。

這就是內蒙古商都縣屯墾隊鎮賈家村純樸的村民。10月24日上午，在大風，卻射著陽光的村口，10余村民圍攏著，聊起最近令他們集體震驚的一樁事———村里出了個殺警越獄的逃犯。

呼市第二監獄4名越獄犯之一的董佳繼，就出生在內蒙古這個不通公路、茫茫壁野中的小村莊。

然而，幾乎沒有人還能記住董佳繼這個名字。“走了快20年，都不記得了。”只在個別人的印象里，還隱隱約約留著個“軍軍”的小名。

“軍軍”在村莊的最後身影，“還不到10歲”，“是個細馬撩挑(方言，指高瘦)的小孩子”、“挺好挺乖的那個娃”———村民們這樣描述。他們介紹，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董佳繼就和爸媽一起舉家遷離，搬到山西省大同市去了。

村口西邊的一塊空地，曾是20年前賈家村小學的舊址。董佳繼在這里讀了兩年小學，“聰明，老實，學習可好了，老師對他也可好，總夸他。”村民馬佔義回憶。

在村民董秀的記憶里，軍軍的爺爺原來是商都縣供銷社主任，父親董鵬讀過高中，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每年春節村民們找董鵬寫春聯，“在村里算得上是個能人。”

董佳繼出生的1982年，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也幾乎從那時起，賈家村開始出現隨後愈演愈烈的搬遷潮———一部分走出村莊的成年人，在感受到外面的熱鬧和精彩後，陸續搬離家鄉貧瘠的土壤。到90年代初，董家也成為這股持續的潮流中的一員。

“村里只要有點本事的都出去了。以前村里有60多戶，現在只有40來戶了，90%的年輕人都走光了。”

賈家村是個靠天吃飯的村莊，近5年連年大旱，靠種小麥、油麥、葫麻等為生的村民，連買種籽、化肥的錢都賠進去了。留在村里的靠國家救濟，一畝地每年補貼200到幾十元不等。遇上收成好的年份，種地也就能解決點口糧。

董家的三間土坯房，如今還矗立在村口西邊。村民說，這片土坯屋在遷離時，董家以500元的價格賣給一個姓王的，後來又被王以300元的價格轉手賣給一戶姓陳的。新主人添了新窗加了紅瓦，扔下房子跑到東甦旗的大草原牧羊去了，房就一直空著沒人住。

“在家是個好娃娃，去了大地方就學壞了。”村民們普遍這樣總結。

小學三年級輟學

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大同。位于南郊城鄉接合部的周家店到處在拆遷，村委會介紹，這里常年聚集著2萬多的外來人口，拆遷將大大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

10月25日，在一片門牆噴著“拆”字的老式雜合院中，記者找到了蝸居在狹小平房中的董鵬。10余平米的空間，除了一張桌子，一台電視，就是一張佔據了三分之一面積的大炕。

獨自一人在家的董鵬表情驚愕，眼臉下的黑色，陳述著他連日來的疲倦和心事。

“事情已經發生了，只能听天由命了。”董鵬沮喪地不停搖著頭。

1991年，在董佳繼8歲時，隨父母來到大同的這間小屋，一住就是18年。那時董鵬32歲。“家鄉太窮了，沒辦法活下去了，要是有一點辦法，誰願意背井離鄉呢？”

18年前的記憶里，周家店也是貧困的郊區，“但總比我們家鄉富裕”。夫婦初到城市後，董鵬四處打零工，幫別人背砂子、水泥之類的，一天能掙20多塊錢。妻子胡淑芳在飯店洗碗，兩人每月掙的錢勉強能夠糊口。胡淑芳原是董鵬在家鄉的村鄰，“一天書都沒念過”。

“如果有一份相對穩定點的工作，孩子今天不會走到這一步。”董鵬總結兒子的今天。

讀過兩年小學的董佳繼，來大同後在周家店附近的新添堡小學繼續讀三年級，但一年後就沒讀了。“當時我和他媽媽也沒時間管他，每天一出門，想的就是怎麼賺錢，一家人要吃要喝，沒心思顧小孩了。”董鵬至今懊悔，但說起那時也是沒有辦法。

輟學後的董佳繼，每天足不出戶，在家帶妹妹。“那時性格可好了，每天給妹妹做飯吃，鄰居都說，你們軍軍真听話，羨慕我這個兒子。”

“孩子懂事早，很體貼人，一塊方便面，掰幾塊分給家人吃，自己不吃。有時在家給妹妹煮飯，飯少了，就讓妹妹先吃，自己吃剩下的。”

董鵬還記得，“有一天，媽媽說，今天米少了，我們將就吃一口，他就非說自己不餓，晚飯不吃了，讓媽媽和妹妹吃。”

14歲那年，軍軍對父親說，想參加工作了。那一年，他找到一家個體店，幫姓郝的老板賣汽車配件。由于干活賣力，郝老板對他相當信任，讓他晚上就住在店里。“在那之前他都是個好孩子。”

16歲的江湖

到16歲那年，董佳繼離開了郝老板的汽車配件店，混跡于社會。那時，董鵬隱隱約約感覺到，兒子經常和一群社會上的孩子來往密切。

“這些孩子大部分和軍軍一樣，都是從外地來的，有河北的，有山東的，有內蒙的。年齡也差不多，相差個一兩歲，就是這段時間學壞了。”

但疲于生存的董鵬，無暇顧及自己的孩子。兒子開始夜不歸宿，對一家4口擠住在一張大炕上的董鵬來說，雖然為兒子擔心，但沒有兒子的夜晚，家里的坑上還是寬松了許多。慢慢也就習以為常了，直至後來兒子一年只回家三四次，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且董鵬愈發感覺到，軍軍平日對父母、妹妹的那種體貼、義氣，漸漸移植到他周圍的伙伴身上，用董鵬的話說，“太江湖了”，“寧可自己吃虧，也要為朋友兩脅插刀”。有一次，軍軍的一個朋友，要回河北老家，手里沒錢了，軍軍就回家向董鵬硬拿了300元錢。“自己沒錢，也要為朋友著想。”

董鵬後來知道，兒子成了他們那個團伙的“頭”，團伙有七八個孩子。也漸漸知道了他們暗地里偷自行車、偷摩托車，“有時一輛摩托車30、20塊就賣了，有的賣不了就扔了，怕暴露。”

1999年，董佳繼第一次被抓時，虛歲18歲，罪名是盜竊，贓物有10多輛摩托車，和數量不詳的自行車。同年4月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3年，2002年2月8日刑滿釋放。

“又進去了”

董佳繼被關在大同洛陣營看所守所時，父親曾去看過他。兒子安慰父親︰“我已經知道做錯了，你們也不用太過悲傷，我出來後一定好好表現。”管教干部也說，董佳繼在里面干活老實，不怕苦不怕累，改造得挺好。

2002年春節，董鵬吃了難忘的一頓年飯。春節前兒子提前2個月釋放，“我又愧疚又高興，想盡一切辦法給他買好吃的，和他過這個年。”

春節後，董佳繼在家呆了一個星期，又開始無所事事。偏巧那時，董鵬也一直沒找到事做，父子倆呆在家中，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又為生計發愁了。兒子說，我這麼大了，呆在家里沒多大意思，還是出去找事做吧。董鵬說，行，要走正道。

軍軍走後幾乎再也沒回家。直到2003年底，董鵬知道兒子“又進去了”，這次是關進了內蒙古豐鎮市的看守所。

周家店一個和董佳繼相熟的人回憶，董剛出來時，說過不想再干(偷盜)了，想去做生意，“但一沒本錢，二沒本事，不走老路還能干什麼？”

公安部門透露，董佳繼刑滿釋放不久，2002年至2003年期間又先後在大同、涼城、集寧盜竊20起，搶劫3起，涉案金額約35萬元。2003年12月20日，烏蘭察布盟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翌年5月8日，董佳繼被投送呼和浩特第二監獄關押。

女友和妹妹

董鵬最後一次見到兒子，是今年9月1日，董佳繼的妹妹考上了呼和浩特的一所大學，他和女兒一起到來呼市第二監獄。

妹妹上大學，董佳繼表現得很高興，但父親說，他可能心里多少會有些不平衡，想想妹妹再看看自己，難免有失落。

僅過了一個多月，兒子越獄的事就發生了，董鵬深覺意外，“最後一次看他時，他還安慰我，自己會好好改造，爭取早一年出來，當時怎麼一點征兆都沒有？”

董鵬猜，軍軍也許是想他的女朋友。2003年左右，軍軍第一次從看所守出來後，曾往家里領過一個女朋友。“來了兩次，是山西本地人，對軍軍相當好，那女孩也不是在外面混的，是好人家的孩子。”兒子再次進監後，父親就再沒見過他女朋友了。

出事前最後一段時間，董鵬說，已經很久沒給家打電話的兒子，電話特別勤，而且一打電話就是要錢，每次一千、八百的，不知他要那麼多錢干什麼。

這幾天，母親胡淑芳每天一回到家里，飯也不吃，躺在炕上睡，還偷偷地抹眼淚。

考上大學的女兒，目前是這個家庭惟一能跳出悲傷的話題。但一聊開話題，為女兒讀大學，向親戚朋友借的近2萬的外債，又成了家庭的一塊心病。

“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這次跑出來。”董鵬說，兒子如果不跑，頂多10年就會出來，那時也才30多歲，還有很長的路。

在大同住了18年、每月花250元租的房子很快將面臨著拆遷。董鵬說，即使不是拆遷，出了這事後，夫妻倆也不會再在這里住下去了，“不想在山西再呆了，也無臉再回家，下一步可能會到包頭吧。”

采寫︰本報記者佔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