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的GDP遠高于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無論是日本政府、中國政府，還是西方的觀察家，都認為日本明顯強于中國。 6月19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按照目前趨勢，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將在今年或明年超過日本。對全體中國人來說，這無疑是值得高興的消息，然而，中國近現代史也告訴我們，如果國富而兵不強，即使GDP排名靠前也會挨打。 1．康乾盛世:中國GDP世界第一 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預測:中國可能在2015年恢復其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地位，到2030年，中國佔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1／3。 麥迪森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他的多部著作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他為了盡量減少匯率和通貨膨脹等因素對統計真實的經濟規模的影響，采取了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式，並創造出“1990年國際元”作為衡量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單位。下文引用的數據，除了特別注明的，都來自他的研究成果。 按照麥迪森的說法，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在經濟上的表現相當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從22．3％增長到32．9％。與此同時，中國人口從佔世界總量的22．9％增長到36．6％。 但是，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並擴展到法美等國，而中國仍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時代，經濟呈現出粗放型增長。 2．1895年，中國經濟總量被美國超越 我們經常說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來經濟史學家提供的數據，近代中國其實一直是個經濟大國。《大國的興衰》引用經濟史學者貝羅克的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 麥迪森也認為:“中國在之前近兩千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它的這個位置被美國所取代。”他認為，中國GDP被美國超過的確切時間，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 從1840年開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卻在對外戰爭中連續失敗，領土日益縮小，國際影響力日趨低落。中國喪失了約12％的國土。無論從任何意義上，晚清的中國都不是一個強國，而是一個屢遭侵略、屢屢割地賠款的弱國，還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國家。 3．朝鮮戰爭後才被稱為強國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國聯軍侵華、庚子賠款和日俄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戰爭的破壞之後，中國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經歷了多年戰亂的破壞之後，中國的GDP仍然僅次于美國、甦聯、英國、德國，居世界第五位。可見，在民國時期，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大國。然而，當時的列強並沒把中國看作大國。 1919年，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列強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根本無視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合理要求。20世紀20年代，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寫文章夸耀中國“地大物博”，魯迅先生就一針見血地寫道，倘是獅子，夸說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頭豬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二戰中，為打敗日本法西斯，中國犧牲巨大。二戰後，中國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認為大國，但此時甦聯仍能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的《中甦友好同盟條約》。只有在朝鮮戰爭之後，中國才真正被國際社會看作大國。學術界也是如此，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中國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都不被看作大國（Great powers，也有人翻譯成“強國”），直到1950年以後才重新被視為大國。 4．既看經濟總量，也要看經濟結構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什麼與中國的GDP排名相去甚遠？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僅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則與中國當時的GDP結構與其他大國迥異有關。 近代，大國地位是靠戰爭來確立的。而和戰爭關系最密切的經濟部門是工業和交通運輸。《大國的興衰》一書認為:經濟總量本身並無太大意義，“數億農民的物質產量可以使500萬工人的產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們生產的大部分都被消費了，所以遠不可能形成剩余財富或決定性的軍事打擊力量。英國在1850年是強大的，它強就強在擁有現代的、創造財富的工業和由此產生的一切利益”。 根據《大國的興衰》一書的計算，1860年，英國的生鐵產量佔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產量佔世界的50％，其現代工業的生產能力相當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業化水平是中國的15倍。 1820年，中國的GDP約為英國的7倍，卻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1870年中國的GDP仍是英國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總和，卻沒能阻止英法聯軍在1860年火燒圓明園。 1884～1885年，中國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此時中國的GDP是法國的2倍多。1890年，中國的GDP約為日本的5倍，但中國軍隊卻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 清朝不僅缺乏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而且其GDP中有相當高的份額是皇家園林及貯藏其中的價值連城的藝術品。圓明園、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等皇家園林中的無數珍寶，就是清朝統治者把本可投資于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奢侈活動的活標本。這些財富不僅沒有成為清朝抵抗侵略的戰爭資源，反而讓清朝統治者更容易對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後沒能把對日戰爭堅持到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日寇打進北京城，讓她心愛的頤和園重蹈圓明園毀于一炬的覆轍。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的GDP仍高于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無論是日本政府、中國政府，還是西方的觀察家，都認為日本明顯強于中國，這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力量和日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抗戰初期，中國也確實喪師失地。 5．鐵路運輸對戰爭影響重大 中國經濟結構的逐步優化，為中國擺脫弱國地位奠定了物質基礎。我們先來比較一下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這三次戰爭中，國內能否生產出足夠的軍需品，並把這些軍需品及時運送到前線，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甲午戰爭之前的1890年，中國現代制造業僅佔GDP的0．1％，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也僅佔0．5％，武器嚴重依賴進口，這種極其落後的經濟結構是中國節節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1890年中國鐵路的營業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已達2349公里。 全面抗戰開始前的1933年，中國現代制造業增長到2．5％，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佔4％。1930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增長到13411公里，此時的日本為21593公里，中日差距已明顯縮小，這是中國政府能夠在抗日戰爭中及時向前線調動軍隊，向後方疏散工業和高校的物質基礎。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1952年，中國現代制造業達到4．3％，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佔到7．1％，這是中國政府能基本保障志願軍在朝鮮前線的後勤供應，並在戰爭期間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物質基礎。 6．先進的生產力比GDP更重要 1950年，中國的GDP比1913年減少了約1％，僅僅是美國的18％。此時，中國的GDP僅佔世界總量的4．5％，加上支持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甦聯和東歐國家，也僅佔17．6％，而在朝鮮參戰的美國加上其西歐盟國和日本，GDP總量高達世界的59．9％。中國卻能在朝鮮戰場上和打著“聯合國軍”旗號的美國及其盟國打成平手，簽署停戰協定，有人認為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高于晚清和民國。 1962年，為反擊印度對中國西藏和新疆邊界地區的蠶食，中國軍隊進行了自衛反擊戰。根據麥迪森的統計，1962年中國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約30％，而且中國GDP在1960年和1961年因自然災害和“大躍進”中的政策失誤而大幅下降。但是戰場形勢卻是明顯的一邊倒，印度軍隊不堪一擊，被當時的英國報紙形容為“刀子割黃油”。 1978年，中國GDP總量佔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國時代的排名都靠後，但擁有尖端國防科技的中國，國際地位顯然大大提高了——中國是當時世界的“大三角”之一。 總之，從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GDP總量，還是GDP在世界上的排名與份額，都不一定能反映經濟發展水平，更難反映中國國際地位。GDP統計，只是國力對比中的一個狹窄方面。是否擁有先進的生產力，具有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 |  | | | | | | 
摄影：#6
【七绝】海归
朝霞染水一池金，海外归鸥顾盼临。
纸醉金迷非福地，三千弱水也淹人。
| | | 真水︰絕望後的平靜 -- 也感于涂博士自殺 | | | 2009年10月27日 [五 味 齋] | | | 自殺通常意味著絕望 -- 徹底的，痛徹肺腑的，萬劫不復的絕望。 涂博士是當數這絕望者之列的，因何絕望也清清楚楚地陳述在遺書里 -- 為了學術界的殘酷，無信，無情。至少這是主因，其他次因，因無文字憑證，自然不得而知。 不管有千條理由萬般借口，為了那些“理由”或“借口”結束自己的生命便未免幼稚了些。 我們既然“毫無選擇”地來到了這個世界，就應該“毫無選擇”地活下去直至自然死亡。任何的半途而廢都是錯誤的。 余秋雨在行者無疆一書中寫到西班牙南部的一個巨大宮苑--阿汗拉布拉宮。西班牙人收復被摩爾人幾百年前奪去的失地時，摩爾王朝被包圍，並且包圍圈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格拉納達一座孤城，而最後的這場包圍戰竟然持續了兩百多年。 規模宏大，精雕細琢的阿汗拉布拉宮就是在這最後的兩百多年由被包圍中的摩爾人修建起來的。 “絕望中的平靜是美麗的。阿汗拉布拉宮，就是在絕望的平靜中的精雕細刻。因此，他的一切講究都不是為了傳代，更不是為了炫耀，而是進入了一種無實利目的的境界。” “最準確的比喻應該是死前細狀。知道死期已近，卻還有一點時間，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聰目明，于是就細細裝扮起來。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觀者，一切只給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思不苟地投射其間。” 如果涂博士在絕望的時候，有了摩爾人在面臨一切即將終了的時候建造美麗宮殿的態度，那麼他一定會放棄那一跳。 人生幾十年，死亡是必然結局。應該說，在每個人心底的某個地方，都埋著對這個必然的隱隱的悲觀和絕望，只是大多被日常的瑣碎忙碌淹沒而不能或是不願正視。 前兩天看見一個網有寫道“臨死前那一秒你在想什麼?”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應該閉上眼楮仔細想想，你想的會是什麼，是政治嗎？是權力嗎？是金錢嗎？是美貌嗎？是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嗎？恐怕全都不是。 可能是自己一生的總結和評價，可能是對未竟事業的些許遺憾，可能是對至親的牽掛和不舍。。。 冷靜正視它，有助于端正我們對于活著的態度。這就是“絕望後的平靜”。 那個終點就在眼底，可是在到達終點之前，平靜地最大限度地做好每一件事。途中的名和利都只是暫迷人 眼的繁花。 所以好好地做人吧，好好地工作吧，好好地生活吧，好好地對待親人，朋友和一切需要你幫助的人吧。 我們一邊看著那個必然的終點,一邊精心地生活，快樂平靜地向它走去。 當什麼都不為了時候，活著也就進入了無實利目的的境界。這種人生境界，“純淨如山間清煙，雪原散弦”。 老舍自殺之謎 誰是批鬥他的幕後元凶？(圖)
中華網
一代文壇巨匠老舍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而悄然自沈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沈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究竟發生了些什麽？當事人各種自相矛盾的敘述，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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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憂慮，但仍積極參加“文革”
在那樣一個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政治背景下，老舍爲什麽還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來單位上班，參加北京市文聯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譜記載，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醫院進行檢查與治療。
8月初，應該是住院檢查期間，老舍與老友臧克家通過一次電話，他聲音低顫地說：“我這些天，身體不好。氣管的一個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從醫生的命令，我煙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傳部部長告訴我不要去學習了，在家休養休養。前些天，我去參加一個批判會，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這透露出，老舍不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還親臨現場出席了批判會。
據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談老舍之死》中的敘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與舒乙、舒雨兄妹倆“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他說：歐洲曆史上的‘文化革命 ’，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爲嚴重的。他說：我不會把小瓶小罐和字畫收起來，它們不是革命的對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對象。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麽大的權力？他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說到這裏，他說了兩個在前幾次運動中由于不堪汙辱而一頭紮進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邊工作過的曹菲亞的“記憶”裏，老舍“八二三”到文聯時，“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喽，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
紅衛兵揪鬥老舍，侯文正是關鍵人物
關于老舍到北京市文聯的時間、方式、衣著與行爲的敘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樣，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齊，我也穿得很整齊。”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專車接來文聯的。“一件淺色襯衣，外面一件中山裝。”
柯興：老舍是上午來的文聯。“‘八二三’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獨自坐著……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機不拉他了。我問他吃飯沒有，他搖頭。我就去問他的司機，爲什麽不拉他回家吃飯。司機說今天罷工了。我就把他帶到文聯對過的晉風削面館，給他買了二兩刀削面，他沒有吃完，一句話也不說，看上去很苦悶。 ”
那麽，紅衛兵是怎麽來到北京市文聯的？
端木蕻良：“室內正在認真開會，忽聽窗外人聲鼎沸，隨著便有造反派闖入，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排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挂塊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後兩個被點名叫出去的。”
浩然：“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訪時，也說當時是“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後面用皮帶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確到過北京市文聯。”午飯前，看到文聯院裏有好多人，聽說是抓蕭軍。“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蕭軍本人，但等了約摸三五分鍾，也沒有看到抓蕭軍出來，就離開文聯返校(北大)了。”
“當天批鬥老舍和其他人是我離開文聯後發生的事，因此並不知道。”
誰是批鬥老舍的幕後元凶
浩然和楊沫曾分別發表文章，明確指認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電話調紅衛兵到文聯造反；把老舍從人群中揪出來；親自批鬥老舍，問他掙多少錢；老舍被從孔廟拉回文聯以後，已是晚7點多鍾，但侯文正依然不讓大家走，對老舍進行了新一輪的批鬥。侯文正卻鄭重聲明，他們所指責的這些活動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黨和核查“三種人”的過程中，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調查了17個月之久。最後，在做出的審查結論材料中，認爲“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幾件極“左”行動偶然發生在一天的巧合。“通過調查了解未發現一個總的負責人。”可以說，對侯文正的揭發最後是以組織結論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蕭軍的女兒蕭耘，從父親留下的兩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分析判斷，“認爲‘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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