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Age 大师 Karunesh 一首笛乐【Morning Glory】 / xiaoxiaowen/wenxuec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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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何以人才辈出 吕文浩
讨论老清华的人文学术史的人一般都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谈起的。 这当然是很对的。在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的人文学术研 究大体是零星的、浅陋的，在学术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国学研究院 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才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树 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
每每想起国学研究院，我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和大 多数人一样，我羡慕那时师生热心向学的氛围，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 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好景不常”的缘故，我 常常惋惜其未能“尽善尽美”。研究院一直是在校内的重重矛盾下发 展的，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后来研究院 的规模大体上是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 超因多病不能常川住院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盛况大 不如前。想起梁启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 重镇无疑”，言犹在耳，国学研究院没过几年就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怎能不令人叹惋！
人生活在一个布满着种种现实利益冲突的世界上，不可能事事 “尽如人意”。以这种眼光来看，过分地停留在惋惜上似乎也不必要。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若昙花一现，但确有足观者在。它只存在了4年（ 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 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 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记得 在1995年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呼吁总 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验，颇有反响。当此母校 9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应约执笔撰写此文，以国学研究院为例略述老 清华人才培养经验之一斑，想必也是读者诸君所乐于一读的。
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本身素质好。“玉不琢， 不成器”，但前提是你琢的是一块玉，而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如果 琢的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任你如何用心雕琢，也成不了一块器。维持 教育品质的第一个因素是提高生源质量。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以服务 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 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所以能够很快进入 状态，加以名师点拨，很快便脱颖而出。国学研究院的学制只有1年， 但如题目较难，可以申请延续1年或2年。实际的情况是有近一半的人 延长了学习期限，多数是延长1年，也有极少数延长两年的。读过研究 生的人都明白，我们现在上3年研究生时常还觉得时间很紧，1年学制 是很短的，根本不容许你在这一年时间内打基础。国学研究院要求学 生入学两星期内确定论文题目，以自己研究为主，有问题可以向导师 请教。研究院给学生安排的是必修4门普通演讲课，定期和导师见面， 向导师请益。
研究院起初打算不办学术刊物，理由是：（1）杂志按期出版，内 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 （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1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 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于丛书，短篇可刊于周刊及 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也许是由于不 少学生有意于延长学习期限，他们主办了《实学》月刊，不少学生还 参加了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杂志的编辑和撰述工作，在研究院创 办的《国学论丛》季刊上，学生们也屡有著述发表。这些丰厚的学术 成果充分说明，研究院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研究能力非同一般。
清华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识 英才，物色到一批货真价实的大师或一线学人，为清华人文学科开了 一个好头。研究院章程中对教授（即导师）和讲师的要求是：
（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 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
（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 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 主要著作还没有产生，也被校方延揽到校。他们4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 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而只有在学术的最前沿打过胜仗的才配 得上称大师。任研究院讲师的先后有李济、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 时的绩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 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 应聘。
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 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 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 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 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 问属于新的领域，常使学生们感到听讲十分费力。姜亮夫在回忆里说， 听陈寅恪的课很吃力，非常苦恼，认真记笔记，课后和同学对笔记， 再加上看书，大约能懂1／3左右。在钻研过程中感到在方法上很有收 获。他坦言，他自己是以旧的为基础，对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 姜亮夫的情况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学生们以王国维和梁启超为导 师的居多。研究院的学生中学术境界达到或超过导师的大概还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但是，从游于大师或一线学者门下，即便不能 得心应手地运用其所指示的路径，至少打开了视野，能明了自己所处 的位置，在题目的选择和方法上得到启迪，也是很值得的。研究院的 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 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 有所获。从4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办法应该说是成功的。
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主 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 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 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 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上海青幫三大亨︰
杜月笙逃港 黃金榮掃街到病死
新世紀周刊
民國時，三鑫公司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鴉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分別是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黃金榮、軍界上下通透的張嘯林和精明的幫會生意人杜月笙，這三人便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青幫三大亨。
三大亨合組大公司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灘公館馬路(今金陵東路)上的惟祥里掛牌成立，黑白通吃的黃金榮是這個公司的核心，不久後，頭腦靈活的杜月笙任經理，軍界人脈頗廣的張嘯林當副經理。
51歲的黃金榮作為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長，不僅是黑社會的保護傘，本身就操控著龐大的黑社會。作為上海灘龐大幫會集團青幫的幫主，門徒超千人。幾年後，在上海開辦證券物品交易所“恆泰號”失利的蔣志清(蔣介石當時的學名)為了自保，拜到了黃金榮的門下，全憑黃的幾句話，減免了所有債務。
張嘯林這一年41歲，是蔣中正的同鄉，曾在杭州入武備學堂，結識了一幫後來的北閥軍人，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張載陽，後來成了浙江省省長。江浙及上海一帶的軍閥、警察中還有一些北洋時期的軍閥都是他的朋友。對張嘯林的生意常有“關照”的有松滬護軍使何豐林、淞滬警察廳主任秘書劉春圃、鎮守使署秘書長江干廷、緝私營統領俞葉封等。
其年，在上海灘上地位日重的，還有一位32歲的男子，名叫杜月生。他頭腦比黃張二人都要靈活，他的人生哲學中有“三碗面”︰情面、場面和體面。他為人活絡，仗義疏財，人氣極旺。他交結之廣，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引《周禮太司樂疏》中的“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勸其改名為杜鏞，號月笙。從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三鑫公司有了這樣的核心構成，提運鴉片就像做正當生意一樣自如。當時公司氣勢之大，其一年的利潤相當于北京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每到逢年過節，三鑫公司都會有一份長長的賄賂名單，其中有法國總領事，也有袁世凱大總統的兒子，從天津跑到上海來闖碼頭的袁克文。
張嘯林變節被除
三鑫公司成立後，黃張杜三人有過長達10年的蜜月期。作為黃金榮的左右手，杜張二人曾經結拜情若兄弟。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上，兩家院子專門開邊門便于來往，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善還認張嘯林做“干爹”。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進逼之時，蔣介石給杜月笙發過電報，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敵。黃金榮這一年70歲，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證不再出頭露面，杜奉了蔣命11月即避至香港，與戴笠合作，鋤奸抗日。
偌大個上海灘就留給了張嘯林，他的門徒們組織了“新亞和平促進會”，倒賣糧棉軍火和藥品資敵，大發國難財。1939年張竟然出面籌建偽浙江省政府，躊躇滿志地欲出任偽省長。1940年8月11日，張嘯林從汪精衛偽政權和日本特務機關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長”的委任狀。不過，8月15日，上海《申報》便刊出了“昨華格臬路血案，張嘯林遭槍殺”的標題，戴笠除奸成功。
杜月笙逃去香港
與張嘯林不同，杜月笙和黃金榮都與國民政府和中共地下黨有過來往。
1920年代初，共產黨還沒成立，一部分進步青年要到歐洲去探求真理，毛澤東找章士釗借錢，章就找到杜並說明來意。而杜出于多個朋友多條路的考慮，就借了這筆錢。
1926年，杜月笙又接觸到陳獨秀和上海工運領袖汪壽華。他還曾經問過汪壽華，如果跟了共產黨，是不是還能讓他繼續販鴉片？但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決意屠殺共產黨時，杜月笙在其授意下，把汪壽華騙出來，打手們一擁而上將其殺害，杜月笙開始執行蔣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殺令。
22年過去，中國共產黨把蔣介石趕走了，杜月笙開始害怕起來，盡管他與負責上海地下黨工作的潘漢年素有來往，也向八路軍捐過款，但還是不敢留在上海。他離開上海時，曾保證不與中共作對。事實上，他也要求能夠自由來往于滬港之間的弟子們，與新政府合作。在香港期間，杜月笙對中共采取合作態度，在把香港中國銀行收歸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購買了新中國的公債，幫新中國從香港轉運物資。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態度。
蔣介石也派人勸他去台灣，但由于顛簸與驚恐，真的害起病來，他只得選擇留在香港觀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晚年曾批評過蔣介石在國內的大肆斂財和發金圓券——他本人作為資本家就深受其害。
在杜月笙遠走香港後，直接參與殺害汪壽華的凶手馬祥生、葉焯山被人民政權正法，61歲的杜月笙因此驚得不輕，病情加重，1951年在香港撒手人寰。
黃金榮的掃街生涯
82歲的黃金榮沒有離開上海，這與他認識共產黨方面的楊虎和潘漢年有關，更與中共對于幫會的政策有關。對于黃杜這樣有影響力的人物，劉少奇的看法是“觀察一個時期再說”，周恩來認為要“努力使上海不亂”，上海不亂對穩定全國大局和恢復經濟至關重要。
黃金榮交出幫會名單後，也保證過听新政府的話，而上海市市長陳毅也兌現了承諾，對他不抓不殺。政府官員還召見過黃金榮，要求他寫份悔過書，向人民交代和認罪。1951年，5月20日《黃金榮自白書》在上海《新聞報》和《文匯報》登出後，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們振臂高呼要懲治他，但在政府的保護下，他還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樂，當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門前掃大街，這里曾是他親手經營的燈紅酒綠之地。
黃金榮掃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畢竟已是84歲的人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會把他怎麼樣，掃大街很快就結束了。1953年，黃金榮離開人世時，已經8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