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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群》飞呀飞,飞翔在黄昏的天上/ 反恐戰爭與文明的沖突 -- 從德州屠殺事件談起
發佈時間: 11/8/2009 3:55:58 AM 被閲覽數: 19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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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群》飞呀飞,飞翔在黄昏的天上 /BBsBB/wenxuecity

     








《鹤      群》


拉·甘姆查托夫  作    词
扬·弗伦凯尔    作    曲
薛      范      译    配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军人,没有归来,从流血的战场,
他们并不是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白鹤飞翔。

他们从遥远战争年代飞来,把声声叫唤送来耳旁。
因为这样,我们才常常仰望,默默地思念,望着远方。

疲倦的鹤群飞呀飞在天上,飞翔在黄昏,暮霭苍茫;
在那队列中有个小小空档,也许是为我留的地方。

也总有一天我将随着鹤群, 也飞翔在这黄昏时光。
我在云端像鹤群一样长鸣,呼唤你们,那往事不能忘。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军人,没有归来,从流血的战场,
他们并不是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白鹤飞翔。



这是一首前苏联歌曲,是一首堪称战争年代阵亡将士的安魂曲。但这安魂曲不是森严的,而是抒情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人们的感恩之情和永恒的纪念。阵亡的将士们——他们变成了白鹤飞翔……

1969年,离开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已经多年,人们早已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生产劳动、和心爱的人一起唱歌跳舞、对未来满怀希望。

那一年,著名作曲家扬•弗伦凯尔根据一首诗歌创作了歌曲《鹤群》,表达对于战争中阵亡将士的怀念。

歌中唱到:“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军人,从流血的战场没有归来,他们并不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仙鹤飞翔。

也许有一天我将追随鹤群,呼唤你们,那往事不能忘”。深沉忧伤的曲调,优美婉转,悠长绵远,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房,随即广为流传。

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经过,作曲家这样写道:“有一回,别尔涅斯(前苏联著名影星和歌星)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念了一首诗,

那是拉苏尔•嘎穆扎托夫(1923——,著名的达吉斯坦族诗人,前苏联国家文艺奖金和列宁文艺奖金获得者)的作品,登载在《新世界》杂志上。

别尔涅斯要我为这首诗谱曲,我写了好久,歌曲还是没有搞出来。我感到苦恼,一直在考虑。终于想出用无词吟唱引出后面的歌声,用音乐语言表达我所感受和理解的诗的形象和情绪。

我立即打电话把别尔涅斯叫来,我和小女儿弹着吉它唱了《鹤群》。别尔涅斯听完了大叫起来,开始逐字逐句认真学唱,当时他正抱病在身。”

《鹤群》第一次演唱是在《共青团真理报》举办的战场老兵的传统见面会上。当时科涅夫元帅和其他苏军高官也在场。

一曲终了,场内久久一片寂静,而后科涅夫元帅含着眼泪紧紧拥抱演唱者别尔涅斯,连声说:“谢谢!谢谢!”。

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无论从歌词、从旋律。在悄声吟唱中,在和声小调忧郁伤感的音乐色彩中,每一个乐句,随着歌词语言的变化,呼唤着亡灵,追忆着往事,从心底里唱出:“我在云端像鹤群一样长鸣,呼唤你们,那往事不能忘”,谁听了,不打动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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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戰爭與文明的沖突

-- 從德州屠殺事件談起

昭君

2009-11-07

昨天發生的德州Fort Hood 軍人醫院屠殺事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細節曝光。目前知道的是,約旦裔,生于佛州,畢業于V Tech生理及心理專業, 在這個軍人醫院擔任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少校軍醫哈桑,突然開槍射擊,導致13死,29傷,自己也身受重傷,目前在醫院接受治療。據說他在讀書時就曾經有過心理困擾,為此接受過咨詢;在服役和醫院工作期間,也常因為自己的穆斯林背景而遭受同事的取笑;但最直接的屠殺誘因,可能還是他本月底即將被派往伊拉克這個事情。據說他曾經進行抗爭,不願意被派到可能對自己的族裔進行殘殺的戰場,但反抗無果。這是否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得而知,但我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現在就預言此事對在美的穆斯林,尤其是在軍隊的穆斯林的處境會有什麼影響,可能尚早。但直覺地感到,這件事對本來就已經十分脆弱的種族關系會有負面的影響。9/11 以後曾經有段時間,穆斯林在美國猶如過街老鼠,被人們本能地視為“恐怖分子”的一部份。許多和恐怖組織毫不搭界的穆斯林和宗教組織,僅僅因為他們的宗教和種族背景,一直被媒體和大眾視為“異類”,加以防備甚至無端的騷擾調查。不可否認,在穆斯林這個群體中的確有許多極端宗教分子,在理念和行動上支持幫助基地組織和他們的恐怖行為。據說哈桑就曾經在網上發布過激烈的種族言論(但現在尚未證實)。當然,這樣濫殺無辜的行為絕對不值得稱道,但我們在譴責他的同時,是否也應該看到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呢?本文就想從這個悲劇事件出發,談一探反恐戰爭和文明的沖突這兩個“大話題”。

伊拉克戰爭打了八九年,其公開的目的早已從當初的“反恐”演變成了後來的“趕走獨裁者,解放伊拉克人民”。不管這樣的變化本身是否是欺上(UN)瞞下(美國民眾)的“偷換概念”,這最後拿來蓋臉的戰爭理由本身就是牽強附會的拉起虎皮做大旗。且不說趕走獨裁者是本國人民自己的事情(當然你可以說,既然是獨裁統治,被統治者怎麼可能有力量趕走統治者呢?不靠外界的“民主”力量怎麼可能呢?),就算你一個外來者要“解放”人家,也要問問人家願意不願意呀。就算伊拉克人民當初是歡迎美國大兵來解救他們于水火,恐怕也沒指望他們一待就是八九年吧?不管你怎麼標榜自己在那里是為了維持“和平”,你真刀真槍的在一個獨立國家地盤上的存在是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問問伊拉克人民,有多少真的把美國人看成是解放者,又有多少把他們看成是侵略者?為什麼有那麼多過去的“良民”,不惜自己的生命代價,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地下反抗者”的行列?他們的行為,和二戰中法國游擊隊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嗎?我這里當然不是把美軍和二戰期間的德軍比較,但從被佔領國的人民的角度來看,兩者似乎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僅僅因為美國把這場戰爭貼上“反恐”,“正義”的標簽,就能夠把他們打入“恐怖分子”的地獄嗎?

Don't get me wrong, 我絕對不是在為制造9/11 等恐怖事件的本拉登之流辯護(話說回來,在阿富汗的反恐也反了八九年了,這始作俑者還沒影子呢,這本身不就是很諷刺嗎)。但即便是開始正義的戰爭,也很可能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變質,更不用說伊拉克戰爭這種從一開始就名不正言不順的戰爭了。而且,和以往美國卷入的一些戰爭,比如二戰,越戰,和韓戰不同的是,反恐戰爭涉及到兩個宗教體系之間的沖突,也因此,在意識形態的沖突之上,又增加了“文明的沖突”這個復雜的因素。

亨庭頓在那本影響極大的著作“文明的沖突”中這樣寫道︰,“普世文明”一詞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 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 然而,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人共有這種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萬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遠不是普遍的文化“。 他指出,”西方消費模式和大眾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 並不是他們所代表的“普世價值”在全球得到認同的標志,因為, “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名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樂,听著搖滾樂,但他們卻可能在向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一架美國飛機”。正如美國人在7 -80 年代大量消費著來自日本的汽車,電器和其他商品,卻並沒有變得日本化一樣。在闡述為什麼盡管全球化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趨勢,但卻不會帶來真正的“全球化文明”的時候,他這樣說道︰“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有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 而這,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真正發生的。如果說過去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幾大宗教在全球處于比較平衡的勢均力敵的狀態的話,最近十幾年伊斯蘭教在全球的發展卻加速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對立。從人口上看,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計佔世界人口的269%,1980 年是30%,目前佔33%;穆斯林從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而三十年後的今天已經佔全球人口的23(印度教為第三位,佔14%)。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力量的對立,是否和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的推廣有什麼內在的關聯呢? 反恐戰爭,是否會真的像一些人預見的那樣,漸漸地向“宗教戰爭”或者“聖戰”的方向發展呢?而一旦陷入這個怪圈,這場戰爭就成為了不可贏的戰爭。

在這里我無意為某種宗教辯護。說實話,對于這兩種宗教我都了解得不多(相對來說可能對基督教要多一些),也沒有太強的傾向性。這里只是就事論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一些媒體都把伊斯蘭教描述成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宗教。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可以為那些極端的恐怖行為提供“意識形態”上的解釋,並為反恐找到理論根據。但我們要看到的是,這些極端的理念並不見得是伊斯蘭教的主流; 而伊斯蘭教作為一個宗教,並不見得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攻擊性。說到底,基督教也並不是一個那麼和平的宗教,尤其是當基督教作為一個組織受到其他文明的威脅的時候。過去的十字軍東征,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的黑暗統治,都是證明。

不可否認,任何宗教都是排外的。但我覺得基督教在這點上似乎尤其突出。以前就這個問題和這里的另外一個博主幕容青草有過很多討論,這里一起貼出來,作為一個不是語的結語。

一家之言,歡迎討論。

 

萬維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思考

2009/11/07 

邱震海


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柏林墙倒塌20年了。20年前的这个夏天,当许多东德难民涌入西德使馆,从而导致一场势不可挡的难民大潮的时候,身在中国的我们,每天就像看一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一样,关注着遥远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的中国,也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10月1日,当前东德党的首脑克伦茨到北京参加建国40周年庆典时,据说还曾向中国面讨“中国方案”(chinesische Loesung)的机宜。但几乎就在同时,到东德参加东德建国40周年国庆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在东柏林向前东德领导人发出了“谁最后参加改革,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Wer zu spaet kommt, den bestraft das Leben)的呼吁。

  一个多月后,长达28年横亘于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终于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不但成为东德难民大量涌入西德的,而且也成为东西德统一的前兆,尤其是成为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亡、冷战结束的的先兆。又过了一个多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枪杀,更成为这段历史中除了苏联消亡之外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过去两百年:暴力还是蚕食?

  20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可以从许多视角回首和审视这段历史。依然抱有极左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们,可以从中反思东欧为什么会消亡,其间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具有自由派思维和情结的人们,可以再次“欢呼”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胜利。

  但若纵观过去两百年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探索和付出的代价,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融合的进程中,产生另一层思索。

  在过去两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两者虽水火不容,但其实却各自反映了对人类不同的精神贡献:前者主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乃至贪婪,而后者则着眼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以某种形式如影随形。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马克思和拉萨尔两个派别,前者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后者则主张融入资本主义议会体制,蚕食般地将社会主义理念架构到资本主义体制中去。

 今天回首看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分歧,拉萨尔的部分理念已透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体现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之中;但在当年,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包括议会体制)尚不完善,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选项之一,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暴力革命派,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胜利和后来一大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模式灭亡:历史的必然

  从理论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相距社会主义真正的理念已经甚远。除了计划经济之外,对人民思想和个人自由的钳制,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真正自由解放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而一个经由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公平,也绝非当年为改善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灭亡乃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灭亡,则绝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失败或泯灭。相反,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经历了过去两百年意识形态的血雨腥风之后,21世纪其实是人类的融合世纪。一如过去百年,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拯救曾经濒临崩溃的原有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到了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与原先苏联模式中的专制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将是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国两制:第二回合互动

  撇开这一点,就时空背景而言,20年前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其实只是过去两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一回合;而12年前香港回归中国后实行的“一国两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两大体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产生的微妙互动,则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彼此活动。这个过程和结果如何目前还难以预计,但伴随、关注和推动这一互动的过程,却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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