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名称：红钢琴 恋琴 专辑演奏：李嘉 董音 音乐监制：姜小鹏（加拿大） 发行：广州市风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 ISRC：CN-F18--07-570-00/A.J6 时间：2007/1/18 红色象征着浪漫与爱恋，红色给人以无限的畅想和，红色也象征着胜利，象征着生命。专辑精选13首属于香港、属于那些引领风骚的歌坛王者的经典旋律，在来自上海的心灵钢琴家“李嘉”的演奏下，在起伏律动的黑白键上，透过和声丰富、充满浪漫和幻想的琴音，不疾不徐地弹奏出来，再次穿越时空，重温那些久违的感动。 01 难舍难分 02 顺流逆流 03 有谁共鸣 04 旧情绵绵 05 浪子心声 06 似是故人来 07 一生何求 08 容易受伤的女人 09 念亲恩 10 似水流年 11 飘雪 12 下一站天后 13 晚秋

每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关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议论总是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这再一次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情结。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代后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早已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影响很大。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学发生了颠覆性革命的一个学派，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问题一样，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又因为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获诺贝尔奖，这一次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了。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虽然中国经济学界以前对她并不熟悉，但她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民主决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民主的经济学”。所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必将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中国当前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背景下，这两个新兴的学派容易走出学术圈，引发社会大众的热议。可想而知，这一次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自然也就更加热烈了。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是否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做客网易财经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个神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看法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第二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
   
   第二种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奖进军大有希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预言，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思想大师“应该没有问题”，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外国经济学家的地方。
   
   第三种是酸葡萄的态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财经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
   
   上述三种观点，我最赞成的是第一种，最不以为然的是第三种。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经济学奖作为人文科学的奖项，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这是事实，但是一种奖项的份量有多重，主要看这一奖项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其次才是这门学科的客观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奖，但如果谁得了这个奖，就意味着在经济学发展史的群峰中有一座刻着他和他的国家的印记。4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这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是一致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多少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荣耀，这一点恐怕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不一样。
   
   至于第二种观点，我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盛洪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没有错，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30年来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视过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称为“制度变迁”，不如叫做“制度复制”。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无非是要复制西方已经成熟的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了无新意，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两百年以前就已经确立的市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最多在如何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上才具有创新意义，但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国这种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搞单纯经济改革的道路，还有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后搞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条道路的代价比较小，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过去，我们大吹大擂，以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困扰，我们自己的吹吹打打开始显得有些滑稽了。
   
   中国经济学家将来有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关键看其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并且能够取得多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以得奖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并且历史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科斯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两篇经典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提出所谓科斯定理的奠基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前一篇论文的思想甚至在论文公开发表的5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他发表这篇论文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离后一篇论文的发表也已经30多年了。科斯自己说过，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这说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1949年中共建政60年以来，前30年官方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所有经济理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时只有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而且往往以“批判资料”的形式），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后30年，我们才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但其主要成绩是现代经济学的译介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谈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在经济学研究上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大概只有茅于轼。1970年代中后期，这位铁道部的工程师和助理研究员通过独立研究建立了择优分配原理，但择优分配原理只不过是以数理形式重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构架，这位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摸索着走了西方人一百多年前已经走过的老路。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其自身的素质来说，显然是非常具有重大创新能力的，但遗憾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
   
   在过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撇开前苏联不说，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可以与美国和欧洲那些经济学大师比肩的，只有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和波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但他们都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恐怕与修修补补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有关系。试想，连科尔内这位以《短缺经济学》出色地描述了计划经济运行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又遑论中国的经济学家？
   
   过去的共产党国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一位，这就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Kontorovich L），他因为线性规划方面的成就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过经济学大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思想控制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具有自由文化的传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在做客网易财经时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和张培刚，这两人确实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硕杰是台湾的经济学家，而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称的张培刚的杰出论著是他194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总而言之，1949年以后的中国甚至远远比不上前苏联和东欧，没有出过一个经济学大师。
   
   正如杨振宁、李政道、高锟等华裔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出身前苏联的两位俄裔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是以投入产出分析法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但他们两人都是美籍经济学家，他们因以获奖的成就都是在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美国取得的。桔生华南则为桔，生于华北则为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研究需要学术自由与独立，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是经济学大师生长的土壤。在中国这块缺乏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土地上，是决然生长不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学大师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保障。外国的大学是独立的，因而外国的学院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精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是些被称为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就其就业的单位而言，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属于学院派，但中国的大学不是由教授来治校，而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校长）来管理的，中国的教授们是受雇于政府，而不是受雇于大学，中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是独立的学者，那些在政府和企业里工作的经济学家就更不必说了。没有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大学体制，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学家们成为学术大师的制度性原因。茅于轼说过，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至少还得20年，依我看，只要目前的大学体制不改变，只要思想和言论不自由，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永远只是一个神话。
   
   2009年10月24日修改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还是和解？	2009-11-08

提起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恐怖主义”，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伊斯兰”。的确，近二十年来，我们所听到的大多数恐怖主义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军队和平民的袭击，都和伊斯兰国家或团体有关。“九一一”事件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更是造成了国际上“两大阵营”的现象。那么，伊斯兰世界是不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与恐怖主义作战，是不是就是与伊斯兰作战？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何对待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群体的问题（即通常的“种族问题”），而且对于反对恐怖主义，维持世界安定的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理解，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本文也没有能力做出结论，而只是介绍几本有关的著作，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几个并不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伊斯兰教是公元600年左右由莫哈默德创立的。“穆斯林”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信奉“唯一的上帝”。这后两个宗教也被伊斯兰称为“得到圣经的人”(People of the Book)。虽然伊斯兰教起源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但“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并不能划等号。除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外，在非洲，南亚和前苏联地区还有很多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事实上，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都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其中除印度外的三个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也有大量穆斯林人口。 由于种种原因，伊斯兰世界（主要是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恐怖分子”，也几乎是特指有伊斯兰背景的。那么，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本质上的，还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伊斯兰和西方一定是“谁压倒谁”的争斗，还是可以做到共处共荣？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几个观点。 最出名的，当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Samuel Huntington）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文明（以宗教划分）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消失后，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的力量。全球化的经济融合使得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增多，而使得这些冲突更加激烈。该书发表于九十年代末，当时就引起热烈关注。“九一一”事件更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证明。当然，对这个理论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是该书发表十多年来，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支持。例如，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涉及“文明”间冲突的比例和绝对数都没有增加。而涉及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与“西方世界”为敌的也是少数，更多的是内部极端与温和势力的争斗和与其他国家和种族的冲突。而且不同“文明”的民主国家之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倒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并肩作战的例子，如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救援行动。但不管怎样，“文明的冲突”理论对于人们的思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本类似立场的书是“美国单打独斗”（“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by Mark Steyn）。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个右派作家。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伊斯兰的坐大主要来源于西方的无能和软弱。由于实行优厚的社会保障政策，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而为了维持税收来支持退休福利，这些国家不得不接纳大批移民，其中很大部分来自生育率居高的伊斯兰世界。所以不到几十年，穆斯林人群就会在西方国家占主流，而只有生育率尚保持在可持续水平的美国可以与之抗衡。虽然没有提供学术论证，这本书的基本假设就是穆斯林等于暴力和恐怖主义。例如，书中提到在西方被抓到的恐怖分子和嫌疑人都有伊斯兰背景或阿拉伯姓名。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其他书籍，文章，主要观点是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从十字军时期以来就没有消失过。区别只是近代中西方（基督教世界）占绝对优势。而现在这个优势消失了，所以冲突就表面化了。根据这个思路，两个文明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压倒对手。 但是持相反立场的人也不在少数。我看到的最全面和有说服力的当推布托的“和解”（“Reconciliatio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West” by Benazir Bhutto）。作者是巴基斯坦前总理。这本书是她2007年重返巴基斯坦以后和被暗杀前夕完成的。该书首先从教义方面论证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观念不冲突：伊斯兰教义不否定基督教和犹太教，承认他们的先知和他们的救赎途径；伊斯兰提倡和实践基于共识的社区管理模式；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权在于每一个信徒，而不是什么世俗的权威，所以不应该是僵化的而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作者回顾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她指出，许多伊斯兰国家没有走上民主道路或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是因为西方国家的错误：在殖民地独立时没有成功扶持民主机制，为了短期利益而支持当地独裁势力，挑起或坐视当地种群冲突从而破坏了民主机制等。同时她也提到很多伊斯兰国家实现了民主，或正在朝民主迈进，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等。这也佐证了伊斯兰教义与民主原则不冲突。她还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府，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邪恶联盟”。要帮助伊斯兰国家融入民主潮流，应该主要从经济社会援助着手，帮助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地位，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我认为作者的地位决定了她的立场带有利益背景。她中心论点就是：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应该支持她这样的“温和民主派”。而她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和介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至少与我看到的实践有相当距离。但她这本书的优点是提出很多具体的论点和论据，都是可以论证和批驳的“靶子”。所以这本书应该是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奇怪的是，布托这本在我看来很有分量的书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多重视。居然我们社区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但是持类似观点有另一个热门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九一一”以后的两本书：“Longitudes and Attitudes”和“Hot, Flat, and Crowded”都谈到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他认为，西方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不是仇恨我们的政策，而是仇恨我们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混为一谈。他的分析是：恐怖组织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或受教育的穆斯林。他们不能融入西方社会的主流，就反而转向极端的宗教去寻找自我定位和认同。他们看到西方社会与伊斯兰国家（这里指阿拉伯国家）在进步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而将之归因于西方的种种政策和作为，由此产生强烈的仇恨。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阅历，往往成为恐怖组织的领导人。而那些随从者则往往是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在那些国家中，政府靠石油收入来提供国民福利，但没有给人民提供很多发展机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奇高，造成迷茫和不满。而政府又乐得纵容鼓励反西方的宣传，把民众的不满引向国外。弗里德曼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扭曲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互动，助长了独裁政府，压制了当地自由和民主的成长。统计表明伊斯兰国家中，产油国家的“自由指数”是最低的。而除了产油国家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自由指数”并不比世界平均水平差。所以他也认为，铲除恐怖主义的途径不是压制或消灭伊斯兰教，而是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另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是“实力与上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by Madeleine Albright），前国务卿以亲身经历谈外交政策与宗教和理念的关系，以及美国应该怎样“输出价值”。可惜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只好以后再评了。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关于伊斯兰和基督教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宗教和文明，因而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谁战胜谁的问题。另一种认为冲突是历史和政治经济原因造成的，可以通过明智的政策和努力去改变。当然，后一种看法是“政治正确”的。但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事实？这还是需要仔细的考察和研究。 我觉得，除了这些“大图景”外，决定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人性。历史，政治，经济，宗教都是舞台，而人性才是主角。而伊斯兰和西方的人性到底有多少区别？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书。一本是我以前评论过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 One Man's Mission to Promote Peace . . . One School at a Time” by Greg Mortenson and David Oliver Relin），讲一个美国人在阿富汗建学校办教育的故事。另一本是“唯一幸存者”（“Lone Survivor: The Eyewitness Account of Operation Redwing and the Lost Heroes of SEAL Team 10” by Patrick Robinson and Marcus Luttrell ），讲一个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居民的掩护下幸存的经历。还有就是以前我评论过的“没完没了的战争”（“The Forever War” by Dexter Filkins）。看了这些书，我们会认识到那里的人虽然处世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但也是有规律可循，有自己的原则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我们一样关心着柴米油盐，妻儿老小。如果西方能了解民心，赢得民心，那才是最好的取胜之道。当然，那又是另一个大题目了。 另外，写完此文后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到以色列问题”？的确，以色列问题是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我上面谈到的几本书都没有专门谈到以色列问题。（弗里德曼谈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应有的对策，但没有谈到美国的以色列政策。）这一点我也不得其解。以色列问题对我来说太复杂，只好付诸阙如了。

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民主？──寄希望於中國基督教徒

張三一言

本文主旨不是反基督教，而是期待中國基督教徒都是良性基督教──即現今世界正行的基督教。之所以要作如是期待，是因為今天在世界運行的基督教文明精神到了中國，有一部分（應該是很小的一部分）教徒，被共產黨黨文化毒化，視基督教為唯一真理；把世界現行具包容性的基督教變成“獨裁基督教”。其基本意旨是唯基督教民主才是真民主、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民主。

民主不是由上帝或宗教來的，民主是基於人性，是由追求與他人有相同的個人獨立、尊嚴、自由和權利發展起來的文明（思想、理論）；這種文明表現在社會組織和政治權力方面就是民主制度。宗教中與民主思想相容或追求是人性對人創的宗教的解讀。把民主視作由上帝或宗教所賜是因果顛倒。認定唯基督教民主才是真民主、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民主，既與道理不合，也與事實不符。


以下是對唯基督真理的一些評析。

[☆1]、 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民主，或者比較委婉說法是民主源於基督教文化。

事實證明，這一判斷錯。

事實一，雅典先於基督教六百年奠定确立起民主政治。
事實二，台灣、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馬來亞主流宗教都是非基督教，但是都是或者基本是民主國家；可見沒有基督教一樣可以有民主。

反例是基督教老國白俄羅斯、俄羅斯等到現在都不是或不那麼是民主之國；凡蒂岡更典型。

有可以找到基督教反民主的理據。人們不會否認文藝復興是民主源由之一。文艺复兴就是針對反对天主教中世纪的黑暗统治的，就是反基督教禁欲、反禁言而起的。可見文藝復興也是針對着以基督教為為代表的黑暗封建勢力而來的。（這裡是指“以基督教為代表的黑暗封建勢力”，而不是指基督教信仰）
。
[☆2] 、宗教是民主社会的文化，价值，道德的基础。

這個論斷在事實面前很難自圓其說。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不是宗教？它是不是“民主社会的文化，价值，道德的基础”？

若說，這個“宗教”是專指基督教，則這論斷也很難通過[☆1]的事理檢驗。

充其量只能說某些特定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道教可以成為“民主社会的文化，价值，道德的有利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即是說，我們只可以說，宗教和民主可以相融（或有助益），不能說沒有宗教就沒有民主、不能說沒有某教就沒有民主。

[☆3]、「在西方，一件事的对错事上帝决定的，而在非基督教国家，世俗社会中的道德判断是权力权威做出的，这对建立社会的道德影响极大。」

這句話表達的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比較準確的陳述是：在西方，世俗社会中一件事的对错、道德判断是掌權的人憑权力和权威借上帝或宗教名義决定的；而在非基督教国家，世俗社会中一件事的对错、道德判断是掌權的人憑权力和权威（或借天道）做出的。

兩者沒有本質差別。

如果沒有基督教是不是人類史就不會出現民主制度了？
很明顯，答案是否定的。

為甚麼現今世界上最寬容，最能容納異教的基督教，一到了神州本土有一部分就變成了獨裁基督教，變得比早於共產黨馬列毛教的佛道教的寬容和容納還不如，這是為甚麼？其中到底和共產黨馬列毛教有何關係？

這值得今天一些新一代的中國基督教徒深思。

是不是這樣？

獨尊基督教與獨尊馬列本質是一樣的。基督教之所以成為民主動力是因為基督教後來發展成為能容納異己的“不唯基督教”，現在中國有些基督教徒一方面襲依黨文化思想慣例，把獨尊馬列毛移植到獨尊基督上面去，另一方面隔代遺傳了基督教中世紀封建思想，於是在中國出現了異像：反現代基督文明精神的類基督教原教旨思潮。這股思潮不但不是中國民主正動力，還會成為中國民主反動力。

我認同支持中國“不唯基督教”的基督教，認同能尊重其它宗教的現代文明的基督教思想；因為它是中國民主的動力。我不認同、不支持那些唯基督教正確，唯基督教是真理，唯基督教才能民主的類基督原教旨主義思想，因為它是中國民主的反動力。

我相信，或者說期待中國的新舊基督教主流能和世界現代文明的基督教接軌合流。

我重複一下，本文只對唯基督思想，不是對基督教，不是對基督教信仰。即使是那些持唯基督教才能民主，唯基督教是真理的類基督原教旨主義思想的教徒，他們在民運唯權中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我也讚賞肯定和支持。

也再重複一下，我期待中國所有基督教徒能容納和平等地對待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若教徒涉入民運維權活動，期待他們能容納和平等地對待非基督教和非宗教人士的派別。

中國的民主是所有中國人的事業，不是某一階級、某一宗教、某一黨派的私產。沒有一個階級、宗教、黨派可以包打天下，可以包辦中國民主。

2007/1/20

原刊
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