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制

作者：梁启超 文章来源：《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7日

我作这篇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义及对俄问题而起。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墨（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份人和他部份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的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卒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我们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呢，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骱螵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么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我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