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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萨克斯I】爱无止境等十六首连播/ 无伤大雅 /wenxuecity

生得美麗，死得漂亮:後人口述三度自殺的言慧珠(圖)

中華讀書報

　　媽媽從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間，雖然也創作、演出了一些好戲，赴香港、赴歐洲巡演，也為國爭了光，但戲運、風頭遠不如40年代。尤其是歷年的政治運動，使媽媽在精神上、藝術上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媽媽個性剛烈，遂有了建國後的兩次自殺。加上早年在北京一次，共有三次以死相抗的悲壯之舉。在人格委瑣、溜須拍馬、懼上壓下成風的世道，剛正不阿正體現了媽媽的崇高與美麗。

　　第一次是在北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有一位名叫劉漫天的“接收大員”、將軍。媽媽以一出梅派嫡傳名劇《楊貴妃》走紅京城，引起戲迷狂熱追捧。 “劉大員”看了“楊貴妃”醉戲更醉色，轉輾托人，與媽媽相識，誆稱交友，實懷叵測之心。一夜，在某官邸重演“醉酒”，劉某欲施非禮，媽媽堅決不從，逃回家中，大哭不已。“劉大員”惱羞成怒，惡語、威逼相加。媽媽不勝恐懼，想起慈父當年不讓她演戲的忠告，正是不幸而言中。明天，明天怎麼辦？我還能演戲嗎？這樣的日子我要過嗎？一連串的問號像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門坎；一幕幕黑色的屏障又像是一座座山，壓得媽媽喘不過氣。“社會太悲涼無情了，我一個弱女子不能對付這惡劣之環境……”媽媽留下絕命書，服了毒。幸得大舅言少朋發現及時，急送醫院，撿回媽媽一命。媽媽以自身清白，向舊社會、惡勢力抗爭，媽媽抗得壯烈、美麗。

　　

　　第二次也是在京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媽媽一覺醒來，換了世道。陳毅市長是個開明市長、詩人市長，進城之初關心、鼓勵演藝界，鼓勵媽媽繼續演戲，就像鼓勵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能為舊社會服務，也能為新社會服務”；就像鼓勵舊工商界、企業界繼續開門、升火……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媽媽的“言慧珠劇團”，請演員，發包銀，上舞台，去外地，不斷演出，神清氣爽，錢也賺得滿缽滿罐……媽媽演戲的積極性高，參加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亦高。抗美援朝，媽媽積極響應“捐飛機、捐大炮”活動，參加義演，涌躍捐款；參加慰問團，親赴朝鮮，一下汽車就問︰“志願軍在哪里？傷病員在哪里？”深得志願軍高級指揮員楊得志贊賞，楊將軍後來來上海，專程到華園看望媽媽……媽媽從朝鮮回來，以朝鮮人民的生活為題材，移植、改編了朝鮮的古典名劇《春香傳》，公演于人民大舞台；演出非常成功，每場演出觀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那時媽媽還自導、自演經過她移植、改編的越劇《梁祝》……媽媽心情舒暢了三年。

　　但是良辰美景不長。很快，轟轟烈烈的公私合營，如火如荼。媽媽的私營劇團----解放初期如火如荼的“言慧珠劇團”，很快陷入困境，瀕臨散伙。“公私合營”？凡“公”均好嗎？媽媽習慣了市場經濟、藝術規律的固有軌道，“公”能行嗎？報紙上天天宣傳“公”是康莊大道，“私”是獨木小橋。過了一些時段，更多的私人劇團加入了國營的行列，連一些當時有名的演員都成了國家干部，拿國家工資1300元，1100元。這區區1000工資對火熱火爆、月進萬金的“ 言慧珠劇團”算得了什麼？不單單是錢，更重要的是----媽媽進“公”後能像在自己的劇團那樣，自己作主和自由發揮嗎？媽媽一向視舞台為生命，進了“公” 以後能經常有戲演嗎？這是她深為懷疑和憂慮的。大勢所趨，“言慧珠劇團”只得逐流。

　　逐流就能順暢嗎？東劇團不要她，西劇團不要她；一會兒混個“特約”，一會兒屈從小劇團。1954年，北京的戲曲劇團搞體制改革，媽媽趕到北京，想進大劇團 ----北京京劇團，但受半年多冷眼。一個在舊上海、舊北平紅遍天的“平劇皇後”、“女梅蘭芳”，竟被擠兌得像個見不得人的“小媳婦”。一個才藝雙全之明星，落到此等地步，令媽媽不禁唉聲嘆氣。更大的打擊是，她辛辛苦苦、滿腔熱情從朝鮮移植過來的心血《春香傳》，上座率高、觀眾歡迎，卻被停演。為請求復演，她四處奔走，求領導接見，大風雪里她像《春香傳》那樣被“冷凍”了幾個小時。就這樣，媽媽消極了，團體垮了，身體也垮了。受屈，灰心，萬念俱滅……一死了之！依然是兄長言少朋救了妹妹，我的大舅救了我媽媽兩次命！媽媽醒來後的第一句話竟是︰“我要和文化部長通話！”回到上海後，從北京傳來話說，所有她在北京的遭遇一切不要外傳，以考慮影響。媽媽在文章中說︰“不外傳，為了維護影響可以的。可是事情總是瞞不住的。”更令媽媽憤怒的是，“在一些傳言中，說我是亂搞男女關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引自媽媽的文章。）媽媽一氣之下，打算從此不唱戲了，連唱戲的“行頭”都賣了……媽媽二度自殺的消息傳到梅宅，梅夫人福芝芳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把媽媽接到梅宅，加以精心護理，終使媽媽再次獲得新生。這是媽媽的第二次自殺。兩次自殺，均由哥哥言少朋回天。

　　第三次自殺，有丈夫在，但我的“好爸”俞振飛卻又“聾”又“啞”……1966年9月10日之夜，好爸是真的“睡不醒”？還是“一夜失眠”？

　　卿本佳人

　　“托孤”之夜

　　媽媽的自殺除了政治運動不可逆轉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瀾，對此好爸負有不可推御的責任。1966年，我已是小學四年級了。9月 10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詳情也是好爸俞振飛一直回避的。吃過晚飯，媽媽把我拉到她的房間里（媽媽與好爸已分居多年），媽媽給我50元錢和一塊小黑板，還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塊手表。“清卿，乖兒子，媽媽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媽媽不停地摸著我的頭，“媽媽走後，你要听好爸的話，明天是禮拜天，你到公園里去玩。”媽媽哭著跟我說話，我呆呆地看著不停地用手帕擦著眼淚的媽媽，“小黑板給你寫字，你要好好讀書；手表給咪咪姐姐。”這一夜，是我見到媽媽的最後一面。（媽媽走後第二天，我就把這50元錢交給了好爸----因為在我的幼小心靈里，媽媽不在了，好爸就是我最親的親人了。現在回想起來，在我童年的時候，也就是媽媽和好爸結婚後的頭幾年里，好爸對我還是很好的，我們“一家三口”相處得也是融洽的。因為那時媽媽在，好爸是住在媽媽買來的華園里，就是為了博得媽媽的好感，他也會對媽媽的“心肝”好一點的，這是常理）。

　　媽媽吩咐完我以後，就拉著我來到了好爸房間，母子倆就這樣站在了我的繼父面前。我見媽媽“撲通”一聲，跪了下來。“來，清卿，給好爸跪下。”媽媽拉著我的手，看著我，要我也像她一樣，跪在俞振飛面前。我被媽媽慣得脾氣　，有點兒不願意。“清卿，听話----給好爸跪下！”媽媽再次要求我，口氣有點兒懇求與命令的味道。于是我跪下了。媽媽對我說︰“清卿，好孩子，你以後要听好爸的話。”媽媽對好爸說︰“孩子交給你了，你要把他撫養成人。”好爸說︰“我有飯吃，他也有飯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這言下之意再明白不過的了︰你放心走好了，孩子就交給我吧！向好爸交待完後，媽媽就把我領到了我的房間，讓我睡下，並跟我說︰“乖兒子，你好好睡覺，我與你好爸再說會兒話。”媽媽的這句話，是她在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這也是母親和她心愛兒子的訣別！說完，媽媽就離開我到好爸的房間里去了。

　　媽媽說要 “與好爸說會兒話”，在媽媽即將要離開這世界之前，她到底與好爸說了些什麼話，真是天知地知了。所有見報的媽媽臨別前的話語與交待，都只是好爸給出的版本，兩個人的對話，只有活著的有話語權。後來，我曾听保姆說過，在我睡著以後，媽媽一直坐在我的床沿，默默地看著我，足足坐了半個多鐘頭。半個多鐘頭里，媽媽和我說了多少話？我听不到。媽媽要離開我，離開這個世界，心里一定翻江倒海啊！人間最淒是訣別。咪咪姐姐（徐常青，京劇演員，媽媽的干女兒，長期住在我家里----清卿注）告訴我，媽媽臨走前留下了五封遺書，給丈夫，給我，給學校，給咪咪姐姐，給馮軀。給馮軀的一封信是由咪咪姐姐送去的，內容也是關照馮叔叔，在她身後要多關心她的兒子，想不到馮叔叔後來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可惜，這五封媽媽留下的信，除了給咪咪姐姐的一封外，我至今也沒有看到其他四封媽媽的遺書，我也一直在找這四封媽媽留下的親筆信。

令人乍舌：柏林墙倒前，东德人均GDP

超今日中国数倍，体育世界第二

作者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发表日期 16/11/2009 更新日期 16/11/2009 13:37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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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之所以于一夜之间突然倒塌，并非出自于东德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由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偶然因素促成的一次意外事件。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20年前的11月9号这一天，如果不是身为官方发言人的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恰巧遇到当时的东德领导人克伦茨，他当天是不会发布那条允许东德民众自由旅行的新闻的；而如果不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紧跟着又追问他，这项自由旅行的权利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也就不会随口回答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该规定立即生效”。《长江日报》上作者徐迅雷的文章接着说，这就意味着，东德公民当天便可以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经过各个边防检查站离境，到西柏林，到联邦德国，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不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便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了。上述事件由此又被称为“一句话轰塌了柏林墙”。

据悉，当年东德修建柏林墙的工程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表明这道围墙固若金汤，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坚不可摧。然而，在屹立了28年零91天之后，它为什么竟脆弱到就像一层薄薄的纸，只被一句话就给捅破了呢？究其原因，尽管国内不少媒体将之归咎于传统计划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但事实上，当时的东德是前苏联阵营中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1989年12月发表的报告显示，当年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万2千美元，甚至高于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不仅如此，东德人在此前的几届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战绩更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东德获得金牌40枚，奖牌总数90枚，排名世界第二；就在柏林墙倒塌一年之前的汉城奥运会上，东德又获得金牌37枚，奖牌总数102枚，仍然排名世界第二。而中国直到20年之后，才刚刚接近或达到人家当年的这个水平，这就很值得那些陶醉在“北京奥运金牌第一”的狂喜之中忘乎所以的中国人好好思考一下了，这种依靠“举国体制”取得的体育成就，究竟是“大国崛起”的一种象征，还是“走向衰亡”的不祥之兆呢？

此外，有数据表明，自1949年东德成立直到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总共有300万东德人经由西柏林逃往西方，而与此同时，从西往东的翻墙者却是凤毛麟角，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学者朱大可在其博客中写道，虽然柏林墙又被称为“中国长城第二，”但它与极权主义的密切关系，甚至超越了长城。东德的斯大林式极权体制，在宣扬要向人民提供历史上最美好生活的承诺背后，却是秘密警察的严酷统治。而学者邵建的文章则分析认为，这种体制不仅要控制民众的言论、思想和心灵，同时也要控制他们的身体和双脚，把自己的公民关在大墙里边做人质，用来与墙的另一边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据统计，平均每66个东德人中就有1个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个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和前苏联克格勃，其恐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邵建的文章接着说，柏林墙的另一边才是真正的联邦式民主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邦（或州）的行政首长都是来自当地民众的选票，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其实，中国人对联邦制的概念从来就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早在1920年代，社会舆论就曾认为联邦制就是分裂，只有中央集权才是统一。虽然东德号称民主德国，但其体制反而恰恰是中央集权形态的，它的各级行政首长无不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命。尽管也常常举行投票，但这种投票都是在上级的任命决定之后而非之前，因此，这只能属于用来装点门面的假投票。。

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社论文章最后指出，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因为它象征着政府对待人民追求自由的粗暴方式；它不仅将一整套人民不愿意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还用一道高墙来阻止他们逃离家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极其罕见的做法，才是柏林墙区别于其它各种隔离墙的独特之处。它也是一扇铁窗，昭示出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监狱，今天，在我们纪念其倒塌20周年之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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