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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由 中國出不了科學大師

萬維   作者: 阿妞不牛    2009-11-26

錢學森生前提出的中國出不了大師級科學人才的問題，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無獨有偶，國內一位叫叢日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發出了中國要創建自己獨特的社會科學及其理論的呼吁。風聲雨聲讀書聲博在明鏡博客就此發表了博文和評論，並提出了很到位的見解。俺也跟貼冒了一些怪論，現在整理一下，拋磚砸玉，瓦釜和鐘。 錢老先生的警世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咱就不贅。這位叢日雲先生說︰ “研究中國政治，不僅是就事論事，也不限于拿出藥方式的對策和方案，還要提煉出理論，從而為一般政治學理論的發展作出獨有的貢獻。我們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有著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傳統，中國的經驗，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應該對人類社會科學作出獨有的貢獻。” “我們經歷了文革，經歷過反右和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餓荒，包括這30年的改革開放，那一個不是獨一無二的？可惜的是，我們僅僅是經歷了，白白地經歷了，卻沒有提升出理論，沒有留下理論的遺產。” 風聲雨聲讀書聲博評論說︰ “講這話的人是中國人嗎？你經歷了，你白白地經歷了，你沒有提升出理論，你更沒有留下理論的遺產那是因為什麼？答案明明白白，你難道不明白？對社會 科學而言，真相的田野調查就是理論建立的過程。到現在中國的那些事連真相都不能讓人看，還弄什麼理論？你談的個那外國人弄不懂中國，我看沒什麼奇怪。你也不懂那個老外調查中提的問題，我看也沒有什麼奇怪。你可是個中國人，你不明白中國？你不明白中國為什麼白白經歷了苦難?我感到象在裝蒜呢。中國不是出不來理論的問題。中國是不讓人睜眼的問題。是不讓人說話的問題。裝蒜裝到這個地步，還有救嗎？ ” 我覺得叢先生立意很好，風聲雨聲讀書聲博評論很辛辣很到位。 首先，什麼叫科學？什麼人是科學大師？什麼叫社會科學？什麼叫科學研究和理論？ 真正的科學精神，或者科學探索的原動力，就是基于人類的好奇心。人類觀察世界（包括自己），先要有個印象，然後要告訴其他人，然後要試圖解釋這個或這些現象，然後還要根據這個解釋去預測未來。預測的對，就得到贊賞和認同。人們下次就按照這個經典去解釋其他現象。結果出現了新的狀況，原來那套解釋不通，又引來新的好奇心，如此繼續演進。這個意義上的科學以及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之。我們華夏老祖宗也一直在對世界與人類自身與社會充滿好奇與困惑，一直在尋求解釋與真理，也一直希望發現真理和規律來預測未知。但是可惜沒有形成系統的工具理性的解析試驗實證。大部分人和大部分時間是在形而上學。這與皇權至上金口玉牙是分不開的。 科學就是好奇心－求知－觀察－描述－解釋（解惑）－預測（形成理論）－驗證－成功－失誤－再成功－成為經典（科學革命）－又有新的困惑－出錯－經典被否定——，科學知識系統發展不是簡單的線性累積，而是創立經典到經典出現危機被推翻再出現革命性的飛躍，這就是美國科學哲學大師湯瑪斯－庫恩1962年享譽西方的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的中心論點。 創立或者推翻經典理論的人，就是科學大師。 中共以及共產主義的創立者，不能說他們根本沒有求知的科學精神。但是，這個說教一經創立，這個政權一經建立，就自命為人類終極的真理，至高無上的權威，拒絕置疑，鎮壓一切挑戰，要用它“領導統帥一切科學技術”，甚至荒唐到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等，而從根本上反科學，反求知，反真理，反對與扼殺科學思維與科學精神。在這樣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下，要出科學大師，不是緣木求魚也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那樣浪漫的顧影自憐而已。而真正冒出來的大科學家，一定是從石頭縫隙里倔強生長出來的奇花異草，或者懸崖絕壁上的歪脖子蒼松。 社會科學更艱難了。禁區重重，人人頭上有緊箍咒與纏頭巾，歷史被篡改得一塌糊涂，現實的信息被人為阻斷歪曲，從盤古事變到昨天縣政府的會議紀錄都是“保密”文件，中宣部罩頂，所謂社會科學只是要求人人都替聖上著想，百姓都要替皇上分憂，美其名曰“全局觀念”。外國人來搞社會調查是盜竊國家情報，自己人自由去搞是圖謀不軌，這樣的國情，要創新出中國獨特的經典的社會科學理論？ 科學研究先要詳盡地佔有材料。社會科學先要通過搜集整理研究大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的材料，包括古今中外前人同行的成果，要正確描述社會現象，然後以求真知的態度與動力來研究分析，歸納整理發現規律性的東西，要鼓勵和允許個人面壁或仰天獨立思考，要聚集一堆高談闊論，自由地表達與交流交鋒討論辨析，質疑或反證或證明，建立令人信服的耳目一新的，能夠解釋以知事實事件並且能夠理解探索推測未來，還能夠驗證修改完善以至準備被完全推翻的理論。在中共領導下，中國何時能提供這樣的社會環境，給予人們資訊思想言論表達交流的真正自由？馬克思以及他的對手能夠在斯大林毛澤東胡錦濤的社會里找到一家圖書館或咖啡館寫出並發表他們的經典著作嗎？ 要知道，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重要地方之一，就是實驗室器材經費都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思想信息交流表達的自由！要有免于恐懼免于饑餓的自 由！甚至可以給予他們一些自由的恐懼與饑寒，勞其筋骨苦其體膚，讓他們產生足夠的求生求知沖動甚至壓抑憤惱怨恨，但是要允許他們完成與發表思想成果！可以逼迫屈原懷沙投江，但是離騷天問要留下！中共能夠支付得起這樣高昂的費用成本嗎？ 中國有志有為的社會科學家們，加餐努力吧。我們對中國新的孔夫子，韓非子，胡適應，令創新，汪洋明，李克思等大師級思想家科學家翹首企盼。

戴笠、周佛海的较量 到底多血腥多恐怖 2009/11/25

现代快报　 　　 　　繁华的新街口，人群熙攘的中山东路，一栋坐北朝南的民国建筑吸引了众多过客的目光——那就是中山东路1号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它的门口矗立着四根高达九米的爱奥尼亚式巨柱，气势恢宏，绽放出一种西方古典主义的粗犷与细腻微妙衔接的完美风格。这栋1935年7月竣工的民国建筑，已有近75年的历史，在岁月的风尘中，它承载了如同自身一样“沉重”的过往：1941年1月，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将这里变成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在地；谁也没有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随即便引来了一场上海滩上的血雨腥风…… 　　银行拒收汪伪中储券埋下祸根 　　1940年3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6日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地址就在南京中山东路1号，由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一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伪币“储备券”，又称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同时，汪伪政府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推行中储券。 　　汪精卫的司马昭之心，激起了众多国民的反抗。记者在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室发现，就在1月6日当天，事先得到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消息的上海的《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商界拥护法币，拒收杂钞》的文章，明确提到“至于各行业拒收杂钞，仍秉初衷”。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收取中储券。 　　毫无疑问，上海金融界接受中储券与否，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中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此埋下蒋介石指使戴笠针对伪中央银行用非常手段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的成立以及其分行在上海的行径，使得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尽量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外汇市场变化加剧。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 　　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从南京本部到上海分行的职员，都得到了保证：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作为后盾，他们根本无需为人身安全担忧。同时，“76”号用各种手段，强行各大银行接收中储券，中储券在上海已渐成规模。 　　而汪伪政权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推行得远比上海顺利。他们强迫南京市民将国民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成汪伪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汪伪政府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国民政府钞票，到�国其他使用非中储券的城市抢购大批黄金进行囤积，变相地大肆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bR> 　　面对这种局势，戴笠明白，仅凭嘴上的威吓和对汪伪银行职员的人身威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场针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在酝酿中。 　　1942年2月的一天，军统人员在营业时间，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了袭击。一时炸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一闻警声，立即抛下手中的活计，各自夺门逃避。但还是有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尤其是该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受到重伤，被送至大华医院救治。 　　“76号”用两颗定时炸弹还以颜色 　　军统的此次袭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连续几个星期不敢有人上门，行里的职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周佛海，得悉之后，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命令“76号”主任李士群，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至少是同等级的报复。 　　怎么报复？李士群也费了一番脑筋。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出露，故改由后门出入)。李士群让手下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个把它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泥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个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 　　两颗定时炸弹果然先后都爆炸了。第一个炸弹摆放的位置因为这水泥的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泥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而第二颗炸弹，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受伤的人不若逸园那么多，但已将银行的门面炸坏了。周佛海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表示赏洋三万元。周佛海一向以出手大方闻名，这一次，三万元的数目也是十分阔绰的。但李士群对这个数目却异常不满意，他认为，这可能是周佛海出手最阔的一次，但对于他而言，却是太少了，他对其他人说：“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 　　中行职员的生死被抽签的办法决定 　　中央银行被炸后，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之间的较量也开始升级了。戴笠听闻消息后当即决定要再次出击，以牙还牙实施报复。可是中央储备银行必然有了戒备，如果再度袭击，肯定不能占便宜。军统人员出去调查一番，打听到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次袭击中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4月 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向其连开数枪，将其击毙。 　　刚刚扬眉吐气没些日子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再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再炸也没劲了，就让手下去打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手下却弄错了，炸了当时在霞飞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仅炸伤了两个人。周佛海将“76号”大骂一通，还要其继续进行报复。李士群于是让手下继续完成打击中国农民银行的任务，这次采取的方式是向中国农民银行投放炸弹，伤了十几个人，现场惨不忍睹。可是周佛海认为这样的威慑力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 　　李士群只好再想办法。当他站在“76号”办公室苦思冥想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与其邻近的中国银行别墅上，这栋别墅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和爪牙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从住在里面的众多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人员被以警政部的名义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 　　到底怎么处理这么多的“人质”，李士群颇为踌躇。后来不知谁给了他一个点子，不出人命肯定没法对周佛海交代，但将这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全杀了，影响也太大了。干脆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消了周佛海的气了。这些职员无奈地接受了强加于身的命运，有三人中签。但到了最后，只枪毙了两个，另一个则由于人脉较广，家中经济殷实，花了大把的银子给了“76”号，等于是赎了张肉票，才捡了条小命。 　　那么，其他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又会被如何处置呢？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一书中看到：“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一二八人……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这些获得自由的银行职员，很快就被“76号”驱逐出了中行别墅，而这栋房产，则由“76号”接收去了。 　　李士群松了口气，这下周佛海应该消气了吧。可事实上，周佛海仍不满意。 　　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再遭屠杀 　　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周佛海在这件事情上露出了其嗜血的本性，他认为杀了两个中行职员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口气出得还不够。他想得到这样一个效果：狠狠地报复，要让军统明白，“76号”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对待其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行为；同时，也要让老百姓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产生异议。李士群受领命令后，显然看出周佛海已对“76号”不满了，只要了中行两个职员的性命对于周佛海来说，是一丁点血腥味儿都没闻到。 　　李士群知道，周佛海不是一般的可以应付的主儿，他想要的那种效果，只有通过一场更大的血腥行动才可以达到。但是，要想把中行别墅里已驱逐的那些职员再找回来，势所不能。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李士群命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驶至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银行职员，全部唤起，驱赶至楼下，一个一个并排站好。这些人睡眼蒙眬，尚未反应过来，只能迷迷糊糊地听命排好。谁知杨杰突然命人端起快机枪，一阵扫射，这排列的二十多人，全部倒在血泊中，无一幸免。杨杰见目的已达到，遂迅疾率众跳上汽车驶回“76号”。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是“群雄”逐鹿的场所，每天都有火拼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发生，各国租界都有许多的无头公案。杨杰认为这次屠杀被自己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向李士群保证，此事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这次屠杀，出现了一条“漏网之鱼”。 唯一幸存者指证“76号”屠杀罪行 　　短促有力且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整个里弄的居民，他们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如此乱世，人人都学会了自保，谁也不敢开灯起来查看事由。幸好，同弄 3号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也是个军统人员，听到枪声后，他偷偷地打了个电话给法巡捕房，期望巡捕人员早点过来控制事态发展。但“经验” 丰富的巡捕房人员，过了一段时间才赶来将1412弄全部封锁，此时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全部身亡，凶手亦早已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他们居然在浴室里发现还有一位农行职员躲在其中。 　　原来，当“76号”这批特务们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没开电灯。当他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了，便躲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特务们也没想到，深更半夜有人会抹黑上厕所，只想速战速决的他们根本就没查看浴室。这位幸存的职员记住了特务叫嚣时的只言片语，成为日后指证汉奸特务们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当他跟着巡捕下楼后，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吓得面无人色，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虽然“76号”严格封锁消息，全国各大报纸无一登载，但这件集体凶杀案仍在第二天被人们口口传出，“76号”的行径仍大白于天下，整个上海滩处于惊恐之中，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是连家门都无法迈出。许多职员家属，宁愿亲人丢掉这只银饭碗，也不许去行里上班，眼看上海滩金融界一片混乱，于是金融巨头们纷纷出来调停。军统和“76号”也都意识到，如此伤筋动骨，对谁都不利。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 　　日本投降后，在“76号”的特务中，作为直接的屠杀者，杨杰是最先被中统逮捕的，由中统把他移交给军统后，南京军事法庭将杨杰判处死刑。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山东路1号曾被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借用，不久又归还给交通银行；其后，这里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后来又成为工商银行的办公楼。如今，这栋老建筑正在维修，日伪时期强加在其顶上的小楼也在近期拆除。而六十多年前由这里延伸开来的那段血雨腥风，却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