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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电影院》主题曲/周瑞金:政府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吳三桂變節理由
發佈時間: 11/29/2009 12:48:49 AM 被閲覽數: 25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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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马友友和小号手Chris Botti演奏《天堂电影院Cinema Paradiso 》主题曲
     






法国薰衣草/wenxuecity

 

周瑞金:政府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2009/11/28 


南风窗特约记者 王淑娟 发自上海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 “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 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7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吸纳的,特别是科技创新,85%以上是靠民营企业支撑的。可以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反复强调。

而且“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来讲太危险了,经济体制能不能沿着原来的初衷,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方向前进,这很重要。

《南风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不同的。

周瑞金:对,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奇怪。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前几年媒体揭露的“鲁能收购事件”,就是个别人企图鲸吞国有资产,后来由于中央领导人介入,阻止了这桩恶性收购,这是公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成功一例。

《南风窗》:您刚刚提到“国进民退”跟“特殊利益集团”是有关联的,前者是在后者的推动下高歌行进的,后者则是分享前者的成果。怎么来解决这种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局面?

周瑞金:这实际上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北京有位改革开放的老理论家,看到我的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我提出“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很及时很重要。他认为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很大,他说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

我非常赞同这位老理论家的分析。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公权力很多却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南风窗》:您提到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瓜分国家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它渗透到政法系统,并寻找政治代言人,“绑架”了一些政府官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危险的迹象?

周瑞金:司法本来是社会良心,但这些年看来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却下降了。发达国家的腐败大都出在公权力领域,而我们渗透到政法系统。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美国200多年来只有40多名法官犯案,新加坡则没有。而我国这几年司法腐败已经出现了多少?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都出问题,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另外我们的腐败还蔓延到舆论领域,这两大社会良心腐败了,那就比公权力领域的腐败更严重,更危险了。

所以要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司法体制的改革,还有新闻体制的改革,要重新发挥它们的社会良心和社会公器的作用,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来监督政府。这是应有的执政观念,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两个监督搞好了,政府的公权力腐败就少了。

《南风窗》:重庆打黑事件,显然为党和政府加了分。

周瑞金:重庆打黑,这也是一种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表现。黑社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打黑”打的不完全是黑社会。对于黑社会,发达国家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如果单靠一个人的“铁腕”来治理,手段强硬了就治理得好,不强硬了就不行。黑社会确实不止重庆有,沿海等地方也有,谁来打?在重庆“打黑”,但在其他地方,黑社会是不是照样存在活跃?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没有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单靠个人魅力来打黑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

《南风窗》:您在文章中也提到了NGO,但您只是从维稳的视角来提,说它是第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民间社会组织未来能否成为公民争取公共利益的平台?

周瑞金:当然能,我在一些文章里给予了NGO很高的评价。从维稳的角度来谈,社会组织不是起捣乱的作用,而是有利于稳定。但我们的政府要明白这点,不要以为多一个社会组织就是添乱,导致我们的社会氛围不够宽松。

NGO涉及建立公民社会,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种社会改革。我们需要把政府的“万能职权”,这种无所不及的全能主义进行改革。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三权构架”,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一个是公民的自治权力,还有就是配置资源的权力,也称契约。契约是用来创造财富的,而社会的安定治理是由公民自治解决的,然后是公共权力,人民委托政府执行,通过规划预算来管理经济,监管市场,实施公共服务,来解决契约、社会组织做不了的问题。如市场和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医疗卫生、教育、廉价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信息公开等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公共品。我认为这样“三权”构架的社会才是健全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南风窗》:靠社会组织的介入来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有这种可能性吗?

周瑞金:有。其实,首要是政府公权力要自觉不为资本精英所用,政府是清白的,不与之同流合污,那也形不成特殊利益集团。然后要有社会监督、司法公正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很好地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政府官员越界越权,来指挥资本、控制资本,那必然滋生合谋腐败。政党的监督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所以在推动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应该鼓励民主党派起到特殊的政治作用,它本身就负有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是宪法赋予的。

《南风窗》:最近上海查处“黑车”诱发的“钓鱼事件”,同时仍在强调严厉打击“黑车”。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所谓“黑车”,问题出在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周瑞金:我们要思考产生“黑车”的深层缘由,不能只是看到社会上有人硬要违法开“黑车”,所以要加强依法管理。还要看到,“黑车”大多出现在交通线路配置有缺陷,居民出行不方便的地方,我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运力是不是已经达到社会的需求,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出租车的行业垄断是不是抑制了更便于乘客需求的良性竞争?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考虑多开放点领域,让老百姓有更多谋生的空间?能不能追求一种让 “黑车”不“黑”的和谐法治管理局面出现?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我听广播上说,上海寒流大风降雨那几天,到崇明岛的轮渡停运了,于是就有很多“黑车”到轮渡站来了。这恰恰说明市民有需求,交通部门没有按市场配置资源,这样的“应需车”在政府眼里被视作违法的“黑车”,而在急需的乘客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救急车”。所以,在场的一些乘客不但不服从交管的处罚,反而去帮“黑车”拉客,为“黑车”司机说话。你能说这些乘客都是调皮捣蛋、不懂法的人吗?交管,交管,首先要管得让市民方便得益,然后要管好市场秩序,这才管理到位嘛。

总之,城市管理要有新理念。从“黑车事件”上,不但“钓鱼执法”是不对的,需要深刻反省,而且还要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工作,不断提高为市民服务的质量。作为现代国际化大城市,让市民有自由就业与消费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城市公共管理的应有理念。拿城市的出租车来说,如果像发达国家一样让个人拥有出租车牌照,由政府统一定价,同时加强行业管理,不仅满足了市民出行选择权的多样化,也让出租车行业因为竞争机制的引入,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管理,甚至降低价格,更好地服务于市民。

改革动力

《南风窗》:据您观察,推动公权力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动力源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改革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四部分人,第一是新社会阶层,如广大的民营企业家、科技创业者、社会中介、白领等。第二是新意见阶层,就是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发挥舆论作用。第三就是新社会组织NGO,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部分就是广大的草根民众,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处境,也有改革的动力。中央领导的远见、勇气、有历史担当精神,与来自于民间四股动力结合在一起,就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希望所在。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互联网新兴媒体也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冒出来,这不可怕,一方面它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另外他们自身也会在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对现在网民的意见表达,我是充满信心的,不能只盯着非理性的一面。毕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最终还是靠法制来解决,不是按网民意见来处理。通过法律的引导,网民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位置,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南风窗》: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台湾的乡镇乃至县直选后,政府对GDP发展的冲动似乎就没那么强烈了。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会促使政府更侧重于社会管理,GDP增长反而不是首要目标。我们政府介入经济发展,是因为目前发展经济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如果不发展的话也不行,碰到的问题会更多,这是我们的国情。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经济的发展靠成功的企业家,培育企业家,完善法律制度等,这才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政府冲在一线来直接抓经济发展,这样的话,官商勾结就容易发生。

GDP只是一个考核标准,但不是唯一的,还有社会治理也是考核的指标。GDP增长以后,政府怎么做,我们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考核,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紧紧管住,不能拿来盖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而应该主要用来发展当地的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这实际上涉及两大改革,一个是公共财政的改革,一个是公共预算的改革。财政改革是税收应该怎么收,当年定的标准到现在确实需要改了。公共预算的改革就是提交人大的本子要做得更细,不要那么粗线条,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要加强。 (本文来源:南风窗 ) 胡彦
 
 
 
勇猛過人的吳三桂有與眾不同的變節理由?
送交者: 笑口常開222   2009年11月27日 萬維[史地人物] 
 沈陽故宮博物院供稿

  

李自成行宮。

  

  

吳三桂畫像。

  

  

  

李自成畫像。

  

  

  

吳三桂用過的大刀。


如果說對吳三桂降清的具體過程不少人不甚了解,那麼對吳三桂的個人經歷就更少人知曉了。


  少年吳三桂就以“勇冠三軍、孝聞九邊”聞名,後坐鎮寧遠更是威名遠揚。而面對皇太極和降清同僚的屢屢勸降都沒有動心的抗清英雄吳三桂,最終卻成了引清軍入關的大漢奸,從天使到魔鬼僅僅在一念之間,其內心經歷了怎樣一個復雜的蛻變?吳三桂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吳氏軍事家族曲線崛起


  吳三桂出生于公元1612年(明萬歷四十年),明史上說他生于江甦高郵,也說他原本祖籍安徽,今人考察,吳三桂本是遼東鐵嶺一帶的人,但也有人考察他 出生于錦州,還有人認為他是山海衛人。少年時期,他長期活動的地方是山海關外的中後所城(今遼寧省綏中縣),此地距山海關僅有一百二十公里。


  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于明天啟二年中武舉進士,此後投奔遼東巡撫李成梁,在多年的征戰中立下赫赫戰功。但吳家真正的興旺,是在吳襄投靠祖大壽門下之後。他 長年一直在祖大壽手下任職,後來還娶了祖大壽的妹妹為繼妻,最後官累至都指揮使,留鎮寧遠。清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時,吳襄已經官至錦州總兵官,位 居遼東八大鎮首領之一。這個職位已經是明代一個軍區最高的官職,可擁兵成萬人以上。因為這層上下級關系與裙帶關系,吳三桂早早就進入軍中擔任要職。


  祖大壽數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祖大壽之所以敢這麼做,一是他有自己的軍隊和勢力,二是他佔據了明朝最重要的軍事重地。對于常年跟隨舅父作戰 的吳三桂來說,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後人提起吳三桂,常將他臉譜化和妖魔化,但任何事情在形成的過程中都有復雜的漸變過程。吳三桂生于戎馬之間,十七歲時中 武舉投身軍隊,深知誰有實力誰就掌握主動的道理,再加上他從小受的教育直接來自于父親和舅父,所以他一生都不放棄兵權,事事以保存個人實力為重。


  “單騎救父”的傳奇


  作為武將,吳三桂並非身高八尺力舉千斤的彪形大漢,雖然只是中等身材,但他目光如炬、英俊威嚴,且勇力過人、武藝超群。在戰陣上披堅執銳、左沖右突、 驍勇非常,以至有次皇太極遠遠見了,不禁對麾下嘆道︰“小吳總兵真好漢子!”有一次,吳襄率五百名騎兵作哨探,不期與後金大軍相遇被圍。當時在薩爾滸之戰 明軍慘敗後,對于與清軍“野地浪戰”明軍心懷余悸。從農民子弟中後天訓練出來的漢族騎兵一般來說確實不是馬背女真民族的對手。騎兵交戰即使兵力倍之,明軍 都沒有勝利的把握,何況區區幾百名明軍身陷後金大陣?少年吳三桂得知父親危在旦夕後,立即趕到舅舅祖大壽的陣帳,請他發兵援救父親脫離險境。祖大壽認為這 根本沒有可能,如若因此城門洞開,被伏兵沖進,丟了城池,罪無可赦,于是拒絕說︰“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任?”


  吳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關系,于是哭著說︰“大帥不肯出兵,末將願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壽不置可否,支吾一聲,吳三桂就勢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而 去。這一戰以卵擊石,決無勝算,吳三桂也沒想活著回來。他在左右各置一將領,自己居中,分為兩翼沖過去,此舉將清軍嚇了一跳,見明兵極少,懷疑有詐,竟然 讓開了一個缺口。吳三桂如狂風般地沖入重圍,瞬間斬殺數名將士,一路沖殺,竟然讓他找到了父親。


  幾乎是奇跡一般,吳三桂以區區二十騎竟然在萬馬叢中將吳襄救了出來,清軍見他策馬飛奔,竟不追趕,直至其入城。吳三桂生還,似乎是因為清軍疑詐才能成功,今日看來未必全是如此,更像是皇太極愛才,所以下了不得追殺的命令。


  皇太極熟讀《三國演義》,吳三桂沖進軍中的情景,可能使他想起了長阪坡單騎救主的趙雲,他可能被感動了,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好漢子!吾得此人,何憂天下?”愛才招撫之心溢于言表。

平步青雲


  這次戰斗震驚全軍,成為吳三桂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資本。從此少年吳三桂“勇冠三軍、孝聞九邊”的英名遼境無人不知。經後人考察,此段歷史中多有不屬實之處,但救父的行為確實存在,而吳三桂的勇猛,亦是當時明軍中極為少見的。


  此事由隨軍太監高起潛傳到宮中,崇禎皇帝也受到震撼,此後,吳三桂的名望似乎在其父之上了,他的地位與職位隨名望水漲船高,二十三歲就被提為前鋒右營 參將,二十七歲時,被任命為寧遠團練總兵。六年的時間,吳三桂由游擊升到參將,再升到副將,由副將升到總兵,成為封疆大吏,可謂一帆風順,平步青雲。


  關外八城,以錦州、寧遠兩城最為重要,作為寧錦防線最重要的一環,坐鎮寧遠的以往全是威名遠揚的人物。吳三桂繼袁崇煥、祖大壽之後駐防寧遠,可謂達到了他軍事生涯中的第一個高峰。


  說死不降皇太極


  吳三桂督軍甚嚴。在洪承疇所部諸鎮中,以吳三桂系戰力最強。吳三桂並不因此滿足,他還專門再訓練了一支極為精銳的千人騎兵。共分二十隊,每隊五十人。“置簽二十支,書領隊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簽呼某,某即領本騎隨之,沖突無不利”。


  1641年(明崇禎十四年)松錦之戰以明軍慘敗告終。如果說二十三年前的薩爾滸之敗標志著後金掌握了關外的主動權,那麼松錦之敗則表明明廷已在整個戰 局上敗相畢露。松錦之敗使明廷喪失了大量精兵和戰將。驍將曹變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疇、祖大壽等投降。只剩下吳三桂在寧遠山海關一線苦撐著局勢。吳三桂在極 端困難的狀況下招撫流亡,重振軍旅。不久又組織起一支數萬人的軍隊,堅守山海關和關外寧遠等城。在原遼東戰將或亡或降的情況下,吳三桂成了碩果僅存的抗清 名將。次年皇太極又發動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圖爾格率兵避開由吳三桂防守的山海關,由黃崖口一線入關。燒殺擄掠,兵鋒直達山東甦北。關內諸明將皆望風而 逃。只有吳三桂仍敢率兵打清軍,並屢有斬獲。再到1643年,如前所述,吳三桂的堅決抵抗使所向披靡的清軍在寧遠城下第三次苦嘗敗績。


  為了解決山海關這道難以逾越的屏障,清廷向吳三桂展開了強大的招降攻勢。由于吳三桂的舅舅祖大壽和恩師洪承疇以及眾多的兄弟、同僚如吳三鳳、祖可法、 張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極除親自寫信向他招降外,還叫這些與吳三桂有種種關系的降將寫信給他勸降。但吳三桂始終不為所動。這一方面是由于其父留在京師似為人質,另一方面與吳三桂固有的抗清意識分不開。


與眾不同的變節理由


  明末大量的明庭故臣變節的原因是多式多樣的。常見的是戰窮活命型和投效覓官型。前者典型為洪承疇、祖大壽等,後者典型為張存仁、馬光遠、馮銓等。吳三 桂跟他們都不同。吳三桂沒有戰窮。山海關和五萬將士均在他掌握之中。若明廷得以延壽,他的升官之途仍未有窮期。更為重要的是,從十幾歲至此他一直處在與滿 清毫不妥協的交戰之中,可以說他身上並無顯著的漢奸因子。鑒此,有必要探討他終究成了大漢奸的原因。


  面對事實進行探究,應該承認客觀因素是促成吳三桂蛻變為漢奸的重要原因。這客觀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後所采取的一系列錯誤做法。


  基于農民起義軍對地主豪紳階級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順軍許多將士對明廷降臣進行拷掠追贓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李自成並不具備一個封建改朝換代者的眼 光和胸襟。古代的農民起義並非近代、現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個新興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順要能站穩腳跟就必須與故明官僚合作。而且這些故明官僚 已拋棄朱明政權張開雙臂準備與大順朝合作了。如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說︰“天生老臣,以遺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對個中奧秘欠缺洞悉。 任由大順將士去拷掠故明官員,甚至騷擾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師民心。許多故明官員降後復萌叛志,有的則化裝潛逃。從整體上來看,大順的做法是丟棄了于自 身政權的穩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從局部上來看,是逼反了吳三桂。這既是促使吳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順朝由盛至衰最終覆滅的關鍵。對于那十幾天——歷 史長河中短短的一瞬間里的情況各種史籍中有著略有出入的記載。


  在劇烈的變動面前,吳三桂情緒激動舉止失措。有記載說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還沒有完全公開之時,又陸續得到父親被關押拷掠和愛姬被霸佔的消 息。也有說是,他還勉強能接受父親的遭難,卻決不能接受愛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處在滿清和李自成兩大勢力的夾縫之中。無論是出于父親滯留京城的考量,還 是從他與滿清拼殺了十幾年的仇恨來看,他歸降大順才是順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歲血氣方剛的青年武將在斬了李自成的使節並口出“李賊自送頭來”的狂言後,就 自斷了這條應該走、並且本來已打算走的路。可是盡管如此他對降清仍有顧慮,以至在獲悉李自成起兵後曾想自戕以了斷一切。當他面對現實後,只得走出向滿清搬 兵的招數。


假如李自成沒和吳三桂鬧翻


  而這一搬兵就把滿清的都城從沈陽搬到北京,吳三桂沒有後悔藥可吃。


  設想,如果大順朝能籠絡包括吳三桂在內的故明官僚,局勢有可能是另一番景況。李自成非但不以十萬大軍討伐吳三桂,而以此軍力協助其北防滿清。在穩定局 勢後揮戈統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權的腐朽來裁量,這應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緊,大順朝在相當時間內無力南伐,那以李自成與吳三桂以及大量明廷降將如大 同總兵姜瓖的兵力總和是也足以抵御滿清入關。


  從前明廷如此艱難,系因須對滿清、農民軍兩面作戰,顧此失彼、捉襟見肘。而若情況簡單化為大順對滿清,那清騎縱橫華北、中原之況將不復見。在經過一個 時期的穩定生息後,新興的大順亦必將統一南中國。至于統一的大順是否有力量復故明在關外的疆域,這確有疑問。統一的大順會不會是弱宋的翻版?會不會導致今 日中國之疆域竟在長城以南?這些問題都離開了本文所題,不作贅論。


  誰自種了更大的悲劇


  著名清史學家李治亭認為,吳梅村諷刺吳三桂為了一個女人而投降清朝,實在是忽視了對待一個女人態度的背後,是面對兩大陣營的政策問題。到底是吳三桂因一個女人投降了清朝,還是李自成、劉宗敏因一個女人而失去了到手的政權,誰自種了更大的悲劇和遺憾,實在一目了然。


  此前吳三桂多次受清朝勸降卻未同意,而吳三桂因陳圓圓反李,有人提出“借北兵(清兵)進關,共殲‘李賊’”。《平西王吳三桂傳》記載吳三桂在清兵統一 全國後對當時決策的回憶:“正值闖賊構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然而事實上,他未能全力救君,也放棄與李自成的和 解而導致父親和全家被殺,最終一心復仇,終與陳圓圓團圓。


  然而在山海關之戰擊敗李自成後,多爾袞以順治皇帝名義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並令吳三桂以下各將領和吳軍全部剃發,這標志著吳三桂已經徹底投降清朝。身為明將多年不接受清朝招降的吳三桂,于是迅速完成了從借兵到降清的復雜過程。


  降清的吳三桂最終在對南明政權的追剿中卻窮追不舍。清朝官書《清世祖實錄》和《清史稿》等諸多文獻都記載了吳三桂在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奏順治皇 帝,要求消滅永歷皇帝的奏章,並提出所謂不滅永歷,有所謂“三患二難”。當年“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的話此時早已被他拋在腦後。征途中,吳三桂收到朱元璋 第十三代孫、永歷皇帝的親筆信。永歷帝那封信里的話,最終竟成了吳三桂命運的預言:“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奕祀而後,史 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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