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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商時報
房地產正在綁架中國金融。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里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幾十萬億，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是不敢輕易緊縮房貸政策的。否則，房地產價格迅速下跌，銀行存量房貸將面臨巨大風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一句“房地產業已成中國經濟直接命脈”，這兩日在媒體迅速躥紅，備受社會各界矚目。
余斌在明年經濟面臨的七大挑戰中把房地產視為第一挑戰。他說，2010年內地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在中國，房地產行業是與國民經濟高度關聯的產業，佔GDP的6.6%和1／4的投資，與房地產直接相關的產業達到60個。
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所綁架。房地產在GDP中佔比如此之高，在投資中佔比如此之大，就決定了房地產稍有閃失和起落對經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在投資主導下的保增長中，各級政府自然會把拉動經濟的產業放在房地產上，也必須放在房地產上，否則，經濟不可能立竿見影拉動起來，GDP不可能立竿見影出現高位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的房地產已經左右著中國經濟。大家都在談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其實最大的不合理在于房地產比重太大，經濟增長過分依賴于房地產行業。在中國經濟保增長為第一要務的關鍵時期，誰都不敢得罪房地產，誰都要寵著、慣著、讓著甚至敬著房地產。其實，不但中國經濟被房地產綁架，而且社會許多方面都被房地產綁架。
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們已經徹底被房地產綁架了。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們有了GDP高增長才有政績，有了政績才能把官帽越戴越大，而房地產大發展哪怕是泡沫式發展對GDP貢獻率最大，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只有“求爺爺告奶奶”地巴結房地產商開發房地產。地方政府的稅收甚至自己支配的預算外收入都得依靠出讓土地和向房地產征收稅金來支撐著，這是一塊大肥肉，地方政府豈能放棄。甚至一些官員都依靠開發商供養著，這個利益鏈條和既得利益集團豈能輕易打破？房地產正在綁架中國金融。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里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幾十萬億，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是不敢輕易緊縮房貸政策的。否則，房地產價格迅速下跌，銀行存量房貸將面臨巨大風險。金融機構只有依著開發商繼續增加貸款，繼續給投資投機者提供按揭貸款，維持房價繼續走高，這樣其貸款才會安全，房產作為抵押物才不會縮水。
房地產正在綁架中國普通百姓。城市居民為一套住房耗盡三代人的積蓄。一些百姓為一套住房幾乎用一生的收入來歸還銀行按揭貸款，成為可憐的“房奴”。
就一個房子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幸福感全無，生活壓力倍增。更有一些家庭在高房價面前只有望房興嘆，根本就不敢有買房的奢望。現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的房改房已經不可能容下下一代年輕人的結婚等對住房的需求。一個城市家庭如果有子女結婚，子女雙方父母甚至三代人也不能買一套房。子女雙方父母和子女三個家庭都不得安寧。房地產也已經在綁架農村百姓。現在進城務工人員越來越多，許多都打算在城市安家落戶。但是，就一個住房問題使得農民工想都不敢想。在住房問題面前，農民工很自卑，自感低人一等。
因此，可以說中國房地產正在綁架整個社會。但是，在上述四方面中只有普通百姓願意擠干房地產泡沫，希望畸形高房價盡快下降。而前三者在抑制高房價中都沒有積極性。就是房地產有泡沫，也不願意看到其破滅，更不願意、也不敢主動親自去刺破；就是百姓再呼吁抑制高房價，痛恨高房價，前三者也不願意、也不敢采取切實措施。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高房價一落千丈，導致GDP增速迅速下降，誰能負起責任？影響到官帽不是得不償失嗎？地方政府為何要自斷財路？出現金融風險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或者金融危機，事情就徹底鬧大了，誰也不敢貿然為之。能紙里包火就越包越厚，反正延緩一天是一天。
房地產綁架中國社會已經非常可怕。可以說，如果不痛下決心，縱然有陣痛，也要刺破泡沫，使房價回歸理性，那麼，一個房地產最終將給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經濟闖下一個大禍，這絕不是危言聳听。
發改委楊宜勇︰
要承認有人一生都買不起房子(組圖)
21世紀經濟報道
[導讀]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首先要承認的是，北京的房價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國外也有這種情況。“保障性住房”沒有統一標準，很難定位，現代人胃口較大，要求高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明年經濟工作。
隨後即將召開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0年的宏觀政策即將定調。
在一年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業成為各方最關注的問題。但是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目前就業形勢顯然好于預期。
11月25日，楊宜勇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表示，“今年的就業目標肯定是超額完成了，年終新增就業人員可能達到1200萬，遠遠超出預期。”
他建議，2010年的就業目標應適當調高。同時盡管南方部分地區有“民工荒”，但是短期內不會出現很大的用工缺口。
幾年內不會出現大規模“民工荒”
《21世紀》︰今年的就業、收入情況如何判斷？
楊宜勇︰對，今年的就業目標肯定是超額完成了，包括失業率的控制、下崗再就業人員的安置、困難群體的救助等就業指標都已經超額完成。具體來說，年初制定的新增就業目標是900萬，但前三季度已經達到851萬了，年終新增就業人員可能達到1200萬，遠遠超出預期；安排下崗人員再就業群體的年初目標是500萬，但現在已完成600萬；對困難群體的補助大概能完成160萬，超過了100萬的目標；年初制定的失業率控制的目標是4.6％，但我們現在已經把城市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3％。
收入也不錯，居民可支配收入應該至少增長了8％。具體說來，農民收入增長6％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長8％以上，雖然居民收入在不斷增長，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不斷加大。
《21世紀》︰去年此時出現了農民工提前返鄉的現象，今年此時許多農民工南下，一些工廠卻招不到工，明年會不會出現更大的“民工荒”，調工資可以解決問題嗎？
楊宜勇︰農民工在春節前的兩周內返鄉屬于正常返鄉，去年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出現了如你所說的大範圍的農民工提前返鄉的情況，根據農業部的調查，去年大約有20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這都是不正常的，是與失業密切相關的。
工資肯定要調，市場逼著企業調整工資。我9、10月份在中山調研，那里一個企業缺6000多工人，企業必須增長報酬才能吸引更多農民工回來工作。出現勞動力缺口，這和整個社會的投資加快、增長加快密切相關，同時也和美國經濟一定程度上的止跌反彈、全球經濟的止跌起穩有關，既有國內因素，又有國外因素，去年年底的時候可能受外需影響更大。
《21世紀》︰隨著對中西部投資的加快，許多農民工在本地求職，這對東、中、西部的勞動力市場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照此形勢發展，明年中、東、西部是否都會出現大範圍的“民工荒”？
楊宜勇︰還不能這麼說，因為我們現在每年淨增的勞動力還是有限的，2000年前淨增勞動力超過1000萬，現在淨增的勞動力也有500萬左右，估計2017年會趨近于零。並且除了轉移出來的2.25億多勞動力，農業潛在剩余勞動力還有1.5億左右，這也是一個基本常識，因此短期內不會出現很大的用工缺口。
但是要有一個調整、適應的過程，因為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沿海一些產業向內地轉移，中西部不斷發展，另外加上新農村建設等因素，許多農民工選擇留鄉創業，在家鄉施展自己的才能。
隨著農業耕作方式的變革，適度規模集中耕種農田後，農村還可騰出1億多勞動力，因此短期幾年內，中、西、東部的勞動力市場不會出現民工荒的翻天覆地變化。
《21世紀》︰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以80後、90後為主力的“第二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對工作舒適度條件的要求更高，你怎麼看他們，這一現象與企業產業結構的升級有著怎樣的關系？
楊宜勇︰第二代農民工素質肯定要強于上一代，並且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應該不斷拒絕純粹的苦力生產方式，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也就更高了。“第二代農民工”應該主動適應社會，而不是希望社會適應他們。
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3600美元，周邊一些國家還只是幾百美元。我們不可能產業不升級，中國產業結構應該與已有的人均GDP水平適應，太苦太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轉移出去。
明年對民生的投入仍將加大
《21世紀》︰今年就業形勢良好，你認為明年的就業目標應該如何設定？明年財政對農業、教育等保民生的投入是否要進一步加大？
楊宜勇︰我認為，目標應該設高點，因為明年的經濟形勢會更好。今年的財政收入達到預期有困難，明年可能會更好一些。隨著財政收入的好轉，明年對農業的投入會繼續增長，對社會性事業的投入，比如教育也如此，因為教育投入應該佔GDP的4％，現在仍然沒有達到。
發改委管的4萬億投資都是基本設施建設，農村的醫療防疫等基礎設施建設所佔比重要大，但必須有一個標準，因為農村和城市畢竟是有區別的，把農村建成城市也不現實。並且民生的範圍也是很大的。比如高鐵，從居民出行的更大範圍來看，也可以算是民生項目。
《21世紀》︰有人說通過國民收入調整，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但國民收入調整在實際層面很難操作，關于這一點，你怎麼看？
楊宜勇︰國民收入調整是一個大分配的概念，包括政府稅收、企業利潤和居民住戶的收入三部分，與國際上相比，三者之中，中國居民住戶分配的部分相對少一些，在經濟流程中，要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有兩條途徑︰政府讓稅、企業讓利。
《21世紀》︰現在中產階級買房也出現了困難，是否應該列入基本保障範圍？
楊宜勇︰首先要承認的是，北京的房價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國外也有這種情況，他們也是40多歲才買房子，這與中西觀念的差異有很大的關系，中國的住房自有率是奇高的，其實買和租並無實質差別，而中國人把永遠擁有看得過重。
“保障性住房”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很難定位，現代人胃口較大，要求高，以至于買完房之後，生活質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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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在天安门前
陈水扁第一次来北京是1991年7月23日，住在当时最豪华的王府饭店。对他的来访当时是有争议的。因为陈水扁在1989年11月的“立委”选举时，公开刊登竞选广告：“台湾独立万万岁”。后来经研究，认为他既然愿意来大陆沟通，毕竟是好事，还是接受了。由此也可见祖国大陆的度量。陈水扁提出了一些要求，因为事涉敏感，无法满足，还是时任国台办副主任的唐树备见了他。只陈水扁一个，没带任何人。陈水扁着重了解“动武”问题。他问什么情况下不会打？说是在大陆的台商很担心。他表明两岸要“政府的谈判”，反对国共谈判。交谈基本上是一问一答，陈水扁反应很快、能讲，确是民进党的“铁嘴”。交谈中，陈水扁有礼貌、有理性，没有讲一句“台独”。
陈水扁在军事博物馆一辆涂有红五角星标志的坦克前留影
晚上全国台联在知美楼设宴招待陈水扁。因为都是台湾乡亲，气氛较融洽。宴会上陈水扁批评大陆不开放、不民主。我们手边正好有一份“大参考”给他看。他看后很吃惊，说你们知道许多信息，比我们还多。陈水扁还披露他的政治信念：“政治应该是妥协，不妥协不是政治。” 陈水扁第二次要来大陆沟通是在1993年6月。当时两岸关系急速升温。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海协和海基会来往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内形成积极参与两岸关系的认知，并要对大陆采取主动务实的态度，不再置外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民进党提出要来大陆两个团，一是陈水扁团，另一是谢长廷团，应是很合时宜的行动。后来“陈团”没有来成，“谢团”顺利来访，其中各有各的原因。 陈水扁此时气派很大，1992年12 月当选“立委”，1993年3月当选民进党“立法院”干事长，又是“正义连线”负责人。陈水扁办公室与我们商量来访事宜，要价很高，虽然多次商讨，传真来往十几次，仍无法达成一致，最后我们只好宣布：“看来来访条件不成熟，今后个别或少数人事先协商好再来。”实际上婉拒了“陈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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