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希干族的灵魂音乐【A New Day】The Last of Mohicans/xiaoxiaowen/wenxue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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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山的真面与假面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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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山如果不死，能不能如某些传统推断所言，压抑杨秀清的野心？
恐怕不能。
前面已经提到，杨秀清、萧朝贵借代天父天兄传话夺取大权，洪秀全是支持的，而他们获得大权后很快扶植起自己的嫡系，而将冯云山的势力排挤出去。根据记载，冯云山是孤身一人追随洪秀全起义，并无一个亲属在军中。他在紫荆山最初依赖的是曾家、卢家、王家（洪秀全表哥），其中曾家被排挤出太平军，除个别人外未参加金田起义，无一人的官职被正式记载；卢家据说只有卢六一人，且早已死在狱中；王家被杨秀清、萧朝贵百般打压，最终被边缘化，只是因为和洪秀全沾亲，才没有被完全排挤，1854年在天京，王家官做到最大的王维正（当时已经改姓黄，洪秀全的表侄），不过是殿前丞相、副理机匠，“殿前丞相”听着不错，其实是虚衔，普通士兵立了功也能得到，据说当时太平军中有这头衔的不下数千人；“副理机匠”就是管理织布工人的二把手，要知道王维正加入拜上帝教比杨秀清、萧朝贵都早得多，洪秀全第一次入广西，跟冯云山分手后特意留下来救的就是他，第二次入广西，砸第一座神庙——六窠庙（刘三姐庙）时，洪秀全在墙上题诗一首，给他捧砚台的也是他，他不过是这样的芝麻官，其它王姓就不用提了。也就是说，到了金田起义前夕，冯云山不但地位是杨、萧的副手，实力更远不如杨、萧，有一次萧朝贵因为芝麻绿豆大小事，要打一个叫谢享才的两千棍，冯云山看不过讲情，竟要跪在天兄附体的“六妹夫”萧朝贵脚前苦苦哀求，最后“天兄”才开金口：这次给你面子，下次再讲情，连你一块儿打——就这样的权威、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表现，他就算到了天京，也只能跟韦昌辉、石达开那样，“在东王面前不敢多言”，杨秀清不压抑他就算给他面子，他如何去压抑杨秀清的野心？
那么，他能不能如某些人所期望的，让洪秀全少搞些神权政治？
恐怕更不能。
洪秀全被杨秀清、萧朝贵的神权把戏折腾惨了，却也体会到这一套的威力，等杨、萧一死，就照方抓药甚至变本加厉，他并没有别的特长，神权是他最得力的工具，为了捍卫神权，他不惜逼走石达开，气得陈玉成宁可自取灭亡也不回天京，把李秀成差点噎死；同样为了捍卫神权，他在天京事变后3年给杨秀清、萧朝贵平反，并把幼东王（不到10岁的洪秀全亲儿子洪天佑）和幼西王（10多岁的洪秀全外甥萧有和）提拔到昔日杨秀清、萧朝贵的地位，给曾欺压过、甚至可能试图加害过自己的杨秀清加上长达47个字的超级头衔，而对于死去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老朋友冯云山，不过维持以往的封号。道理很简单，以神权立国的太平天国，不能没有“天父天兄”的地位，否则洪秀全这个“天父次子、天兄亲弟、天父天兄所派下凡之天王真圣主”权威何在？为获得此权威，早在广西起义前，洪秀全就牺牲过冯云山一次；为保住此权威，即使冯健在，他也只能被再牺牲一次。
不仅如此，零星史料表明，冯的思想未必和洪有本质差别。
在广西，冯“侮弄神像”、“撕毁书籍”，做法和后来洪秀全一样，而此时洪还没打算造反，正忙着考清朝的秀才；在坐牢期间，冯搞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天历”，这本闭门造车的立法既没有闰年，也没有闰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40年“一加”，加年每月都是33天，这样的历法“均匀圆满”，看上去很完美，符合洪秀全的口味，却很不符合科学——该立法推行6、7年后，太平天国的“中秋节”月亮却仍是个月牙儿，莫名其妙以至于恼羞成怒的太平军将士据说有的迁怒于月亮，竟用弓箭射、火枪轰，以泄“不圆”之忿；各方史料都记载，太平天国早期的典章制度都是冯云山制订，这样一个光丞相就有二十四名、军中到处都是大员，且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等人的姓名（甚至曾用名）都要避讳的制度，是后来洪秀全更苛刻、更可笑制度的萌芽，而这样的一个制度，就出自冯云山之手，指望他匡正洪秀全，难矣。
即便冯云山真如有些人所期望的，是个抱持温和改良立场的政治家，又能改造洪秀全么？被称为“志同南王”的洪仁王干，主张改革上帝教中“天妈天嫂”之类荒诞神话，实行资本主义改良，取消诸如避讳、肉刑等不合理制度，但他抵达天京、担任洪秀全首辅后没多久，就开始主动配合、甚至迎合洪秀全的自我神圣运动，将他反对避讳等合理主张抛在脑后，反倒以自己名义主持出版了专门介绍如何避讳“违禁文字”的《钦定敬避字样》。洪仁王干是在香港多年、受基督教正式洗礼的“新人类”，又是洪秀全的族弟、和冯云山几乎同时入教的“老革命”，他的结局是被洪秀全改造，而非改造洪秀全，关系比他更疏远的冯云山，又如何可以例外？由此可见，“冯云山不死天国必不如此”，无非是人们出于一己愿望，所描绘出的又一“假面”而已。 朱元璋究竟杀了多少人 徐卫东
所谓空印案，指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这个案子在当时为震动一时的大案，而在贪污腐败并不鲜见的当今社会也因其带有重典惩贪的色彩而常被人们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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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件案子在惩贪方面并没有多少成效，至多是君主猜疑个性的又一次滥用罢了。当时有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他说朱元璋欲严惩空印者，是因为“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明史·郑士利传》）。其实这里说得是客气了点。很多史料记载，朱元璋发现了盖印空白文册的事时，反应是“盛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欺罔”。“欺罔”这两个字，不仅仅可以解释为空印者持空印文书欺罔百姓之意，更可以解释为空印者轻视皇权，也就是朱元璋的权威，私下偷懒，擅自盖印。后一解释可能更贴近朱元璋的心理，因为关于空印案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它的坏处，郑士利上书朱元璋，讲得是非常清楚了，而朱元璋的反应仍然是 “大怒 ”，根本不听劝，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反而将郑士利罚去劳改了。这种对郑士利的猜疑，也正是郑士利以一个普通生员的身份上书皇帝指斥时事而触怒了朱元璋的一种反映。
空印案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规定，各地都需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结项。只要数字有一丁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因往来路途遥远，派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本是上知下晓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也从来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发布命令禁止过。但是，偏偏皇帝朱元璋不晓得。忽然有一年他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发雷霆，便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就是后来因反对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诛十族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
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发生了许多大案，以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最为知名。有人加上空印案，号洪武中四大案（如孟森《明清史讲义》）。然而，其他三案发生的时间清清楚楚，没有异词，只有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都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这是两本较早的大学历史教材，使用非常广泛。近年新出的樊树志《国史概要》却认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这是一本带有个人风格的教材，在大陆与香港深受好评，也多次印刷。这三套教材的编写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史学专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案所发生的时间却记载歧异，不能不令人迷惑。（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朱元璋传”均持十五年说。）
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 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 2002年印《辞海》同此。）《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 “钱谷策书”。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殊不知，《明史》这两处记载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郑士利传》并没有直接记载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但可以推断出来。传中记载说，“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就置于《郑士利传》之前，其中写道：“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 叶伯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了那封著名的上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气得元璋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关于这次星变的时间，明末谈迁《国榷》记载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其他史料都没有异词。可以推定郑士利上言正是在洪武九年，这也就是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录：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但是，在《明史·刑法志》里，于记载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了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随后又提及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可以想见，《明史·刑法志》可能正是如今空印案十五年说最初的来源。
《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子都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第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所言“过当”，也许即相当甚或超过之意。空印案也如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数，故吴晗云两案有七、八万人被杀。然而，这个估计是成问题的。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士原（《明史.郑士利传》中作“士元”），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原或即“行省言臣二十余辈”中的一个，幸而不是主印者，得以出狱。郑士利在这些人入狱之初就想上书，后来为避嫌计，所以等到士原受杖出来后才言事，主要就是为留在狱里的那些死囚申辩。《叶郑传》文末说士利失败了，元璋“竟杀空印者”。贯通全文看，士原任官湖广，以从前的河南任内事牵连入狱，说明他是从湖广逮进来的，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所谓的数万之数，很可能是猜测类比之词（其他的几个大案确实杀人很多）。退一步说，明初整个官吏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而跟空白盖印文书有关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朱元璋再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人都杀光，弄得自己在中央做光杆司令。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说，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这应该是实际情形。
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很痛恨的。固然元朝旧法可能存在易于作弊之处，但在郑士利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情形下，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显然是很可见皇帝的专制性格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有一个地方学官曾秉正上书，大谈如何“应天心”、“慰人望”以守成，《明太祖实录》抄了近六页，全是空对空的虚道理，朱元璋却听得很舒服，以为他是忠臣，提拔做了思文监丞。叶伯巨和郑士利就事论事，坦坦直言，却引得皇帝大怒，以为叶伯巨离间皇家骨肉，以为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将两人下狱。后来，叶死在狱里，郑跟他的哥哥士原罚到江浦劳改。还是那个曾秉正，后来也因言事忤旨而被罢官，穷得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有，不得已，卖了四岁的女儿，弄点盘缠。看来曾氏还算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官。可这不行啊，把女儿卖了赚路费，岂不是给皇帝的统治抹黑，与朝廷提倡的孝悌之道相违背？也是一怒之下，皇帝将曾秉正处了个腐刑！这个曾官员后来不知所终。
原来，所谓的忠奸，也不过在皇帝的一闪念之间。皇权的专制权威是万万惹不得的。叶伯巨事先曾说：“即使没有皇帝的求言诏，我也要上书，何况现在正要求言呢？”都说言者无罪嘛，一个大皇帝岂能更是言而无信？可是他偏落得个囚死狱中的下场。郑士利也是等得求言诏的机会去申辩，却根本不被理会。而所谓的空印案，也仅仅是皇帝雷霆之怒所激起的一场小事故而已，是根本不值得当作惩贪除恶的标本案例去宣扬的。
为便于大家理解，小结如下：
一，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既不是洪武八年，也不是洪武十五年，而是洪武九年九月。此年有闰九月，又方克勤是在十月被杀，则空印案前后持续的时间约有三月之久。
二，空印案所诛杀的官吏人数并没有数万之多，而是区区几百人。空印案的规模跟洪武年间其他三大案是无法相比的。
三，空印案中被杀的官吏不仅仅是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还有按察司的官。
四，空印案中户部所核查的项目是钱粮的数字，并不包括军需等其他事项。
五，朱元璋之所以搞空印案，恐怕不真是从惩治贪污作弊出发，而是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六，《明史》对空印案发生时间的记载存在歧异，而《明史·刑法志》可能是空印案研究上致误的主要来源；更早的记载方孝孺《叶伯巨郑士利传》、《先府君行状》当更可采信，可用以纠正诸多误解。/博讯
日本对外侵略鼻祖竟是女人
日本新华侨报
日本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侵略行径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可追本溯源，路卫兵意外发现，开创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竟然是一位女扮男装、“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日本籍“花木兰”？她甚至在身怀六甲之时仍亲自带兵远征，上演了一出穆桂英带孕挂帅的“好戏”，真乃“巾帼不让须眉”。她三次入侵朝鲜半岛，开创了日本海外拓展领土的先河，堪称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开山鼻祖。她就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神功皇后。 (博讯 boxun.com)
神功皇后(约公元170年～269年)，本名气长足姬尊，是日本(当时中国史书称其为倭国，7世纪末才始称日本)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其父是开化天皇的玄孙息长宿祢王，也算是皇家子女了。《日本书纪》上记载她“幼而聪明睿智，貌容壮丽，父王异焉”，说她从小就聪明俊美，异于常人。她在丈夫仲哀天皇去世后长期摄政达69年之久，权倾一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统治者。明治维新时期，还曾发行过以神功皇后为肖像的大日本帝国纸币。
关于神功皇后丈夫仲哀天皇的死，《日本书纪》中也有记载：仲哀天皇在位的第八年，因为本土内有一个小国叫熊袭国的，不对天皇朝贡，他就决定起兵灭掉它。在他与群臣讨论作战计划时，神功皇后也参加了会议，她说神托我对你们说：熊袭国地方贫困落后，能捞到什么呢？不值得一打，倒是海外有个“处女之睩””叫做新罗国(当时朝鲜半岛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主要国家，新罗位于半岛南部)，遍地是“金银彩衣”，如果天皇御驾亲征，定能兵不血刃的令他们臣服。天皇听得一头雾水，于是就登到高处向神功皇后指的方向眺望，却怎么也看不到地方，所以也就始终未出兵。第二年仲哀天皇死去，书中说他是因未听从神的旨意，激怒了天神，遭到神遣。
《日本书纪》是日本留传至今最早的一部正史，原名《日本纪》，时间从传说中的神代到持统天皇即公元700年前后的历史。全书共三十卷。当时汉文是日本的官方文字，所以该书采用古汉字编纂，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书中所记载的天神托神功皇后之口劝说天皇攻打新罗国，又因未按神的旨意去办而受到神的惩罚，这当然有传说的味道，神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皇后假托天神之口来达到自己的意愿主张，倒是是极有可能的。借神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古时惯用的手法，因为那时的人并不像今人这样开化，“天神之命”也许是统一思想实现目的的最好载体。同时期的中国也有高祖斩白蛇起义之说。不管怎样，从这段史料中足以看出这个神功皇后是善弄权术的，并且骨子里就具有侵略尚武的本性。
有史学家考证神功皇后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卑弥呼。《三国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和曹魏往来甚密的倭女王，能使鬼道，以妖惑众。汉桓灵年间，倭国大乱，男主不能服众，而卑弥呼以鬼道平定内乱登上王位”。如果卑弥呼真的就是神功皇后的话，那么装神弄鬼看来确实是这位皇后政治上的惯用伎俩。
丈夫死后，神功皇后主持朝政，立刻开始展演她的“文治武功”，她不但令熊袭国臣服纳贡，还亲自征讨其他不服的小国，很快便稳住了国内局势，其手段可见一斑。为了觊觎许久的“处女之睩””新罗国，神功皇后摄政期间曾三次西征朝鲜。《日本书纪》记载：她为应验神灵之语，“以海水洗发”，结果头发分成两边，梳不拢了。皇后“因此结发为髻”，“扮成男子相貌”，这有些像后来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不过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目的是征服别人，不断扩张领土，获取更多的财富。乔装改扮后，她对臣民宣布征讨令，并亲自召集兵士进行操练，誓师西征。
就在丈夫死后的当年九月，身怀六甲的神功皇后亲自带兵第一次攻打新罗，很有些穆桂英带孕挂帅的味道，不同的是这位一向好装神弄鬼的皇后， “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还日，产于兹土”，临行前她将一块石头绑在腰上，以期“和魂”能保佑她的战船，保佑她凯旋后能顺利回国生孩子。由于事发突然，毫无准备的新罗王吓破了胆，居然还未开战就身穿素服、自备白旗到神功皇后船前请降，于是神功率领大军进入新罗国都搜括抢略一番后，亲自将利矛插在新罗王宫前面，着实风光了一把。随后在新罗国设置任那府，派兵戍守，还向新罗王规定每年要向日本朝贡，然后率大军载着八十船战利品回国。另外两国百济和高句丽听到此事后，“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两国派探子观察了一下神功的军队，感觉不是对手。于是迫于神功之威，也相继入朝进贡，两国国王还亲自拜见神功皇后，并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意思是永远做你们的藩属向你们进贡，自此朝鲜三国全部对日称臣。返国后两个月，神功皇后产下一子，即日后的应神天皇。
第二次征新罗原因更是可笑，更能看出神功的好战本性。一次百济和新罗使者一同入朝纳贡，新罗的贡物又多又好，百济贡物却又少又劣，神功便质问百济使者，使者答复说贡物在途中被新罗劫走了，新罗现在的贡物就是百济的。为此，神功再次讨伐新罗并大破之，算是替百济讨回了一个“公道”，自此百济更是对日本俯首帖耳。并称：“自今以后，千秋万岁，无绝无穷，常称西蕃，春秋朝贡”。第三次征讨，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新罗王没有按时入朝进贡，神功皇后立刻“遣袭津彦击新罗”，派遣袭津彦讨伐新罗。这神功确实够霸道。
神功皇后摄政期间，三次入侵朝鲜，是日本国史上开展对外侵略的第一人。她在征伐新罗时曾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百济国王也相继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当时朝鲜使用的是中国的汉字)，因此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得到逐步推广，渐渐成为日本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这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