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磁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中文好歌十首/ 小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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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網
女看守冒險戀上外國戰俘 甦政府區別對待德日俘虜
甦聯勞改營曾頻傳異國戀情
1945年8月8日，甦聯對日本宣戰，一周後，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戰以法西斯軸心國的失敗告終。然而，連年的戰爭也讓甦聯失去了千千萬萬精壯男性公民，甦聯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本文講述的便是這一背景下，在甦聯國土上發生的異國情戀故事。
戰爭造就千千萬萬甦聯寡婦
1945 年秋，幾十萬日本戰俘陸續被從中國東北押解到甦聯境內，開始了漫長的勞役歲月。俄羅斯《莫斯科共青團員報》曾刊文《日本武士的俄國墳墓》說，最初，日本戰俘踏上甦聯國土的時候，隨身攜帶的行李里藏有橡膠女娃，用于自慰，解決本能需求。可是，他們一下火車就遭到了早在車站等候多時的甦聯居民的轟搶，因為戰後的甦聯百姓也非常貧窮。因此，日復一日枯燥而繁重的勞役生活讓日本戰俘對異性的渴求越發強烈。
連續的戰爭使甦聯失去了數千萬精壯男性，也使千千萬萬甦聯婦女成了寡婦。據統計，甦聯集體農莊男女性別比例由1940年的1:1.1拉大到1945年的1:2.7，于是在勞改營日本戰俘與甦聯女看守之間便迸發了難以遏止的愛情。
俄羅斯坦波夫州莫爾尚斯克市附近的卡列利村曾經有一個戰俘營，最初只關押日本關東軍軍官戰俘，從1946年開始，其他日本戰俘以及德國、意大利戰俘也陸續被運到此地。日本戰俘雖然身陷囹圄，整天在礦井、礦場勞動，卻不忘搞好與甦聯農村姑娘的國際友誼。現年近80歲的原戰俘營看守人員斯維里多夫回憶說，一個日軍少佐看上了一個名叫維拉的女看守，“我那時雖然只有15歲，卻已經明白了一些事情。有一次，他請求我幫忙:請您換一下夜班，讓我和維拉在一起吧，她已經同意到我的帳篷里去了。我知道，這是不允許的，但我開始可憐他們了，這畢竟也是愛情，我就同意了。”
與外國戰俘的愛情很危險
甦聯婦女之所以願意跟外國戰俘同居，原因比較復雜，或因為純潔的愛情，或因為生理方面的需要，或因為精神上的孤寂，或因為物質上的誘惑。有俄羅斯研究人員說:“勞改營女管理人員有時出于‘物質上的意圖’跟外國戰俘同居。比如，有一個勞改營的女護士請一個戰俘幫她搞一塊手表，很快她就得到了手表，在得到手表的同時她還收到了一張字條:‘我給你手表，不過你應為此跟我保持親密關系。’”一些戰俘藏在身上或者行李中的稀罕小物件，此時派上了用場。
然而，甦聯婦女與外國戰俘同居注定要冒極大的風險，原因很簡單:這是在跟原先的敵人苟合。實際上，早在1944年，甦聯紅軍的歐洲戰俘營里就發生了這種事情。當時，甦聯內務部戰俘和被拘留者事務管理總局要求各地遏止這種事情的發生，各戰俘營和勞改營還專門開設了一些課程，向全體管理人員灌輸“對希特勒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而一旦發現有甦聯女管理人員跟外國戰俘有曖昧關系，立刻首先將其定性為“階級覺悟幼稚”，一旦被發現跟外國戰俘有染，將處以開除黨籍的處分。1945年8月，甦聯內務部發布命令，再次強調要防止甦聯女管理人員跟外國戰俘同居事件發生，並且髮⑺小八枷氲赖虏粓远ǖ膵D女”從戰俘營里開除出去。
跟外國戰俘有染的甦聯婦女不僅冒著被開除出黨、開除工作的風險，還有健康受損的風險，因為她們深知自己的行為不為紀律所允許，不為輿論所支持，所以常常偷偷墮胎。盡管如此，甦聯婦女跟外國戰俘保持密切關系的事件卻始終屢禁不止。-分頁-->
少數日本戰俘被允定居甦聯
俄羅斯觀察家日爾諾夫認為，當時，甦聯政府對待各國戰俘的態度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差別，比如，甦聯允許一小批日本戰俘同甦聯婦女結婚，日本戰俘也是唯一被允許留在甦聯定居的外國戰俘。但是，甦聯卻不允許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等國的戰俘同甦聯婦女結婚，不允許他們在甦聯定居，來自這些國家的戰俘後來被全部遣返。
俄羅斯史學雜志《祖國歷史》2008年曾刊登一份檔案材料稱:1946年秋天，德國戰俘馬克斯‧哈爾特曼給甦聯內務部戰俘和被拘留者事務管理總局寄去了一份請求允許他加入甦聯國籍並同一名甦聯女公民結婚的申請書，此前他已經給斯大林寫過3封信。但他的請求被拒絕了，而且還被重新看管起來，他的甦聯情人則被打發到別處，並被國家安全機關監控。
少數日本戰俘被準許同甦聯婦女結婚的原因很簡單，納粹德國侵入了甦聯本土，給甦聯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而日本人在二戰期間並沒有侵入甦聯本土。不過，甦聯政府也絕對不會隨隨便便就給日本戰俘開綠燈，只有那些為甦聯的利益效力的日本戰俘，才有可能被允許留在甦聯定居。相當多因為愛情的緣故而希望留在甦聯的日本戰俘則被拒絕，並被遣返回日本。
2005年5月20日，在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劇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當年的日本戰俘與甦聯婦女的愛情為主題的戲劇，這出戲中的女主人公叫做多爾戈爾‧桑德科娃，她愛上了一個日本戰俘。多爾戈爾‧桑德科娃知道，世俗環境不容許他們這麼做，他們不可能永久地在一起，但她還是毅然邁出了這一步，並為他生下了一個女孩。後來這名戰俘回到了日本，一直到很多年之後他們才得以重新相見。
這出戲是以戰爭年代的真人真事改編的，但是，正如俄羅斯記者納娜‧巴杜耶娃在《俄羅斯人與日本人的愛情成為戲劇情節———日本戰俘的俄羅斯後代期盼尋根問祖》一文中說的那樣:“假如說藝術手法使得這出戲可以用美滿的結局來結束的話，那麼現實的情況則要悲慘得多。”因為，這出戲女主人公的原型後來不止一次地跑到地方當局打探她的日本男人的情況，最終，她得到了答復:到甦聯地方當局交涉，請求加入甦聯國籍的日本戰俘被運到甦聯遠東地區，從那里返回日本。在乘坐大駁船回國途中，他們淹死了，據說是因為日本政府不能寬恕、原諒背叛祖國的人，他們是根據日本政府的命令被淹死的。
近來，俄羅斯媒體又披露了一例這類愛情悲劇，悲劇的男主人公叫做蜂谷彌三郎，當年被關押在西伯利亞戰俘勞改營，女主人公克拉夫季婭‧諾維科娃是一名甦聯婦女。盡管存在著民族差異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但他們始終彼此心懷真切的情感。後來，蜂谷彌三郎回到了日本自己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邊，蜂谷久子一直在苦等丈夫歸來，因而始終沒有改嫁。蜂谷彌三郎為此寫了一本書———《為戰爭而哭泣的兩個老婆》，來紀念他一生中兩個最親密的女人。
愛情總是甜蜜的，但特殊年代的異國戀情和婚姻，卻往往是很脆弱的。
《蝸居》集結社會弊病 成為海外解讀中國新樣本(圖)
國際先驅導報
《蝸居》已不僅僅是一部電視劇，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樣本。
海外媒體沒有關注到《蝸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論，而眾多中國媒體上同樣鮮有反思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丁揚發自北京 過去一個月，《蝸居》重演了中國電視劇收視黑馬的經典軌跡︰在幾乎零宣傳的低調中默默地火了起來。35集的劇情幾乎集結了當下社會弊病的所有關鍵詞——小三、高官、房奴、腐敗，眾多讓人觸景生情的橋段令觀眾心有戚戚，並引來專家學者的解讀，甚至成為海外解讀中國社會的新樣本。
《蝸居》令日美驚詫
11月24日，日本網站Record China做了一篇名為《租房不會幸福嗎？八成中國人以為幸福=有房》的報道。該報道轉述了中國媒體由《蝸居》出發所做的關于“幸福和屋子的關系”調查結果。這篇報道被日文雅虎網站全文轉載後，日本網民參與了討論，對于中國人如此看重一個並不真正屬于自己的“水泥箱子”，日本網友十分困惑。網民jim說︰ “日本泡沫經濟時代，很多人一般是為投資目的而買房，但是泡沫破裂以後全都失敗了。中國是否意識到泡沫破裂後的狀況？我想中國不要走日本走過的路才好。”
“這不是中國版的《欲望都市》。”華爾街日報網站在其“中國實時報”欄目中除了報道《蝸居》在中國遭遇熱捧之外，還意味深長地引述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機構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最新報告︰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的平均房價已達到每平米16057元，比1月份漲了54%。在上海，10月份的平均住房價格上漲了 22%。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最新一份住房研究報告中警告說，支持性的政策並未得到有效實施。
蝸居現象背後的隱憂
事實上，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對于中國“蝸居”現象的關注已非一日，早在數月前，這份報紙就大篇幅報道了中國大學生“蟻族”現象，這篇報道提出了中國社會當下最令人費解的問題︰中國還未進入知識時代，大學生就被經濟浪潮甩在了身後，這個群體的路在哪里？這篇報道，緣起于一本名為《蟻族》的書，該書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博士後、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副教授廉思。
身為典型的80後，廉思看到《蝸居》後感慨萬千。在他看來，《蝸居》無疑是對《蟻族》一書的影像詮釋，也是現在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真實的生存狀態。
廉思及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提出了“蟻族”的概念，比喻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書中披露，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後月收入平均為1956元，面對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聚居村。某種程度上，《蝸居》里的海萍就是蟻族的代言人，廉思等人在調研中發現，有10%的蟻族畢業于211重點大學。
而正如廉思在《蟻族》中所表達的深層憂慮那樣，無論是日本的Record China、還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它們在關注“蝸居現象”時，都將思考的矛指向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發展必然帶來問題，但一個良性社會必須要有自我修復機能，一旦這種機能喪失，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
一部“現實劇”的吊詭
與著名作家肖復興“良知之刺”的贊譽相反，《蝸居》也被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正式宣告了道德淪喪時代的成型”，它試圖反映社會現實，本身卻也成為問題——在相關調查中，有半數以上的觀眾堅持站在貪官宋思明和其情人郭海藻一邊，關于兩人是否有真愛的討論甚至蓋過了對于該劇所謂反映的現實的思考，唇槍舌劍中，一種價值觀的徹底混亂和道德邏輯的缺失令人不寒而栗。
廉思同樣有著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困惑︰“蟻族們有夢想，只是這些夢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內有房有車。有人批評說這一代青年太物質，可是這樣的價值觀卻是現實教給他們的。”
1980年，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曾引發一場人生觀的全國性討論。廉思驚訝地發現，在他與蟻族的接觸過程中，這些出生于1980年代、成長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不約而同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
也許，這種對自我奮斗意義的焦灼和懷疑，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網民們會同情貪官宋思明和走上“職業二奶”之路的郭海藻︰走捷徑、抄近道沒有錯，錯的是這個社會太過殘酷。
《蝸居》導演滕華濤說自己的創作有宏大的意圖，卻並無意批判時代。這一說法幾乎是《蝸居》企圖犀利但最後只能獨善其身的形象寫照。《蝸居》僅僅是在告訴人們一個借口︰如果你因為世事艱辛而自我墮落，那就是這個社會的錯誤。
有趣的是，海外媒體沒有關注到《蝸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論，而在眾多中國媒體上，同樣鮮有類似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