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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說《沁園春‧雪》是你父親寫的？胡木英︰不是。父親沒參加過長征，壯麗景觀沒經歷過，這不是憑想象就能寫出來的，而且按照父親的性格，他不會寫出主席那樣的氣魄。

　　胡木英回憶父親胡喬木︰讀書寫作一輩子

　　11月10日，北京萬壽路兩側高大的喬木下覆蓋著厚厚的積雪，我們一路前行，胡木英家就在前方。

　　胡木英，胡喬木之女、國家工商總局的退休干部。

　　在一排排中直機關的住宅樓里，胡木英家並未顯得特殊。牆上的胡喬木伏案照高懸，仿佛告訴我們並不為人所知的父女往事。

　　“父親不健談也不很愛聊天，散步時也不大理我們，總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69歲的胡木英快人快語，不似傳說中乃父的沉默和內斂。

　　被譽為中共黨內“四大筆桿子”之首的胡喬木，從毛澤東秘書到“黨內一支筆”再到“新聞大管家”，經歷了怎樣的宦海沉浮？除了新華社的千字文簡歷，外界對其所知甚少。

　　毛澤東點名招秘書︰“喬木是個人才”

　　對于胡喬木來說，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過于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個月左右，父親就去給主席當秘書了。”胡木英說。

　　此時，胡喬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溝的窯洞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就在大砭溝，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也在那里。“父親當時已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這一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變爆發，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布重組新四軍軍部的命令。為此，中共高層通宵達旦地開會，毛澤東更是異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個清晨，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突然來到胡喬木所住的窯洞。對于當時的場景，胡木英說，“母親親歷了這個過程。”

　　王若飛對胡喬木說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點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書工作，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王若飛的話，完全出乎胡喬木的意料。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毛澤東會調他當秘書。

　　胡喬木思索了一下，說出了心中的顧慮︰“給毛主席當秘書，我怕當不好。我從來沒有做過秘書工作。”

　　王若飛為了打消胡喬木的顧慮，說出了毛澤東“點將”的來歷︰

　　“你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陳伯達看了，很欣賞。”于是，陳伯達將文章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說，“喬木是個人才”。

　　那時，陳伯達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他跟胡喬木並不認識。

　　1941年秋天，楊尚昆從華北根據地回到延安參加整風，認識了給九月政治局會議做記錄的胡喬木。楊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一文中回憶說，“他不到三十歲，一介書生，清秀文雅；在會上做記錄，並不說話，大家叫他喬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慶談判以後的事。九月會議前後，印發了《六大以來》。當時我就听說，喬木同志是主席編輯《六大以來》的主要助手。這件事辦得好，主席喜歡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木英對父親的延安時期知之甚少，一方面當時年紀小，一方面是“父親忙著工作，並不在家里待著，在家的時候就是寫東西。”不停寫東西的胡喬木有件事情讓女兒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延安的窯洞家里伏在桌子上寫東西，桌底下放了一個炭火盆，腳踩在炭火盆邊上，暖和一點，結果有一次他寫著寫著就忘了，就把鞋子給燒了。”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說《沁園春‧雪》是你父親寫的？

　　胡木英︰不是。父親沒參加過長征，壯麗景觀沒經歷過，這不是憑想象就能寫出來的，而且按照父親的性格，他不會寫出主席那樣的氣魄。

　　創作黨史中的《史記》

　　1949年6月，毛澤東離開香山雙清別墅進駐中南海豐澤園，作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亦隨之搬進中南海。

　　8歲的胡木英跟著父親進了中南海。胡喬木的家在春藕齋西邊的靜谷，同住在靜谷的，還有由胡喬木推薦當了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當時我們家就住在進入靜谷門內左手那排房子，三間廂房，包括了父親的辦公室和全家住處。我記得中共中央宣傳部有一部分人，當時也在靜谷辦公。”

　　胡喬木雖然仍是毛澤東的秘書，但是工作內容開始發生變化。胡喬木先後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聞出版總署第一任署長，後又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胡木英至今記得1954年的一天去毛澤東家看電影時的情景。“那天傍晚，家里的電話鈴響了，父親接電話才知道是主席打來的，邀父親到他家看電影。父親帶上我去了豐澤園”。

　　放映的影片名叫《葡萄熟了的時候》，這是一部剛剛攝制完的國產片。

　　胡木英跟父親去毛澤東所在的豐潤園“菊香書屋”看電影這是僅有的一次，更多的時候是胡喬木接到電話後就去領任務。于是，胡喬木參與了共和國成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獻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喬木的名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被稱為黨史中的《史記》。

　　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前夕，胡喬木為中央寫的一篇講述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文章。“父親坐在放滿涼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塊木板上寫”，由于胡喬木對黨的30年的歷史非常熟稔，“這篇長文他只花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寫成了”。

　　楊尚昆回憶說，“主席看了十分滿意，說不要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稿了，就以‘胡喬木’署名發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用個人名義發表，並不是胡喬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決定的。時在建國初期，效果極好。” 1951年6月22日，《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各地報紙也全文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另外，人民出版社還印行了單行本。“此書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親還要‘精雕細刻’一下。”胡木英說。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喬木家又搬到了懷仁堂南面的頤園，與彭德懷住的永福堂正好是前後院。

　　胡木英對彭老總家的地圖記憶深刻，一次她隨父親到彭老總家，看到辦公室一個巨大無比的地圖，佔據了整整一面牆。縣、區、公社，甚至更小的區域單位，都標得清楚細致。“我後來才知道，軍事地圖才是那樣詳盡的”。

　　《中國經濟周刊》︰胡喬木被稱為中共黨內“四大筆桿子”之首，這個說法是什麼時候提出的？

　　胡木英︰他在世時從來沒人提。我也沒听說過有這個說法。文革後鄧小平提出，黨內幾十年文件都是通過胡喬木的手，他確實是黨內第一支筆，因為對他這麼多年的了解，還是用他合適。鄧小平也有理由，因為過去毛主席、周總理都說過，“有喬木就有飯吃”，就是能寫出東西。

　　毛澤東探視後沒再被迫害

　　1961年6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長期病休。

　　“父親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狀態有關。毛主席喜歡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來了，就一個電話把父親召去。特別是後來，父親神經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藥，有時剛吃下安眠藥，主席電話來了，又得把父親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談兩三個小時，談完回來，卻再也無法入睡了。”

　　胡喬木從而離開了黨內的理論核心，因而也就未參與“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喬木幸運地沒有卷入“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中去，“文革”後可以“旁觀者清”的身份為毛澤東下結論。

　　“1966年6月父親從杭州回來，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見了最後一面，主席讓他到北京後‘多看、少說’。”毛澤東知道，胡喬木是“一介書生”，一旦說出不合時宜的話，結果定然惹火燒身。

　　然而，病休的胡喬木在“文革”初期還是受到了沖擊。

　　1967年1月17日上午10時多，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們來到胡宅，把胡喬木押上一輛敞篷大卡車，在凜冽的寒風中，在高音喇叭不斷呼喊“打倒胡喬木”口號聲中，來了一次“街批”。?

　　第二天，中國科學院“紅旗總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寶山，砸了胡喬木父母的墳，甚至把他父母的頭顱從墓中取走！

　　之後就是持續的揪斗、抄家。持續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轉。這一天，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喬木。

　　據說，毛澤東見到胡宅牆上貼著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所貼“打倒胡喬木”的大字標語，知道胡喬木住此。“五一看煙火，主席路過南長街來我家，之前汪東興先來看路線、周圍環境。那天晚上全家很興奮地等著主席來，結果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陪著主席，到一個常年不開的門前面按鈴，最終就錯過了。”

　　胡宅有兩扇大門︰朝東的大門，是原先大使館用的。自從胡喬木搬進去之後，東大門一直緊閉著，從未啟用。胡家平時進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門。

　　張耀祠敲了一陣子，四周許多人跑過來，圍觀毛主席。張耀祠見無人開門，加上圍觀者迅速增加，毛澤東只得吩咐開車。

　　“總理抓住這個機會，讓中辦下了個文，說以後不準揪斗胡喬木了，有問題在家里提問。要沒有這一下子，父親可能就不行了，他本來身體就不好”。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說你父親給江青寫過效忠信？

　　胡木英︰他跟主席這麼多年，對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主席去世後，他想最後與主席告別，四人幫不讓去。他就給江青寫信，但江青還是拒絕了。文革後，這又成了他的罪狀，被人抓住，說“你給江青寫效忠信”，反對起用他。

　　“沒讀過四大名著，不算合格中國人”

　　“我小時候不是特別愛學習。父親也不要求我們拿什麼第一，只要肯學就行了。只是有時間就向我們推薦一些中外名著和講自然、歷史等優秀科普類文學等作品。”

　　胡喬木說，沒讀過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國人。“我那時候不太喜歡《紅樓夢》，就愛看《水滸傳》、《西游記》里打打殺殺的很是過癮。父親從不干預我們看什麼，就讓我們多看書。”

　　胡木英對父親說，自己只讀過《水滸傳》和《西游記》，只能算半個中國人。

　　胡喬木告訴女兒，“主席把《紅樓夢》讀了幾十遍，對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和細節，都非常熟悉，常信手拈來其中的故事加強說服力”。

　　胡喬木對生活的要求並不高，他把看書當做了最大的樂趣，讀書對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父親的生活很簡單，不工作的時候就看書，各種方面的書都看，歷史、自然、哲學、文學，古今中外的書都看，還有政治方面的書也看”。

　　胡木英回憶說，父親看書很快，挺厚的書沒兩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學方面的。有時候父親是幾本書同時看，比如床頭、桌頭扣下來，折起來的，就是看到半截的。

　　“父親只要一去外地，從不去逛街，就去舊書店淘書，每次回來都帶幾摞書。”胡喬木的藏書最後達到了4萬余冊。1995年12月，胡喬木生前藏書分別捐贈給當代中國研究所和江甦鹽城市。

　　胡喬木的藏書一度成為負擔。“文革”期間胡喬木從中南海搬出來，要找房子，“他別的條件不要，只要書能裝下來。後來費了好大勁，特意找了南長街123號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間，可以放書，為此還特意把地板加固，把書搬過去”。

　　胡木英︰父親總在奮筆疾書

　　父親總趴在辦公桌前，寫呀、寫呀，從我剛有記憶，在延安的窯洞里，父親穿著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燈下寫著；進北京城後，坐在長方形辦公桌的座燈前，不停地寫，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要人扶他半靠著坐起，伏在我們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顫顫抖抖地寫出了向巴金祝壽的賀電，雖然他記錯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寫了多少文字，恐怕無法計算得出來了。

　　他不健談，不是很能聊天。如果能夠跟我們聊天，就是講一些自然知識，比如看見樹，就講一下樹的名字、特性，還有講講這些花叫什麼，給我們增加一點這方面的知識。如果他不說話，那一定是在思考。雖然我們就在他身旁，卻好像不存在一樣。

　　“文革”期間，我和父親分開了很長時間，父親一個人在家，我們孩子每次回家，都能強烈地感覺到父親喜悅的心情，他雖然嘴上不說，神態、語氣都顯得很高興。我們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獨，但父親從沒在孩子面前表露過。我幫他換床單、洗衣服……收拾收拾，父親會說“這才像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