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女作家獲2009年诺貝爾文學奖演说詞

2009年诺貝爾文學奖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GETTY IMAGES）

2009年诺貝爾文學奖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善于通過文學作品向世人展示她的成長环境與後来在異國他鄉的生活經曆，她用筆凝练、率直，感情色彩豐富。她在獲奖演说詞中，以簡單的意象《手帕》爲主題，回顧了兒时的幸福以及成年後的辛酸與無奈，最後感悟出應該用寬容的目光、细膩的心靈去體會生命中的每一個细節。以下爲赫塔·米勒演说內容。

一個詞的循环

小时候，每天早上媽媽都站在家門口送我出去，她會问一句：“你帶手帕了嗎？”我没有帶手帕，所以要回到屋裏拿塊手帕。我從来不主動拿手帕，是因爲我在等媽媽问我。手帕就是媽媽在早上疼惜愛護我的證據。離開媽媽後，一整天我只能靠自己了。“你帶手帕了嗎？”這個问題是母愛的間接表現。如果再直接些，就會让人難堪，也絕不是老百姓的作爲。话語的唐突甚至强化了温柔。每天早上，我都是不帶手帕走到門口，然後回去拿一塊。只有拿到手帕我才會上街，好像帶着手帕就意味着媽媽陪在我身邊。

二十年後，我一直一個人在城市裏一家工廠做翻譯。我早上五點钟起床，六點半上班。每天早上，喇叭就對着工廠的院子播放國歌，到午飯时就換成工人的合唱。但是，工人們只是默默坐着吃飯，目光空虛淡然，雙手抹滿了油。他們的食物都裹在報纸裏，要吃一口豬板油就必須把上面粘着的報纸刮掉。整整两年就按照這樣的定式日复一日地度過。到第三年时，這樣的生活結束了。一位訪客一星期內三次大清早来到我的辦公室：一個蓝眼睛、大塊头男人，就像保安部隊的巨人。

第一次，他站那兒，罵了我，然後離開。第二次，他脫下風衣，挂到櫥櫃的钥匙上，坐下来。那天，我從家裏帶了些郁金香，插到花瓶裏去。那個男人看着我，誇奖我目光敏銳。他的聲音圆潤，但我有些不安。我谢絕他的誇奖，告訴他我理解郁金香却不理解人。他怀有敵意地回答说，他理解我强過我理解郁金香。然後，他把風衣搭到胳膊上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站着，因爲他把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他的公文包拿到地板上。他说我傻，愛開小差，懶惰，像街上的妓女一樣腐化。他把郁金香推到桌子邊上，拿出一张空纸放到桌子中間，對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只写下他要求的內容：我的名字、出生日期地點。再接下来的，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哪怕是我的親人和密友。他说我，那個可怕的詞，“合作”----“我在通敵”。我停下来，放下筆，走到窗戶邊，向外看塵埃飛揚的街道。街道上没有鋪石磚，到處坑坑窪窪，我也看到歪歪扭扭的房子。另外，這條街叫Strada Gloriei，意思是光榮街。光榮街邊上，一只貓坐在光秃秃的桑樹上，是工廠一只少個耳朵的貓。貓的上方，早晨的太陽正在照耀，像一面黃黃的鼓。我说：“N-am caracterul……我没有這種品性。”我對着外头的街道说。“品性”一詞让那個男人歇斯底裏起来。他把纸撕碎，把碎片扔到地板上。也許他意识到，需要把纸片給他的老板看，所以，他彎腰撿起碎片，放到公文包裏。之後，他深叹一口氣，好像自己被挫敗了，他把花瓶和郁金香扔到墙上。花瓶碎裂，發出刺耳的聲響，似乎空氣也有牙齒。他夾着公文包，静静地说：“你會後悔的，我們會把你扔到河裏淹死。”我似乎在自語：“如果我簽了字，就再不是我自己了，我必須得自己應付。所以，还是由你来比較好。”這时，他早就打開辦公室的門走了。外面的光榮街上，那只貓已經從樹上跳到房頂上，一根樹枝彈跳着，就像蹦床一樣。

第二天，拉鋸战就開始了。他們想開除我。每天早上六點半，我必須向主任報到，工會主席和党書記都在。就像媽媽曾經问我“你帶手帕了嗎？”一樣，主任天天早上问我：“你找到其它工作了嗎？”每天我的答案都一樣：“我没找，我喜欢在這兒工作，我想留在這裏，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發現我的厚字典被扔在辦公室外邊大堂的地板上。我打開門，一個工程師坐在我辦工桌旁邊。他告訴我：“進来前要敲門，這是我的地方，你和這裏不相幹了。”我不能回家，無故曠工只能給他們理由解雇我。我没有辦公室，所以更要保證来工作，無論如何都要来。

我的朋友陪我沿着光榮街走回家，我告訴她我的遭遇，她把自己的桌子整理出一個角落給我用。但後来有一天，她站在辦公室外头，對我说：“我不能让你進去，大家都说你在告密。”對我的折磨就這樣延續下来，流言蜚語也在我的同事中傳開。真是糟糕透了。你可以自卫反抗別人的攻擊，然而對誹謗却無能爲力。每天我都准備好迎接最坏的事情，包括死亡。但是我受不了這樣的背信棄義，無論怎么准備，我都受不了。誹謗使人變得肮髒，你無法自卫，簡直要窒息。在我同事的眼裏，我正是那種我不愿成爲的人。如果我監視他們，他們也許會毫不犹豫地信任我。本质上，他們是在懲罰我，因爲我饶過了他們。

因爲我必須保證来上班，但是没有辦公室，朋友也不让我用她的，我就在樓梯間站着，不知道該做什么。我沿着樓梯爬上爬下几分钟，突然間我好像又變成媽媽的孩子了，因爲我“有手帕”。我把手帕放到樓梯第二和第三階之間，把手帕捋顺，坐下来。我把厚字典放到膝蓋上，翻譯水压機的说明書。我是樓梯的才子，而我的辦公室是手帕。午飯时，我的朋友就来找我。我們一起吃飯，就像以前在她辦公室一樣，也像更早的时候在我辦公室一樣。院子裏，喇叭放着工人的合唱曲，總是歌頌人們的幸福生活。朋友一邊吃飯，一邊爲了我哀叹。我没有哭。我必須堅强。很長时間了，都是這樣，度過漫無止盡的那几個星期，直到最後我被解雇。

小时候，家裏有個装手帕的抽屜，裏面分成两排，每排三摞：

左邊是爸爸、爺爺的手帕。
右邊是媽媽、奶奶的手帕。
中間是我的手帕。

這個抽屜用手帕的擺放展示了我們的家族。男人的手帕是最大的，邊缘有暗色的條纹，如褐色、灰色或棗紅色。女人的手帕小巧些，邊缘是淡蓝、紅色或綠色。孩子的手帕是最小的，没有縫邊，上面白色的格子裏畫着鲜花和動物。三種手帕分爲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專用的，放在後面。星期天，手帕必須和衣服的顔色相配。

房子裏没有其它東西比手帕更重要，它甚至比我們自己都重要。其應用是普遍性的：抽鼻子，鼻出血，手、胳膊或膝蓋受傷，哭泣，或咬着手帕克制哭聲。头疼时把凉爽的手帕搭在前額。把手帕四角系起来来挡雨或挡太陽。如果必須要記住什么时，就系個扣来幫助記憶。搬重東西时，把手帕纏在手上。当火車出發離開車站时，你揮舞手帕说再見。我們巴納特方言中，“淚”字的發音就像羅馬尼亚語中的“火車”，鐵路車所發出的咯吱聲在我聽来就像哭泣。村子裏，如果有人在家裏死了，大家很快就把一塊手帕圍住他的下巴，這樣屍體僵硬时嘴會保持閉合。城市裏，如果有人死在路邊，過路者也會用手帕蓋住他的脸，這樣手帕就成了死者第一個平静的地方。

一天清早，我剛從羅馬尼亚移民過来，一位鄉村警察就来找我媽媽。她已經在門口等了，但她突然想起：“你帶手帕了嗎？”她没帶。雖然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回去拿了塊手帕。到車站，警察大發雷霆。媽媽的羅馬尼亚語不好，所以聽不懂警察在喊什么。他離開辦公室，把門鎖上。就這樣，媽媽被鎖了一整天。開始几個钟头，她坐在警察辦公桌上哭。然後，她来回踱步，用沾滿淚水的手帕擦家具。完了她提来角落裏的一桶水，從墙上的钩子上取下毛巾，並拖了地板。她給我讲這些时，我吓了一跳。“你怎么能那樣爲他打掃辦公室？”我问道。媽媽没有覺得不好意思，回答说：“我在找點事做消磨时間。辦公室那么髒。我真幸运，拿了一塊男人用的大手帕。”

只有在這個时候，我才通過這點額外而自愿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期間爲自己創造了尊严。真希望我能爲那些被專制剝奪了尊严的人说句话，包括現在，也許是一句含有“手帕”一詞的句子。或者问：“你帶手帕了嗎？”是不是關于手帕的那個问題根本不是在问手帕，而是表達人那種强烈的孤獨感？

来源：D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