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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生死关口:毛泽东生命中的三个9月9日/林彪叛逃的四大谜题
發佈時間: 12/19/2009 3:25:43 AM 被閲覽數: 11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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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欣赏】笛子和二胡的优美对话 - 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青蛙-/wenxuecity
     

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





青蛙制贴 2009-12-17
   
 
 
生死关口:
 
毛泽东生命中的三个“9月9日”
    
    东方网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后来他对斯诺说起当时的情况: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巴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摘自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
    
    补充: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0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林彪叛逃的四大谜题


2009/12/13 


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又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

前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空军专机师任师长兼驾驶员。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及其机组人员都属于我师。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一些战友一直在从空军飞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9·13”问题。

“黑匣子”之谜

“黑匣子”是飞机飞行情况的整个记录系统,它主要有两个部件:一个放在机尾,是飞机状态记录器:一个放在机头,是飞机语音记录器,记录飞机上人们的谈话和其他声响。但是,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落后、我驻蒙使馆人员到达现场时,所有“黑匣子”都没有见到。究竟是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现在仍然抛弃荒野呢?还是被先我到达现场的外国人取走了?

以我们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其根据是: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尾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据此可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黑匣子”也不会损坏。

随着“黑匣子”这个“母谜”的出现,一些“子谜”也浮出了水面:一、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又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四、林彪叛逃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他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没有回话。那么,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加油量之谜

飞机的加油量能明白地显示飞机要飞往哪个地方的哪个机场。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还会影响飞行速度、高度和飞行时间,更会带来落地爆炸的危险。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点把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调往山海关的。在北京,要求机械师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吨而实际的加油量是15吨。飞机于当日下午6点半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查看油量,还剩了12.5吨。这时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吨。但是,油车上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上的加油设备不配套,油加不进去。当时,李平向潘景寅说明了情况,并请示是否采用别的办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说: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说吧!

这一系列的加油量说明了256号三叉戟飞机不是飞回北京的。因为,到山海关这样短的距离其来回根本用不了这样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飞往苏联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吨;只有可能是飞广州。从山海关到广州比从北京到广州稍远一点,所以加油量从16吨提高到17吨,中间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点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开始了紧急行动。潘景寅指示给飞机加油,但是,仍然加不进去。正在这时,林彪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林彪被飞机上面的人拉着、被飞机下面的人推着,好不容易地上了飞机。之后,叶群急忙下令:马上起飞!还没等加油车完全离开,飞机就冲了出去。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吨,这就向我们摆列出了一系列的谜:

一、林彪一伙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里?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吨的加油量,只是飞往苏联实际所需量的一半。但他还是向苏联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绕大圈之谜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N),正东方向为90度(E),正南方向为180度S,正西方向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参照这些正方向来确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三叉戟飞机却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

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阶段: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仅剩下12.5吨的油料,是飞到苏联实际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二、如果说: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

自行降落之谜

有人怀疑,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其根据是:飞机上有一个孔洞。但“9·13”事件发生后不几天,根据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拍摄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降落爆炸的现场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现场情况,以及我所掌握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及飞行专业知识,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我的根据是: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且呈不规则形,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三、导弹打下来的飞机,不会再滑行。而256号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飞机不是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只能是飞机自行降落的。可问题来了:根据我们的测算,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

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四、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许多有关“9·13”的谜还未解开。看来,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历史来揭示。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古人类神秘消失 中国人祖先是纯正非洲人(组图)

2009/12/12 

中国古人类神秘消失 中国人祖先是纯正非洲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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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人类 怎样神秘消失

  ◎中国科学家自测DNA探秘身世,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

  ◎科学家怎样通过DNA检测,找到祖先的“迁徙地图”

  ◎6万年前,中国土著是怎样消失的

  中国古人类怎样神秘消失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金力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因为强有力的科学支撑,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可是,如果金力教授的结论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跟非洲人长得如此不同?那些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古人类的后代又都去了哪里?他们是被远道而来的非洲人干掉的吗?

  所有现代人的祖先是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妇女?

  记者找到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谭婧泽老师,她告诉记者,金力教授发表的这个关于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早在2001年就已经问世了。当时他带领一个研究团队专门就中国人的遗传分子进行了研究,他们想研究中国人到底起源于哪里?是否如前人所说的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最后他们得出的结果和前人得出的结果竟是一致的。

  金力教授他们提出的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1987年的时候就有人推出整个人类都起源于非洲。最早推断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是卡恩和威尔逊两位科学家。

  1987年初,卡恩和威尔逊等人提出,将所有婴儿的线粒体DNA向前追踪,最后会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现今全世界人的祖先。大约在13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了其生活的非洲家乡,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最后在全球定居下来,演化成了现代的不同人种。于是有人把这种理论叫做“夏娃理论”。认为现代人类是单一起源并来自非洲。

  此后,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都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1998年中国科学家褚嘉祐等人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南北人群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微卫星标记多态性和进化树聚类分析都支持现代中国人来源于非洲,并经由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

  由于微卫星位点突变率较高,对研究较久远的人类进化事件和人群迁移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等人发展了一套Y染色体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简称SNP)研究理论,来研究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而Y-SNP这套研究理论,也就是金力、李辉他们运用的研究理论。 www.chilicity.com

  这个惊天结论是从一个古老的DNA分子引出的 www.chilicity.com

  在2001年的时候,金力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全球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论文,这篇文章从DNA的角度分析,得出了“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这个结论。 www.chilicity.com

  在谭婧泽老师提供的这篇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论文中,记者了解到,金力教授他们是通过人类基因中的Y染色体的遗传特性来研究人类起源的。为什么选用Y染色体?是因为Y染色体从遗传角度来说相对更单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两套染色体,一套来自父亲,一套来自母亲。在这些染色体中,Y染色体是男性染色体,只由父亲一方遗传而来,这就减少了基因突变率,所以通过Y染色体可以更清晰地反映基因遗传的“历史轨迹”,因此,包括金力教授在内的很多遗传学家都把这种遗传物质作为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最佳材料。 www.chilicity.com

  金力他们利用了3个古老的Y染色体上的SNP作为研究重点,即M89、M130和YAP这3个古老的Y-SNP,这3个Y-SNP又都是在M168突变型的基础上产生的3个突变类型。

  为什么用M168这个遗传分子?金力他们在文章中这样解释,“据认为,M168是人类在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型,其原始型只出现在东非人群,除非洲以外的现代人及部分非洲人都带有M168的突变型,M168是现代人类单一起源于非洲的最直接证据。” www.chilicity.com

  科学家怎样通过DNA推断古人类生活年代 www.chilicity.com

  有人会奇怪,科学家是怎么知道一个DNA分子的年代的?为什么说M168在原始的非洲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个DNA的存在时间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www.chilicity.com

  同为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研究中心的李辉副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说道,分子人类学用的是非基因的DNA序列。因为基因是有生理功能的,是不能随便变化的。如果基因随便变的话,我们人的健康状况就会受到影响。 www.chilicity.com

  而在他们的分子人类学研究里,在研究的材料方法上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非基因,一个是单倍遗传。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就是单倍遗传分子。在Y染色体上,基因也很少,大部分都是非基因序列。在非基因序列中,会分析两种突变类型。一种叫做单核苷酸多态突变(即SNP),它的突变很罕见,也很稳定。同一个突变历史上不会重复出现,也不会变回去。所以全世界Y染色体各种类型的结构关系就是据此构建的。另一种叫做短串联重复突变(STR),这种突变是在不断变长变短的,而且变化是匀速的。所以只要调查到突变的总量,再除以突变的速度,就可以得到Y染色体各种类型的产生时间了。 www.chilicity.com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叫做SNP和STR的DNA分子的突变规律,突变分子的出现时间可以被推断出来。M168这个突变分子的出现时间也就可以推断出来了。 www.chilicity.com

  中国人的DNA都带有非洲的遗传痕迹 www.chilicity.com

  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所有样本都只具有M168仅有的三种突变。也就是说,这9988例样本中,M89、M130和YAP这3个最古老的遗传分子只发生了三种突变:一种突变成了M89T、M130C和YAP-,发生这种突变类型的个体最多,有 9329例,占93.4%;一种突变为M89C、M130T和YAP-,这种类型的比例占3.7%,有370例;最后一种突变为M89C、M130C和 YAP+,有290例,占2.9%。除了这三种突变外,没有其他新的突变种类出现。 www.chilicity.com

  这个结果和除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因分型结果是一致的,就是说M168在非洲之外的地区没有出现新的突变,也都是只出现了这三种突变,只有有新的突变样本出现才能说明中国人不一定都是起源于非洲。 www.chilicity.com

  所以,金力他们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从另一个角度又支持了非洲起源学说。 www.chilicity.com

  这个结果也出乎金力他们的意外。 www.chilicity.com


 通过DNA如何得知祖先的迁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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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力他们除了想找到是否存在中国独立起源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考察这3个古老的Y染色体单倍型的分布频率,来研究中国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分布特点及其与中国周边地区人群的遗传关系。通过这些遗传分子如何能知道人类的分布和变迁情况呢? com

  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民族的遗传分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共性。在金力他们的研究中,他们通过M89、M130和YAP发生的三种突变类型,就可以推断出中国各民族人群的分布和迁徙过程,比如突变成M89T、M130C和YAP-这种类型的人在汉族人群中出现的几率最大,样本中汉族人数也最多,达到 93.4%。而其他两种突变型在少数民族人群中出现几率大。根据现有民族的分布特点,大致就可以推断出人类的迁徙和发展情况。

  李辉曾经以自己的DNA分子做研究,来推断自己的祖先大概来自哪里。他从自己的Y染色体上看到,他的Y染色体是O1型,根是在北部湾沿岸、海南以西那一部分。O1的发现能追溯到两万多年前,大概到了一万多年前的时候,就扩散到了广东、台湾、福建这些地方。到了8000年前的时候开始到了今天的江浙沿海一带。O1型的Y染色体大约是七八千年前到达江浙沿海的这一批人的类型,是这里的原住民类型,所以他推断自己祖先的历史是一万多年前在广东,到了八千年前到了浙江、上海。 www.chilicity.com

  同理,科学家也能推断出非洲人是如何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包括中国。但非洲人是如何克服沿途遇到的各种障碍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比如他们是如何翻越高山、走过大河,又如何克服地区间不同的气候条件而生存下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李士林老师说,人类的祖先在迁徙过程中没有什么目的性,主要看哪里的环境适合生存,就会往哪里走。 www.chilicity.com

  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来看,非洲人应该会沿着海岸线往世界各地分散,因为海岸线上可以同时获取陆地和海洋中的食物,方便他们生存发展,队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延伸到全世界,包括中国。 www.chilicity.com

  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是纯正的非洲人 www.chilicity.com

  但即便古代非洲人克服了自然环境阻碍,来到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而为何独独非洲人成了我们的祖先,而当时生活在本土的人类群体他们又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遗传科学家能这么肯定地说现代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呢?而不是本土人的后代或者说是本土人和非洲人杂交的后代呢? www.chilicity.com

  对于这个问题,金力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在做实验之初,也是带着对非洲起源说的疑问来做的,他们也考虑过本土人类遗留下来的可能。毕竟,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出土了很多本土古人类的化石,并且这些古人类化石在时间和形态上都呈现出良好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为何最终现代人都成了非洲迁徙过来的人的后代了呢?是否有可能存在本土人类的遗传? www.chilicity.com

  所以金力他们才从中国取了这么多样本来实验,试图找到和过去发现的样本有不同的地方,即M168这个突变型有了新的突变,但是结果依然没有。所以金力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跟之前的结论一样,中国人也是来自非洲的。 www.chilicity.com

 本土人类是怎样消失的呢 www.chilicity.com

  而本土古人类都去了哪里,金力他们仔细研究中国出土的化石证据后发现,在古人类和现代人之间存在着断层,所有属于古人类的化石都有1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现代人类的化石都不到4万年(大多数在1万~3万年间),也就是说至今没有发现5万~1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这一直接证据来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金力他们分析后认为,这种化石上出现断层也并非偶然,因为,东亚大陆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的生物物种都已经灭绝了。 www.chilicity.com

  5万~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断层与第四纪冰川期在该地区存在的时间大致相符,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绝大多数生物种类难以存活,包括本土人类。而非洲,因为靠近赤道,温度相对较高,那里的古人得以繁衍存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的孔兴功老师告诉记者,在冰川期,赤道地区的温度平均也就比现在下降1-2℃左右,而越往两极,温度就下降得更多。 www.chilicity.com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生活在靠近赤道的这部分非洲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古人都消失了。被誉为欧洲人起源的尼安特人就被推断是在2万年前左右灭绝的,因为这时候正是冰川期的最盛期。 www.chilicity.com

  而非洲人正是在冰川期结束后,也就是大约6万年前由非洲开始往东南亚由南至北进入了中国大陆,从而取代了中国大陆上的冰川期前的古人类,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www.chilicity.com

  从金力教授的观点来看,似乎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是铁定的事了。但人们对此还是有很多疑问,最大的疑问就在于,仅从几个遗传分子就能看出整个人类迁徙发展的过程了吗?所以还有一部分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DNA遗传分子的说法不能完全排除本土人类也有遗留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 www.chili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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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检测 并不能证明夏娃洲籍

  ◎铲形门牙和眼眶形状藏着我们的身世秘密高? 

 的祖先究竟起源于哪里?面对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金力教授提出的“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观中国人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吴院士的依据是什么,能经得起推敲吗?

  现代人类的历史从晚期智人开始   中国科学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坚持认为:中国本土古人类从未灭绝,他们进化成了现代中国人。换而言之,现代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邢松博士告诉记者,在探讨这个问题前,必须先弄清楚“现代人起源”的概念。它和“人类起源”的概念完全不同:人类起源指的是古猿在何时何地变成人;而现代人起源,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由来,也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目前学界的观点是,现代人,即人类进化史上的最新阶段——晚期智人,出现时间大概是在5万年前到1万年前。

  晚期智人体征除具有某些原始性状外,已基本上与今天的人类接近。他们的化石不仅在亚、非、欧三大洲分布广泛,而且在澳洲和美洲也有发现。 www.chilicity.com

  据介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晚期智人有距今约5万年前到3.7万年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的“河套人”;距今5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广西柳江县的“柳江人”;距今3万年前,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约1万年前,在四川省资阳市发现的“资阳人”。

  按照金力教授的观点,这遍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晚期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6万年前到达中国大地的非洲人com

  中国大地上一直都有古人在活动

  吴新智教授却认为,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的争论实际上是“单一地区进化”和“多地区进化”的争论。他本人的观点是:非洲并不是现代人类的唯一起源,而是各地都有现代人的进化过程,即“多地区进化”。从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上来说,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是本土的古人类。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家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吴新智教授在研究这些化石时发现,它们所处的年代颇具连续性: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陕西蓝田人距今115万年~60万年,北京人距今50多万年~20多万年,山东沂源人距今40万年,安徽和县人距今30万年~20万年,广东马坝人距今十几万年…… www.chilicity.com

  这些化石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大地上,不同时,骨骼都会变成了化石并且能够保存,而且能够被后人发现的。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沈冠军教授支持吴新智教授的观点。他告诉记者:“通过测量和遗骨埋在一起的矿物中的宇生核素的衰变情况,就可以得出它们被埋藏的时间。”他和其他研究人员,通过测量和遗骨埋在一起的矿物中的宇生核素的衰变情况,测定了距今三四十万年到四五百万年前地质事件的年代,结果也十分有利于现代中国人起源于本土古人类的观点。.

  “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吗

  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也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许汉奎告诉记者,“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他。作为“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

  后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原貌。研究表明,这颗头骨的主人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活在距今约60万年前,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这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是存在连续进化的。com

  许汉奎研究员认为,“南京猿人”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我们的铲形门牙是哪个祖先留的 .

  面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邢松博士认为,从现已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的牙齿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一脉相承的。邢松告诉记者,牙齿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基因表现成分。中国人作为东亚黄种人,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种的明显生理特征——铲形门牙。这种门牙你可以自己去感觉:用舌尖舔自己上门牙内侧,然后再舔下门牙内侧,就会发现,上门牙内侧是凹进去的,而下门牙内侧则是平的、不凹的。如果从门牙后面看,牙齿的两边鼓出来,中间凹进去,就像煤球铲子一样。这种门牙,至今还存在于80%以上的中国人口腔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欧洲人只有大约5%有铲形门牙,非洲黑人大概有10%。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都具有同样的门牙,这就说明在中国的人类进化是一个连续过程。

  此外,从面部特征上,中国古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点:面孔扁平,鼻额角较大;鼻梁扁塌,眼眶呈长方形,外侧的骨骼表面比较朝向前方,鼻腔前口与眼眶之间的骨表面比较平或微凹。早期标本的脑颅前部都有或强或弱的矢状脊,脑颅最宽的部分靠近前后径的1/3处,而额骨隆起最高处在脑颅下半部。这也具备延续性,基本和我们现代中国人相似。而这些都是非洲人所不具备的。 

  100多万年来,“中国人”一直用最简单的石器

  此外,大量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的出土,也佐证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的观点很难成立。在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发现了大约10万年前的石器,由于其精致程度和易使用性较高,它属于第三模式,比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的石器先进许多。这一地区是非洲古人类进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如果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中国人的非洲祖先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6万年前到达中国,然后完全取代中国本土古人类的话,那么,这些途经西亚的非洲祖先就应该具有制作“第三模式”石器的技术,中国在那以后的石器也应该属于“第三模式”或更高级的模式。

  但事实上,中国古人类自从170万年前制造出最基本的石器后,这样的简陋石器一直沿用到3万多年前。目前,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中,98%都停留在“第一模式”阶段。如果我们的祖先是在6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为什么没有带来先进的石器制作方法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研究员在三峡研究古人类有二十多年,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他认为东亚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一脉相承。不但如此,东亚古人类的文化也一脉相承,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非洲的石器中“手斧”占据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已经有170万年的历史,一直用到5万年前。这些手斧大多用黑曜做成,这是因为非洲的火山活动很丰富。而中国的手斧不太多,大多是砍砸器,材料取自河滩上的石英砂岩。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也认为,上百万年来,中国古人类留下的许多考古材料都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远古文化发展表现出连续性的渐进特征,没有出现过中断,也找不到被外来支替代的迹象。

 不排除我们是“杂种”的后代   但吴院士也不排除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也掺杂了外来的人,包括非洲、欧洲“移民”,他们来了之后,和当地人进行杂交,然后产生后代。他把这种在连续进化的同时,有少量地跟境外杂交现象,叫附带杂交。

  “附带”二字就是说跟境外杂交的情况比较少,多是其自身的不断进化。

  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基因的交流有一些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考古学家在广东地区发现的马坝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的。眼眶的形状,是基因决定的,那么,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种圆形眼眶的比例就比较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这个圆眼眶基因的主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并和当地人成功“融合”了。另外,考古学家发现,广西柳江头骨的枕部鼓起来了,四川、云南各有一个头骨也有这样的构造,这些都是比较晚期的。中国再早的头骨都没有这个构造。而在欧洲,三万五到十万年前具有这种构造的头骨比例相当高,十个头骨当中有九个都有这个。所以说这个基因完全有可能是从欧洲过来的。除此之外,中国古人类还有个别的头骨的鼻梁是比较翘的,这个在中国也找不到根源,可能就是从欧洲或者是非洲过来的,因为那里翘鼻梁比例较高。

  许汉奎研究员也认为,“南京猿人”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也证明了中国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附带杂交现象

  吴院士认为,这种杂交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但到了晚期,因为人的活动能力强了,交往越来越频繁,所以到后面的几千年就相当频繁了。外来的基因多了以后,就把原来那样的基因组成冲淡了。因此,中国现代人的眼眶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就是圆的,或者是在两者之间的。

  用检测DNA来推测人类历史,可信度要打折 www.chilicity.com

  许汉奎研究员认为,用现在活人的DNA来推测人的历史,显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从化石当中提取DNA来研究呢?

  其实,早在1974年,国外的专家就在澳东南部一处距今约六万年前的人类遗骸中,成功提取了线粒体DNA。当时的结论是:它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据认为是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类的古老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这一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其演化路线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这个发现质疑了学术界流行的“走出非洲”理论。

  不过,对于从化石中提取DNA进行研究,许汉奎告诉记者,这也有不妥之处,“化石在地下埋了那么多年的岁月,DNA虽然具有稳定的特征,但作为有机的东西,它遇到水后会分解。从骨头到形成化石的过程中,一定是有水在参与。化石形成后,其中的氨基酸链条早就断了。”换句话说,化石中DNA极易受到污染。据介绍,美国曾在地下600多公尺下挖出恐龙的骨头,作了详细的DNA分析,结果却被德国证实样本早已被污染。许汉奎认为,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琥珀里的小昆虫的DNA测定,是可以确定其遗传问题的。

  对于用检测DNA的方法来推论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吴院士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2002年看到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雄和他的研究组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受启发。文章大概的意思是:每一个遗传位点,会捕捉人类历史的一小段,只有对足够多的遗传位点做了研究之后,才能对人类进化的历史达成一个共识。因此,用检测少量的DNA法去推测整个人类的历史,其结论的确有待斟酌。

  很显然,现代人类的起源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无论是遗传学界还是考古学界的学者都仍将在这一领域继续争论,不断探索。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www.chilicity.com 间段都有古人类在活动。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但也有人提出疑问:目前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化石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很少在同一地点或者附近发现不同年代的化石。这是为何呢?

  关于这个问题,吴院士的回答是:不是所有的古人类死后

  制图 俞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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