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 【器乐欣赏】二胡和大提琴的深情对话 《一帘幽梦》/青蛙- |  | | | | | | wenxuecity | | | | | | 龍應台：60年從沒問過對方，痛在哪裡？ 美国《新闻周刊》：三股稳定力量阻止全球大动荡
2009/12/20 |
中评社
美国《新闻周刊》12月21日(提前出版)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稳定的秘密”，副题是“恐怖主义和经济动荡为何不会长期困扰世界”，作者是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文章摘要如下。
“破产”预言自身破产
一年前，世界看上去可能分崩离析。曾经在全世界推动资本主义和贸易伟大扩张的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破裂。全球化时期关于自由市场、贸易和技术的价值的所有无可争辩的事实都在受质疑。对美国模式的信仰垮塌。金融业出现衰败。印度和巴西等一些一度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正在衰退。全球贸易出现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大缩水。
那些以前的悲观预言得到证实的评论家预测说，我们将进入长期而痛苦的衰退，一个又一个部门、一个又一个国家将迅速破产。在《大西洋月刊》今年5月号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写道：“我们目前面临的可能是比‘大萧条’更严重的危机。”还有些人预测说，经济打击将导致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甚至暴力活动。
一年后，世界到底发生了多少改变？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少了两家。一些地区银行破产了。伊朗出现了一些动荡。西方国家的高失业率等严重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还要面对由应对危机引发的新问题——— 激增的债务和对通胀的担忧。但总体而言，事情看上去完全不像上世纪30年代那么坏。对经济和政治破产的预言完全没有变成现实。
我们过去一年没看到全球大破产是有根本原因的。当前全球经济体系自身的恢复能力比我们认为的要强得多。当今世界存在三股强大的稳定力量，它们相互支撑，每一股力量本质上都有历史意义。
三大原因至关重要
首先是大国和平的扩散。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主要大国已不再相互进行地缘军事竞争。虽然出现过政治紧张，但以历史标准衡量的话，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可以说是基本不存在摩擦。这种无冲突局面在历史上极少见。有了和平，才有稳定的经济生活和贸易。
稳定的第二股力量是，经过数十年斗争对通胀顽疾取得的胜利。35年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受到高通胀问题困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严重的通胀可能比经济衰退的破坏力更强，因为衰退让你失去一份好工作和高薪水，不过这是你今后可以重新获得的，但通胀却毁灭你的积蓄，从而夺走你现有的一切。上世纪70年代，很多国家的恶性通胀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毁灭，这是当时很多政治剧变的背景，如拉美的军事政变和伊朗国王被推翻。但过去20年各国央行成功果断地打垮了这头猛兽。
低通胀使人民、企业和政府能够为未来作打算，这是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
支撑全球体系复苏的第三股力量是技术关联性。如今，信息革命已创造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全球体系。关联性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印度农村的妇女可以通过卫星电视了解到现代化国家的妇女独立。今天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知识在全世界的传播。这种知识的传播事实上可能是当前体系稳定最重要的原因。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知道政治安定和财富创造的一些基本道理。他们利用和平、低通胀和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密切参与全球体系。尽管过去一年发生了动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在过去20年里，有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全世界头脑清醒的国民们下定决心，不会让这些成绩得而复失。他们对战争的呼吁都十分警惕，知道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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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苏联七十四年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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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1450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5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 100万人死亡。
1933年4月2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33～1934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 1917～1939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1922年被清洗出党的有22万人，1925～1933年有80万人，1934～1935年有 36万人，1935～1939年有122万人。前后总共有260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1939年的正式党员159万人的1.6倍。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 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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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 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8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5个元帅中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2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9人、2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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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0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8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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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 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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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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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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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1年6月12日，“民主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俄罗斯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中，以“推动激进的改革”纲领，以57.35%的高票，一举击败雷日科夫、巴卡京等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3日苏联各报公布了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文本。预定于8月20日第一批共和国在条约上签字。 /博讯
蒋介石日记披露抗战时期对日密谈内幕
网易新闻
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战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
抗战时期，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中日谈判中，他最重视并且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期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
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机关”(抗战时期日军参谋本部在华组织的重要情报机构之一)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提出与中国谈判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日本特务和知前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
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
和知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表面上看，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在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蒋特别强调： “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
和知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7 项谅解：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2.中国政府之调整；3.伪组织之收容；4.满洲国之承认；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6.日、华、满经济提携；7.战费互不赔偿。
这7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前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第五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抱有某种乐观，而蒋介石则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遵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然而，就在此后的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注）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
蒋介石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无论英国对倭是否妥协，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其威胁作用失效，卒致欲罢不能，更勿以国际外交而影响我作战方针。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汉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
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大为增加。
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
31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地，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惟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国民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敌国知所畏惧。”
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后，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
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定《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
同年7月，日本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佑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
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虽是被动应对，但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