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布退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 兼致“民间维权”精英、“独立笔会”会长刘晓波
黄 翔
一
从属于国际笔会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是一个名不符实的非文学、非作家组织。甚至它的核心成员中的一些人也并不热衷于关注和支持中国当代自由文学创作，而仅只关注和从事于一般的时事议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从现实功利的选择或取舍的角度，也无意于自由文学创作，更没有真正有别于官方作家的有一定精神价值的“文学作品”公诸于世。
作家与文学的组织，是社会文化组织，以“文学”为主、以“作家”为主。作为社会的一员，作家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但其政治立场非党派立场，而是体现于他的良心和社会良知；不同的作家的宗教信仰纵使互为有别，但无一不体现他的精神领悟，有别于世俗迷信和偏见。而对我而言，无论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或一种意识形态，我对宗教持多元兼容态度。如果说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那就是“生命宇宙宗教”。而无论政治和宗教观点和立场，都主要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作家天经地义地有社会关怀和担当，但出于自愿、自由与自觉，主要表现于其文学创造领域；虽然同时也不排斥一个作家身体力行的具体的社会介入。但作家的社会“介入”有异于政客，也绝非政客，两者性质有别。当然，好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其精神品性和生命质量也是极为纯粹的，他们在我眼中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性质上与天然艺术家气质相似。
作为一个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作家，其思想和行为绝不受人操控，也不直接间接充当别人的“喉舌”、站在统治者一方说话，佯装持“体制外”立场，却巧妙维护“体制内”利益。作家的精神意识，本质上无体制内外的人为区分，而具有超越性。但个别有“代表性”的“独立”作家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仅自身出于利益或利害得失考虑，甘愿在精神上“现实”地受控于人，而别人也正是通过他们这一类人来实施对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和文学组织进行实质性的有效操控。这类人以体制内的思维框架决定这个笔会的性质和走向，其目的是力求这一组织包括他个人能够受到官方容忍、认同、甚至得到他们的支持。
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写作“奖”，选择的评选作品却是可以在专制条件下的出版物，和能受到官方一定程度上容忍、甚至并未受到迫害也不反叛专制社会的作家，却反而排斥不见容于官方、发不出声音的作家，和在文学意义上鲜明有别于官样文章的并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的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品。其“独立”意义何在？完全本末倒置、欺人欺世！
在这个问题上，我再次想起长期坚守自由写作、由此备受政治高压的诗人杨春光，他是莫名其妙患上可疑的脑病而突然死去的。这是一个极权政治体制及其文化的勇敢的批判者，其诗学理论探索不仅超前，而且也独具真知灼见。他曾创办《空房子诗报》，在当代民间网络诗坛极其活跃，个人创作成果、尤其在理论建树上所作出的奉献有目共睹。为此，我与诗评家张嘉谚、诗人东海一枭、川歌和新一代网络作家杨银波等人，恰好在他病重急需就医却又难以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的特殊困难时刻，曾综合考虑到他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联合提名他为笔会“自由写作”奖候选人。这样既是对他长期被封杀不能出版的作品的支持和肯定，也是对他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厄中的人道支持。但笔会竟无视诗人杨春光的整个精神存在，对他的作品持极不公允的态度，并由此拒绝了对一个真正独立的诗人应有的道义关怀和支持。更有甚者，笔会中甚至有人对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视为装病！
如今春光离我们而去了，他永远不存在了。他的死，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专制社会对一个诗人所犯下的罪孽。因为杨春光的头，最早曾被警察打伤过，而留下后遗症。他死前脑部突然发病的原因不明，而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摆脱警方的监控和骚扰，其病情必然在精神高压中加剧，此其一。他申请出访计划，我们也帮他向笔会提出申请，希望尽可能协助他转换一下环境，以解除他所面对的现实危险和压力，但是，也遭到笔会冷酷的拒绝！另外，杨春光已知道他获得诗友们的精神认同和共同提名，他何尝不希望自已一生的努力在一个独立于官方的作家和文学组织中得到一次正面肯定的机会？然而，事实适得其反，独立笔会回答他的却是毫无公义性可言的排斥，这必然会给一个置身政治高压中且患有重病的人带来精神上的挫伤和创痛。在这个意义上，笔会对一个始终受到官方打压和人为摧残而最后英年早逝的诗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非人道的令人齿冷的责任！
而且它的评选对象和评奖标准毫无公信力、十分可疑，绝非真正的民间立场，倒象个准官方机构！我不知道一个独立笔会的“自由写作”奖为什么不给一个在民间诗坛而不是官方极有代表性、诗学论述上极具锋芒、对专制文化毫不妥胁、长期坚守自由写作立场的人而是一厢情愿地奉送给别的什么蓄意向其示好的“关系”户？！这就是“独立笔会”的“自由写作”奖吗！！这就是“独立笔会”对真正的“自由精神”的支持和肯定吗？！
杨春光是当代中国诗坛货真价实的异类，他死前，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以任何公义；他死后，作为他的诗友、我们良心上深感内疚。于是再次向笔会提出建议，是否可给他一个荣誉奖或“自由写作”的并列奖、即以两个人的名义同时获此奖。在我们同笔会主要负责人刘晓波等电话联系中，对方连考虑都不考虑，直截了当答复说：“不可能！”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可能？！结果却是出乎意外，原来他们已作出决定给一位在官方杂志社任要职、可以享有正常出版权利并不需要“独立”于官方的“笔会”来肯定和“奖励”的人！
这个“独立”笔会所派出的代表“独立作家笔会”出席“国际笔会”和各类“国际文学”会议的人，也是受到官方默认、或者可自由进出国门、可以在国内享有公开出版权利和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的人。其中有的人完全与“自由文学”无缘！这类人同极权制度的关系本质上并不“独立”，也不需要独立。作为个人，这是他的自由选择；作为群体的代表，这就大可非议，每一个独立于官方体制的作家，都应投反对票！正是这类人，名义上似在“维权”或维护“人权”，但实质上其作为骨子里却只行坐稳“奴权”席位之实，并声称要“顺服掌权者”！他们这样做，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了别人，还要求被其“代表”的群体“设身处地”地对其理解并为其着想。既然如此，你自行苟且去，却不要以这样的姿态盘踞每一位独立者的“代表”的位置上！窝窝囊囊是你自己的事，每一个人的人生姿态和社会言行都选择同你一模一样、同你一个性质不成？！
正是这类人，他们对历史和现实中受到官方严酷打压和封杀者，持“保持距离”和“划清界线”的立场和姿态。在竭力消除其声音和排斥其言论上，主动与官方配合并互为达成默契。这些人面对官方，无“独立”可言；面对民间，无“诚信”可言。其中的某些人（包括国内和海外）的角色极其微妙，他们面对中国大陆公众和国际社会，以“持异议者”自居，实质上却长期与官方暗通款曲，成了专制者面对国内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代言人。官方不能说的话，通过他们去说；官方不能做的事，通过他们去做；官方长期压制的人，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抵制和歪曲；官方需要消解的自由之声，由他们假以“程序”在“独立笔会”内外名正言顺协同官方禁声。他们打着“独立”的旗号，实质上自欺欺人。他们追求的不是精神生命的自由，而是世俗混浊的利益，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面对专制者的打压。他们对真正的自由理念的追求者和坚守者，实施孤立和围攻，诋毁其言行为“说空话、大话”、“唱道德高调”，却不回避甚至公开选择妥胁于现实环境、与官方保持一致。他们视维护现有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为“平实”；视回避社会抗争、从精神到行为屈从于高压恐怖为“并不可耻”；视以世俗功利追逐为前提、冷漠和排斥对人类普世价值的维护，为“无可厚非”的理性态度。
对新近涌现并受到全球认同和关注的知名度极高者，其中有的人明显让人一眼见出缺乏容人之心，充满个人的不平衡心理。其实，一个人大可不必这样做，反而是个人物；如果对人要么充满嫉妒，要么在别人遇难时，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甚至公开站出来说些“此时此刻”完全不适宜也不应该说的话，与专制者互为呼应，这反而会极大地影响和损害自身应有的形象，让人对你今日和往昔的言行，不免自然产生联想并互为参照，怎么样也难以对你保持一份应有的信赖！
人类自由抗争史或民主运动史上，真正的具有公信力的人物，如瓦文萨、曼德拉、哈维尔们，在面对一个时代随时有可能发生突发性巨变的“此时此刻”，绝不会有谁有这样的造型和如此“不合时宜”的言说。话说到这里，仅供参考却仍然不失又一次期望！！
在笔会内外，人们都看到人与人之间令人厌恶的沆瀣一气现象。这种情况的生发，与其说是人们相互间的观点相左，难免在利益冲突中拉帮结伙或趋炎附势，不如说其本身正是源于人性恶和社会导致的灵魂扭曲。人们的一切都围绕利益而转移，处处让人感觉出无所谓是、也无所谓非，谁掌控局面就认谁，谁有权势、“官”位，就对谁趋之若鹜。大至一个极权国家，小至一个鸡毛笔会，大范围、小圈子内，世俗意义上“得势得意”的往往并非性格上“刚正不阿”者，反而是那些不择方式和手段一个心思觊觎或窃取某一“位置”的动机不纯或言行可疑的人。但一般人无从透视这类人真实的本质和品性，而其本人自己对自己也往往缺乏无自知之明。
真正有血性、有正气、言行举止光明磊落并受人内心认同者，在不同场合却成为被排斥、被挤压甚至被人加害的对象。笔会内有茉莉、高寒；笔会外有高智晟和郭飞熊。特别是继非常尖锐的“湖南辣椒”、举措正派和心地无私的茉莉被迫退出笔会后，在对待高寒的问题上也极不公正。也许，高寒在与人论战时，难免有措词不当之处，但由此而对一个敢言者实行缺席“审判”和专横的“处决”，其方式几近步专制独裁者的后尘！在“罢免余王”和处理高寒一“案”上同一个笔会实施的却是双重标准和不同规则，这令我无法隐忍而十分愤怒！！！这个区别于官方的“独立”的、“自由”的民间作家和文学组织，究竟是由什么人在操控？！操控者背后又有什么高出于“自由”与“独立”的“绝对权威”在操控？！在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公开向布什政府、包括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出呼吁并要求面对全世界作出答覆，这就是你们要以西方资源支持的毫无公信可言也不“独立”于官方体制的准作家和伪文学组织吗？！你们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是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历史进程，还是一群假以“体制内改革”、“法制内维权”的名义蒙混世人、实质上却以“迎合”和“顺从”的姿态认同和接受专制独裁者的强权意志的小利益集团？！
这使我不由想起，最近独立笔会要向国际笔会推介十位“重要”的独立作家并经由国际笔会向世界翻译介绍其作品，每个会员都有资格和权利提出申请、然后经理事会讨论决定。作为这个笔会的普通一员，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从未得到过它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包括我个人的外事和文化交流活动；我也从未受到过这个笔会对外的任何正式推荐，并给予过我任何资助包括报销过哪怕一分钱。但此次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提出正式申请，既名正言顺，也理由充足。其主要理由就是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封杀高达四十七年时间，至今未解冻、仍然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的书甚至已出版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在专制者长期打压的特殊情况下，“独立笔会”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家的组织理应在公义上对我这样“政治”特例持支持态度，而不是配合官方并以官方同样的方式和性质来对待我！而且我已经表明，翻译我的书的美国朋友爱默生，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天竟莫明其妙倒毙在他度假的别墅门口。他的死不仅十分突然、而死因也非常可疑。他的死导致我作品翻译的中断，在急需继续翻译的情况下，我这才作为一个会员试行向笔会首次提出申请，以测试它对人对事是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一个普通会员是否能享有应有的权益？
其实，我的情况中还有未曾言及本也无意言及的东西。我虽然身处西方社会，也象国内学者所告诉我的类似情况一样，电脑数次被攻击、一片漆黑。不仅如此，高智晟被逮捕后，我的汽车后轮被人用刀捅破。因为未及时觉察，开上高速公路，我与同为笔会会员的家人秋潇雨兰差点发生车祸、死于非命。此事我们已向美国“911”报警备案，汽车轮胎从汽车修理站取回，以作实物证据之用。这种流氓性质的特务手段和黑社会行径，竟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的美国，是令人十分意外、也不可思议的。而对我来说，心中充满厌恶和鄙夷而不是惊吓！我提到此事，是对这个世界至今仍存在的黑暗和人性的邪恶和扭曲感到悲哀和几近绝望！而且暴力的肆虐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罪恶的黑手居然横跨太平洋、伸得这么长！
在一个小小的笔会内，任何人，不管以何种方式和手段，人为地为自己制造一个什么“重要”的身份，都是挖空心思的，对现实和历史、对国人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不真实的、为世人所难以认同的。作家重不重要，以现实和历史的存在决定，只要其中无论人与作品都不含蒙哄欺诈之嫌。人活在世上，人人都平常，人人都应有一颗平常心。身价真有这么重，那也是上帝对你的恩宠，别人强求不得。一个精神探索者或创造者，有没有符合世俗标准的“身份”不是根本，留下生命精神的痕迹却更为珍贵，无须刻意地为自己挂上一个什么头衔，以显示一己有多么重要。纵使按尘俗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果为偌大一个世界所接受和认同，其轻重也是一个漫长时间的付出和积累、一个自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应该量体裁衣，是什么胸围、腰围、身高就订做什么衣服，要不穿上不得体、不保暖，效果适得其反，弄不好还会因过于宽大漏风，一旦面对风雨浑身发抖、反而得不偿失。
官方对我打压、封杀，几十年来从来就不择手段、从来就无“法”可依。想不到，这个由自由世界资助的“独立”笔会，对我这样的人也同样排斥，在对待上竟同共产党一个性质！我一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坚持地下文学创作的人，竟在一个自由的作家笔会连最起码的基本权利也不能分享，竟然被人不知出于何种意图故意“取缔”，我不知道这究竟为什么？！作为独立笔会之一员，我这被压了一辈子的人真羞于这样提问，这样会令我这样一个坚守自由写作一生、人已入暮年者脸孔发热、几近自我羞辱！
这类事情我从未在意、也不值得认真，但令我奇怪的是，官方对我的作品进行封杀和禁止，这个“自由”的“独立作家”组织竟也如此心领神会地配合？！最近，我的诗歌总集的卷八《抵达于未抵达》交给笔会，数月不见在笔会“自由写作”上发表，究其原因原来是里面有与犬儒们的“非政治化”、“不搞政治”的托词针锋相对的内容，为自觉掌控“独立笔会”的“性质和方向”者所不容。笔会虽然吸收了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有民运背景的人为“会员”，但仅出于政治“利用”和面对国内外起“装饰”作用，其本质上并不持与专制者精神对峙的立场，反而极尽迎合和讨好之能事。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以倡导和维护“言论自由”为主旨的笔会，在内部实施的却是言论控制和封杀，如凡是触及惹专制者所不悦的“法轮功”、“民运”以及“退党”等“敏感”内容，一概极力回避乃至自觉协同清除或公然压制。
这个笔会的“独立”，是不超越共产党规定的“底线”的“独立”；这个笔会的“自由”，是为专制者许诺和认可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彻底与极权主义制度旗帜鲜明地针锋相对的“独立与自由”、具有普世的精神意义和价值的独立与自由！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宇宙生命的大自由！这种精神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的澄澈追求，反而被一些以世俗功利为转移、与“现实”保持协调一致、同处于一个层次上者讥为“将自己置于道德的至高点”。
看来掌控这个笔会的有些人，真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是一帮“长于政治”而“短于文学”者，其生命气质与本真意义上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类人之所以甘愿依附和受制于人、依附和受制于一个至今不改黑暗本质的“体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一度受“黑暗”孕育、培植和熏陶而不意“失宠”于“黑暗”的人，他们注定与这个罪恶的体制有天然的难以割弃的精神血缘！而其中有的人本身昔日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今天仍然维持“共产党员”的思想和立场不变，仍然不失标准的“共产党员”或“准共产党员”的身份或资格。自从我发表《流亡游戏—质疑所谓“反对派”并对“异议者”持异议》一文后，好象触到了一群什么持“体制内”立场者的痛处，挖了与他们性命相关的专制的祖坟，竟对我一致默契地持敌意和孤立态度。其中有一、两个笔会的主要成员，在他们所掌控的网络媒体上，竟胆敢于“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做的却是媚共的事”，长期拒斥刊发我的文稿，同中共共同配合排斥我对专制社会现实的“介入”、抵制我对极权制度持抨击姿态的异议之声！这究竟出于什么性质，其中仅仅是个人意气、拒绝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还是有更深的奥妙或意图？！同这些来自中共体制内的老油条相比，美国佬真是太单纯了！我在此发出警告，请中止这类行径！不要让我出于义愤公开点出你的名、太阳光下还你“作家”、“学者”乃至“维权精英”或“人权斗士”的本来面目！身处一个多元并存的自由世界，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声音不能传达？！你所行公义吗、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标准吗？！
国际笔会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为什么要支持、认同和资助由这么一类人掌控的组织和机构、包括“不”独立或“伪”独立作家和文学团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几近于一场国际骗局的现象？是否因为这类人太政客、而美国人太不狡诈？一直被蒙在鼓里！形成这种局面，究竟漏洞出在哪里、责任应由哪一方承担？！
所有真正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人，理应勇敢地站出来举行公开的游行示威抗议，反对美国支持任何维护极权制度的团体和组织，助长这些以各类名目成立的组织和团体与人类自由反其道而行之、做出有违甚至有害于人类公义的事！
也有必要呼吁国际媒体关注，弄清其中真相？！在西方世界、在美国，这些来自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竟协同专制者一道掩盖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孤立它的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抗争者和反叛者、甚至在自由世界也胆敢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堵塞他们的言路，这一从未引人注意、本质上却触目惊心的事实本身能为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吗？能为所有真正坚守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诗人和作家容忍和许可吗？！
中共通过这个笔会的某些人来掌控这个国际性质的笔会组织，使其向国际社会发出他们认可和需要发出的声音，消除和瓦解触及他们的痛处的为他们不喜欢的声音，以同时达到欺骗国内、欺骗西方世界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欺骗包括国际笔会、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组织在内的各类组织。同时也通过他们对独立于专制体制的精神反叛者实施孤立，压制其自由精神创造成果，使其不仅在国内、同时也在国外消音，其中居心叵测、用心十分险恶！
目前而言，这个“独立”作家组织只在救助国内因网络言论自由而受到迫害者方面做了工作。对于真正因言获罪的“作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独立”笔会理应是个作家的文学的组织，它与民运和人权组织互为联系，但作为组织彼此性质上却互为有别。属于民运和人权范围的事应由民运和人权团体去做，而不由一个作家和文学组织全盘包揽。独立笔会理应以文学创作和创建有别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为主，它应该支持、发现和培养新一代的卓有成就的文学上的新的星辰，然而它却本末倒置把文学本身丢在一边，从未置于主体和重心的位置给予重点关注。一般情况下，一个笔会组织仿佛既与“独立作家”无关，也与“文学创作”绝缘，名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却是事实上的有名无实，难以使人相信。
这个笔会对独立作家和自由文学成果，毫无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由这个笔会内的利益小集团操控和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同共产党的官方作家组织不仅毫无区别，而且性质上更差。这个笔会的成立不是为了弘扬和拓展区别于官方的中国当代自由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成了某些人在国内国外谋求现实私欲满足的手段和工具，也成就了他们成为官方政治花瓶的资本。
二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是相应于体制内官方作家协会而存在的。但行家一眼就看清，“独立作家”在文学天赋、气质、才华、语言驾驭力和艺术想象力及其精神成果，在总体上远远逊色于官方体制内的好的作家。“独立”首先是文学上的独立，这不仅意味着独立作家与官方作家不同，而且应该高于和超越于官方作家。不仅是精神层次上的超越，也包括人格力量上的超越。独立笔会根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追求去做，包括它经由“民主选举”而选出的主要成员。这点我在后面要专门谈到，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无涉任何个人恩怨，只出于言说之诚信。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这是人类智慧的领域，它的组织构成也理应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有别。作家和文学组织的核心，不宜在成员之间用“村民选举”的方式产生。作家因作品而存在，而作品不由人头和选票来确认它的价值。所以，拉选票、数人头和拉关系不适用于作家组织的核心结构的成立，而黑箱作业却是政客惯于使用的伎俩、纯属歪门邪道之风。作家和艺术家是性情中人，一般无“官”瘾，也耻于追求权势。当前独立作家中文笔会理事会的产生，实质上不适宜一般的“民主程序”，特别在专制社会信息封锁、互不知情的特殊历史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不但无从在一个作家组织中产生公正，反而只能助长毫无公信力的相互拉拢的小圈子产生。独立笔会的核心，如果仅仅假以“程序”而产生，不但十分可疑，而且十分有害。也难免因票数冒出个精神赤贫户，或文学白痴，来成为智慧领域的精神决策人物或笔会核心成员。
关于“民主”，人们常引用政治家邱吉尔一句论述非常到位的话：“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但这一精神原则不适宜于从事个体创作的作家，也不适宜于作家的组织；不适宜于精神创造领域，更不适宜于作家和文学组织核心的产生。
在人类精神活动范围，“民主”所能产生的作用是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最不坏”的制度；反而是“最坏”对天才创造活动带来杀伤力的制度或规则，只能助长平庸。
好的作家不是“投票”产生的；一部作品的杰出价值也不由“人头”来决定。
作家组织的精神核心及其质量与“选票”和“人头”无涉。
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适应于社会其他领域、包括民运和人权团体。
这一“最不坏”的制度，不适宜于作家组织及其精神核心的确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就是文学，不管从广义或狭义而言，它都是极为个人化的事业。作家都以其成就而“立于世”、而“入于史”；以其各自独具的语言风格而互为区别又互为映照。东方的经典作家如此，西方的伟大天才如此。古往今来，真正的智者、创造者本质上都有一份精神超越，或勇于担当、不计得失；或自甘寂寞，遗世独处，从人声喧嚷的功利市场中隐匿。
我个人性情上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者。当初，黄贝岭琢磨创会之时，曾邀约过我，但我无意介入。后来，在郑义、北明、蔡楚、刘晓波、傅正明、茉莉等人邀约下，出于对特定专制条件下的一份社会担当，而加入了这个笔会。结果，这些人中，除了作为会长的刘晓波、前副会长蔡楚和获选为荣誉理事的郑义外，倒有北明、茉莉、傅正明三人先于我退出笔会。时至今日，作为这个笔会普通的一员，它的现状令我极度失望。但与其说是对这个笔会本身从整体性失望，不如说是对操控这个笔会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失望。因为这些人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学角度去审视，都浑沌不清、非驴非马、无从归类。特别是其真实的政治立场或倾向，就根本性质而言与人类“自由”追求无涉、与“独立”精神也沾不上边。
它的第一任主席或会长刘宾雁，是前官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这是个始终坚持不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我尊重这个人、包括他的信仰选择；同时，我也不反对来自共产党内的推动中国民主的“体制内”力量。但我不认同他的精神，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或精神自由的角度。我认为，刘宾雁是共产党内的“好人”，也是某种意义、某种层次上的“刘青天”式的人物；却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自由追求的标志或楷模。受到体制的“精神塑造”和影响，他的思维是体制性思维、内在时空相对狭隘；他曾一度置身上层或“特权”阶层，他的切身利益所依本质上同他所从属的那一阶层和体制相联系。
他并不否定这一体制，只是希望把它“改良”得更好，因为这对社会包括他自己都不无好处。对于他，这是他个人的人生选择、也是他的自由；而在我看来，这无疑反应了刘宾雁的基本观点、立场和他的极大的历史局限性。
作家有个人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共产主义”对几代中国人来说等同于“纳粹主义”，同样的黑暗、邪恶和暴虐，前者比后者更甚，这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象我这样出身和这样经历的人。我是个始终坚持“反体制”者，所以，生命的自由对我而言绝不受制于“体制”、也不寄托于一个至今性质不变的极权社会，从未一厢情愿地期望它得以“渐进变革”式的改良。从毛泽东到华国锋、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从江泽民到还小我两岁的胡锦涛，一代一代的“领导人”象走马灯，而这个社会的本质，无论怎样“渐进”都丝毫未变。我所见到的只是岁月的流逝，却未见到这个体制本身性质的根本性变化。
时至如今，还等什么呢？“等待”始终不见出现、也注定不会露面的“戈多”吗？等到今天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依然被封杀，从开始至今已经长达四十七个年头！一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象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大半生的个人生命价值都被专制毁了，还要继续等它“渐进”，这不哄鬼吗？！而如今，正如国内学界朋友所幽默，坐在“大位置”上的却是个“小东西”，见什么都疑神疑鬼、惊魂不定、坐立不安、杯弓蛇影，竟不惜以流氓、特务加黑社会手段治理偌大一个国家、收拾这么辽阔的大片土地和壮丽河山？！
而且，竟欲求把黑手伸向国际社会，试图把一个肩负人类道义和良知的国际性的独立作家组织，在利诱、高压和威吓下，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作家和文学组织，变成直接和间接受控于官方的海外文宣部，对其实施精神遥控和实质性操控、决定它的性质和走向，以蒙骗海内外和国际社会视听！！！
它的第二任会长刘晓波，个人明显有些缺陷，但不失为一个角色，我本来对他的某些方面尚持宽容甚至理解态度。谁喜欢当“主席”，就让他去管事，只要不违背笔会“自由”与“独立”的性质和走向。我同刘晓波从未谋面，但我从多方面了解他，当然不局限于网上异形网友所尖锐指出他的弱点，这刘晓波自己也公开承认。我更主要的是把一个人的性格、心性、气质和他的思想、行为联系起来。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头一次入狱，软弱；再次失去自由，继续软弱，第三次入狱，就“成熟”了，但仍然是变相软弱、进而变相与体制节奏上“合拍”、也即言行尽可能机智，与体制达成某种程度的策略性和谐，不管是真是假。纵使如此，我们也不要求谁同谁比胆，对这种“身不由主”的情况，还是从人性上表示理解，这只是刘晓波个人的隐私、纯属个人事情的范围，别人无可非议。但他的某些言行却不自觉走调，最近更表现得极端偏激。其言行表象上看来是个人的观点、立场的反应，但在深层意义上却无疑是一种人格缺陷、而且是这种在人前有意遮蔽的致命“缺陷”的不自觉暴露。从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独立作家组织角度看，我越来越在精神上难以与刘晓波沟通并缩短距离。但我同他绝不是政敌、也不是论敌，也无意于为此消耗时间和精力，这实在无聊。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头角峥嵘者。我们之间或许只是行事方式和观点相异，我本意上并不愿意失去一位可能的朋友，我甚至还期望着有朝一日在北京会晤。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坚持出于诚意实话实说，别人对此持什么态度，可由他去。
西方民主国家的笔会主席包括国际笔会组织的“主席”，除了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也同时具有令人尊敬的人格力量。如我接触过的美国笔会主席拉什迪，不仅拥有自己奇特的文学财富，而且是一个被穆斯林追杀九年却在精神上始终不改初衷的人。而尼日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英卡，1967年曾因参与反政府示威，与激进的国家良知党秘书长艾波利沙德一起被捕入狱，受到过二十二个月的独居室监禁。在忍受失去自由的严酷监狱生活中，既未表现“软弱”也未向暴虐和强权“妥胁”、乃至最后甚至改变立场站在施暴者一方说话。他对蒙受政治迫害的生活的结论是：“我丧失的是‘时间’，但获得的是‘信念’。比起坐牢前，我的信念更坚定。”这就是索英卡。1986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获奖也并未因此使他受到保护，由于他始终不放弃反专制立场，他仍然不得不选择被迫逃亡，并于1997年被尼日利亚军事独裁者缺席判处死刑！
这两天索因卡刚好应邀来到匹兹堡，并安排参观我的“诗歌房子”和在其中接受电视采访。我们曾在美国笔会举办的纽约国际文学节上见过面，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并有机会再次在匹兹堡同台朗诵。同这个曾一度“受到监禁”甚至“判处极刑”的黑非洲作家面对，从其眼神和声音，都让人感觉从中透出一种生命的铁质和骨血！这是一种很真实的东西，它既是一个人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渗透于其后天不变的人生信念，一点也假不得。
曾同刘晓波有过近距离观察、以首倡“重写文学史”引人注目的李劼认为：“刘晓波可能很懂政治，但他不懂文学。”这位曾任教华东师大的文学评论家在回忆刘晓波时，谈到刘晓波跟李陀一样，“知道跟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演什么角色。”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灵活多变的人。“时而英勇豪放，大有中流砥柱气概；时而赶紧挂出免战牌、溜之大吉”。光只顾置身聚光灯下，却让默默无闻作出奉献者无声无息冷落于黑暗中。刘晓波这种政治家作风，使李劼觉得与他相隔很远。李劼认为刘晓波有股狠劲，两人文风有相似的一面，但却是两种心性。
李劼回忆刘晓波曾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当众挞伐刘再复，但据说第二天早晨，同是这个刘晓波，一反他在大会上的激烈，却主动跑到刘再复那里，一再向刘再复解释他为什么在会上如此作对。刘晓波把自己那么激进的原因，归结为他不象刘再复他们那样已经大功告成，要住房有住房，要什么有什么，而自己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生存处境相当困难云云。听上去有点不造反行么的意思。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李劼来到美国后曾当面再次在科罗拉多同刘再复核实，问刘晓波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刘再复回答说：“确有其事，也确有其言。”
这就是刘晓波的心性，所以当时唐晓渡曾对他不以为然，这显然有文人相轻之嫌，对刘晓波有失公允。人无完人，谁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也不足为奇，在我看来，刘晓波无论学养或性格力量上，不管怎样在当代都是一个人物。然而，李劼表达的对刘晓波的个人看法，却完全是严肃和诚实的、也是令人可信的，与网上那类恶毒攻击、歪曲、诽谤之言，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种性质。出现在李劼笔下的是个真实的刘晓波。这个“刘晓波”在他的眼中，“喜欢扣帽子、喜欢恶意发起攻击。”所以我前面指我对刘晓波任笔会会长持“宽容”态度、并为此一度表示过对他的支持，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之所以引用这些话，目的也正是为指出刘晓波的一言一行，与其说是他的真实观点，不如说是出于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正是他的一言一行的来源和根据。而他最近的言行却让我对他已经感到彻底失望，自己再继续呆在这么一个笔会中、而刘晓波还继续身为这么一个笔会的会长，两者都同样令人难堪！
最近，高智晟被捕，国内维权运动几近群龙无首。海内外正全力为高智晟发出呼吁，展开全球性的救助时，刘晓波却对“未来中国论坛”发难，不失时机地发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暴力或政变等煽动”的声音。不知他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还是说给中共听的？姑且不论面对专制者新一轮的镇压，在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上如何看待“暴力”或“政变”；也姑且不论“未来中国论坛”所有成员是否都持暴力、政变观点，但在全球对“高智晟事件”注目并对高智晟进行声援和营救之时，各种提法和观点都难免出现、也可以坦然兼容。你不同意别人的主张，你可以保持沉默，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针对性地发出攻击性叫喊，究竟是为了与谁相互为之配合？！其真实的目的和动机何在？！当一个受人尊敬的维权律师受到暴力迫害、甚至株连到其家属子女，全世界民主力量为营救高智晟正形成大联合的局面和趋势的时候，你是理所当然地加入其中并起到主动的推动作用，还是面对这一局面和趋势起到分裂、离间、误导和瓦解作用？！你要反对的是当局对高智晟的逮捕和审判，还是要同进入战略性反攻历史阶段的民主阵营“划清界线”和“保持距离”？！这不用谁去下结论、也不用谁对谁观念强加，更无涉于谁对谁不怀善意，如果一个人诚实对人对己，事情本身毫不含混、应该说不言自明！当然，如果一个人本意上持此观点和立场，那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但那就是另一个刘晓波了，也是另一类性质、另一种形象了。
刘晓波，你的言行骨子里同你的以往一脉相承，你所攻击的不仅是“未来中国论坛”的群体，其实，由此受到极大地损害的正是你自已。人们不用等你同谁“保持距离”和“划清界线”，更可能的是，每一个邪恶的共产极权制度的精神反叛者反而会羞于与你为伍！也羞于跻身于为你所操控这个毫不独立于专制极权体制的伪“独立”作家笔会！
暴力有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有被迫的和无奈的，“暴力”与“非暴力”并不象习惯于用二分法看待事物者所乐于看到的那样，两者之间必然是非白即黑和相互绝对对立的。在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专制社会，人们的反抗也并不必然地以被动的“非暴力”来纵容社会暴力，并且以此为“绝对真理”用以指责社会变革者或弱势者群体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抗争。
在专制社会，消极的“非暴力”意味着容忍社会公然的暴力，容忍社会公然的流氓化和黑社会化。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意味着鼓励人们以软弱和妥胁面对专制暴力，并视此为唯一的绝对的途径，以放弃和平抗争之外必要的行为抗争。其潜台词就是：“做稳了奴隶总比做不稳奴隶好”。由此，超稳定的专制暴政永存，主子永远是主子，奴隶永远是奴隶。这是天定的命运，岂有此理？！以非暴力的和平渐进方式促进社会转型，其过程中也会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突发事件或“非暴力”质变。我们应该尽力减少这种可能，但却不可能绝对避免。
社会肌体中的病毒是多方面的，“非暴力”不是治疗所有疾病的唯一药方。要看它在什么条件下适用，在哪种情况下治哪种病？如果治“专制病毒”，谁能保证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出现某种速战速决和无暴力伤害的“对恶疾下猛药”的方式，并将对全社会所带来的可能性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以前所谓“打倒‘四人帮’”（实则为“五人帮”或毛一人“帮”）、当前泰国出现的军事性的“微笑政变”都是成功的生动的事例，对中国大陆政界或军界有志于改变社会现状、特别是它的政治体制结构的少壮精英均不无启迪！这是一种可能性设想，也是诸种促成社会变革的途径之一。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测。该选择什么途径，决定于瞬息万变的现实中的各种可能性、也决定于开创新纪元的大智大勇者在重新书写历史中当机立断的政治智慧！但不管以何种方式促成专制暴政寿终正寝，也无须什么人来拦住越抬越近的棺材，为专制者忧心如焚、陪同它掉几滴假惺惺的眼泪！
暴力与非暴力不是教条、也不是不变数。不管你选择和信奉哪一方，两者之间面对面时，常常是暴力以绝对优势凌驾和压倒非暴力，并迫使另一方从身体到精神完全就范，剩下的就只有妥胁和屈从。
温和派只是对暴力和强权温和，对同一阵线或营垒的人，他们比激进派更不温和，并常常主动发起攻击和挑衅。他们对现实暴虐是“羊”、宁愿任其宰割；对同处民间的弱者反而象一头呲牙裂嘴、朝人扑来的“狼”。他们并不是所有的都怕，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不怕，怕与不怕因对象而异。他们见“硬”就让、就退、就怕，对象高智晟这样铁汉，他们反而盛气凌人，或群起而攻之、或串通一气诋毁和孤立，在这一点上他们“软”得很“血性”！
事事都随机善变的刘晓波，一会激进、一会温和，凡事都持双重标准。美国打伊拉克时，你是个旗帜鲜明的暴力的支持者；人民反抗专制暴虐并力求改变当下现实时，你又成了绝对意义上的暴力的反对者。你对美国人的“暴力”毕恭毕敬；对专制高压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是否只剩下“远离”或不择路径“逃跑”的抉择？在暴力与非暴力同时并存时，暴力注定是永久的赢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和平、理性、非暴力”面对真实的暴力失效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或迫不得已以暴力抗衡暴力，你是否就必然地要持极力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并对一个垂死的体制继续寄托虚无缥缈的“改良”的希望，成为它的维护者或变相维护者、乃至最后的殉葬者？！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持不同的立场和社会人生的选择。我只能同高智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并象全世界的人一样，视他为当下中国良知的象征，并从深心表示尊重和认同。与此同时，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联结和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是一种非常虚假的东西。我们之间有不同的精神走向、并且距离越来越远，终究不在一条道上！为此，我宣布退出“不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我生长于一个充满阶级偏见、歧视和仇恨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追求生命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半生饱受迫害和磨难，对一个罪恶的体制，我有超越一般人的非常特殊的认识和感受，而现在这种体制性罪恶仍然还在延续中。不管中国大陆已发生多大变化，它的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社会体制性质丝毫未变，而迫切需要体制性的政治改革！也就是说从性质上改变一个体制，而不是抱住它不放，只作些无足轻重的修修补补。
前不久，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刚被非法逮捕入狱时，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对我这个夜梦中仍不自觉出现昔日迫害场景的人，对此有异乎寻常的敏感，而无法平静地承受这一事实。当时脑子里几乎“轰”的一声、忍不住流下泪来、整个人几近晕眩，这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无法体会的。因为在我的直觉中，我感到这个被中国警察残酷打压、非法迫害甚至连家属子女也不放过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比我年青的另一个我！
高智晟重复着我们那一代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出身和遭遇的人的命运，他的入狱凸显了他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特殊意义。他身上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也许不仅是道德的质量，甚至不是自由的质量，而是另一种真实，那就是他的生命本身。他的血太纯净，令人肃然起敬，这是许多浑浑噩噩、以世俗功利为转移者无法企及、也不能比拟的。
如果专制社会不希望出现、制造或孕育“中国的曼德拉”，那么，高智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奉献给我们的中国的良心、一个从中国极权体制黑暗中痛苦分娩出来的具有某种曼德拉式的精神特质人物！我这样说，只是对高智晟生命精神气质和未来走向的期望和认同；他正处于他的生命的过程中，某些方面包括丰富的人文素养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也还有待时日，远不是一锤定音的时候！
关于“未来中国论坛”
我追求自由，支持一切有效地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努力，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方式持兼容立场，既认同极力减小或减少社会混乱和震荡的和平渐进方式，也认同情势骤变的突发的机会和条件下别的迅速有效的方式，其实这种机会和条件的“突发”性正是漫长时间积累的必然结果，完全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就诚如有人比喻的必要时也不妨“临门一脚”式的“进球”，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为“非暴力”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却绝不以认同、顺从和维持原有极权体制及一个不公义的社会所形成的畸形利益格局为前提。这是我个人的社会政治倾向或观点。
我是个无意于权力者，即既不愿为不正当的权力所驾驭、所奴役和支配，也不奢望追求、角逐和握有这种特殊的社会权力。中国社会全面实现民主之日，我也无意于参与社会政治权力的竞争，但认同经由公民选举而成立的的正常社会的管理机构和权力结构。
不喜欢权力和玩弄权谋，却始终维护生命自由和个人权利或权益。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出于自觉担当，而这一担当基于一个人、特别是自由诗人和作家的天然良知或良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多元兼容的、非党派、组织、团体之“未来中国论坛”的一员。不管我置身于国内还是国外，我对它的关注诚如其他人对它的关注，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我的角度和方式是精神性的，主要是文化；“政治”对我而言也是文化。
我始终认为：“政治是文化的表象；文化是深层的政治。”在精神层次上，人类文化超越于反对党和执政党。一个自由作家和诗人，绝不自囿于一般党派观点和立场。
关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我支持并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且早在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中，就是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我以为，当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文化运动，其精神正是对历史的进一步拓展和新的延伸。
个人和群体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自由。对我而言，无论个人和群体意义上，“自由”就是“运动”（对此，我曾有专门论述，请参阅我的《抵达于未抵达》—《黄翔诗歌总集》卷八。）
所以，我参与当前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但如果一旦这一“运动”不具有了多元兼容的博大精神容量和超越尘俗的情怀、并且有违或偏离自由精神和文化的本体和性质，那么作为一个终生追求精神生命自由者，我也将首先是它的反对者。9/2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