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友漁《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和》
樊百華
秦晖先生在他的文集《問題與主義》中，尊徐友漁先生爲“著名哲學家”。這首先是對哲學的尊敬。在今天的中國懷有對哲學的尊敬，是有些困難的，首先依然是奴才哲學盛行，其次是玄思懸想（把玩“形而上”或胡塞爾—海德格爾一路的“後形而上”，以及中國諸子諸孫）瘋行，本質上屬于“手藝（混一隻有閑飯碗）哲學”。能夠從“假相哲學”的幹擾中保持住“健全思想”（我對好哲學的一種尊稱），并不容易。從秦晖先生自己的著述看，盡管他沒有一本哲學或者純理論著作，但他的絕大多數著述都是思想、學術與“中國問題”的融合，他對包括哲學在内的人類思想，是有嚴正的把握的。徐友漁先生對歐洲哲學有豐富的了解，并且對不同風格的哲學有穩重而清明的評價，得益于這方面的修養，他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有了系統的、多少有些獨特性的思考。與幾乎被人們公認的中國哲學家(例如在哲學、美學境界上不比劉曉波高明的李澤厚、劉東、劉小楓……)相比，秦晖先生沒有誇口。
這裏面的尺度當然不僅僅是專業學科性的。人文社會領域原本就不應當有孤立的學科尺度，也不可能有，正像文學藝術不應當也不可能有無涉于社會價值的純文藝一樣。想想哲學在中國既太多虛榮又太多恥辱的濫局，又有幾人能夠在這幾乎毫無希望的地方，爲人類的哲學挽回幾分顔面？徐友漁們的工作并不容易。限于我的視野，偌大一個江蘇，1989年之後的哲學界唯顧肅先生堪稱徐友漁的同侪；在同類機構中人員規模堪稱世界之最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例如歐洲思想的研究甚至都要靠了曆史所的陳明遠先生，才算又少了些晦暗。
當丁學良先生說今日中國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時候，盡管同樣限于他自己的視野，但更重要的還在，他内心裏持有的标準不僅是知識主義的。
我與徐友漁先生沒有任何交往，若幹年來讀過一些他的著述，注意到他爲中國的進步所發的公開言說。當我看到他與崔衛平女士合作編出來“太石村維權記事”，很多是天天用心觀察的我所不知道的，我對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細緻嚴謹，油然生出敬意來。徐先生與崔女士有時發生一些争論，他們能夠爲公共道義認真合作，使我少了一些面對學術知識界時的悲哀感。
近日看到徐友漁先生新發表的文章《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和》，我沒有感到奇怪，相反，如果徐先生沒有這樣的文章，或者沒有相關的表達，那才是奇怪的。因爲徐先生1999年就意識到，當下中國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極左與反極左、超出了簡單的左右界分，因爲暴富集團甚至是最最“改革”的了——共産黨新統治集團左右其手的利欲機會主義，結果都使民衆的利益受損。是的，至少一部分新左對現實的批判，已經因爲這個政權的“尺蠖效應”，具有局部的真理性、正義性了。尤其在各色人等打着自由主義的旗号招搖過市的現在，“自由主義”也已經不能簡單地用左右來辨認了，這樣，在“郎旋風”刮得有些怪異的時刻，秦晖先生鄭重發出“超出左右之争”、共破“尺蠖效應”的籲求。
“新左派”揭露“新自由主義”獲得了話語霸權，“自由主義”比起“新左派”來很是“生之維艱”——如今這些觀察都有些過時了，大家似乎都沒有料到“僞自由憲政派”相對而言已經蔚爲大觀了；真正瞠乎其後的恰是“共同底線派”啊！除了“黃宗羲定律”與秦晖聯系着被熱議過一陣，甚至“郎旋風”時刻《南方周末》發表了秦晖的長文，諸方神聖都似乎沒有看到秦晖文章似的，何止是“新左派”，老實說那一刻“自由主義”安靜得也夠蹊跷了！倒是無門無派的鄢烈山先生在兩篇短文中鮮明呼應了秦晖。“共同底線派”能望諸方神聖的項背嗎？如果想想“共同底線派”的命運，揚帆們還會爲自己的“非主流” 叫苦不叠嗎？諸方神聖對“共同底線”裝聾作啞，很少與例如秦晖公開直接明了地交鋒，即便是兩次難得一見的對話錄音整理稿，有的甚至将秦晖現場回應提問的内容加以篡改、消音。不光是郎鹹平，很多大名鼎鼎的人士似乎都成了“鴕鳥”，裝着不知道有秦晖似的。對于思想學術界，偌大一個中國，再也沒有比秦晖、肖雪慧們受到的“待遇”更微妙、更尴尬、更隐諱陰暗（不僅對官方而言）的了。
在這樣的爛局面前，徐友漁先生的文章大可以從一個側面，被理解爲對忠厚孤獨的“共同底線”的策應。這是很可寶貴的。那些僅僅想通過高舉或者否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個人主義公有制或者私有化……”，來實現其算計的諸方神聖，（拿離得較遠的人物說話，例如劉國光們打的算盤是左撇子，最靠近“僞自由憲政派”的王朔、王蒙們則靠右撇子滋潤）如果有一點學術思想上的誠實，就必須表明徐友漁先生說的“共同的敵人”，是實有其事的嗎？
我想先用“意圖倫理”的語言犯規說：如果隻是認知上的原因，那事情一定好辦多了——但中國的諸方神聖多的是“識時務的賭徒、狂徒、詭徒”，很少有學理的誠實。據筆者多年的觀察，秦晖、肖雪慧們是很忠厚爽亮的人，他們有不設防、不鑽營、不作義氣之争、不計一得一失的大氣，不是教徒卻有使徒般胸懷的品格，本應受到正直的人們更多的親善，可是，倒是時不時有些善于巧僞的小人，能夠利用他們不費枝節心思的個性，得以浪費他們的精力，甚至讓他們上一些小當，在暴露之前利用一點他們的名聲爲己所用。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爲我從例如秦晖先生參與對話的表現看，他是有博愛心的，他其實例如沒有絲毫的輸赢用心。徐友漁先生被熱愛他的人尊稱爲紳士，也有着特别的平和從容，否則他不可能寫出本文所關注的文章來。如果那些大緻合适“新左派”命名的人士，看到徐先生的文章，不能靜下來認真思索，而是或者驕狂、或者冷漠、或者等閑而過，那在我看來首先就是一個做人不合格的問題了。
溫和的徐友漁先生一開始就在文章的内容提要中說：“自上世紀90年代來，主義之争成爲我國學術界獨特的一道風景。在這場争論中，影響最大的兩派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最近又掀起了物權法甚至姓社姓資的大讨論。筆者認爲，二者不僅有争論分歧，更有着共同的敵人，切莫因雙方的争論放縱了共同的敵人，鹬蚌相争，漁翁得利。”
徐先生就事論事，以相關争論的文本爲依據，首先以最大的包容心（我不希望他人利用這種包容心把事情弄歪到别的地方）定義了“中國新左派”：“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爲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爲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範與社會問題理解爲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并以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作爲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其核心問題是反思“現代性”，強調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幹預。”
從這一最具包容心的界定出發，文章耐心細緻地疏理了雙方的異同——異于“（一）在個人與國家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我，而新左派重視國家。（二）在自由與公正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而新左派重視公正。（三）在社會不公的産生原因上，自由主義認爲是政治改革滞後造成社會不公，新左派認爲是市場體制本身造成的。（四）在程序公正與實質正義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視實質正義。（五）在民主與自由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新左派重視民主。（六）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關系上，自由主義主張間接民主，新左派主張直接民主。（七）在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視經濟民主。（八）在國情認識上，自由主義認爲還未建成完善的市場體制，新左派認爲我國已經進入市場體制。（九）在全球化問題上，自由主義主張加入這一進程，新左派認爲應延緩這種趨勢。（十）在對待大躍進、文革态度上，自由主義主張全面反思，新左派認爲應合理借鑒其合理因素。”
我完全相信徐老師作出上述概括根據确鑿。但我同時正好賴此确鑿的文本再次激活我已有的思考。例如“自由主義強調自我，而新左派重視國家”，相對于目前的黨國，自由主義者理應反對“國家”，而不能像有的“僞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比有的“新左派”更強調黨國——與暴富集團（這當然是當下黨國的中堅勢力）眉來眼去；而如果相對于有待建構的真正的“人民國家”而言，自由主義至少也像有些“無政府主義”一樣，并不否定自治基礎上的公共機構的“自由價值”。關鍵是什麽樣的國家！既然秦晖先生依然被認作“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那麽，“自由主義強調自由，而新左派重視公正”，就是特别值得深思的，因爲中國思想界幾千年來還沒有誰比秦晖先生更強調公正、更強調得好（學理與倫理并重）的——可以說秦晖的公正思想是迄今爲止中華民族的标高。
“新左派”衮衮諸公沒有一位能夠說：“我比秦晖更在意公正”。我倒是早已看出來：一些所謂“自由主義”者的忽視公正，完全是出于作爲後毛時代與暴富集團同枕共勉的一代新奴才、新幫兇的算計。确實，“新左派”除了在強調集權、國家這一點（已經差不多是全部）上，完全可能與“暴富集團”走到一起（在中國是特别不能看如何說而要看如何“生活者”的），别的方面說的很多東西是暴富集團完全不感興趣的，倒是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說”需要檢讨哪些容易被暴富集團所利用？說到利用，當然是有些複雜的，例如魯迅的被利用，确實有魯迅不足的地方，但是，昨天的國民黨、将後大陸的暴富集團，是不是可以比較多的利用梁啓超、胡适，倒實實在在是一個說新也舊的問題。
我常常想，爲什麽秦晖的思想就幾乎沒有被新老統治者利用的可能呢？謂予不信，人們完全可以用顯微鏡找一找：秦晖的哪些思想居然可以被種種邪惡利用？奇特的是，秦晖并不高調——這隻要看看他關于如何防止國有資産流入權痞私囊的具體辦法，就不難知道了。同樣，“自由主義強調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視實質正義”，這一點如果說的是事實，那麽我要指出的恰恰是，全部文明史無不證明：總是實質正義的關懷導緻人們能夠否定、突破既有的不公正，并通過新的規則來鞏固新出現的公正。例如軍事首長的專制所提供給部落成員的實質好處，确實超過了先前原初叢林狀态中的好處。
胡适當年一回國就提出國人要學會開會，國民黨、共産黨成立以來開了無數的會，不見得比我這個一次會議也沒“參與”過的小知更善于開會。順便說到徐老師又作爲重大分歧根據談到的“長江《讀書》獎”，坦率說，我更在意的倒是汪晖們何以與李嘉誠弄到了一起？（我對學界、民運、維權等機構得到的境内外各種支助，也首先關心的是有沒有親共背景或者“爲暴富集團新戰略服務”的背景）爲什麽錢理群這樣的人士不能依然拒絕合作？爲什麽并不在意“實質正義”的溫鐵軍的文章能夠獲獎？說到這裏，我真的想到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争論，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不足，不僅是“新左派”的不足。我沒有請教過任何人，但我真的在想：秦晖會僅僅從“自由主義”出發、開始争論嗎？至少秦晖對胡适的自由主義對于今日中國的有限性，是早就看得很清楚的，一如對海外新儒家們的局限性（孔子何嘗不是彼時的胡适？）早已看得很清楚一樣。……
徐老師的嚴謹使我有理由相信，他做這篇文章直接受到王志泉先生《危險的裂痕——當代中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分歧述評》一文的啓示，正是後者說到了“由于對問題症結的診斷以及所依據的學理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争論到最後，雙方似乎都把對方當成了自己的敵人，而把真正的敵人給忘了。”
從“兩派的共同敵人”，徐老師列舉了雙方的“通點”：“（一）在個人與國家關系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國家本位、否定個人。 （二）在自由與民主關系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三）在自由與公正問題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以實質正義爲借口來侵害個人自由和權利。（四）在人與規則的關系上，我國有着數千年的人治傳統，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同。（五）在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在長期的黨國體制、計劃體制下已經嚴重扭曲的國家。
這裏的問題首先是：例如國家本位真是“中式左派”的“敵人”嗎？依我的觀察：“新左派”的問題在言論層面主要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問題，而這恰恰是直接連接到“國家本位”的；自由主義的問題首先是防止“僞自由憲政派”（肯定不會有真正的個人本位——與古今“人物”們一樣，他們其實是想與“新強勢集團”一起“甩開昨天即可，其他管他娘的”）敗壞、盜用“自由”……
徐老師列舉的雙方主要“代表人物”基本與以往相同，一邊是崔之元、甘陽、韓毓海、汪晖等人，另一邊是徐友漁、朱學勤、李慎之、劉軍甯、秦晖等人。但是，揚帆、左大培、韓德強等也不完全是老左派的，我個人對甘陽有一定的好感，對其他人在“通點”上究竟如何，疑問甚多。而相對于未來不得不早一點公開指出的是：在“自由主義”這一邊，至少已經出現較大（如果不算重大的話）的裂痕，尤其結合具體人的“日常生活”狀況，尤其需要徐老師本人懷有足夠的警覺——我猜徐老師是不想參與“分羹、沾光”的。坦率說，老左基本退出了曆史，一些新左人士基本上在文化脂肪上活動（如此一定意味着已經過氣），還是例如徐老師本人1999年就正确看到的：需要超越左右了！但是，中國難道不需要例如發育民主社會主義的真左了嗎？我注意到徐老師的一篇重要（如果不是最最重要的話）文章，内容是認爲：中國不能優先考慮發育民主社會主義，而是要優先推進自由主義。在相當的意義上我表示同意，因爲我也願意看到首先在言論（新聞出版等等）自由、結社（不一定組黨）自由上出現變化——盡管我預料到将出現有限的“暴富集團控制下的僞言論自由局面”（類似于新加坡的局面，默多克們也來摻糊呢）。
既然需要超出，那就已經意味着“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争論已經過去，誰也别指望（精明的人士們隻拿着這些給一般缺乏經驗的青年看而已，實際上自己早已進入了異常灰暗神秘的地帶）從這一争論産生真正有多少津要的東西。
但我認爲從整理“事實”的意義上看，徐老師的這篇文章注定了是有曆史意義的。與以往主要回應“新左派”（當然會有其他意義派生）的批評不同，這一次是下細功，莊重梳理多年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争中的異同。徐老師或許認爲其中的“異”比起“同”來，有不那麽緊要的一面，于是，他才在尊重雙方“分”的同時，像秦晖先生對“共同底線”的強調那樣，真誠伸出橄榄枝，發出“和”的邀請。我一看到就立即能夠心領神會（這不是“小算計”，依我的觀察徐老師不是鑽營之輩）。
作爲讀者，我對徐友漁先生的良苦用心懷有特别的敬意。我的敬意也有作爲一位普通知識人的經曆來支撐，因爲我在2003年、2004年都輾轉弄到了“新左派”代表人士的電話号碼，表達了相關的期待，盡管在中國我這樣做未免顯得過于不知名分爲何物了。我多年來的相關文章也能夠證明，對雙方我都沒有僵硬的成見。我的經曆使我有根據想到：徐先生的明智想法要達到初步的成效，都是有難度的。事實上的好事或許總是這樣的。以徐先生的智慧他也一定有多種足夠的準備的，譬如他與崔衛平女士的合作，一定不是以“太石村維權的成算”爲基礎的。中國的好人們如果沒有足夠的韌性，沒有不計成敗的從容随順心，（我甚至想到了雖生猶死）是一定堅持不久的。正因如此，徐友漁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的持論守恒才顯得尤爲難能可貴！
──原載《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