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20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而红4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刘志丹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肃反】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时任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杀害之后，就成为江西苏区最大的本地实力派。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响自己权威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最先被逮捕的是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刘万清、任心达、丛允中等120人。在审讯中不许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根据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1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指战员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据当时资料记载，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

富田事变，指的是1930年春天发生在江西苏区的一次大规模肃反事件。当时因为以毛泽东等外来干部为主的总前委与以红20军领导人为代表的部分本地干部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总前委根据传闻在红20军中进行肃反。由于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发生了将红20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并全部处死的严重事件。这场反ＡＢ团的肃反斗争随后更扩大到整个苏区，因此而被害之人据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竟多达７万人之巨。（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60页）

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独立营的营长张兴、政委梁贻和那些不满大肃反恐怖的红军官兵发动了武装反抗，首先攻打20军军部，释放了被抓的人，然后又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AB团分子，然后率领红20军离开富田，开到江西赣江以西的永新根据地，以示抗议。哗变的红20军并没有投到敌对的国民党一方，经说服后，和平解决，红20军重新回归1方面军领导。

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开始秋后算账，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红20军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20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不久毛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1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4月中旬，发生了黄陂惨案，20军残部1700多人被迫奉命东渡作战，行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这是一场红军对红军的大屠杀，红20军无一生还，红20军番号也从此取消。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在赣西南苏区已经发生反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在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的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和党员被无辜杀害。1931年初，在红12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口误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在红军队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来帮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后是砍头、破肚皮来执行死刑。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12军的残酷镇压。

肃反委员会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扣在了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头上，火烧大了，终于被引火烧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罪名的林一株终于被枪毙，12月闽西苏维埃35名原来的执委被肃掉了一半，闽西红军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新的起色。

【夏曦的湘鄂西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夏曦还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被秘密杀害。第一次肃反结束后，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造谣“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杀害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10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2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节前一天，与柳直荀、万涛、段德昌等红军将领同时遇害，时年29岁。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

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9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夏曦立刻决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结果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逮捕了红6军军长段德昌（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段不但被连续毒打，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3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3军独立1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公审”后被杀害。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因此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得解脱。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红3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

【张国焘指挥的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肃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陈昌浩回忆录》）。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1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12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4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4军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红1军军长许继慎、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1军1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15军政治委员、红10师师长陈奇，原红4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 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4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4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战争之比较：

胆战心惊的中国战争史

本帖由 绚丽多彩 于 2009-12-24  编辑 人口比较：中国在战国大概2000万人，西汉达到5900万；亚里山大希腊化帝国的人口大概有4000来万，罗马帝国的人口有1.2亿左右。 　　军队规模比较：亚里山大的远征军才3.5万人。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推翻纣王，双方兵力分别达8万和17[或70万]。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汉书、严安传》）。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欧洲为什么打仗杀人少？中国打起仗来为什么死得人多？ 　　1．战争的规模不同 　　中世纪欧洲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打仗的主要是中上层的贵族骑士，平民一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的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一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一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十字军远征，是因为当时的***教政府迫害辖区里的基督徒。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军队规模小。因为：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着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 　　相反的是：中国军队特别多。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一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一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 　　在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门口，竖立着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1157-1199，1189-1199在位）的铜像，戴盔披甲，骑着高头大马，挥剑直指青天，看上去英武不凡，被称为英国议会大厦的保护神。那上面用法语写着“狮心王”。这位被称为“狮心王”的英格兰国王是不会讲英语的。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当时，他的王国的主要疆域是在法国，包含了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他也只统治英格兰地区。理查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呆了6个月。 　　理查因为在一次战役中打败了“基督徒世界最大的敌人”———阿拉伯的撒拉丁而一举成名。据记载，理查在与撒拉丁交战时英勇无比，身为国王，他亲自杀入敌方阵营，连自己的坐骑都在激战中被砍死了。撒拉丁被迫撤退，还送给理查两匹骏马表示对他的钦佩。 　　在回国的路上，理查被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扣押，以索赎金。不料，亨利六世的妹妹爱上了理查。一次，他们在幽会时被捉获，亨利六世十分生气，但他无法因这个原因而处死一个国王，于是他让人将一头狮子放进了狱中，但没有放食物，希望饥饿的狮子吃掉理查。当狮子张开大嘴要吃理查的时候，理查却抢先一步，将手伸进狮子的咽喉，一直插入胸膛，将它的心脏掏了出来。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宴会厅，将狮子心往盘子里一放，开始享用起来，把旁人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再无人敢暗算他，“狮心王”的称号也就不胫而走。英格兰最终为理查支付了天文数字的赎金———英格兰因此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在英国，从来没有人责难理查，反而为曾经拥有这样一位当时欧洲，甚至世界上最英勇的武士和最善战的国王而自豪。这英国议会决定在议会大厦外面建立他的雕像的原因。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以人都一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一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8226;载记》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 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3．战争的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一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一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 　　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达士兵，首先在希腊北部地势险要的温泉关迎敌。数十万波斯大军一连几天猛攻，皆不得手，后因奸细的引路，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为保存有生力量，让大部分守军突围，他和300名斯巴达士兵留下死守，恶战的结果是他和300名壮士全部阵亡。据说还有请求留下与斯巴达人并肩做战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也都英勇牺牲。波斯大军则共损失2万人。 　　温泉关战役后，希腊诱强敌在狭窄的海湾决战。波斯战舰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腊人终于以40艘战舰的损失获得击毁波斯300艘战舰的战果。公元前479年，希腊人进行了普拉提亚陆战和米卡尔海角的海战，把残留在希腊的波斯主力军歼灭，希波战争基本结束。公元前 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步兵3万，骑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页）进入小亚细亚（在当时的东方，这实在算不上一支大军）。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了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并通过外交手段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战而降，顺利进入叙利亚。公元前333 年在伊苏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万大军狭路相逢，大流士在中军被击溃的情况下仓皇逃脱，波斯军队全线溃败，连他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中国历史还没有过这样智勇双全、奋勇当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当皇帝前，当皇帝后征服高丽反以失败收场。 　　1720年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 　　1840年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英军1千余人，在宁波击溃清军的2万余人的精锐大兵团，然后以2千5百人的极少数军队，在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鸦片战争后，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走了军队。 　　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却在大沽口再起冲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援，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9月16日清军逮捕联军谈判代表，会谈破裂，联军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初联军占领北京，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 　　10月底，清廷与各列强签定《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对英法的赔款增加到1800万两，并割让九龙予英国。沙皇俄国这次更是满载而归：除了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利益而外，俄国又自称有调停之功，还从清朝骗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包括今日之伯力和海参崴；1864年又割取了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两者合计约100万平方公里。被骗走了大片土地还满心感激。 　　甲午战争满清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无法抵挡装备还不如满清的日本十几万军队。 　　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清军统帅叶志超却丧失了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致远号在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马关条约》规定，清朝要将属国朝鲜转给日本，而且清朝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并赔款白银2亿两，另外日本还可驻军威海。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预，清朝再加赔3000万两将辽东赎回。但1897年辽东却入于俄国之手，7年后又为日本夺占，二战以后又为苏俄攘夺，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之后（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 　　中国战争是陆战，喜欢搞持久战，经常是围城战术，破坏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饿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8万魏兵伐赵，赵向齐国求救，齐王答应出兵，但迟迟不发兵，等到魏军攻破赵都邯郸，双方疲惫不堪时，齐派8万大军偷袭大梁，迫使魏军撤回，于其归途中拦击，终获全胜，这就是孙膑的围魏救赵。这种包含持久战的做法必然破坏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孙膑用“减灶法”歼灭了庞涓10万大军，庞涓被杀。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国筑淮堰，长九里、高20丈、上宽45丈，军队驻扎其上；北魏军凿山洞以引水，结果不好。9月北魏军10万来攻占淮堰，但由于淮水暴涨，坝垮，10万村庄冲入大海。我们假设每个自然村最少50人，则意味着500万人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