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博讯

如果没有闭关锁国，就没有鸦片战争，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自以为是的甲午战争，也不会培养具有变革思想的康有为和孙中山

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希望改变体制的百日维新和义和团

如果没有义和团，就没有八国联军

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就没有清末十年的深入改革

如果没有十年的深入改革，就不会使全民人心思变并培养出缔造新中国的人才



如果没太平天国，就没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军和淮军

如果没有湘军和淮军，就没有清末的地方分散中央势力

如果没有地方大过中央的割据的势力，清末的十年改革就不会那么保守

如果十年改革不那么保守，就不会引起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冲突的保路运动

如果没有保路运动，就不会促成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



如果没有武昌起义的成功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就不会那么快速

如果民主革命没有那么快速就不会有十五年地方军阀割据

如果没有军阀割据中华民国就会使中国统一、宋教仁就可成功的走民主共和路线



如果民主共和路线成功就不用护法、不用北伐、不用联俄

如果不用北伐就有时间好好建设民国、不用建黄埔军校

如果建设了民国日本就不会那么容易侵略、共产党也没有机会武装革命发展壮大



如果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不能发展壮大就没有集权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尝试成功，就不会有现在的集体专制制度



如果不是专制制度，就不会有媒体及言论的管制

如果没有新闻及言论的不自由，就不会有整个体系都在贪腐

如果没有贪赃腐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民权和民生问题

如果没有民权问题,知识分子就不会思变

如果知识分子不会思变，中国将来就不会有民主



历史没有如果，为了自由和民主，就让腐败来的更猛烈些吧

中国千年的汉奸史:复杂的“汉奸发生学”

[史海钩沉] 千龙

中国千年的汉奸史:复杂的“汉奸发生学”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但它无疑是咱们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他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博讯论坛]

2010 大陆民意：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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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一个十分推崇道德的国家，“礼义廉耻”“孔孟之道”曾经主宰着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世界。然而有一天，有些精英发现这些“老古董”过于的束缚思想，于是在改G开F的旗子下，在精英们的无限推崇下，中国开始追求西方的价值观。

“ 西方价值观”自然有其长处；但是，这几十年来，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只是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社会的的“诚信”“ 民主”和“法制”却被有意识的“扬弃”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无情的丢掉了。该“接轨”的接轨了，该“特色”的特色了；开放的中国人向极端自私的世界观急速蜕变，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人的劣根性得到了最彻底的发挥。

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过“礼义廉耻 ”的教育，“孔孟之道”的熏陶，有过“斗私批修”的灵魂洗礼，有过“雷锋精神”的伟大情操；我们既有过信仰宗教的历史，也有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中国什么都学过，但是，在举国发展经济“致富最光荣”的浪潮中，“一切向钱看”让所有中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唯有个人的利益才是最实际的，而道德、良心、信誉等等，统统被抛弃了。

于是乎，官场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GDP崇拜----只要是能来钱的项目，无论是深度环境污染项目，还是明显的短视短期行为，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上不误。任江河湖海污染、任青山秀水变色。至于只图眼前利益、一任政绩而大卖农田林地、大赚其钱的，更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都会在冠冕堂皇的“公”字旗号下进行，有的还为此类行为罩上一层光辉的油彩和美丽的面纱。

于是乎，一些官员私欲膨胀，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拜倒在孔方兄脚下，钻进钱眼里不能自拔。有些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败；习惯于暗箱操作，醉心于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权在握，公帑国库悉数成一己私产；置房产，买别墅，养小蜜，包二奶，不亦乐乎；挥霍浪费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中饱私囊实成家常便饭……这些人，名为官，实为蠹，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钱奴”。

于是乎，恶商、奸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坑人害民：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三鹿奶粉更披着国家科技进步奖外衣坑害后代……。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黑心的房地产商上通贪官，下结地痞，哄抬房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坑害百姓。至于黑煤矿之类的窑矿主，更是视人命如草芥，视黑煤如黑金，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哪管他人死活？

于是乎，升斗小民见利忘义，地痞流氓肆意妄为，黑社会横行霸道。你要问个路吗，对不起，拿点“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冰的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地大叫：“拿钱来就救！”还有诸如“笑贫不笑娼(黑、匪，诸如此类)”的论调也大行于世，一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甚至对那些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善行，不以为然、冷嘲热讽，做阱陷害，敲诈勒索；以至操弄司法，为虎作伥。人人以金钱为衡量一事一物的取舍标准，渐渐地将这个社会推向邪路。

古老的中国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却有着强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被彻底粉碎的时候，法律能够约束到人们心灵的每个角落吗？更何况在一个法律并不健全，又常常被强权破坏的国家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缺德”事件，仅仅暴露的是法制、管理上的问题吗？中国人常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 ”，可那不过是一些受害者对不法分子的诅咒罢了，做缺德事情的人从来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回顾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那些缺德事，从工业酒精兑酒，到注水猪、瘦肉精，从苏丹红到阴沟油，从大头奶粉到“三聚氰氨”，从南京徐老太到荆州捞尸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堕落到连婴儿、死人都不放过了，而这些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喜剧：

------看到有人摔倒可千万别去扶,这一扶搞不好就是几万块钱的医药费；

------看到马路上有人偷东西可千万别吱声,你这一喊多半被小偷围殴一通；

------想要跳楼、跳河放心的跳吧，不会有人拦你也不会有人救你；

------如果遇到入室盗窃的,最好假装睡着不要高声呼救，以免遭到人身侵害；

------如果你与之搏斗,打不过你倒霉,打的过也不能打死打残,否则还是你倒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事无人敢做，坏事无人敢管！这就是和谐国的生存之道。

这还是哪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吗？

曾经被祖先高高地供在庙堂之上的“道德”“良心”“正义”，今人还有吗？

两千五百年前，管子就把“礼义廉耻”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一个丧失“礼义廉耻”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

百年轮回∶两岸回归辛亥及孙中山的起始点 联合报 中华民国宣布将热烈庆祝一百周年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宣布将扩大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百年。一时之间，彷佛将时光拉回一百年前。 拉回一百年前，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更有相当的写实意味。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对「救国／救民」议题的探讨，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不同，中华民国是建立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义理之上。 百年以来，中华民国经历内忧外患，长话短说，最後在今日的台湾实现了百年前想像的民主政治及相对均富的民生；其间经历的国共内战，以「中国往何处去」为斗争主题，而致在六十年前形成了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此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试误过程」（也须长话短说），如今在「改革开放」上有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改革开放」的作为，如本系列首篇所论，可以说比较接近辛亥革命的主张，而已与六十年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分道扬镳。 对於「和平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已经面对且势须处理的问题是∶六十年前，先有了一套意识形态，却走错了路；未来，路好像渐渐走对了，但是却须回过头来处理那一套已证实为错误的意识形态。直至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胡锦涛仍　橥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不啻是欲将已经放脚为天足的中国，再强塞回那只裹脚鞋里。办得到吗？行得通吗？ 据此以论两岸关系。今後的两岸关系，已无可能再回到「武装内战」的状态，而是必须面对「中国」应当采行何种政经制度，及「中国人」应有何种生活方式的大议题。这正是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议题，两岸经历六十年的竞合互动，并各自付出了重大代价後，会不会觉得∶如今彷佛又回到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起始点上，共同面对的课题不外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或许暗自心喜，因为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称誉。甚至有人说，连福山的「历史终结说」也因中国的表现而动摇（福山认为，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是人类最佳及最後而不可超越的体制）；不过，「改革开放」虽属一个变体，但其根本的机转仍是以民主（民本）及自由来解放人性及民力，谈不上是发明或超越。何况，改革开放及和平崛起能有今日成绩，主因是邓小平及胡锦涛等掌舵者的表现优异；这类的政绩主要是建立在「开明专制」的圣君贤臣之上，而绝不是什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就。一旦世局国情转入另一阶段，或万一出现一个不肖的掌舵者，这类政经成就可能在几年之间即可翻覆。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重新回归到辛亥革命的起始之处，或许才能找到国家与人民最终的归趋。 二十年前，中共当局常说「摸著石头过河」。然而，到了今日，应当已有居高临下的全局视野，不必再摸著石头也知应当何去何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的处境有如三个同心圆∶内层是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是指主政者主动操作引导的民主演变，如蒋经国模式），中层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外层则是面对国际的「和平崛起」。三者必须相辅相成，不能相抵相克。例如，若以「非和平方法」处理两岸，即影响对外「和平崛起」；若不能引导内部「和平演变」，「和平崛起」将如在沙上筑塔。 中华民国一百周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站在这同心圆里思考两岸关系；亦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应当与内部的「和平演变」与外部的「和平崛起」相互对应。不能再有「谁吃掉谁」的想法，难道能用武力消灭一个民主政体中华民国吗？也不必想像「一国两制」，难道不能为「中国」找到一个两岸人民皆一体认同的政经体制吗？辛亥革命後，国共两党皆欲以武力强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政经主张；但是，那样的悲剧愚行不可再演，今後应当以真实具体的政经成就，在两岸竞合互动中，来说服对方，感动对方。这样的「过程论」，对双方皆是一种激励；经由此种「合理过程」而达成的「改良目的」，始有顺天应人的正当性。 若能站在这个高度看两岸关系，就能善良与真诚，就有建设性，而少破坏性。过去我们曾说，不要「引君入瓮」，而要「与卿共舞」；就是认为，两岸勿再陷於尔虞我诈的骗术与斗争中，而应共同协力以善良与真诚为人民建立正大的政经体制。这一代的两岸领导人，其见识胸襟不但应超越蒋介石、毛泽东，也应超越蒋经国与邓小平；相对而言，今日的两岸人民，当然不再是清末民初那样的贫愚交加，也已不像戒严时代那般不由自主，亦不像文革时代那般没有自我。两岸朝野何妨一同回归辛亥革命的基准，共同致力於辛亥革命百年後仍未完全体现的政经体制。 倘能作如是观，则在前述的那三个同心圆中，两岸关系无疑是一个关键的介面角色。向内层的同心圆显示，中共不会扼杀一个民主体制；对外层的同心圆表示，中国将在民权及民生的普世基准中和平崛起。这应当是合理可行的两岸方案，也是回归到辛亥革命的百年憧憬。 中华民国一百年了，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一部分中国」的喜庆，应当给予善良与真诚的祝福。这一句祝福即使说不出口，在两岸以辛亥革命及孙中山为共同传承的交集下，心照不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