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麦田

从古至今，政府都是中国变迁的一大核心力量。虽然对政府和官员行为观察分析不易，任意批评也更痛快，但欲深刻理解中国，此领域不可不察。我们将分三篇来系统研究当代政府行为和变化，通过它再来看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先让我们观察中层官员群体。

我们说的中层官员多为参与中央或地方政策制定的人，但他们不是这些政策的最后“点头”者（实际“点头”者可能为本领域地方主管领导或部委领导），也不完全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比如减免农业税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乡镇和基层财税干部）。但他们手中的实权和影响力却不可小看，曾有人感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实际是那些重要部门里的处长们——的确，作为“兵之头、将之尾”、“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处长们可以说是我们界定的中层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行政级别复杂，有很多不可比因素），他们是干活的主力，是政策起草和推进的主力。

8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干部体制改革，之后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兴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他们构成了中层官员群体的一大部分。高学历、专业化（比如记者去做地方政府宣传官）、年轻化（“一步差，步步差”的晋升逻辑使然）是他们的主要标志。

不过三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其一，中国变迁远不只是“经济增长”可以涵盖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阶层分化、文化碰撞等等都是综合性、全局性和结构性的，过于专业化的官员能否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其二，他们可能提供最初的政策方向甚至草稿，但就成长路径和阅历而言，他们都非常缺乏上一代官员对中国现实的体味，这就构成了很大的矛盾，政策草拟者很可能并不熟悉政策影响的人和其中复杂的现实运作和关系；

其三，如鲁迅说他寄希望于青年，但类似于学术界目前年少成名、“桃李天下”者，很可能现实也将告诉我们，青年也会老去，甚至更快更直接更无意识更容易融进过去的“路径依赖”。

这些共和国新干部（与征战沙场，至少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老一批干部相比）也可能带来一个日趋“黏着”的中层官员体系——这种“黏着”未必是说他们都有自己什么利益，但即便没有个人具体利益，一个决策部门，一个可以拍板或上陈某项政策草案的处长，在缺乏外界制衡时（包括官员体制内部和公众的监督），总是难免有个人偏向的。

进一步看，这种没有个人利益同时也没有个人倾向的官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他们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年轻有为又老成持重，既锐意进取又左右平衡，既勇于开拓又更懂如何包裹自己，既信息灵通又擅长固守本职，既暗藏不露又左右逢源。

过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如果现在来大陆政府调研，一定会惊叹历史变化之快，他曾经最为遗憾的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情况如今完全不同了：数字成了各级官员——特别是中层官员——必备的、熟记的基本“国情”，连百姓也对CPI等专业术语可脱口而出，官员们报告的开头几乎都是数字。但数字本身的合理性谁来负责呢（如CPI指标中的结构性问题）？数字又是否会磨灭官员对现实的敏感？是否会加强他们对体制性问题那“天然的”不在意？

当然，也有部分这一层面的官员在行为中暗含着个人利益—— 而且从政治学角度看，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他们都是有自己利益的。这些利益者往往不是单打独斗，他需要上下运作，向下需要稳住“阵脚”，不仅是政治运作的需要，也是积累人脉和财富的需要。下属官员和一些企业人士都是他们趋向接近的。

今年南京做了一次《局处级干部想什么》为题的问卷，在问到“影响干部升迁的主要因素”时，215位局处级干部中选择“人际关系”的占56.9%，选择“工作业绩”和“机遇”的各占43.1%，选择“家庭背景”的占17.4%，“学历与年龄”的占14.2%。我们可以看到，局处级领导干部认为，家庭背景、学历、年龄等因素在影响干部升迁中的重要性在降低，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上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际关系缺少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以至于很多游弋于灰色地带。

这部分有利益的中层官员阶层，已经开始尝到权力的某些甜头，但没有真正享受到权力的好处。除了个别部门外，大部分人还是将升迁作为重点——这个本身正常，但对应的是真正用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时间少了。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官员精英，有想法，有思想，也非常矛盾，有的也渐渐被磨掉了对仕途的向往。

太多责怪中层官员本身是不客观的，其实这些官员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类似，但如果政治竞争公开化，党内民主公开化，那么腐败就是腐败，不会成为矛盾的双面工具。这恐怕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要进一步回答的是，一个“新”官员是如何在旧体制里行为的？前面谈到中层官员可能更容易融进过去的“路径依赖”里，这个“路径依赖”更多是指旧有体制中不好的东西。

比如大量国家资金和项目的部门化、少监督的管理、审批和发放，不但削弱了政府资金的公共性，更加强了小团体利益和权力的虚荣感，对制度和政策缺乏敬畏感，同时也让中层官员对改革的“增量”与“边缘”空间缺乏意识，无心推动——要知道，中国三十年改革就是从这些“增量”与“边缘”开启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有四类，其中村镇银行大概100多家，银行类的贷款公司现在才6、7个，银监会批准的农村资金互助基金社也才 10多个，还有2008年银监会所说的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发现，最后一类在一年中已经发展到800多家，社会资本很有积极性去做。但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他们的注册资金贷完了，就没钱了，而批发资金的来源很少，政策支持力度也很小。就是一些半官方背景的机构做的类似的农村资金支持组织也缺少认可和鼓励。

增量改革停滞了。不能不说，这与中层官员上述问题及路径依赖直接相关。

曾有学者认为这样新干部阶层更喜欢用物质激励和制度化的办法，而不是用意识形态、强制和群众运动治理。但问题是：制度化办法在哪里？不用运动式增长办法又用什么办法？

将重蹈日本之覆辙？中国的隐患与危机令人深深忧虑 2010/01/12

时寒冰 　　深渊·后尘 　　——忧虑中国的隐患与危机 　　时寒冰 　　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的消息，大家更关注的，是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必然的，它将改变趋势的变化，相应的，投资策略及分析方法，都需要作出调整。然而，这并非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从碳经济到股指期货，都在铺设一条路——一条步向危机之路。 　　对于日本的迅速崛起和神秘衰落，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略有介绍。 　　崛起之快一度令美国恐惧的日本，何以神秘地衰落？这里面藏着多少谜团？日本当年发生了什么？美国做了什么？在看不见的血腥博弈当中，日本的七寸被美国打中，并从对主人的挑战重新变成顺从的奴隶…… 　　我最近一直在翻阅有关书籍，尤其是国外学者的著作，试图找到其中的答案。 　　这些答案，国内也有很多研究者给过，但这些研究先入为主的政治倾向性等局限，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我更希望，找到利益博弈的主线。在那些从辉煌转向黑暗的日子里，在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用的是组合式阅读（见《读书心得：思考·后半本》）。 　　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受到的是两个字：恐惧。 　　当年日本的优势，中国没有。 　　当年日本的软肋，中国更甚。 　　当年日本的狡猾，中国没有。 　　诸如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民富路线……等等，中国都远不及日本。在外交中，日本的“单兵”作战能力、“集团”作战能力，都仅次于美国，而非中国所能及。在碳经济谈判中，中国在未获得西方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责任，日本绝对是利益至上而非单纯地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日本更喜欢把面子活交给别人做，而自己得实惠。 　　但是，中国正在沿着日本当年的路线，亦步亦趋。不仅所面临的大背景，就连相关对策，亦在重犯日本之错，而且，能够纠错的机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及此，痛心不已。 　 日本的纠错能力和民族奋斗意识是非常强的。即便是在被美国用货币武器打得丢盔弃甲的日子里，日本的专利技术取得率仍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民用科研研发投入世界第一；日本对教育的投入一直保持在占GDP的4.7%（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为2.4%，仅相当于日本、美国的一半）；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并未有明显变化…… 　　这是一个能够忍辱负重，慢慢纠错，待机崛起的民族。 　　对于日本失去的10年，学界有很多解释，其中，著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学说等，更被认可。事实上，中国的决策层也正是受此影响，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重蹈日本覆辙——通过利益分析法的倒推，我确信是这样的，至少，两者的逻辑线是非常契合的。 　　但是，这可能被误导至一个可怕的深渊。 　　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小范围的深度演讲中，讲了我的忧虑。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定义：当全国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大量的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随之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债务最小化，从而大规模地遏制经济活动，由此而造成的持续衰退，被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 　　特征： 　　（1）企业会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而不是用于再投资，用银行贷款投资的需求下降；家庭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同时减少消费，消费信贷急剧下降。 　 （2）由于企业和家庭以还债为目标，资金流入银行而流出少，导致信贷循环发生破坏，即使降低利率，企业和家庭也没有借贷动力。 　 （3）在企业和家庭把资产负债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前，济无法恢复自行增长。 　　解决资产负债表的唯一出路是政府支出。如果中国高层接受这种理论，就意味着， 　　中国将为了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为了避免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继续强化政府的财政集权（对福利征税显出来的对资金渴求的迫切性是最典型的例子），扩大政府支出，而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因为，中国面临的衰退与发达国家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国企作为主力军，由于不用担心还债，借债的动力永远强大，不会把还债作为目标，而是投资再投资——跟日本恰相反。 　　其次，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筹集的资金，远没有在私人手里效率更高，加之腐败、巨大损耗等因素，将导致资金挥霍无度地滥用，最终造成大量坏账，引发金融危机。 　　其三，民穷与社会保障缺位，意味着其避险能力非常薄弱。 　　结论： 　　如果错误汲取日本的教训，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坏账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非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当下，中国学界浮躁之风日盛，多以趋炎附势、牟取私利为出发点，对问题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其实，无论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以房地产崩盘为起点的大危机，都有两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消费不足；决策错误。 　　日本当年的房价飞涨、股市飞涨，导致大量资金被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流向虚拟经济，而泡沫的破灭，使得亿万财富烟消云散。随之，必然是购买力的大衰退。日本泡沫破灭后，家庭平均消费支出连续多年下降，在失去的10年里，除了1999年有反弹，一直到2001年还在下降。失去的10年，恰恰也是消费衰退的10年！ 　　我们再看看美国。房价上涨引发的财富增加效应，也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只不过这些资金来自全球各地而非美国。尽管如此，随着泡沫的破灭，美国的消费下降，经济随之陷入危机。 　　显然，消费不足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如果不提升消费，根本不可能走出危机。 　　令人恐惧的是，中国的泡沫远远大于当年的美国和日本。 　　美国房价从1996年到2006年，总共上涨了80%。 　　再看日本。在日本泡沫最严重的时期，即1986年至1990年，日本全国商业用地的平均价格累计涨幅67.4%，全日本住宅用地平均价格累计涨幅是60%，涨幅最高的东京涨了一倍。当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非常怀疑，因为，中国的地价涨幅一年就达到了这个速度！而在核实后，我不能不震惊地发现，日本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其地价涨幅也远小于我国目前！ 　　就是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是在日本保护政策依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泡沫快速累积并破灭，而中国，在不设防的情况下，泡沫的累积又该是何等的危险？2001年至2003年，整个中国地方政府在这三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为9100亿元，而2009年一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就已达到1.5万亿元！ 　　我惊讶的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甚至细微的细节方面，都在沿着日本当年的路线走。 　　当年的日本，实行的是扩张财政政策，但大量资本并未流向实体经济。 　　现在的中国，也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大量资金并未流向实体经济。2009年1-9月，中国全社会存款增长11.75万亿元，而企业存款增加就达到5.6万亿元，占47.6%。这意味着，大量银行信贷并未形成借款机构的现实购买力。 　　民营资本的窘境更令人忧虑。 　　按照目前的市场准入格局，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而且，民营经济被限制的恰恰是高回报率的领域！ 　　与日本当年处处厚待自己的民营资本的情况相反，中国宁可把最好的机会给外资而不予民企。比如，有些城市为吸引外资，零地价给外资，由于工业用地占比高达80%，这些城市便拼命抬高住宅用地价格，以占比20%的住宅用地价格去弥补80%的工业用地的损失！这也是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之一！ 　　这种以牺牲一方民众幸福为代价吸引外资的做法，与卖国何异？！ 　　为什么在中国4万亿救市计划已经落实后，低碳经济的呼声空前高涨？——答案是：中国已没有了调整的退路，而且，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西方绞杀中国的另一条件已经具备。 　　为什么在中国大力鼓励小汽车发展的同时，美国却在一边大力发展生物燃油，一边SUV关停转移到国外？——答案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在为未来的石油战争作准备。这又是一个绞杀中国的条件。 　　…… 　　是的，就如同下棋，一步步地在向前推进。当年的日本，起码还知道自己下到哪一步了，下一步应如何走？而我们，在莫名其妙的沾沾自喜中，一次次地迷失。遥想2009年，在铁矿石价格谈判最关键的时刻，中国突然出台钢铁、汽车振兴规划细则，使得谈判对手立即变得空前强硬，中国的谈判筹码瞬间丧失，由此造成的损失以“亿美元”计算。政策的出台为什么不协调一下呢？我很久不能从这种疼痛中走出来：为什么不等谈判合同签订之后再出台振兴规划呢？那样的话，中国获取的将是怎样的利益啊！ 　　2008年6月，在国际油价位居140美元附近时，我在接受央视东方时空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未来油价将跌到50美元以下。2009年3月，我开始看高油价，并多次强调，低油价时代已经过去，30多美元、40多美元的油价永远都看不到了！油价将很快突破70美元，并到达70到80美元一线（油价每到达一个线，意味着，针对的对象的变化，这一点，我在书中有简单提及）。2009年11月初，我在福州演讲时再次强调，国际油价将在2010年突破100美元，如果中国发生干旱或者水灾，国际油价将快速突破120美元。 　　是的，这是一条轨迹，是一盘棋的模拟，这盘棋正在一步步地下着，我们按部就班地走向不归路。在庞大的货币投向市场，累积下来巨大的干柴，美国只需放把火即可，而货币战争史证明，美国从来都是这方面的好手。 　　中国的许多御用专家认为，由于中国的供给充足，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有些专家对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第7章《全球性通货膨胀要来了！》的预言嗤之以鼻。认为，中国只有通货膨胀预期，而没有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极其可耻的自欺欺人的说法。 　　试问，难道房价上涨40%还不叫通货膨胀吗？CPI不反应房价的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没有发生，这家专家被拔掉了裤子还浑然不觉，因为他们把脑袋埋在了土壤里，或者，如“竹林七贤”里的刘伶，有视屋室为裤子的潇洒。【注解1 】 　　实际上，最可怕的还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问题。 　　最可怕之处，恰是那些专家沾沾自喜的部分——中国的巨大投资，在未来，就是供应，而供应在没有适合的购买力相对应的情况下，就会演变成过剩【我国目前钢铁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8.7亿吨，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目前在建的400条生产线还将新增生产能力6亿吨；电解铝生产能力过剩600万吨，在建的还有200万吨……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在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这会导致一种比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更棘手的经济形态，也是我在此前的博文中已经明确预言过的：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供应增加，产能过剩，商品价格上不去，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内在通货紧缩并存的经济形态。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将让中国在未来痛苦不堪。 　　中国露出的软肋，满眼皆是，犹如一个肥大的绵羊。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果要掠夺，随机选择攻击目标即可有收获。 　　民族之痛，莫过于此！ 　　但愿，中国的决策层只是大智若愚，笔者愚陋，难以理解大智慧者的用心。 　　但愿，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笔者推断的那么聪明和凶狠。 　　草民之忧，草民之哀泣，或许，只是一个愚昧的笑料吧。 　　　　　　　　于2010年1月11日 【注解1 】“竹林七贤”里的刘伶放荡不羁，一辈子以酒为伴。酒兴浓时，常脱光了衣服在家里“裸奔”，一日脱衣裸形在屋中。正巧被一个客人撞上，客人便讥讽他几句。刘伶回答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