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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 读史有感/解读易经的奥秘/蒯大富: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發佈時間: 1/16/2010 11:39:47 PM 被閲覽數: 11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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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优美大提琴曲十六首连播  

 



专辑:纯音本色-大提琴
发行公司:喜之元唱片
发行时间:2001年

专辑曲目

01 Swan 天鹅
02 Meditation from Thais 泰绮思冥想曲
03 Traumerei op.15-7(schumann) 梦幻曲
04 Ave Maria 圣母颂
05 Air on a g-string G弦上的咏叹调
06 Glazunor: Melodie op.20 no.1 旋律
07 Salut d'amour 爱的问候
08 Cesar Franck: Panis Anglicus 痛苦天使
09 Edward Elgar: Chanson de Matin 间奏曲
10 Edwar Elgar: Salut d'amour 爱的礼赞
11 Julian Lioyd: Jackie's Song 杰克之歌
12 Alexamder Borodin: Nocturne 夜曲
13 Cello Concert in B flat: adagino 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行板
14 Cantilena from Organ Sonata No.11 管风琴协奏曲
15 Oriental ~danse Espagnole OP.5-2 东方风格
16 Sicilienne Op.78 西西里舞曲

无伤大雅/wenxuecity

 

解读易经的奥秘

1.何谓易经



2.

何为阴阳



3.
何为太极



4.
何为八卦



5.
八卦成图

   

 

读史有感

 

(奥本海默)


最近看到了知情人所写的关于杨振宁和李政道文章的摘录,其中有奥本海默对此所说的话: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这一段话重得不得了,意思实际是说:李政道不够格做一个物理学家,杨振宁则是做人都有问题。
这里恐怕要作一点解释,上个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是物理学大爆炸的时代,出了一大堆牛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可不是追求名利。
最杰出的公认是爱因斯坦,他就不是淡漠名利,而是有些憎恨出名,他基本上是个隐士,只喜欢关起门来做研究。
波尔听说他有可能在爱因斯坦之前得诺贝尔奖,赶紧出来说这样太荒唐。狄拉克对他的老师卢瑟福说他不想出名,想拒绝诺贝尔奖,卢瑟福对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更出名,人家更要来麻烦你。”
所以说,奥本海默认为李政道丢掉了这个传统。至于后半段,我想没有人会不懂。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高锟就放弃了专利。
我的确有点弄不懂他们在争什么,绝大多数人在学那个理论的时候,都会被搞得头昏脑胀,哪里有兴趣去关心谁的功劳要大一些。况且还会有我这样的人,一边学还会一边骂:这些疯狂的家伙为什么要弄出这样一些刁钻古怪的东西,我还不得不弄懂,迟早我要被他们逼疯。
实际上,物理学中有不少两个名字的东西,好像并没有人认为前一个就大些。比如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叫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这里面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怎么对待无名小辈),难道有谁会认为玻色比爱因斯坦更牛?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真正是奥本海默所说,但他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他那时是他们的院长,顶头上司,而且又是美国物理学公认的泰斗,他们的纠纷他肯定非常了解。
这段话也符合他的性格。

奥本海默是一个犹太人,家庭富有,他敏感,早熟,是一个神童。在德国格丁根大学从师玻恩(也是一个大牛人),一年多就以量子力学论文拿到博士,才23岁。据称论文发表当天,在座的评审教授竟无一人敢发言反驳。
在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德国格丁根大学那时是现代物理的圣地,满是牛人。那些人搞物理可不含糊,跳得到毛病绝对不会客气,不像今天。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他应该是美国是第一个有世界水准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他之前,有美国人得诺贝尔奖,但是在实验物理领域。
原因很简单,美国那时候科学,教育还很落后,跟欧洲不能比。那时又没有网络,物理学进步非常快,等传到美国来已经是昨日黄花了。第一个没有出国读书,而拿到诺贝尔奖的是发明加速器的劳伦斯,那也是在实验物理。
但我弄不清楚为什么奥本海默没有真正一流的成果,他应该有条件,名师,聪明,年轻,这样的人好像那时候都为自己弄到了诺贝尔奖。
维基百科说他:“奥本海默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天文、宇宙射线、原子核、量子电动力学到基本粒子。他有辩才,长于组织管理能力,精通八种语言,尤爱读梵文《薄伽梵歌》经典,为此自修梵文。”
这恐怕是原因之一,人的精力总归有限。他在随着兴趣做学问。

奥本海默另一个更出名的是: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他是“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庞大的科学技术工程,而且极为成功,至今仍然当作一个典范。
这至少说明两点,他是一个物理全才,因为那个工程最重要的是在实验物理方面;他要没有两刷子,怎么可能镇得住几乎是全部在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包括像波尔,费米这样的大牛人。
第二点也就是“长于组织管理能力”,这个工作的根本就是看人准确,所以他对李,杨的评价除了有点刻薄外,还是能信的。
从这句话也能看到他的一个弱点,即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对他瞧得上的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瞧不上,那就是不假言辞。这样的人对名利自然十分淡漠,从来没有人说过他跟别人有过什么名利上的纠纷,
奥本海默不管怎么说是他们的长辈,地位相差很大,要是波尔,费米这样的厚道人,就不会说这种太伤人的话。估计也是这个事情叫他烦,因为这种事情得他来调解,叫他头大,恐怕他认为物理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纠纷,这也能看出李,杨的同行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这样的个性跟科学家打交道,问题不是很大,他们佩服牛人,而且对不对会有结果。跟政治家就不行了,那个东西是模糊的,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在政治上极不成熟,所以得罪了一些权势。
另外他的思想有些左,虽然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的女朋友,妻子却是左倾的积极分子。这就要知道一些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有艺术气质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传染。比如毕加索是共产党员,海明威跑到西班牙去打内战。
于是他后来就有了大麻烦。

原子弹在日本使用以后,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感到悔恨,看到那些照片很难无动于衷,但没有人像奥本海默说得那样直截了当,口无遮拦,他曾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了血。”
他不过是一个科学家,根本就没有权利决定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原子弹,他究竟要付多大的责任有点说不清楚。他也真够可以,在亲自决定用原子弹的杜鲁门面前谈什么自己双手沾了血,那杜鲁门手上有什么呢?我不认为他想影射什么,但总统先生会怎么想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到了后来,他和爱因斯坦一起反对美国制造氢弹。从道义上应不应该有氢弹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除这之外,反对的科学家却有另一些观点,认为制造氢弹是荒唐而不和逻辑的。
因为原子弹已经足够把人类从地球上抹去了,那么氢弹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你难道有那种必要,或则有那种可能,把人类毁灭两次?
你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仇恨?
显然政治家的逻辑和科学家不是一样的,所以美国还是率先制造了氢弹。

他真正的名气却是麦卡锡送的,原来他有名,那也只是在物理学界。
“麦卡锡主义是在1950年代初,由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煽起的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他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受到迫害和怀疑。”(维基百科)
有点像中国的文革。
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点,麦卡锡是一个参议员,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实际上他的大多数行为就是针对行政当局的,比如对付奥本海默,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道政府已经被完全共产党渗透。
如果奥本海默就是一个共产党,那苏联人哪有做不成原子弹的。关于原子弹,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麦卡锡的力量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于被冷战,核武器吓坏了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教育不多的蓝领。人来自于动物,当感到威胁的时候,肯定会变得具有进攻性,那种隐藏的本能就表现出来了。
至于麦卡锡的动机,到底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想维护那个民主制度呢;还是仅仅就是要追求权势,则是一件很难搞清楚的事情。
可见美国人要是有了条件,一样是可以搞文革的。

有一个记者曾经详细地描写了那些人是怎么对待奥本海默,完全是把他当做犯罪嫌疑人。那个记者想不通是:为什么他不抗争,他虽然得罪了一些人,但同样也有很多有势力的人欣赏他,认为审判他就跟审判哥白尼,伽利略一样荒唐。
或则干脆大叫:我就是原子弹,我为美国做的事情是你们这些人永远无法比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审查我!
但他却一声不作,只是默默地忍受。
那个记者认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内疚,有摆脱不了负罪感。我想另一个原因是:奥本海默太骄傲了,甚至对他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对待,除了必须说的话,他都不置一词,不屑一顾,不愿为自己辩解,也不写什么回忆录。
正因为一句不说,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内心深处受到了什么样的煎熬,毕竟他在放出原子弹这个恶魔的过程中,他要付最大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泰勒的证词。
泰勒也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主导了氢弹的研制,被人称作“氢弹之父”。他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受到过纳粹的迫害,东欧人往往对纳粹和共产党有同样的仇恨。他曾经是奥本海默的同事,但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对劲。
奥本海默跟爱因斯坦是一类人,知识广泛,有艺术气质,都是那种有着悲天悯人宗教情感的人。
而泰勒则是一个技术型的人,其道德就是怎么样把炸弹做大。
我估计奥本海默有点鄙视他,认为他什么都不懂,满脑子都是那种极端的偏见和仇恨,有点像“秀才遇见兵”,这样两个人不吵才是怪。
泰勒在证词中说:
“我在很多场合见过奥本海默装模作样——我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在 装模作样——对我来说,在某程度上那是极难理解的。我曾在为数不少的议题上与他的意见完全不合,而他的行动在我看来确实是既混乱又复杂的。到现时为止,我 认为我会更愿意看到国家极其重要的关注落入我更能理解的人手中,因为理解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信任。在这样极其有限的意识下,我希望在此表达一个想法,就是如 果其他公共问题能由其他人处理的话,我个人会感到安心得多。”
我想这一段证词完全可信,不仅是泰勒宣了誓,而且是极为生动。
说句粗俗的话,他认为奥本海默是“做了那个还想立牌坊”。你在为国尽忠,对敌人就是要斩尽杀绝,不要说是氢弹,就是有更大的炸弹那也是必须的,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就开始要扭扭捏捏。
你那些科学家的社会良心,对敌人是不能讲的,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你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说法不过是装模作样,要是德国人赢了,我们(他们都是犹太人)就会没有命,运就不要谈了,“既混乱又复杂的”,我就是弄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不是虚伪又是什么?
总是兵会赢,因为大多数人和统治者都喜欢兵,忠实可靠,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而秀才总是有些花花肠子,叫人琢磨不透,“我 认为我会更愿意看到国家极其重要的关注落入我更能理解的人手中,因为理解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信任。”
这一句话管了总,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奥本海默有泄密的行为,但他还是被撤了职,不允许再接触机密。
原因就是不能理解而没有信任。

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站在奥本海默那一边,他成了殉道者,成了一种象征,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因为思想而遭到迫害,尽管有人并不喜欢他,不赞成他的一些想法。
我估计他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意,根本就不会在乎那个保密的许可,反正他根本就不愿意去造什么炸弹。他从此远离政治,只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院长,那里因为爱因斯坦而闻名世界。
泰勒自然却遭到了众人的鄙视,有人就直接认为他是想谋取奥本海默在核物理方面的领导地位。我记得有一个物理学家回忆道,在那个事情不久过后,有一次物理学家开会,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跟泰勒打招呼,他走到哪里,就是一片沉默。

照爱因斯坦的遗嘱,爱因斯坦死后并没有举行任何丧礼,也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保密的地方,目的是不会令埋葬他的地方成为圣地。
奥本海默死后也有遗嘱,将他火化,骨灰撒到维尔京群岛。从历史地位来说,他和爱因斯坦不能比,不会有什么圣地。除了一种可能,那就真正爆发了一场核战争,那么他就真的有历史地位了,不过我怀疑那时还会有人对历史感兴趣,如果人类没有完全毁灭的话。
奥本海默无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说过:
“我已变成了死神、大千世界的毁灭者。”
“人类将诅咒奥本海默这个名字……物理学家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邪恶。”
所以不愿让人们记起他来,而且把骨灰撒到一个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恐怕是他能到的最远的地方,甚至不能算是美国正式领土。
我认为他有些夸大其词,有强烈宗教感情的人往往容易夸大自己的过失。
人类要是有一天自我毁灭了,那不是因为原子弹,而是因为自己,人非要想死的话,总是会有办法的。
我并不想对这些科学家进行评价,我肯定不具备这种资格,只想谈一些事实和我企图对他们的理解。
更不想把这些科学家和中国的科学家进行比较,关于他们只有一些官方的东西,真正的想法人们并不知道。
有些人认为在对国家的忠诚之外,科学家还应该有更大的责任,科学的目的是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从而使人类有更多的幸福,不应该是去制作武器来毁灭这个世界。
这并不是都能为人理解,所以他们因此而受苦,是不是产生了珍珠就取决于各人了。

爱因斯坦说过: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2005年,德国政府为了纪念爱因斯坦,把一句名言刻在政府大楼上。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看到了多少德国青年就是为了国家而勇敢地走上了战场,而原子弹就正是为了消灭他们而产生的。
奥本海默的名字永远和核武器连在了一起,因此他恐怕会否定自己的一生,不是没有意义,而根本就是一个罪恶;他肯定感到了极度的耻辱和无助,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和平,爱人类的人,从来洁身自好,并非没有道德感,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
但这却是事实,没有人能改变,什么是真正的悲剧,这就是!
但愿人们能知道原因。/texasredneck

 

蒯大富:一个“红卫兵领袖”

向普通人序列回归(图)

 

南风窗

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编者按: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15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12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10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K个歌什么的。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晚境

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毛主席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3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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