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首先要告诉各位读者，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借尸还魂，以我们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现了。我的两本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产业链阴谋3：新帝国主义并购中国企业的真相》（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就是要揭开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根据列宁的定义，帝国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国”，而是在于其背后的“垄断组织”。 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配合得更加娴熟和默契。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 新书的书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相关论述参考《全球性》一书），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在叙述以及对每一个案例的解读中，虽然没有明确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的论述去分析，但是各位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分析和体会。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叶出口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英国人当然不甘心，于是他们搞出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 首先，从东南亚搞到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通过鸦片贸易把中国人的白银再赚回去，从此就再也不用费劲去墨西哥挖银矿了。最后搞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林则徐上书说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于是道光派他去广东调查。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烟馆烧了，第二把火烧了烟枪，第三把火就把鸦片给烧了。英国人不爽了，于是派舰队来，来了不跟林则徐过招，直接开到南京，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最后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谈判代表琦善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四条：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当时道光皇帝看了这四条，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觉得愧对祖宗，而是大发感慨：琦善呀，你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太有才了，这么几个条款就把那么多总兵都赶不走的英国人送走了。于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则徐退休，琦善封赏。 为什么道光皇帝觉得很划算呢？ 第一条，他一看英国人要的不过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岛，叫香港岛，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当时的对外通商城市是广州，香港岛不过是个不毛之地，算得了什么？我泱泱大国，送给他就是了。 第二条，赔款。这也无所谓，才二十多万，摊派给广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个个身家都上千万两白银。 第三条，通商口岸多开放几个就是了，反正广州开放了一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第四条，也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最为痛心疾首的，为什么呢？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非常高，而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货以后只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统一税率，从此以后，中国的企业家就注定要面临先天严酷的经营环境。更要命的是，这个固定税率以后如果要改的话还得跟英国人商量，这不就相当于把关税都交给外国人控制了嘛！可是道光不这么看，当时的情况是清朝的官员腐败不堪，中央规定的税率其实不到5%，可是地方海关盘剥的各种手续费、红包等等，加在一起就有20%，这样统一规定之后，朝廷拿到的钱反而更多了，所以这事儿让道光很高兴，一直搞不定的收税和反腐败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可以看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是人家逼迫你签的，我们中国人这点骨气还是有的。可是帝国主义深知我们的弱点，那就是皇帝未必知道首席谈判代表都干了什么蠢事，而这个首席代表根本不管本国企业的死活。谁叫你笨呢？当年签订条约的时候，满朝文武都觉得割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颜面扫地，却不知道协定关税才是真正要命的。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部分要为各位读者讲一下现代琦善的故事，我们会发现，我们首席谈判代表的水平一百多年来似乎没什么长进。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仍然不死，也是因为我们内部一直有形形色色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帮忙，类似协定关税的条款，我们真的没少签。 铁矿石首席谈判代表中国钢协在完全不懂由美、日、澳所定的铁矿石定价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仓皇出战澳洲力拓，最后谈判不成，丢盔弃甲，惨败而回，水平还不如琦善。而后钢协再次发挥中国人走后门、挖墙脚的本领，转而勾搭巴西淡水河谷，哪知再次让人打了一耳光，惨败而回。最后我们不得已，只好以现货价格进口铁矿石，到2009年11月已经造成了接近30%的损失。钢协这批首席谈判代表前前后后大概给我们国家造成了超过7 000亿的损失，再想补救为时晚矣！关于铁矿石谈判为什么惨败，是因为谈判代表不懂现代新帝国主义的金融战争，关于金融战，更详细可以参考我的著作《金融超限战》和野口悠纪雄《日本的反省：依赖美国的罪与罚》》。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和政治概念，它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 毛泽东诗词真伪谈：有哪些诗词并非本人所作？
2010/01/15 |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 作者:冯锡刚（系文史学者）
因着作者的特殊身份，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真伪，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作者生前，曾有附会其名的作品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作者身后，除了权威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新增的多首作品因其“不讲平仄”而引发学者辨析真伪的争鸣，更有质疑其代表作的惊人之闻。笔者愿以多年阅读心得略陈管见，以求方家的指教。
智者龚育之的困惑
1966年初，高层流传一首《水调歌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因词作大气磅礴，章法娴熟，智者如龚育之辈，虽对其词义不合毛之口吻而表示怀疑，然亦认为“写得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似也可信”。这年2月上旬，龚在武汉东湖向毛汇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提纲（即“二月提纲”）间隙，当面向毛求证。毛自然予以否定。后来，很快弄清此词作者乃山东大学教授高亨，作者曾以此词连同其学术著作奉寄毛泽东，毛复信称“高文典籍，我很爱读”——为免讹传，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此词。尽管如此，“文革”初期此词竟冠以《读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有感》的标题，与陈明远的一些诗词一同以“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流传。其实，在所有“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这首《水调歌头》是最易于辨识的，其最可靠的依据就是“不合毛的口吻”。但就因为“有气派”、“高水准”而使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智者也会“似也可信”，这与其说是功力的欠缺，毋宁说是个人崇拜的荼毒。
“文革”结束业已三十余年，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早已不复存在，这为人们讨论毛泽东诗词真伪问题提供了理性的平台。
“惊天大案”:咏雪词是否出于毛泽东手笔
1990年代中后期，文化界流传一个说法:毛泽东的一位秘书在临终前提出，要求恢复他的《沁园春·雪》的著作权。同时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电视访谈，对咏雪词作于1936年2月表示怀疑，认为应作于1945年8月自延安飞赴重庆之后，理由是词中描写的“北国风光”，只有从飞机俯瞰大地获得实感，方能写出。这似乎曲折地为“捉刀”一说提供了可能性——这位秘书正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随员。对咏雪词作者的质疑，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中的“惊天大案”。
笔者以为，所谓咏雪词出于毛泽东秘书之手乃无稽之谈，论据有三:
其一，从创作史看，毛泽东早在1920年代即创作出《沁园春·长沙》这样的杰作。这位秘书虽也写过有相当艺术水准的旧体诗词，但这是1960年代的创作成果，而且这些旧体诗词经由毛泽东悉心修改，用这位秘书的话说，就是“点铁成金”。就诗词的整体水平而言，显然在毛泽东1930年代创作水平之下，怎么可能由这位在1960年代之前从未有过旧体诗词创作实践的政治秘书，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写出这首直追苏、辛的杰作来呢？诚然这位秘书此前有过写诗的经历，但那也是《挑野菜》之类的白话诗。文艺创作虽有不确定因素，但亦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简言之，仅有过《挑野菜》之类白话诗的写作者绝无可能写出咏雪词来，而有过《沁园春·长沙》这类杰作创作经历的高手，才有可能胜任咏雪词的写作。
其二，1945年8月，与毛泽东一起为制定“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而运筹帷幄的朱德总司令，步咏雪词原韵写出题为《受降》的《沁园春》一阕。朱德绝少填词，这首步韵之作的写作时间表明，早在这年10月重庆《新民报》晚刊非正式发表咏雪词之前已为朱德寓目。
其三，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毛泽东钟爱此词，一生屡屡书写。从现存9幅手稿墨迹推断，最早的一幅当书于1930年代后期。熟悉毛体的读者不难判断，这幅墨迹字体与胡风保存的书写于1930年代后期的《临江仙·给丁玲》极为相似，与正式发表稿相比，最大的改动是将 “绝代姿容”代之以“一代天骄”。毛泽东在丁玲抵陕北之初，不但以《临江仙》写赠这位有着热烈革命情怀的著名左翼作家，而且常与这位同乡谈天说地，在书赠咏雪词的同时，至少还有《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诸篇。稍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毛泽东全身心投入抗战领导工作。1941年1月，远在苏联的毛岸英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向父亲提出写诗的要求，毛的答复是:“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几乎与此同时，这位秘书才开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这幅书于1930年代后期的咏雪词墨迹，是论定作者归属的铁证。
有这样的传闻:咏雪词发表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向属下征求与之相颉颃的和作，终因无法平分秋色而作罢。在笔者看来，这大概是扬毛抑蒋之好事者的演绎吧。世移物换，半个世纪之后，竟有咏雪词亦为捉刀之作的惊天传闻。可惜无法起这位于1992年去世的秘书于九泉之下，再次抒发因获得毛之诗教而于临终前三天在所写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再版后记》中，表示对毛“衷心铭记的感谢之情”了。
毫无疑问，咏雪词就是毛泽东1945年10月7日抄赠柳亚子时所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作，即1963年经作者亲自校订而确定的“1936年2月”。笔者在一篇比较咏雪词和游泳词（即《水调歌头·游泳》）的文字中强调:咏雪词的写作是一个时代（国共十年内战）终结的压轴，另一个时代（国共合作抗战）起始的开篇。作者选择重庆谈判结束之际书赠柳亚子，自然有柳一再求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藉此对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端发出先声。它所引发的一场别开生面的不同营垒之争，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咏雪词有无帝王思想，见仁见智（以毛晚年的作派，王芸生当年的责难确为卓见），然其气魄确非常人所能具有。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咏雪词作为毛泽东诗词首屈一指的代表作，毋庸置疑。
四首五言律真伪间杂
毛泽东1965年7月致陈毅专门谈诗的信中，有“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的表示。以此为据，有论者对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收四首五律之真伪提出质疑。
笔者的看法是:《看山》有作者手迹为据，归属应无疑义；《挽戴安澜将军》情况较为复杂，尚无法断定；《张冠道中》与《喜闻捷报》确系伪作。试分别缕述于下:
《看山》全篇如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鹞下，欢迎有晚鹰。
现存毛泽东书写的两幅墨迹，与正式发表稿相较，颈联下句“冷去对美人”改为“冷去对佳人”，一字之易，可见作者讲求格律的精神。此诗以杭州近郊诸名胜入篇，“美人”指美人峰，但此句第四字须用平声，遂于定稿时易为“佳”字，以“佳人”暗指美人峰虽不及原句直接，但违律毕竟为诗家所忌。对毛所说的“从来没有学习过”还当顾及语境，多半是出于自谦，不可当真。试问倘真“从来没有学习过”，怎么可能为陈毅改写完全合乎格律的《西行》呢？据陈毅家属透露，经毛改写的《西行》，其颔、颈两联是毛妙用比兴的神来之笔，绝非俗手所能写出。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全篇如下: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挽戴》的刊本标为“根据一九四三年戴安澜将军追悼会挽联挽诗登记册刊印”。戴1942年抗击日寇殉国，国民政府为其举行隆重葬礼，国共要人均有诗联哀挽。登记册上的此首五律署名毛泽东，则作者归属似应无疑。但毛在1965年既已明确表示“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质疑也就不为无故了。笔者在一篇论及此诗归属的文字中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写在供他人阅览的登记册上也可以算是‘发表’，但从出版学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发表，至少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正式发表”为由，使两者的矛盾得到了统一。但细想来，如此解释终究较为勉强，毛泽东作这番表示时是否对于“发表”有如此细微的区别？博闻强记的毛泽东是否也有百密一疏的遗忘？或者此诗确系他人所作？有论者以为此诗系董必武所作，根据是董系当年中共驻重庆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为参加整风运动而奉召返回延安），又是擅长五律的高手（毛在同一封信中向陈毅表示:董老善五律），其风格亦颇相近。
毛泽东1940年代初表示过“没有诗兴”，却又出现这样一首此前从未有过写作实践的五律体式的挽诗，从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人们的置疑确有其故。但仅此尚难断定为董之代笔，还须披露更多那一时期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董必武的相关资料，才可能作出切实的判断。笔者曾在一篇发表过的文字中下过《挽戴》“出自毛泽东之手毋庸置疑”的论断，看来是过于武断了。
如果说《挽戴》的归属尚难断定，那末《张冠道中》与《喜闻捷报》确系伪作。依据有三:
其一，刊本标为“根据抄件刊印”，较之于“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其实就是“根据（未经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省称。
其二，这两首五律“不讲平仄”（《挽戴》则完全符合格律）。毛在致陈毅的信中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此前有过写作七律的实践，很难令人相信“不讲平仄”的《张冠道中》与《喜闻捷报》会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张冠道中》全篇如下，加点者为违律处: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雾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尤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律诗向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大体近是，但有孤平之虞）。对五律而言，每句中的“二四”在平仄上有严格的规定，而处于“二”这个位置上的字因着粘连的需要，尤其重要。此诗八句，竟有四句粘对违律。
《喜闻捷报》全篇如下，加点者为违律处: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此诗不唯“不讲平仄”，颈联的对仗也成问题，“鸿音绝”无法与“信未通”成对。
其三，不合作者的口吻。“妻儿信未通”完全有悖史实，当时江青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毛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这两首五言，从写作风格、作者处境等因素考虑，最大的可能是出于陈毅的手笔。这需要专文论列，此处不赘。
未经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近体诗确系伪作
无独有偶，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增收的九首近体诗，其中三首系“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基本符合格律。《七律·有所思》被熟谙此道的胡绳先生称为“堪同‘正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上相提并论的一首”。《七绝？屈原》在“文革”之初即以传抄稿的形式广为流传，首句“屈子当年赋楚骚”，以“楚骚”指代“离骚”，足见作者对平仄的讲求；末句“一跃冲向万里涛”之“向”字不合律（此处须用平声字），看来是为着不以律损意而不得已为之，然终究是个缺憾。诗人生前未允公开发表，未知是否与此相关？《七绝·刘》第二句“中唐俊伟有刘”，恐为“伟俊”之误置，此等情况前亦有之——作者在1958年12月于同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天头所作自注中，曾指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万方奏乐有于阗”为“乐奏”之误置。
另外六首未经作者审定的均“不讲平仄”，有的地方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作于1940年代的两首五律已作分析，以下对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首七绝、七律再作分析。
作于1961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标题即有问题，对于逝者竟用“寿辰”，显然不妥。“其一”首句“博大胆识铁石坚”，竟然除韵脚为平声字而连用六个仄声字，且诗意平平。“其二”句句违律: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不可思议的是，第三句竟以平声收句，这样的低级错误大概连初学律诗的人都不至于犯。作于同一时期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第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所以不用“中华女儿多奇志”（后者似更切题），其原因除了郭沫若在诠释文章中所道及之外，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出于平仄的考虑。
除“不讲平仄”外，彭明道先生从“知人论世”的高度，有专文论列其为伪作。
《七绝·贾谊》失粘。杜甫的一处失粘是在七律中，因有八句，尚无大碍。毛泽东偶有失粘，亦在律诗而非绝句中。绝句只四句，故失粘便是大忌。
《七律·咏贾谊》违律最为严重: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全诗八句，竟句句违律，其中有三句还不止一处，颈联不成其为对仗，颔联的下句语意含混，无法自圆其说。毛泽东的七律虽不能说首首精彩（事实上即便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诗人，其创作水平也不可能始终保持在同一高度，作于1959年和1960年的《读报有感》系政治家的政治诉求，另当别论），但要说这样一首即令在形式上都与近体诗相去甚远，而意境更是平平（有些词语不像是通晓此道的熟手所为）的作品出于同一作者，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近体诗，在公开发表之前作了许多修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毛在1955年10月致周世钊的信中所赋七律，在意境上虽不能说是作者七律当中的上品，至少是一首格律严谨的近体诗。1949年4月，毛泽东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不唯格律严谨，而且意蕴深厚，境界高远，是毛诗词中的上品。其时毛泽东正在日理万机之中，不可能反复吟咏，细加推敲。庆祝南京解放那首的手稿，是毛一挥而就后为田家英所珍藏，与后来的正式发表稿仅个别无关平仄的差异。和柳亚子那首的手稿中“暮春时节读华章”，在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落花时节读华章”，亦无关平仄。这些事实均说明毛泽东于七言律有着深厚的学养。也是在致陈毅的那封信中，毛表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除了谦逊，只能说明毛眼界之高。以脍炙人口的《长征》、《和柳亚子先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送瘟神》、《登庐山》、《答友人》等七律，观照《咏贾谊》，谁能相信这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毛泽东的绝笔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虽无诗意可言，但在形式上毕竟还是一首基本讲求平仄和对仗的格律诗，这与此前所作《咏贾谊》亦不可以道里计。
要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首次公开发表的6首所谓近体诗，所据刊本均未经作者本人审定，均系“不讲平仄”的律诗不像律诗、古风不像古风的作品（毛泽东写过古风，风格完全不同），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6篇作品均系假托毛泽东之名的伪作。至于这些伪作如何窜入毛泽东名下，则需另作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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