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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荒唐：新中国消灭资产阶级   杨黎光 2010/01/17

中华民国在失去张謇之后，很快又得到卢作孚。那么，在失去卢作孚之后，这个民族又将得到什么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首先就要弄清楚我们是怎么失去卢作孚的。 　　 关于卢作孚的死，章立凡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首次提到卢作孚时，卢还在香港。二十一天后（1950年6月10日），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离港。又过了五天，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现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受到新政府和老朋友们的欢迎。在他的推动下，民生公司成为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其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 　　 当这位船王将毕生心血托付给新国家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迅速结束了他生命的航程。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 　　 卢自杀的消息被立即封锁。一周后（2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才在日记中记录：“得上海周孝怀信悉卢作孚病故，其殇日还不知，但知其猝然的。” 　　 从1950年6月回到北京，至1952年2月自杀，卢作孚作为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在生命中这最后一年多的经历，典型化地反映了一代中国实业精英的希望与幻灭。 　　 1949年秋，共产党建政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都以为这个民族从此将进入一个宽容、和平、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可不到一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一场意外的战争，打乱了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也使民族资本家刚刚为中国商人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被再次改写、扭曲。 　　 随着战事延续，军费开支剧增，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日益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51年下半年，正当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兴起之际，以李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腐大案也浮出水面。一批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高级领导，蜕化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家蛀虫。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前面的“三反”，主要针对的是贪腐的国家干部；后面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则直接把“斗争”目标指向了私营资本家。这两项群众运动的内在联系就在于，刚刚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把自己内部出现的腐败与堕落，归咎于私营资本家的“拉拢腐蚀”，甚至理解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的“猖狂进攻”。 　　 战争引发了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又被转化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这个政权刚刚建立就陷入了自我构置起来的“斗争”怪圈。 　　 章立凡根据其父章乃器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做过这样的回顾：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 　　 正当梁漱溟老先生为“猖狂进攻”的提法感到不安，极力要向人们指出“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配合这场运动，资产阶级被宣传机器重新塑造成“奸商”，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年，以品格高尚著称的卢作孚的主要罪名就是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梁漱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交给国家之后，虽然仍然担任公司总经理，却不拿公司的股份，一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宿舍里的家具是都向民生公司借的。这样一个“贤哲”，还是成了“五反”运动的斗争对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这样描写他自杀那天的情景：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总工会联合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里的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 “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卢作孚之子卢国纶于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披露，卢作孚在自杀之前，曾给妻子留下一纸十分简短的遗书。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就这样走了，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的逝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新型“商人”，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带走了中国商人短暂的黄金时代。 　　 “三反”、“五反”之后，1953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 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 　　 歧视商人，迫害商人，在极权专制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任何朝代都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这样极端和彻底，也没有如此暴力和野蛮。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传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