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尔和的反驳：“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
不过很显然，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会议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很可能这次会议还敲定了让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也就是说，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由此自然取消，继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这次体制变更本来早有计划，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此刻突然提前，很显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
三天之后，陈独秀在路上遇到汤尔和，据汤的描述，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胡适指责汤尔和：驱逐陈独秀导致“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
十六年后，当年与陈独秀一同为新文化运动扛旗的胡适，与当年“三・二六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就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一事在书信中展开争论。
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在胡适看来，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嫖妓事件，其实质乃是当时新、旧思潮之间的彼此攻讦的一部分。并疑心汤尔和被人利用：“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如此理解也不无道理，1919年的整个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都一直忙于和林纾等“旧派”文化人论战“北大是不是在搞废除孔孟全盘西化”。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不过是当时“新”、“旧”文化人冲突的一个缩影而已。尤其是蔡元培组织的进德会，本有戒条不可嫖娼、不可娶妾，这些戒条也纳入到了蔡林论战当中，很有沸沸扬扬之感。而陈独秀恰又为进德会会员。
蔡元培本人大约是不想驱逐陈独秀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如此说：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不愿驱逐陈独秀，胡适显然是了解的，所以才一再谈及汤尔和的态度对驱逐陈独秀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认为是汤尔和利用了他在教育界的个人威望，给蔡元培施加了压力，影响了最终的决定----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本就出自汤尔和的极力推荐。
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对于“三・二六会议”撤陈会议，胡适最后做了这么一个定性式的总结：“……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汤尔和的反驳：“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
汤尔和如此回忆当日“三・二六会议”时的情景：“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
胡适虽然也承认陈独秀嫖妓，但认为这只是“私行为”，而捍卫北大的新思潮则是“公行为”，两者不可混淆。他又责问：“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
很显然，胡、汤二人评价“三・二六会议”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而作为教育界名流，汤尔和则一直在坚持“为人师表”的道德原则。
第二天，汤尔和意犹未尽，恰又收到胡适当日的回信，遂又复信：“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至少也当与技术文章同其分量。以陈君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此乃弟之头巾见解，迄今犹自以为不谬，未知兄意如何？”
针对胡适的“政治与思想分野”说，汤尔和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连二接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发生动摇，亦属疑问。”
胡适自信若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北大的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共产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但在汤尔和看来，无论留在北大与否，陈独秀本人的个性，都决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倾，甚至担忧胡适等人非但不可能影响陈独秀，而且反有受陈独秀影响的可能。
汤尔和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民国初年文化界，戒色意识正浓，但做起来殊为不易。蒋介石早期日记，就有“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之语。但蒋介石戒色的办法，是靠宋明理学之力。陈独秀与蒋介石的个性完全不同，乃顺性而为，并不苛刻自己。蒋努力戒色，最后拜服于曾国藩之道学，虽为基督徒，所信仰者则为传统道德；陈独秀飞扬跳脱，远离道学，高倡解放，最终搞起了共产主义革命。但汤担忧胡适被陈独秀影响而左倾，则似乎低估了胡适的自由主义信仰。
结语：对错得失至今难有定论
陈独秀嫖娼事件引发了胡适、汤尔臣之间的论辩，胡、汤之辩则引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
（1）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娼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娼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2）胡适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
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
胡、汤之辨引出的这两个命题，今日来看，恐怕仍然难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