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二○○三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 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统计数字不容易作得准。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遇难，其后复苏之声时有所闻。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说日本真的复苏过。一位常访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访，回来后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楼价没有上升过。这可见统计数字的波动与大势的转变是两回事。

　　是的，金融事发到今天，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争议：中国。神州大地的国民收入增长保八可以不论，楼价急速地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甚或过之，而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销量远超于历来冠军但遇上不幸的美国。汽车的平均质量应该不及美国那么好，但加税后，同样汽车之价中国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欢采用的数据是厂房的租金，这些日子收复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现了。

　　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把老外吓破了胆，金融危机后，表现一枝独秀更使他们啧啧称奇。不幸的是他们指鹿为马，或误中副车，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够快是中国复苏得快的主要原因。他们是说，北京的四万亿行动证明着凯恩斯学派历来主张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是对的。没有疑问，金融风暴以还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支持的证据主要是中国。

　　神州误导地球也是没有疑问的。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金融危机起于毒资产的出现，而中国的毒资产不多：没有一家中资银行受到毒资产的威胁而近于倒闭。换言之，从金融那方面看，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小，但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二、中国的经济大为不妥出现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二。甲、新《劳动会同法》引进；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早就大声疾呼。暗渡陈仓，这两方面北京能及时处理，虽然我认为这些处理还不足够。换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经济本来就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处理得及时经济回升是理所当然的。

　　三、北京的四万亿政策不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派钱或乱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划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的全国性发展及上海虹桥的交通枢纽，类同的工程人类历史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不可能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早有预谋，遇到地球金融危机立刻加速，浪费的成分不多。北京的「独裁」本领，是加速加得快，快得有点离奇。

　　先进之邦不会有像中国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来，应该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谈何容易？先进难进，要通过的手续不知多少重，环保有几关，工会有几关，集资有几关，居民有几关，都要过，而就是全部过了，动工后压力团体可以把项目杀下马来。这里我不是说中国的制度比先进之邦的好，而是中国要快可以快。当然，快可以闯祸，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没有人提出过的：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花钱当然也要快，但在先进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钱的项目只限于没有足够的反对声浪的范畴。年多前美国决定拜凯氏为师，花钱救市，通过第一关的竟然包括安全套产出的补贴。

　　早有细心策划的花钱可能错，不需要征求民意的花钱可能错，要迎合利益团体的花钱也可能错——哪一类出错的机会最高读者猜猜吧。还有一点是，北京的本领不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从年多来我观察到的农业补贴的几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决定推出四万亿之际，因为新劳动法及其他原因，回乡归故里的工厂员工数以百万计。四万亿的推出有协助就业之效。今天工业的民工荒再现，证明着反对凯氏的财政政策的西方学者没有分析错：这政策有挤迫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劳动法惹来的祸，中国的四万亿推出会有更为明显的挤迫效应。

　　五、美国联储局大事放宽货币供应的约束，把银行向联储借钱的利率减至历史新低，但银行不愿意放宽贷款，购买房子及商业用途利率高企于五厘以上。这使银行赚大钱。某些机构及某些人士借钱买股票远为容易，导致那里的股市回升。中国呢？政府要挽救楼市，说借银行就借。楼价于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楼市。地区政府呢？不到两年前中过计，如惊弓之鸟，有抗衡的味道。楼价该为何上苍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国的银行借贷的决策显然与西方的有别。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见外资撤离神州，问我意见。我说外资会回头。果然，这些日子外资进入神州者众。在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情况下，中国是个避离所，而老外的光顾对中国的经济有助。

　　财政政策——不是指处理财政，而是指花钱刺激经济的那种——无疑起自凯恩斯，其无数弊端经济学者早就说得一清二楚。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经验说，在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制度下，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锚货币下，或小或大的错，货币政策不断地出现。这些经验，加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给我的启发，使我想到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持久地稳定着物价，完善地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货币政策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详尽的分析见拙作《货币战略论》）。

　　不用财政政策也不用货币政策，要用什么政策来处理或调控经济呢？用改善制度运作的政策。我认为，也坚信，中国的前途要集中在这后者。

　　人类历史有两大文化。其一是欧洲（这包括美国），其二是中国。回顾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所有繁华昌盛逾百年的时代都没有今天吵得热闹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持久的昌盛永远是基于制度上有可观的发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况下，用作货币本位的金或银之量不足，出现困境。然而，没有本位的困境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要想出另一种可以持久地稳定物价或币值之锚，作为间接的货币本位。

　　我不仅认为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认为这些政策扰乱了制度的运作。历史的经验说，最低工资、工会势力、压力团体、福利经济，等等，都是在有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下出现的。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2010/02/03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我再给你一个数据，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30美金一小时，第二名是美国，22美金，我们是8毛钱一小时，也是全世界最后一名。泰国是2美金，我们比泰国还差。但是中国人民是个勤劳的民族，我们的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我们要工作2200小时，美国那些的远远比不上我们。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多么勤劳的民族。 　　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GDP，到去年为止我们是大幅上升，但是储蓄呢，上升的很缓慢，所以我们这几年听到什么拉动GDP，什么GDP又增长了10%，到后来才发觉跟我们老百姓没啥关系，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相对应增加，反而跟GDP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的收入即跑不过CPI，又跑不过GDP。起跑以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 　　像之前瑞信投行做的报告，说2004年以后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了50%，我跟你们说都是胡说八道，千万不要信他们，你要晓得外资投行写研究报告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拉开股价，或者要在在中国干什么。这种情况在香港就特别明显，想拉抬股价，就说这个公司非常好，然后再打压下去，赚一大笔钱。他们就专门干这种事。 　　回到主题，为什么我们那么辛苦，全世界最累，赚的钱还是那么少，按照我的分析有两个原因。我最近看到那么多社科院的报告，或者一些学者的论调，基本瞎掰。什么中国人口太多，制度存在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按照我的分析，两大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我最近写了一本说，叫《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我跟各位朋友说，你现在工作的那么辛苦，你以为你赚的钱是很多的吗，其实你应该多赚10倍的钱才对。我们拿东莞的玩具为例，我们说玩具不行啊，利润率太低，那美国的玩具公司呢，它的毛利率在2007年超过40%，和芯片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做制造，它掌控了我们玩具销售的定价权，价格它说了算，所以它就给我们一个玩具一毛钱的利润，而它们一个玩具赚3.6美元。这就是他的工人为什么一年可以赚4万美金，而我们的工人只能赚2000美金一年。所以就算我们辛辛苦苦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们拥有定价权，所以它们可以席卷大部分的利润，把我们剥削光。接下来还以玩具工厂为例，你生产玩具要买塑胶粒，塑胶粒是什么，是化工产品，那全世界化工产品的价格又是谁控制的呢，华尔街控制的。所以你买原材料的时候又发现你没有定价权，价格又控制在别人手里，我们的制造业刚好卡在中间，购买原材料的时候呢，价格是华尔街控制的，卖出去的时候呢，价格是其他外国大企业控制的。说的再学术一点，购买原材料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控制我们的价格，销售是产业资本控制我们的价格，前有狼后有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给剥削的干干净净。再说回来，为什么要把制造放在我们中国，因为它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所以他们把这些放在中国，他们只把两个重大的利润环节掌握在手里，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所以我很怀疑，30年前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欧美各国已经拟定好了一个国家战略，那就是透过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控制原材料、控制销售定价权，然后把制造放在中国，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最后透过两端的资本把我们剥削的干干静静的，因此中国越改革，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制造，欧美越富裕。 　　接下来可能有人会问我，同样是被剥削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比泰国菲律宾这些国家还要差呢。这就引出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业政策偏了，怎么偏呢，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拿去修桥铺路，所以搞得我们GDP每年10%的增长，其实大部分都是钢筋水泥。像2008年我们CPI是35%，09年变成25%，钢筋水泥08年是57%，09年变70%以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能够消费的资源，都被你拿来搞钢筋水泥了。而有些项目根本就不能创造收益，像我们新修的高速公路，它收的路费只能交电费，你还怎么希望它们能对我们的社会有正面贡献。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工资收入极低以外，我还想说，中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

未来学大师吁接受中国诱人模式 2010/02/03  香港《文汇报》3日刊出署名文章说，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中不单肯定中国成就，也肯定中国民主模式，还推举“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崭新形式。由于他掌握了大量信息数据，对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了然于胸，加上自身又具有渊博学识和超凡睿智，所以他对中国政经大趋势的判断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逻辑说服力。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与变化，举世瞩目。各国学者对此作了许多评述。近年有愈来愈多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开始跳出西方思维的窠臼，以客观理性和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从而做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判断。 　　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人物是美国学者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他不单肯定中国的成就，肯定中国的民主模式，还推举“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式。 　　他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他很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的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以科学求实角度审视中国 　　奈斯比特是驰誉全球的未来学学者(亦有人称其学说为趋势学、预言学)，他对资本主义、西方民主有极其深刻的研究。他出版的未来学著作全球销量数以千万计，最负盛名的是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此书分析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据《金融时报》证实，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奈斯比特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先后于哈佛等三间大学攻读，曾供职IBM和柯达公司，曾任肯尼迪总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他拥有15个荣誉博士的学位，每年都会周游世界多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大公司都发表过演讲。 　　从奈斯比特的出身经历和文化背景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认识不可谓之不深，但他经过几年在中国的访问和调查研究，在他的团队帮助下，掌握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间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讯息和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他以全球视野对中国进行一次历史性审视，从而得出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论断。 　　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模式”同样是民主。他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是“横向民主”，中国是“纵向民主”。“纵向民主”的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也就是说，政府自上而下的施政建基于自下而上的民意之上，最终上下一体，政府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做到有机统一。 　　奈斯比特补充说：“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 　　奈斯比特认为，“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事实上，自下而上的力量影响以至改变政府决策的事例一直存在，而且这种力量在继续发展和壮大。由集体耕作改为包产到户的农业政策就是由18名农民的行动引发的。其它如：容许民营企业大量雇工，容许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容许一些中小国企私营以至具体到沪杭磁悬浮工程从决定兴建到后来停建等等，都是自下而上力量影响的结果。 　　奈斯比特说，中国的纵向民主正在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做秀而浪费资源”。 　　西方对中国误解太深 　　奈斯比特认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他呼吁西方国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了。他说，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发展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 　　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除了综论“纵向民主”之外，还指出“中国模式”有八个方面的内涵，他称之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八大支柱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他在每一大支柱的章节中，都有详尽而精辟的阐述。 　　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对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了然于胸，加上自身又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睿智，所以他对中国政经大趋势的判断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逻辑说服力。他又善于用小事例去说明大道理，文章非常生动可读。(张云枫)

　

    
    二二八以前共產黨在台灣根本就沒力量，全台灣才七十幾個共產黨而已，二二八以後，變成八百多個，增加有夠快。那時我們也沒 其他辦法可想，發生二二八這種事件以後，出來喊的人後來都被打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喊，讓所有台灣入團結起來。當時許多人就想，共產黨也許會有辦法， 我們實在沒想得太深。現實上，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打死，而且國民政府統治的情況是四處都有貪污，物價高，經濟差，每一項問題都發作起來。我們想，台灣應該走 另外一條路，無論怎樣，另外一條路可能就是一條出路。其實當時我們沒有想得那樣嚴密，思想也沒有那樣成熟。經過五十年後的今日，大家頭腦已經更加精明，更 會想東想西了，當時哪會想？那時沒法度呢，都是隨各人自己去想……檢討起來，我加入共產黨這項事情真冒險，但是有好也有壞，對我人生的經驗、對瞭解事情都 有幫助，也可以讓我瞭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我認為不應該有共產主義，也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這 是我深刻的感覺。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博讯 boxun.com)

    李登輝：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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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彰往可以察來 • 顧後亦能瞻前 ◆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
    ——回首恐怖動盪的年代
    （無注釋本）
    
    李登輝口述
    張憲炎訪問
    
    
     有人說李登輝曾經是共產黨員，沒有錯；不只是我參加過共產黨而已，過去蔣經國也曾經是共產黨員，這有什麼不好呢？思想自由嘛。但是我入黨後不久，很早就退黨，為什麼我要脫黨退出？很明顯，我討厭共產黨的作法。但是過去在一起的這些人，後來還都有來往；這些朋友也對我很好。
    
     關於我和共產黨的關係這件事情，你們如果要瞭解，我會會詳細講給你們聽。為什麼我曾經是共產黨員？後來又為什麼退黨？我會把理由說給你們聽。說起來是有需要說明我為什麼沒有被打死、沒有被掠去關，甚至還有辦法做總統呢！這是很稀奇的事，大家都有興趣。我已經沒做總統，應該向國史館說出這一段歷史，作為歷史的資料。你們會聽到第一手的故事，這是第一手的資料。大家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寫李登輝，不過一九九六年我做第二任總統開始，許多人才開始批評我，說我參加過共產黨，為什麼之前他們都不批評我？實在講，外面的許多話都是不實在、誇大的話，我講的絕對是最正確的。我一定要把話說清楚，不然有人會以為我曾經害一些人。我不會把人賣掉，不會出賣朋友。
    
     你們問我關於這段歷史我有沒有日記留下來，我在二十歲以後並沒有寫日記。為什麼不寫？第一個原因是一般人寫日記都是寫假的，都是挑好聽的寫，只是講對自己有利的話，誇大自己，沒有人在寫真正的日記。寫日記的目的是在記載自己每天的事情，但是很少人這樣。我二十歲以後不再寫日記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我少年時寫日記都是在反省自己，說自己這裡不對那裡不對，沒意思啦！
    
     你們拿來的資料包括藍博洲的《共產青年李登輝》，這本書為李登輝寫了這麼多，用一些人的回憶錄、判決書來寫，比如用葉仔[葉城松]的判決書，這份資料李敖也曾經使用過。這本書很多所在都不是事實，應該要說明。
    
     我看這本書是以賣書賺錢為目的，寫的並不是真實；說不定在各人事情的片斷上它是有一點幫助，可是如果要看整個歷史經過，那就不正確了，特別是吳克泰講的部分。
    
    這本書說戰後岩里政男回到台灣，這是錯誤的，因為戰後我在京都帝國大學復學時，已經回復李登輝的名字，回來台灣的是李登輝，不是岩里政男。他說王益滔對我影響很大，其實我對這個老師印象最深的一項，只是他教我做事不要那麼快。書裡說我從下田搭船回台灣，不對，應該是從浦賀港回來。這本書說「吳克泰與李登輝在曾文惠家重逢」，不太對，他可能是指吳克泰在我太太家教中文，其實吳克泰才去過那裡一、兩次，我太太也對他沒什麼印象。書裡說到我太太的小弟「曾永」，「曾永」是誰？太太的弟弟裡根本沒人有這個名字，我太太的弟弟是曾文勳、文炳、文雄、文輝、文耀五人，文勳與文炳和海軍的郭宗清，都是台北二中[現在成功中學]的同學。書裡又說，當時吳克泰上中文課的所在在曾家新蓋的四層樓樓下，什麼新蓋的？明明那是舊厝。書裡又說：「讓李登輝和兩姐妹之一指腹為婚；李登輝回來後就住在曾家四樓一間較小的房間。」不對的，我結婚前後都沒有住過她家，我曾經住在她家過來一點的施家，也就是我阿姨嫁去的人家，她是我老母的堂妹。這本書又說我和曾文惠的父親都是警察界的同事，亂講話！完全沒有這種事。書裡問到二二八時李登輝在哪裡，結果引用李炳楠的說法，李炳楠是我後母的兒子，他差我很多歲，發生二二八時他還沒有出生，他會知道什麼？書裡也說到郭琇琮，郭琇琮當時是台大醫學院醫師，他的太太是清華大學教授林至潔[原名林雪嬌]。郭琇琮和我其實沒什麼直接的關係，現在我可以大聲說，郭琇琮這個人思想很激烈，他和謝娥同派，謝娥後來靠到國民黨，二二八事件時，郭琇琮領導很多醫學院的人出來。書裡說我兩次加入共產黨，我哪有兩次入黨？不可能嘛！沒理由的事還這樣亂講！我只入了一次黨，沒有入兩次。書裡又說我有五次可能被掠，沒有那麼多次啦，亂寫！
    
     不過，書裡寫的許多人我都認識：李蒼降是老同志，李家在蘆洲很有名望，他是李友邦的侄子。李友邦和他太太李嚴秀峰都是共產黨員，他住蘆洲再過去的成仔寮[今台北縣五股鄉集福、成洲二村]，那裡卡早[以前]是台灣流氓最厲害的所在。二二八事件時，李友邦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分團主任，蔣經國來台灣視察時，李友邦想要見他，蔣經國知道李友邦是共產黨，不和他見面，這種故事你們都不知道。蔣經國本來有共產思想，曾經在蘇聯吃苦，對共產黨的事很清楚。另外書裡提到陳炳基，他後來娶中國太太，一九九九年我曾在揚昇球場和他見面，並不是在總統府。他今年[二○○二年]二月回來台灣，但是我沒見他。書裡還有郭明哲，他現在已經過身[過世]了。這裡引用李偉光醫師的說法，這個人的名字我聽過。
    
    吳克泰回憶有誤
    
     藍博洲用了許多吳克泰的說法。吳克泰是台灣宜蘭人，後來到中國去。聽說他在中國很擁護我。他在台灣時已經結婚，娶的不是中國人，現在他的兩個兒子在日本。
    
     吳克泰年歲少我一、二年，是台北高等學校、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在高等學校時，他低我一年。差不多一九四二年時，他住在雙連的宿舍，和劉茂本、劉茂修他們在一起。當時我是高等學校一年級學生，劉茂本的大哥劉茂修在讀醫專，吳克泰在第二中學，劉茂本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是我的同學。我常常去劉茂本租的宿舍，從那時候就認識他們。劉家是南投竹山的讀書家族，劉茂本是我的同學裡成績最好的。這本書說到吳克泰後來加入日本的軍隊，他在軍隊時，學籍才由高等學校轉入台北帝大醫學部，一九四五年五月離開日本軍隊後，他到蘇州和史明會合，之後在上海，考進震旦大學。
    
     戰爭結束後，我確實有見到吳克泰，他來大稻埕，帶一些少年家，教他們中國話，也曾在我太太家教中國話，是有這些事情。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接觸，只是他在高等學校和二中時我們曾經在一起，我也知道他後來去中國，但是究竟他在做什麼我並不清楚，我們的關係只是打招呼的程度而已。一九四六年三月他從中國回來台灣，以新聞記者的身分出現。他利用我太太他們家，招了一些人去讀中國話。當時他可能已經加入中共，想要擴張他的組織，他要招募人，一定會想以什麼工作來掩護、來配合。他教大家中國話，用中國話和大家相識。不過，在一九四六年這段時間，我和他都沒有任何問題發生。可能這時候他才決定吸收我入黨，不過後來我入黨和他並沒有直接關係。
    
     吳克泰今年[二○○二年]四月回來台灣，想要來找我，我要他來家裡見面。我問他為什麼回來台灣，他說他要來領他老爸的補償費，因為他老爸是共產黨，過去他的老爸被掠去，現在政府有發補償金。當時他已經從中國的政協退休，我問他怎麼生活，他說有錢可以領。我和他講了幾句話，感覺他頭腦怪怪的。他說我過去帶他去我三芝老家，我問他我家生做什麼款[什麼樣子]？他說有一個埕、還有怎樣怎樣，我說都是說謊、誇大不實的話，根本沒那款事情，我家並不是這樣，我家是開雜貨店的，在店內，哪有他說的樣子？即使他是看相片才知道也不能亂說。我看他頭殼內有幻想了。
    
     吳克泰那次回來，我問他，到底他過去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他是我的領導人，只有說這句話而已。所謂領導，因為都是單線、秘密的關係，我根本不知道有誰。藍博洲這本書裡面提到這個中國人[指徐懋德]，我是現在看到這張相片才想起來：啊，當時有影[真的]有這個人，不過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吳克泰在中國共產黨是做什麼事情？他的地位怎樣？我不知道。但是他接受訪問時說的話很多都不正確，他是在自我標榜吧，說什麼他是我入黨的介紹人，說什麼我兩次入黨、兩次退黨，不對就是不對，根本沒有那種事情。我可以明白說，我不可能兩進兩出共產黨，沒有這個事實。共產黨也沒有糊里糊塗到這個地步，那個黨不是這樣子的。根本我和他在共產黨方面的關係是好像認識、又好像不太認識，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也不是由他直接領導。說不定他很高級，在我的上面；也說不定是他拿我的入黨申請去和上頭參詳[商量]看准不准，但是他不能就說是他介紹我入黨，這件事和他沒有直接關係。這部分的事，我再來會一項項說明清楚。
    
    吳克泰回來台灣時，我還不知道有藍博洲這本書。現在我看了這本書，深深感覺到，吳克泰是比我想像中還沒有志氣的人。老實說，我看他是擋不住壓力。我沒有親口問過吳克泰這項事情。我後來也聽說，吳克泰和張克輝在北京清算謝雪紅。張克輝是彰化人，曾經到過廈門大學做研究。藍博洲這本書提到，謝雪紅去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他說「入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容易，入共產黨難」[一九一頁]，事實並不是這樣吧？雖然當時參加共產黨的人很少，但是謝雪紅也是很有名的。謝雪紅和日本共產黨首腦德田球一同黨，德田是琉球人。本來她在彰化做人家的童養媳，後來成為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抵抗日本製糖公司。謝雪紅為台灣、為無產階級、為農民工人打拚了一世人[一輩子]，但是後來她的處境真悲哀，她被中國共產黨清算了，那款的共產黨！真正是可怕！
    
    臺灣大學學生自治會
    
     藍博洲書裡說，我在《台灣的主張》裡已經很清楚的表示，我在大學時偏愛讀馬克斯的著作，這並沒有錯。為什麼我對唯物論辯證法、馬克斯主義會有瞭解？原因在於我在高等學校上了鹽見薰老師中國歷史的課。從鹽見老師的課，我認識了中國歷史的演變、百姓生活的情形，因此我最討厭中國的皇帝思想。實在說起來，我對中國本身很有同情感。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以後，我人在日本，但是一九四六年我離開日本，回來被中國統治的台灣。
    
     一九四七年正月，我已經回到台灣大學，有一項事情真重要，你們都沒問到，這和吳克泰也有關係，也就是台灣大學要成立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只有台大而不是各校的學生聯合會，因為一下子要成立大規模的也做不起來。
    
     我還記得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在圖書館召開會議，圖書館在學校大門進來左手邊，會議主席是我。我不會說中國話，用日語講，由吳克泰翻譯。他也算是台灣大學的學生，又回到醫學院來唸書，不過他的詳細情況我不知道。由於各學院的學生很多，要一下子成立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相當困難，解決的辦法是先成立各學院學生自治會，以後再成立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我畢業之後，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才慢慢由各學院自治會組織起來。
    
     你們大概想不到，對這種事比較認真的學生是農學院和工學院，還有一部分是醫學院，法學院對這件事並不認真，這沒法度。我在一九四六年到台灣大學復學時，農學院包括我在內才五個學生，第二批學生晚了兩年才進來，人數也不多，可能只是多了四、五人。在沒有多少人的情況下，台灣大學農學院成立學生自治會，由我做理事長。自治會的理事長是學生直接選出來的，當時沒幾個代表，自治會有學藝部、活動部等等部門，詳細的部門我不是很記得了，應該去查台大農學院學生自治會規則或是會則。我做自治會理事長做到畢業，差不多有兩年多[一九四六年底～九四九年中]，每次改選我都選上。
    
     那時候從中國來台灣的學生也多起來了，有一些是中國派來的職業學生，晚一點來的有過去做青年軍的學生。在台大時有一個周自強我要提一提。那時候大家都在學習，周自強已經讀過先修班，他有肺病，身體很壞，但是他的頭腦很厲害，我常常說我真正瞭解新聞報導的內在含意，這種觀察能力就是向周自強學的。從中國來的一些人，譬如自治會的總幹事陳實和周自強，他們都是厲害人，分析、組織、活動都真厲害。
    
    陳實是農學院學生自治會總幹事，後來去中國，可能改了名，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新名字[方生]，現在他在北京大學研究農業經濟[二○○二年過世]。我做總統時，他曾經來找過我一次或兩次，向我討了幾本我寫的書。他讀了幾次我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寫的博士論文，也讀了我的《台灣的主張》，他對我說，他完全同意《台灣的主張》，不過有一個地方他不同意：把中國分成七塊，對這一點他感到真討厭。他們那些人都要國家統一。
    
     當時學生自治會的活動和現在沒什麼差別，整天都是在辦自治會會報、做一些學生組織的工作；現在學生組織的情形怎樣，當時的情形也是同款。我交涉的事主要是學生的獎學金、學生活動、大字報、廣告啦、遠足啦、野餐啦，都和現在同款，都是做這些事。但是我沒有交涉過學寮、學分的事情，當時都真單純，學生少，我們沒有去爭取這些事。農學院在學校本部，說不定學校也會幫助我們來辦這些事。貼大字報不用向學校申請，可以隨時貼，學校如果感到討厭，他們會隨時來撕，當時好像不會管得太嚴。學生自治會是不是有辦報紙？我不太記得了，若是有辦，也是一學期辦幾次會報而已。當時訓導處若是要干涉，學生會罷課，大家比較不怕訓導處，鄭通和都是頭低低的來拜託我們呢。不像後來訓導處強得要死，當時沒有這種事！不過我現在說的話都是印象裡的感覺，頭殼內沒有很明確的事，都是茫茫的。
    
     請人來演講也是免不了的事，但是不太記得請誰來了，可能起初有一些政治性的講演，大概大部分都在批評美國，但是當時還沒有像以後反對美國那樣厲害，對美國的批評還沒有那麼強烈，如果有強烈的批評，都是從中國來的學生說出來。學校內學術性的講演也不少。
    農學院的學生都真乖，後來沒人被掠去關；若是說有人會被掠去關，只有總幹事陳實有可能，他是外省人，半路就跑了，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走，可能是我畢業之後。我畢業時他是二、三年級，後來他去做北京大學的先生[老師]。
    
    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前台北正月初九先發生反美抗議遊行，這件事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學學生沈崇被美軍強姦有關，這是共產黨發動的活動，並不是由我主動發起。當時我已經是台大農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長，法學院和農學院的學生都有參加運動，北一女等學校的學生也有動員。這裡有一張照片是那天的活動，我站在旁邊。當時確實有反美抗議活動這種事情發生，可是事實究竟如何？吳克泰有沒有參加？我不大清楚。他唯一給我的影響是組織學生自治會聯合會，這樣而已，以後我和他的關係不是太密切。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這些事情零零碎碎的，要把許多人拼湊起來才能記得。
    
    二二八期間
    
     直到二二八發生前，我還住在我阿姨家。那時候何既明慢慢介紹我一些同學，例如一起開書店的林如堉、劉甲一，還有蘆洲李友邦的侄子李蒼降等等，這些人都是他的同學。姓林的卡早是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同文書院是日本近衛[近衛文麿，一八九一～九四五年]首相在上海成立的。戰後，書院被取消了，因此他回來台灣。我認識這些人以後，也認識了陳炳基，但是我還不大知道李薰山。
    
     二二八發生時，我和劉甲一從法學院本部回來。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留在何既明家，他們家開米店，我住在樓上，和他們交換意見，說說哪裡怎樣。我也不是一直躲在那裡，日時[白天]都出去四處晃蕩，也會跑去台北市調解委員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時我就想：這個事情會很擴大，國民黨在做緩兵之計，向中國南京請求軍隊來。所有台灣的軍隊和警察都被學生、年輕人占領了，連派出所也被學生占了，因此他們無法度調度。相刣[戰争]時被派出去做兵的台灣囝仔差不多都回來了，大家沒工作可做，二二八發生以後都很活潑[活躍] ，最活潑的是謝雪紅，帶一些囝仔占領台中，武器、槍彈都有，但是沒有人統一領導，沒有人在喊。我也聽到情報，說嘉義、高雄等地有大事發生。
    
     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就和政府去交涉了，要求改革，政府說好啦，於是全台都有召開二二八事件委員會，台北市的會議在中山堂召開，我若有時間都去聽。我是站在門邊聽，看看他們在講什麼，我不是正式被邀請去開會的人。
    
     我對那些代表不是很認識，誰講什麼，我並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不過你要是說誰誰誰，我大概都會想出來。我在中山堂聽他們發言，覺得他們只說那些不搭不七[不切實際]的物件。他們說的都是怎樣改革的事情，陳儀來台灣才沒幾年，他的統治太黑暗，大家都在要求台灣人的權利，還不是要求獨立。我想，或許他們怎樣說都可以，可是我感覺到：這樣不行，穩糟了，情況很危險呢，這些人憨憨，都中計了，不知道現在的會議只是國民黨的緩兵之計，只是要掠人的一種方法。結果那一大堆的人，後來都被掠去了。
    
     可能是因為覺得委員會的人講的話都不行，所以藍博洲這本書提到「地下黨領導台北學生準備武鬥」，關於地下黨部的領導，我可以講一點給你們知道。我覺得吳克泰把自己講得太高，就我所知，陳炳基、郭琇琮等人在台北，看台中、高雄方面大家拚得那樣。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四開始，他們動員了三個大隊。我不認識郭绣琮和其他人，但是有人招我去參加郭琇琮的大隊。因為這個關係，我認識了郭琇琮。我認識這些人，都是因為有一些人脈而認識的，但我那時候還不是共產黨員，郭琇琮他們開了會，我也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會中對於要做的事也有決定，但是這個會半途就消失了。因為後來台北沒辦法做，所以沒有實際的活動。
    
     我也想過是不是到台中參加謝雪紅部隊，不過想歸想，實在是沒這種機會，而且問題很多，第一要解決的是交通問題，要有車子、有汽油才有辦法。謝雪紅很有優勢，有部隊，也有武器，所以我會想去。可能也有朋友去參加那些武力活動，也有人去提手榴彈、武器回來。我們雖然在台北，全台的事情也都知道，像高雄怎樣，高雄中學學生怎樣，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砲修理學生等等，我們都知道，都有人把消息傳來，也有收音機報導這種消息，因為那時廣播電台已經被占了，都在報導。
    
     可能是在三月初八吧？國府軍隊來到台灣，這段故事我們再慢慢說。那時候的情形
    真是慘，兵仔到曆內來，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他們殺人，不過我在延平北路，躲在柱子下，看到他們亂開槍，被掃射到的人不少呢。當時我不住在那裡，只是出去看看。我受過軍事訓練，知道這些事情。那時候店仔都關起來了，都沒有人在開店。我沒有看到淡水河內的死屍，如果看到那個就糟了。不過我知道誰被掠去了，王育霖被掠去的事情也是聽來的，都有消息傳來。
    
     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台灣人才進一步知道國民黨政府實際的情形，大家討論，看政府這個樣子，對國民黨失望，為了台灣的未來，開始反對國民黨。因為戰爭破壞整個環境，人民生活的依靠都沒了，台灣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認為，人不管有什麼思考、有什麼精神，再怎麼說，最重要還是物質的生產、物質的建設，看起來共產主義說的物質建設也是最重要的優先嘛。共產黨因此真正在台灣擴大規模和組織。
    
     二二八以前共產黨在台灣根本就沒力量，全台灣才七十幾個共產黨而已，二二八以後，變成八百多個，增加有夠快。那時我們也沒其他辦法可想，發生二二八這種事件以後，出來喊的人後來都被打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喊，讓所有台灣人團結起來。當時許多人就想，共產黨也許會有辦法，我們實在沒想得太深。現實上，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打死，而且國民政府統治的情況是四處都有貪污，物價高，經濟差，每一項問題都發作起來。我們想，台灣應該走另外一條路，無論怎樣，另外一條路可能就是一條出路。其實當時我們沒有想得那樣嚴密，思想也沒有那樣成熟。經過五十年後的今日，大家頭腦已經更加精明，更會想東想西了，當時哪會想？那時沒法度呢，都是隨各人自己去想。
    
     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本來為了台灣，想要從日本回來「祖國」拚，但是這時卻感到失望了，慢慢地我轉變到以台灣為主體。後來我參加共產黨，主要是為了要對抗，要改革獨裁政府。後來看到共產黨都是由中國人在支配，我感到討厭，半路就離開共產黨。共產黨的作法沒有人性，把人當成一粒棋子在利用而已，我感覺到沒意思。這時我就改變了，變到完全以台灣為主體，開始認真讀書。
    
    日本時代台灣人被壓迫，是二等國民，戰後又被國民政府用這種壓迫的方式來管理，實在說我有二、三十年晚上都沒睡得好，不知道他們何時會來掠我。我要怎樣脫離這種處境？我只好對農業經濟愈來愈深入研究，甚至學數學，東算西算，認真研究農業經濟，不再去想這些外在處境，因為這些事情沒辦法由自己來決定。
    
    參與新民主同志會
    
    藍博洲這本書說一九四七年八月「李登輝要求退黨」，這都是說謊、誇大不實的話。說什麼「李登輝首次退出共產黨」、「李登輝再度入黨與退黨」，根本沒有這種事情，再憨的共產黨也不會有這種事情，不可能的。
    
    其實那時林如堉、李蒼降、陳炳基、李薰山和我五個人才真正開始要組織，但不是組織共產黨。我不太瞭解他們各人的事情，像李薰山是怎麼來的我也不知道，突然之間有這個人來。不過我知道林如堉在二二八以後應聘到台北泰北中學擔任歷史老師，他當時教中國歷史。我們五個人組織什麼黨？是五個人的「新民主同志會」。為什麼後來沒有掠我去？你們聽我說明就會知道理由是什麼。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的時間我不太記得，但是主要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後，需要組織來對抗國民黨，台灣才有法度。藍博洲這本書[二五一頁]說林如堉回到台北，「就在[一九四七年]七月期間，他[林如堉]又通過二中同學李蒼降的介紹，先後認識了李薰山、陳炳基與李登輝等幾名有志於從事社會改造運動的熱血青年；並且加入了由他們五人組成的進步團體——新民主同志會。」這段寫的都很正確。我和這四個人大部分都是在學習，當時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也提出「聯合政府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是毛澤東的話，大陸有很多這款書進到台灣來，大家都在討論。
    
     新民主同志會裡面很多人和何既明是同學，他不是成員，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參加，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意願。李蒼降和林如堉都是何既明的同學，如果要知道這兩人的事，去問何既明他最知道，何既明和陳炳基也很相識，他們都是二中出身，何既明也知道我和這些人的關係。後來[一九六九年]警總也去問了何既明，他並沒被掠去關。他們也去問李薰山，我不知道他怎麼講，後來見面也沒問他怎麼說。現在何既明還在，我和他脫不了關係，我們最近還在一起和交流協會的人唱歌，日本方面的事，像是誰要來找李登輝，都是由他來牽線。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那時候我已經離開天水路，住在哪裡？陳震基在水利局工作，要被派去岡山工程處工作，他本來接收了一間在羅斯福路的日本宿舍。那間宿舍後來叫做普羅[無產階級之意]寮。裡頭有陳震基的小舅子柯耀南、柯仔的同學，總共幾個人合住，我也去那裡和他們作陣[一起]，有時間就「開課」，我真正參加讀書會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在那裡我被認定參加讀書會很活潑。
    
     我們的讀書會只有在普羅寮，在台大沒有讀書會。新民主同志會成立以後，常常去普羅寮開會。普羅寮中的討論，只是讀書會的程度而已。那時候在普羅寮召開的讀書會很熱情，很多人來。後來牽扯到葉城松的案件，有人說是李登輝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那是假的，因為那時候我已經不是黨員了，怎麼介紹他入黨？可能葉城松曾經來過普羅寮參加讀書會。我在普羅寮住到結婚就搬出去，也就是一九四九年。我在普羅寮時沒有看到住在那裡的人被掠，以後才有人被掠，也有人去參加活動，這和我沒關係。
    
    藍博洲這本書把新民主同志會寫得很清楚，從這裡看起來，我們也可以知道，共產黨的組織都是單線領導的方式，不可能有另外組織在裡頭，也不可能裡頭的人都互相認識。這些事情和吳克泰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也不知道是由誰在領導新民主同志會，書裡說「劉沼光、郭琇琮與徐懋德先後領導」，我們根本都不知道。又說李薰山卡早就參加組織[指共產黨]了，現在又加入這個組織， 不過事實如何，我們都不太清楚。我們只是一起開會，在普羅寮討論，而且一方面台灣大學也有學生自治會，我擔任理事長。
    
    加入及退出共產黨
    
     問題就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前後。藍博洲的書[二五九頁]說：「紀念『二•二八』一週年的行動搞完以後，李登輝就不再出席『新民主同志會』的定期聚會；原因不明。」一九四八年二二八週年活動以後，台北市的聚會我就不再去參加。他們說我不參加活動的「原因不明」，其實是因為我已經是台大的學生，也是農學院自治會的理事長，要領導台大那些學生，所以我就不參加新民主同志會了。一九四八年二二八週年活動以後，我就沒和他們在一起了，關鍵就在這裡。
    
     書裡頭[二五九頁]又說：「李登輝在參與『新民主同志會』後不久的一九四七年十月，又重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這個時間是李薰山記得的，我自己不記得了，可是沒有什麼「重新」這是第一次。當時李薰山告訴我：「你要參加這個會議[指新民主同志會]，所以你要入黨才可以。」這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事情，確實的時間我不是記得很清楚。入黨的時間是各人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確實入黨時間，別人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陳炳基、李蒼降他們入黨是不是吳克泰批准的，這款事一概沒有人會知道。
    
     我在共產黨的時間實在沒有多久，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大學畢業，還不到一年吧，以後我就退黨了。一九四八年二二八週年紀念會以後我沒參加新民主同志會的活動，從此我沒有在同志會裡。說我被派出去外面做工作，老實說，我在外頭也沒有什麼活動，每日都在讀書，哪有什麼活動？可能主要是徐懋德在領導，變成一個人對一個人。這麼說來，你們可以瞭解我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共產黨員，很早就離開新民主同志會。我負責過學生活動，以後感到沒什麼意思，就離開共產黨。有可能徐懋德對我在共產黨的事最清楚，因為可能都是他在領導，聽說關於過去的事情，徐懋德也不主動提起。
    
     加入共產黨只是寫申請書而已，並沒有什麼儀式，退黨也是同款，我也沒寫理由，說要退黨就退了。可能是徐懋德來向我說：「可以」，就這樣而已。一九六九年我被警總約談，那時候他們問我：誰和我聯絡？我說是這個人。現在我跟你們說的事情，已經向警總說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沒有害什麼人，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共產黨的領導是單線領導，那個姓徐的[徐懋德]偶爾會來，可能是一、兩個禮拜，或是一個月。我也是現在才知道他的名字，卡早只知道這個人瘦瘦的、小小的。他來時就對我說：你要這樣做、那樣做。通常他是學校有事，就命令我要怎樣要怎樣。我這個人很討厭被人命令。實在說來，他要我做很多事情，譬如藍博洲這本書寫了幾項事情真心適[有趣]，說要我到古亭街去宣傳、去罵國民政府，要去牆壁上亂寫字等等，真正都有這種事情，都是「有孔沒楯」[指不符事理]那款代誌[事情]，聽了很氣，做這種事沒有什麼用，只是要你做一個棋子，要你照他們的意思去做，他們就是專門做這一套。誰要理他？我根本不會去寫字，我下面沒人，也沒有組織。實在說起來，我覺得他說的事實在沒什麼意思，我看他們的領導和要求做這款事情，不知是在搞什麼鬼？所以不久我就退黨了。
    
    我參加共產黨只是想要知道共產黨的思想和理論，我們都以讀書會為中心，並沒有介紹任何人去參加，如果要叫人去參加，人家聽了會驚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葉城松說我介紹他入黨，他的話並不正確，沒有這個事。他是法學院的，和我沒關係，我只是管農學院的事而已。你們說保密局谷正文也說是李登輝介紹葉城松入黨，聽說他還說因為他過去沒有掠我，所以才怎樣怎樣，這種話是不正確的。他不知道事情，又亂說話，不要以為特務多麼能幹，其實他們也很糊塗。谷正文這個人有點怪怪。在現在社會中，谷正文這種人還有存在的價值？
    
     藍博洲書裡[二二七頁]說，蔡孝乾向吳克泰說：「李登輝要求退黨，過去，他是你單線聯繫的，你去說服一下吧！」說什麼我要退黨，吳克泰來和我談，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談過這個問題；他並沒有和我聯絡，單線聯繫的人也不是他。從引用的資料看起來，這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吳克泰在北京說的，內容實在真奇怪，根本不對。蔡孝乾是彰化人，參加過共產黨的長征，當時被共產黨派回來台灣作組織工作，我認為他的自新是被人家騙了[騙他自新，交出名單]。
    
    藍博洲這本書[二六○頁]說：「李登輝之所以二度進出共產黨的內心深處的主觀想法，恐怕也只有他個人心裡明白吧！儘管有人認為，那是他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解放台灣』的歷史情境下的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我想，還是讓他自己去面對歷史的裁決吧！」我個人的看法是，共產黨有一個組織，要黨員做這做那，對我說來就沒有什麼意思；第二點是，許多人針對共產黨這個名字入黨，可是對共產主義不瞭解、沒有共產思想；第三個理由是，光做共產黨這些事情，我就不用讀書、不用結婚了，我也有想要「收腳」、成立家庭的打算。因為這款的因素在內，我就決定不參加了。關於我退黨的理由，這本書說的，有的對有的不對，你們再看看。這裡說我退黨和紀念二二八一週年的行動有關，說什麼我寫《告台灣同胞書》草稿沒有被採用，這是沒影[子虚烏有]的事情，我不是這種人，我不會說我的意見一定對，他寫的時間可能也有問題。
    
    白色恐怖來臨
    
     藍博洲說「李登輝第一次被捕的危機」是林如堉和李薰山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被掠去，陳炳基沒有被掠。這次林如堉和李薰山都沒有被槍斃，後來林如堉被槍殺是因為另外的案子。他被掠以後，被關了幾年放了出來，又被掠去，在獄中又組織起來，作法很徹底。李薰山出來以後乖乖、惦惦[安安静静]，好像只和他太太開藥店，沒做什麼事情，所以後來沒怎樣。我做總統時，李薰山還來找過我，他的小弟讀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要找頭路也來拜託我，我們都有往來。我很久沒遇到李薰山了，不知道他還在不在。對這些人的家庭，大家都互相在照顧。
    
     發生林如堉和李薰山被掠的事情時，徐懋德也來要我小心，我跑去公館那裡的蠶絲改良場躲起來，差不多有一、兩個禮拜吧。我想可能後來警總方面的資料裡面，新民主同志會沒有我的名字，因為我已經離開，沒有在裡面，是另外一個系統。新民主同志會的人被掠以後，都沒有說出我的名字來。所以這裡有一段話是李薰山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初六接受訪問時說的：「如果我和林如堉在被捕以後就供出李蒼降和李登輝的話，那麼，李蒼降也不會在後來被槍斃，而李登輝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我想他說的可能很對，這段話很心適。新民主同志會成員被掠去的人只有三人，當時我和李蒼降已經離開同志會，他們沒有說出我們的名字，我們不是這個會的人，他們只講自己會裡的人，這是很巧妙的所在。可能當時特務也不知組織裡有幾個同志，他們只問被掠的幾個人的事情，所以他們也沒講出李蒼降和我。離開的人被掠是因為別項案件而被掠，李蒼降是因為基隆的案件才被處理，這不可能會牽連到我這裡來，所以李薰山說如果他和林如堉把我和李蒼降供出來，不知道我們兩人會變怎樣，他說的真對。李蒼降被掠去、被槍殺時，女兒還在母親的腹肚裡，你們知道他的女兒[李素慧]現在在哪裡嗎？她是新光醫院腎臟科的醫師，最近何既明還帶我去看她。
    
    我和李蒼降離開以後．新民主同志會變成他們三個[林如堉，李策山、陳炳基]人的組織而已。後來可能是一些相識的人把陳炳基講出來了，另外印宣傳品的印刷工廠也去密告，因此有人要來掠陳炳基，他就跑去我三芝舊厝躲起來，在那裡住了幾個月，以後才跑去中國。那時候只有我老爸和我侄子在舊厝，沒什麼人，我先向厝內人說有客人會來。我自己並沒跑去躲起來。
    
     後來不知道徐懋德跑去哪裡，他是外省人，不是台灣人，特別從中國來台灣組織，他沒有被掠。其他李蒼降等等被掠的都是台灣人，有板橋的，也有蘆洲的。
    
     我在一九四九年畢業，結婚，一九五二年出國[指赴美國爱荷華大學進修]，有案件或是特別狀況發生時，這些人都會來說誰怎樣了，要我小心。
    
     一九四九年八月發生《光明報)事件，《光明報》是共產黨的報紙，當時台灣都看得到這份報紙，我聽說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因為這個案件被掠，不過究竟是怎樣？我並不知道。
    
    我和郭琇琮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他被掠的事情我也有聽說，但是詳細的情形我不太瞭解。至於蔡孝乾被掠的事，報紙刊出來了。一半時候[有時候]國民黨的特務會把小項事變成很大，這樣他們的功勞會很大，事情都是這樣擴大的，本來不一定是多嚴重，他們不弄成這樣不行。譬如李薰山的案，事情發生的時間早，他被關幾個月就出來了，如果是以後發生，可能他會被槍斃掉也不一定。
    
     我知道一九四九年四月發生的四六事件，當時很多人被掠去，之後我的牧師也被掠去。那是發生在師大的事件，台大牽涉的人比較少。當時師範學院的學生很認真，他們是公費生，都是散赤囝仔[贫窮小孩]，充滿熱情，比台大學生更加勇敢，發生在台大的是新生南路這邊的宿舍，可能這和姓周的[指周自強]他們都有關係。就我所知，那些囝仔[小孩，此處指學生]差不多都參加過二二八，參加的人很多。這些囝仔要人大學以前，剛好遇到二二八，都有經驗。當時陳誠在做台灣省主席。我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大畢業，留在學校做助教，四六事件發生時，我是助教。
    
     雖然我已經離開，但是每次他們來掠人我都會緊張，這個問題拖到一九六九年，晚上沒一日安心睡覺，都不知何時會怎樣，對未來不確定。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來掠我，我相識的人都被掠去了，有的人還被槍斃。槍斃的人，說起來並不是因為新民主同志會的事情；說實在我連新民主同志會這個名都不記得了，看了藍博洲這本書才記起來。
    
    透早的撞門聲
    
     到一九六九年我還是不安，不過我也沒有多想，只有想「時到時當，到時呷泔糜仔湯」[時候到了看著辦]，哪有說怎麼來我要怎麼樣，沒有想到太多。要跑嗎？沒有機會跑。一九五一年我考上美國留學考試，隔年赴愛荷華大學研究。一九五三年經馬尼拉轉機回台灣，在馬尼拉機場轉機時竟然沒辦法入境，還被叫去搜身。他們說我沒有台灣入境證，我只好住在過境旅社。我趕快打電話告訴太太，她就去農復會找蔣彥士，最後由蔣彥士出面保證，才發給我入境證。我總共在過境旅社住了二、三天，才回台灣。很奇怪，我實在是想不通，是不是有人密告或是怎樣？但是我的事件範圍真簡單，不會很闊，也沒有什麼證據，只有新民主同志會這些人知道，而他們的案件都結束了。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從來沒有被約談過，一九六八年我從康乃爾回來，一九六九年警總叫我去，這是第一次，也只有這一次，也是問新民主同志會這個案件，我還以為是我去美國組織了康乃爾大學同鄉會，是不是想用台獨等名義掠我？他們說不是的，只問我這一件事情，問同志會裡誰怎樣，我要他們去問何既明和李薰山，後來他們都去問了。說起來那個案件本身沒什麼重要，也不是什麼大案件。我去約談時，他們叫我慢慢想，光想這個新民主同志會的事。我就想了好幾天。約談時他們並沒有問我康乃爾大學同鄉會的事情。蔣經國被黄文雄開槍時，我已經不在康乃爾，這是約談以後才發生的事。
    
     有人說我在約談時出賣我的朋友，說什麼我向蔣經國交換條件，那都是說謊，不知道怎麼會有人有辦法製作這種說法？我朋友被掠都和我沒關聯，當時他們的案件都結束了，怎麼說我出賣人？你們要寫歷史，這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你們要靠資料和根據相關人物的說法來寫，但是有時候有些人說的事實本身就有問題。
    
    現在我還不知道為什麼一九六九年警總會掠我去約談？原因不清楚。不過我聽到有人說，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李國鼎推薦我去泰國，要我做農業技術團團長。但是我的護照卻辦不出來，沒人知道問題是什麼，結果我沒去泰國，以後我就被約談了。也有人說，一九六九年蔣經國想要召見我，因為外面已經說我說了一大堆，他需要先把我洗個清楚給人家看，不然他會被攻擊，所以雖然我是去警備總司令部，但是安全局的人也在約談時來洗清我。究竟是怎樣？到現在我還不太瞭解是什麼理由。是不是因為蔣經國要用我？我並沒有拜託他給我工作。有可能是因為他要用我，所以要澄清，要讓一些人瞭解，所以把我掠去洗清。瞭解這件事情的人，像是蔣彥士、沈宗瀚，他們從來都不敢跟我講，警總和安全局的人應該是有向他們說要對我怎樣，都先通知了他們，因為當時我在農復會已經很有名，但是我沒問過他們，他們也沒跟我說過。說起來真心適，事情並不單純。
    
    實際被約談，我並不緊張，也不會怕，時間已經到了，怕什麼？他們透早就來我的厝，那時候我住在松江路，有人「扣扣扣」撞門，我開門一看「白頭摳仔」[台語之白頭翁，指戴白頭盔的憲兵]站在那裡。我告訴太太：「嘿，『白頭摳仔』來了，不去不行喔。」因為我剛從美國回來不久，還有一些美金支票可以用，當場我就在支票簿子上簽名，然後把支票交給太太，並告訴她：「妳如果沒有錢，可以拿這些去用。」那天她可能整天擔心，不知道我變成怎樣了。晚上我回到家，她看我沒怎樣，就安心了。他們放我回去時，也告訴我第二天還要去；以後每天我回家前，都會先告訴我第二天還要去，但是沒有說還要多久。那次約談差下多有一個禮拜，早上八點就去，晚上十一、十二點放我回來。
    
     當時安全局局長也來了，他是周中峰吧，他做過警務處長，當時由他出面來問我，另外也還有很多人來講話。他們把我拘留起來，把我放著，有時間就來問，疲勞轟炸，用這種方式約談，中間也讓我吃飯。他們的問話是慢慢「擠」，讓你去想。我問他：「究竟你是要問我什麼事情？」他們不告訴我，要我自己講。我那時候沒有想什麼，只是把「新民主同志會」的經過寫給他們。這些事情說起來也很單純，但是加東加西就變得很複雜了。
    
     這樣被約談七天，來來去去，後來給我一個「自新證」，說我自新了，這個證我可能保留下來了，不過我現在也找不到了。
    
     我被約談時太太很緊張，因為沒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怎麼辦，就跑去找徐慶鐘請求幫助。徐慶鐘是我台大農學院的老師，我要去美國唸書，他為我做保證，我們有這種關係，所以我太太這時會去找他。她問他：「這怎麼辦？」徐慶鐘說：「妳絕對不要來找我，這件事情我沒法度處理。」就這樣一句話就把她拒絕了。我太太把這句話記在心肝裡，人就是這樣。後來徐慶鐘他兒子[徐淵濤]寫書來批評我，可能他不知道這個故事。其實在徐慶鐘過身以前，我還是完全對待他是我的老師，沒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我被約談時，我的太太也可能去找沈宗瀚他們，但是他們這些人當然都惦惦，都不願意為我去講話，只是說沒關係啦。
    
    我做總統時也沒去調出當年被約談的資料，若是去調案，會讓人更加懷疑，事情已經沒有了，就不要管它了。這次約談的經過，張月雲已經寫在我們夫妻紀念五十週年金婚那本書裡。
    
    共產黨人不看重人的價值
    
    少年人免不了會相信共產主義。蔣經國在蘇聯也參加過共產黨，但是他和我在一起時，都沒有談過他在蘇聯的事，為什麼他去蘇聯？他一句話也沒說過。他也沒有談過他對左派思想的看法，或是對共產主義的評價，他不會說那些話的。
    
     他常常跟我說他在江西做縣長時的事，他說做縣長最好，可以真正瞭解地方，我們的談話都是以這些事情為中心。
    
     檢討起來，我加入共產黨這項事情真冒險，但是有好也有壞，對我人生的經驗、對瞭解事情都有幫助，也可以讓我瞭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我認為不應該有共產主義，也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這是我深刻的感覺。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我的出發點很看重社會、很看重個人，我認為做人的基本問題很重要。回顧我的過去，我對唯物論，對環境的各種問題的體會，只是我怎麼做人的一面，那些並不是我的全部。所以講起來，這種經驗也是好的。壞的是因為共產主義，使我有生活上的艱苦，心理受到刺激。
    
     史明本來也參加共產黨，但是後來也一樣受到這種影響才脫離。我本來不認識他，去年[二○○一年]他生日時，我去參加了，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老早就送我他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他有一股熱情，日本時代他讀台北一中那種最好的學校，像他這款條件的人敢去做那些特別的事，可見他是有很大的理想。
    
    促進中國走向民主的燈塔
    
     對中國和他們的領導人的看法，阮銘和楊憲宏講的話差不多。總之，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中國這個國家要走出民主改革的道路，就要靠領導者領導改革才有辦法。他們的老百姓如果起來抗爭，常會被打死，沒人有辦法起來引發改革。現在胡錦濤、溫家寶那些人很聰明，美國請他們去訪問，他們在美國也惦惦不想亂講話。胡錦濤曾經在胡耀邦底下工作，他和江澤民不一樣，江澤民還在做副主任的貿易工作時，胡錦濤已經當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了，甘肅是一個很艱困、很落後的地方，和江澤民在上海只看有錢人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告訴你們，胡錦濤這個人知道老百姓的苦。阮銘的看法和我一樣，他以前也和胡錦濤一樣都在胡耀邦底下，他們都互相認識。
    
    但是胡錦濤也沒辦法在中國做民主改革。台灣的民主改革用了十二年的時間，而且才做一部分而已，從這個例子，你就會知道，中國社會要改變有多困難。胡錦濤有十年的時間可以做國家的主席和党的總書記，這十年間，他要是有辦法像蔣經國一樣，一步一步走出來做好，那樣中國就能改革；只有有權力的人才有辦法處理，蘇聯也是因為有orbachev[Mikhail Gorbachev，戈巴契夫]那種人出來才改變，如果沒有好的領導者，共產國家和國民黨所統治的獨裁政府，要改變是很困難的。但是敢處理的人我看沒剩幾個，希望胡錦濤會走這個方向。他對臺灣的講話也要改變，他應該要說兩國一制。我們的想法也不要刺激[挑戰]他們，新臺灣人主義不是半山主義，應該是新臺灣人主義，用這樣的想法，不要刺激他們。大家都說，臺灣的民主化就是促進中國改變的最重要的燈塔。
    
    
    ◆ ◆ ◆ 内容完 ◆ ◆ ◆
    
     上刊《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回首恐怖動盪的年代（無注釋本）》，原題《恐怖動盪的年代》，是以西元2008年初版之《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店： 國史館）同名一章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鑑◆：http://www.boxun.com/hero/xsj.shtml
    
     閱讀注釋本，可至◆析世鑑•台閩重光與正統在莒◆：http://www.boxun.com/hero/xsj12

     是什么在掌控着这个国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现在和将来。
    
     肯定不是平民百姓，在这个国家平民百姓除了屈服于强权、听从吩咐、在各种欺凌和歧视中走着自己的生存之路以外，是没有包括话语权在内的任何权力的。 (博讯 boxun.com)

    
    
     那么是九大长老吗？是500户家庭吗？如果是这区区几千人在决定着一个庞然大国的走向，那么，他们又是被什么掌控的呢？
    
     不管如何解释历史，是命运还是暴力和狡诈，事实是1949年，毛泽东的枪杆子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从来不需要人民的认同。
    
     凡是对这个政权合法性怀疑或者看起来像是怀疑的人，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而且如今继续在镇压。因为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自我怀疑和难以自圆其说，这种镇压是如此荒谬残暴，竟然采用阳谋来诱惑制造对立面，竟然通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来任由国家走向崩溃。为了个人的独裁权力，毛泽东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确实创造了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三十年，运动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杀人不断，七斗八斗，人人自危。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皇朝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这么做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如此孤家寡人独断专横，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一场毫无悬念的轻松的宫廷政变，稍稍改变了权力传递的路线。这也给绝望中的国人看到了一线生机，让窒息已久的中国透了一口气。
    
     其后提出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指的经济，还包括党政分开、分权、让权、小政府、民主等等承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而且遭到很多来自“左”的反扑，譬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反扑不一定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中国永远不会绝种的鉴貌辨色吮痔邀宠的专家、学者等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民初那种痛不欲生不肯剪辫子的遗老太监们。
    
     上层正在享受复出后的自由化的成果，他们在“官倒”，在使自己迅速富起来。他们在告别“革命”的过去，迅速完成着自己的转型和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1989年，当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公正，要求政府兑现改革承诺的时候，一场至今讳莫如深的悲剧使得政治上的改革就此终止。自此之后，不过是没有头绪的原地转圈。向左走，向右走，无路可走。
    
     在历经胡、赵之后，证明已经没有一个个体权威能决定中国的走向，权力实际上已经由一个集团接管。这个集团就是枪杆子以及他们的后人，他们本来就是从争权夺利的所谓“共产革命”开始，死了那么多人，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最终旗帜鲜明、一丝不挂地实现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道统。剥去、剔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名词、口号的修饰和枝节，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这一条以争权夺利为唯一目标的轨迹其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1989年那场悲剧的结果只是鼓励和明确了，对于这个父父子子的权力集团来说，可以无所顾忌、没有底线。他们认为，如果想他们让出江山，必须拿人头来换。
    
     也正是由于是一个集团，所以不会有任何一个个体来对它进行负责、变革和约束。所以，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谁也不会来考虑国家的未来，关我什么事？正因为没有个体的权威，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也正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平衡的集团的接管和统治，所以邓小平之后的权力才能按步就班顺利过渡。
    
     然而，这个权力集团对自己的作为也是心存疑虑的，毕竟他们也看到世界的走向，有时候也会说出“民怨沸腾”、“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这种话来。他们也不知道这艘船开向哪里，什么时候撞礁沉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末世心态，才会那么紧张地时刻依赖着强大的军队武装，才会那么极端地贪婪，才会那么不择手段、寸土不让、明目张胆地竭泽而渔。在这种横征暴敛、穷凶极恶、残酷掠夺下，百姓一无所有、沦为奴隶。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集团出现分裂呢？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集团，他们的利益是共存的，集团中的每一个单元分到的一块蛋糕已经足够大了。如果分裂，就会削弱力量，就有可能出现第二个1976年，对谁也没有好处。
    
     如果是封建社会的王朝，那么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还有削藩的愿望和理由，而这里没有，因为这就是一个由于利益而结盟的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有没有可能出现改变呢？同样不可能。
    
     这就是文化对政治的倒逼了，为什么美国是美国，为什么中国是中国，这都是体制和文化几千年相互渗透影响，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美国不可能出现毛泽东，美国出的是华盛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大部分中国人会怎么做呢？会为了公平和正义而放弃利益吗？他们也不会。他们也是在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没有文化和心理准备，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的事实和更大的期望，他们内部更加不可能出现改变。
    
     他们预留了充裕的准备，时刻准备着撤走，他们不会回头看一眼身后洪水滔天。又岂只是他们呢？近十年来，稍稍有条件的人哪个不在往外转移资产和家人。唯有这样，才会保住、传承他们取得的财富和利益。而在这里，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
    
     说到底，这一切的根本，还都是文化在掌控着这个泱泱大国十几亿人的未来。
    
     事实总是简单的，道理也总是简单的，哪里需要那么些聱牙佶屈的深奥理论，哪里需要那么多不明不白的学说私货，更无须自作多情祭起意识形态“左”、“右”的旗幡，也不要机关算尽地成立什么马列共产党或者工人党，不要自作聪明，你们也只是一群屁民，轮不到你们下山摘桃子、捞稻草，没有什么力量能撼动这个千年文化凝固成的大山。
    
     如果还在分析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矛盾什么，那是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他们之间当然有矛盾，但是任何矛盾也无法打开在利益上结成的牢固化学键。回顾这么多年，有人一直在故作深沉地分析过来、分析过去，算命先生似的企图在他们中间找到裂痕，除了表现自己的谋略和心机，只是毫无必要地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而已。就如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根据蛛丝马迹等待地震。
    
     这当然是那些学者、专家等“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机会，一次秀场，他们可以再来表现几次，中国永远不缺这些下作坯。不管圈子绕得多大，最后总是为这个权力集团寻找合理性和必要性，总是拍强势的马屁，强势付给摇唇鼓舌的专家们小费。如果不拍马屁呢？那立即就没有话语权。
    
     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就是这样了，除非能混进体制分一杯羹，一般百姓，过一天算两个半天吧。要想从文化上动手革新，那是必须要有体制主动配合的，起码不造谣惑众，不开枪反对的。说了一百年多了，开启民智，怎么可能呢？
    
     不是身在这个国家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就像我们无法想象基地组织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一个死结。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