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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通海大地震：文革抗震救灾实录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了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的7.8级大地震。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殇。而在这三起天灾中，通海大地震因处于文革中期，被尘封了30年，直到2000年才公之于众，其救助也更多具备了文革时期的特色，成为了人类救灾史上罕有的悲剧
本刊特约撰稿/刘若南
1970年春，从朋友家借书回宿舍阅读的刘心武，偶然间从书的夹页处看到一封家书，他读完后“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信中写着，云南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
彼时只有29岁的刘心武尚非知名作家，那天晚上，他捏着一封别人的报丧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么广播过。”
“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一切都从40年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
阿正旺一天最兴奋的时候在晚上，1970年1月4日20时许，他所在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大寨村召开社员斗争大会。他只有14岁，还在小学读书，虽然每天读毛主席语录，并在自家正堂前供奉的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但对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仍是懵懵懂懂，他只是觉得好玩。
这一天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早上在学校正常上课，下午去山上烧干草为土地积肥。阿正旺家一共四口人，如果不算1968年牺牲的烈士哥哥的话。晚上的批斗会持续了3个小时才结束，他回到家就和妈妈在一间屋子里睡着了，哥哥和父亲则在另一个房间。
1月4日的《云南日报》，右上角照例是一条毛泽东语录，说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下面则多了一则毛主席最新指示，其内容包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当时，全国人民正绷着一根弦，防范“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侵犯。在距通海县大寨村数里远的高大公社陶茂村，39岁的生产队长曾杰发比阿正旺更多地感受到战争如泰山压顶的紧迫感。
与促战备同样强调的是促生产。1月4日，曾杰发带领全村社员在铲草皮开荒，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晚饭后，天上红彤彤的，是当地人所说的“鱼鳞河天”，全村的社员们开年终生产结算会，一直到午夜12点才散会。
在此前后，1月5日的《云南日报》已经付印。这一期的毛主席语录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下面同样强调“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对原子弹侵略，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等)。
曾杰发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二层楼房内。他的小女儿那天刚好生病，被妻子带到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母亲和其他4个孩子住楼下。“当晚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他说，“我把平时不关的楼门都关上了，并且用木棍顶了起来。”
“苏修放了原子弹”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曾杰发醒来的时候，他家的两层楼房已经坍塌，一根梁柱正压在他的腰间。他大声喊叫，被隔壁邻居从废墟中救出。这时他发现，几乎整个村子都倒掉了。
晚上没有月亮，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到处是哭声。而曾杰发首先想到的是住在一楼的家人，但“埋得太深了，看不到，喊也不应”。他和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阿正旺听见父母在喊他的小名，他答应着，一家人慌乱中找到了一个梯子，从废墟的一个出口处爬了出去。他住的那间土坯房，有小半边墙倒塌了，但没有压到床。
顺着梯子爬出来，然后跳下去，顺路就到了房后的晒谷场。阿正旺听见父亲说：是不是美帝搞的鬼？但也有乡亲说，或许是地里的大力士搞鬼。每过几分钟，大地就摇晃一阵。那是余震，阿正旺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害怕，和十几个乡亲们一起在晒谷场不敢动，连小便都就地解决。
阿正旺是幸运的，他一家人都活了下来。曾杰发睡在一楼的五个家属，却没有再看到天明的曙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因为在岳母家侥幸生还。这一晚，曾杰发担任生产队长的陶茂村，有167人丢掉了性命。阿正旺所在的大寨村情况好些，死了39人。
邻近的峨山县小街公社，有40多名“牛鬼蛇神”因祸得福。他们从昆明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五七干校学习，被同行的革命群众安置在低矮的牛棚里。这一次地震，昆明工学院死了120人，几乎都是住在条件较好房屋中的革命群众。
当时在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王凤起和他的同事，于1月5日凌晨赶到峨山县小街公社。“峨山旅馆最惨了，楼房几乎全部倒掉了，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上半身被悬在半空中，下半身则埋在废墟中，人已经死了。”王凤起说，当天正是赶集日，很多人住在旅馆里遇难。路边已经有了很多尸体，尸身上最多盖张席子，其中一个母亲侧身抱着孩子，孩子至死仍保持偎依妈妈的姿态，母子面孔都呈紫色，一看就是闷死的。
给王凤起印象较深的，还有位于峨山县的某部队营房的惨况。据了解，该营房内有1969年冬季刚刚入伍的136名女兵，地震开始时房屋并未立即倒塌，她们身着内衣快速奔出营房，但一声哨响后，部队首长发出“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准备集合的女兵开始进屋穿衣，随即被余震导致的垮塌掩埋。
地震波及了7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为74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15621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是26783人。该死伤人数统计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日各县上报的数据。而记者查档发现，在4月15日之后，峨山县与建水县均曾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两者相加较此前多了180名逝者。亦即，此次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人。
毛主席思想指引救灾
天亮之后，在村里的晒谷场上，阿正旺和乡亲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巡视。有些村民误认为是敌机前来轰炸，事实上是得知消息的政府利用飞机在空投食品。
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匮乏得近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晚，很多村落不敢点火照明，更多人跑到山上躲藏，失却了救人的第一先机。村民们的互救由亲属邻里开始，待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救人、埋尸、医伤、发粮、建房……这中间流传着很多感人的事迹。“我们什么考虑都没有，只想能多活几天。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曾杰发因此内心充满感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场从天而降的灾害，有时可以消弭日常的派系之争。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武斗，其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还埋了地雷。但是据当时在该所一室地震地质组工作的王凤起回忆，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对立的两派都集中精力奔赴灾区考察。但在灾区，阶级斗争的影子仍或隐或现，通海县的杨家荣说，他家邻居一个老太太当晚坐在半塌的屋顶上呼救，但没人管她，他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施以援手，但父亲甩了一句“她是地主婆”后就没有任何动作，是解放军天明后赶来才把她救下。
14岁的阿正旺也记得，政府在发衣服的时候，会给贫农两套，而富农只有一套，盖房时也会先照顾根正苗红的家庭。甚至于在其他省市支援灾区的红宝书上，有些都特地注明捐给受灾的贫下中农。
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的发放，带有更多的仪式性。灾区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物质援助，还抓紧生产备荒备战，同时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新高潮，除了不再跳忠字舞，灾区集体性的早请示、晚汇报恢复如旧。精神援助成为各个慰问团发放的主要物品。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十多万封慰问信……通海县高大乡政府至今还留存着十余袋当年未曾发完的红宝书。
1月7日的慰问电是党中央唯一一次公开表示对灾区的慰问，毛泽东、林彪并没有公开为此讲过话，但救灾的基调在1月9日的《云南日报》上已经奠定，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主席思想指引，我们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战胜地震灾害，也被认为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件大事”。
没有中央领导前来慰问，仅有的一份慰问电在灾区广泛宣扬，灾民拿着红宝书，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特殊时期，除了《云南日报》，其他省市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与地震有关的只语片言。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仅有的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震级和伤亡人数，甚至连震区也仅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
事实上，中央早已接到7.8级的震级报告。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回忆，地震之初，的确只初略估计震中在“昆明以南地区”，但当天赶到震区后，已将地震命名为“通海峨山地震”，后来更进一步知道建水县灾情更为严重，但考虑到“通海峨山建水地震”过于冗长，就没再更名。而民间为了简便，也简称是“通海地震”。
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虽然在1970年就已完成，但正式的对外发布则是在震后30周年纪念日，即2000年。
通海大地震后，美国等国家曾要求来震区考察。王凤起说，美国的要求最初被回绝了，后来伊朗获得批准，还是他与外办人员陪同他们到指定的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也有很多要求，不让带这个，不让带那个。”
地震预报的新起点
通海大地震也将地震预报正式推上了前台。地震后不到两周，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再次表态，要“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李四光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力排众议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地震业界的显学，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始践行“群测群防”；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研究方向……
据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介绍，“当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兰州和昆明三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国家是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才开始搞预报的，但云南是在1970年通海地震后才开始。”
地震后，王凤起和同事开始去震区考察，发现震前有很多异常现象发生，只是因为“之前没搞这个工作，所以没人反映”。
在经过原玉溪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5人调查小组的两个多月的搜集之后，1970年4月汇编成册的材料中，录取了191起震前异常现象。
譬如在震前十几天至临震，先在极震区后在外围地区，普遍发现狗狂吠乱叫甚至咬主人、打洞、爬梯、上房顶、不进屋的异常现象。地下水的变异情况也很突出，如峨山县小海洽兴旺村，一口从未干过的井突然水干见底，与此井相距数十米处的一坝塘内水位却相应升高，震后水井和坝塘内的水位都恢复原状。
这些调查结果强化了中央关于地震有前兆的认知。专业的地震预报机构开始成立，深入民间的“群测群防”运动开始推广。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曾受到过质疑，云南省地震局有个叫张郁弘的人，就因持反对立场而受到广泛的批斗。“他说群测群防的成绩是零，甚至是负数，白花钱，很浪费。”王凤起回忆说。 ★
毛泽东选邓小平接班始末：对王洪文由希望变失望
2010/02/05 |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长沙停留的114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取代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将详细讲述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考虑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持西南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6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谈到自己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王洪文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团尽管闹腾得很厉害，但毛泽东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不肯把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们。
治国安邦，毛泽东还是相信久经考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了顺利实现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虑，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批评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泽东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连忙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问：当众说的！
江青答道：说了算！
……
最后，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问题，同时严肃告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从毛泽东把王洪文视为“四人小宗派”成员看，在他的心目中，对这个在中共十大上选择的接班人已经感到失望了。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武汉，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
江青集团对邓小平复出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住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
通过对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的观察，经过离开北京到武汉以来的精心思考，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邓小平推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第一线。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大为吃惊，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原来，江青想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个人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成员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子上去。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团的预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来已久的图谋。对于江青集团来说，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不传达也不行。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在会上据理力争，顶撞了江青。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私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派人于第二天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负“四人帮”的使命，乘专机赶到长沙。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时，王洪文来到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毛泽东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问候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转入此行的主题。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还诬陷邓小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后，他蓄意借题发挥，诬蔑邓小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作出了离开北京以后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王洪文。这两项重大决策是：
一、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泽东一开口，就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表现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赞许，也表明毛泽东已经洞悉邓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住了江青的挑衅和无理纠缠。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笑着说。
“好！”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的做法。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邓小平的话中不无解释的成分。
“我赞成你。”毛泽东说。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邓小平接着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说着，毛泽东把头转向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向邓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满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又说。
“这个好！”毛泽东称赞道。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邓小平说。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千钧重担挑在肩上，确实是责任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鼓励邓小平道。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12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12月23日晚上7时，周恩来、王洪文准时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脑袋。
“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意思，而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一边说一边用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点了点头。以后，随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北京后，把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放手办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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