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里听的英文好歌：《Two is better than one》/Villas

2010-2-6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作者：张宏杰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来源：辰翅博客
    
     马斯洛是俺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虽然他始终和俺同样喜欢的弗洛伊德较劲。有一次，我刚刚开始接触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有点顿悟，觉得耶稣的话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这个见解虽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神学，但当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碰巧，一个人在海淀教堂问我耶稣的事情，我就迫不及待地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来解释对耶稣的信仰，虽然我当时也是一知半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博讯 boxun.com)

    
    那人一听我提到马斯洛，眼睛一亮，问我是怎样知道马斯洛的。俺就告诉他，我读了一本老马写的叫作“动机与人格”的书。他兴奋地说：“那书是我翻译的”。他就是许金声，中国社科院某个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斯洛心理学专家。我立马觉得自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班门弄斧呀。俺今天又要班门弄斧一次，面对马斯洛心理学专家，也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专家。
    
    这个帖子的缘起是俺写了一篇“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的帖子。有网友直接说是烂帖，也有比较专业，说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炸掉一个大楼确实可以增加内需，连奥巴马都是利用凯恩斯理论来拯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的。
    
    我不太懂凯恩斯经济理论，知道的一点皮毛也是从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获得的，有一点印象就是：在经济危机中，私人商业活动萧条了，失业增加了。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政府就应该变成一个投资者，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入，人为增加商业活动。据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应用了凯恩斯理论分别来解决德国和美国的大萧条。希特勒式的废除货币和强迫劳动，俺实在不敢认同。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活着。强迫劳动式的全民就业比失业还可怕。）
    
    虽然俺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一贯本着尊重常识的精神不迷信专家。俺就问一个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GDP那个数字吗？要是如此，俺有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增加GDP。政府组织人口中的一半，去挖一个巨大的坑，每天都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工程肯定需要计算GDP。同时，叫另一半人口去填这个大坑，也发工资，也计算GDP。如果这个坑的工程定价是10万亿美元，一挖一填就是20万亿美元。但一挖一添之后，一切归于白干，经济增长了吗？毛泽东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这样增加GDP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很多人相信毛泽东时代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七位，就是相信这种质量的ＧＤＰ。
    
    现代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很纯朴的，和原始人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为了实现ＧＤＰ世界第一的强国梦想，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浸泡在马克思主义中多年，中国领导人竟然比我还快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和人类需要是直接挂钩的，这就连接了马斯洛心理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到社交需要和受到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可否认，人需要首先“栖居”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但人的需要不是“日益增长”的吗？如果你吃饱穿暖之后，就满足了，那不是和猪差不多了吗？连孟子亚圣都说了，饱暖思淫欲，显然淫欲是比饱暖更高层次的需要，是人更高的梦想。当然，最高的梦想就是自我实现，就是“成为你自己”了，嘿嘿。那些认为“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人，是把自己等同于猪了，却天天喊着说这才叫以人为本，这错得就太远了，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真正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需要层次的提升。如果我把你穿得好好的衣服扒掉，给你买一件类似的，那叫不叫经济发展了？显然没有嘛，你还是停留在满足穿这个层次上嘛，你的高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嘛。
    
    同样的，大洪水冲毁了许多房子，经济学家非说这是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建筑工程、水泥、道路、电力的订单。本来，我明明有房子住，正想将生活提高到看看电影，读读小说这个层次的时候，突然洪水来了，房子没有了。我不得不花钱重建房子。我可怜不可怜？我还得等房子建好，才能恢复到我原先的水平，更别说我希望的看电影读书了，我的钱都花在建房上面了！那些经济学家却喜气洋洋地说“保八”有望了。我呸，什么狗屁经济学家！
    
    这样的经济学家连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给忘掉了，还配做经济学家吗？经济不是靠剥夺人们的需要，然后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发展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我的政治成绩常常在不及格的边沿挣扎，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常识！中国的某些学者，不仅丧失了良心，也失去了常识。
    
    那么是凯恩斯理论有问题吗？我认为不是，虽然我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社会的常态。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经济活动中的投资者。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把凯恩斯理论当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发展经济成而不是维护公正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把ＧＤＰ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与毛泽东把钢铁数量当成赶英超美的重要参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下去，中国的灾难不远了。
    
    人家凯恩斯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无论个人还是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不会干我假想的“挖坑填坑”这样不满足任何人需要的不理性经济活动。因此，凯恩斯一定不会想到中国人会认为“炸掉一个仅１３年曾被评为优秀建筑的２２层四星酒店，为了建一个２５层的五星酒店”是一种理性行为。
    
    那么，中国人是不理性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不能重新装修一下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这里面牵涉成本计算的问题，一定是炸掉比装修更合算。那些炸掉四星级酒店的人一定是理性的，经过严密计算他们的收益的。通过炸楼他们一定得到比他们付出的更多！虽然，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获利的，但俺相信他们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够把一个明显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变得“合理”的制度是可怕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局部的理性带来的总体的不理性？似乎，俺今天是说不完了，这个题目是越来越复杂了，嘿嘿。在一个社会中不合理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成为合理的事情。波士顿的房子可以用上百年，中国的酒店十几年就炸掉了，社会制度不同使然。
    
    如果ＧＤＰ成了官员实现“自我实现”（升官）的手段，那么即使ＧＤＰ妨碍了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住），那么理性的、自私的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拆掉百姓的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百姓只好“理性”地做出自焚这样看上去不理性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筹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再次向大家推荐吴思写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那里描述了官员和民众之间利益（需要）的博弈。民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更不是为了国家领导人讲话可以大声一点，而是为了让不同利益的团体可以和平博弈，讨价还价，达到妥协共存。和你的敌人共处的艺术，叫做政治。